近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郑淋议与密歇根州立大学金松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与辽宁大学仇焕广教授团队、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苏柳方以及浙江农林大学讲师钱泽森、浙江省委党校教师洪甘霖等的合作论文先后在农村发展研究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Rural Studies和国内“农经四大刊”之《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发表。

主题一：农业比较收益与农户耕地撂荒治理

摘要：耕地撂荒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农业比较收益低是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及其潜在机制尚不明确。基于构建的数理模型及分析框架，本文采用面板高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农业比较收益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基于2015—2021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大规模农户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农业比较收益对耕地撂荒有正向影响，农户耕地撂荒率的估计系数平均为0.016。而且，该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长期土地投资、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来实现的。此外，这种效应也受到农村要素市场和政府农业补贴的调节。特别地，农业机械化市场、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业补贴水平等市场与政府手段可够削弱农业比较收益对耕地利用的不利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农业比较收益对中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主要粮食产区的农户家庭并无影响，但对其他地区的农户则冲击较大。总体而言，本研究较好地揭示了农业比较收益与耕地撂荒之间的定量关系，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比较收益相对较低形势下如何制定针对性措施以遏制耕地撂荒提供了宝贵见解。

文献来源：Zheng, L., Jin, S., Su, L. Of nothing comes nothi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comparative return on cropland abandon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5, 119:103759.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25.103759.

主题二：村集体功能定位与“三农”政策实施

摘要：村集体具备推进自上而下政策下沉与自下而上基层善治相融合的作用，厘清该作用逻辑及实现路径，对于推动“三农”政策有效落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设计，构建“制度一组织一要素”基本框架，对三个草原村庄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践展开案例分析，并运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村集体推动政策落实的作用机制辅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村集体以制度耦合、组织联动和要素匹配为实现路径，发挥政府代理人和农户代理人的双重代理作用，推进自上而下政策下沉与自下而上基层善治相融合，且两种角色之间存在互嵌强化；第二，在不同响应情境下，村集体双重代理作用实现路径有所差异，表现为制度耦合中的制度类型差异、组织联动中的地位差异和结构差异、要素匹配中的要素侧重差异；第三，资源禀赋是影响村集体双重代理作用实现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为推动“三农”政策有效落地，需重视和发挥村集体双重代理作用，协同推进制度、组织和要素变革，促进政府管理与基层善治有效联结。

文献来源：苏柳方,郑淋议,唐建军,仇焕广. 村集体何以推动“三农”政策有效落地：以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 (04): 80-100.

主题三：村城融合与“城中村”问题破解

摘要：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城中村的发展普遍存在空间布局无序、土地利用效率低、社会冲突频发、外来人口管理混乱、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卫生差等问题，而大多以“现代城市”为范本的城中村改造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化、利益等多方面的冲突。宁波市湾底村以“都市乡村”发展模式实现了与现代城市的融合发展，本文运用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索了这种模式的生成机理：以村城空间融合赋能共生单元，以村城治理融合和要素融合重塑共生环境，以村城产业融合和生态融合促进共生环境升级，最终推动对称互惠的村城融合型都市乡村发展模式形成，并以此赋能都市乡村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这种模式不仅有效破解了城中村问题，让广大农民更好地分享现代化成果，也为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生态、传统文化、休闲空间等健康要素。

资料来源：钱泽森,郑淋议,洪甘霖. 从远郊到城中：村城融合型都市乡村发展模式何以生成——基于共生理论的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 (05): 8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