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卡特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大讲堂 第32讲

2025年3月22日，作为第三期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工作坊的主旨报告，浙大卡特三农学术论坛之305期暨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大讲堂（READ TALK）第32讲在浙江大学青山商学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成功举办。华南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必良受邀作题为《稻米理论、南北差异及其解释》的学术报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龚斌磊主持了报告。浙大READ团队对主旨报告内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首先，罗必良教授从文化视角介绍“格雷夫假说”及“Talhelm悖论”。在理论上，文化在诱导市场发育实现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的内生性作用，不同文化导致贸易和增长的不同绩效。著名的大分流理论“格雷夫假说”认为，西方世界在市场经济秩序的拓展下快速进入现代社会，而东方社会由于长期依赖熟人交易的关系契约，市场发育相对滞后。该理论重要的观点即，个人主义文化决定着市场化交易，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集体主义文化决定着人格化交易，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对此的经济学解释有“稻米理论”。对于中国而言，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灌溉系统依赖集体行动，这会塑造南方的集体主义文化；而北方的小麦种植模式则会形成更倾向于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那么，根据“格雷夫假说”，与南方相比，中国北方因个体主义文化，应该有着良好的市场发育和经济增长绩效。但罗必良教授指出，我国的基本事实是：无论是整体经济还是农村经济，均呈现“南强北弱”的发展态势。这就意味着，与“格雷夫假说”相对照，由“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中国南北文化性质与其所表现出的经济绩效，构成了理论与事实的重要反差，即为“Talhelm悖论”。

接着，罗必良教授基于中国的历史数据和现实经济表现，对“稻米理论”提出挑战。他指出，自北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不断南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越发突出，呈现明显的区域“大分异”现象。进而，罗必良教授提出两个关键的研究问题：应该如何解释中国南北区域发展的“大分异”？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大分流”的文化研究置换到中国南北区域间“非均衡”发展问题，是否具有事实和逻辑的一致性？

罗必良教授强调，中国南方不是“标准的”集体主义文化，而是具有“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的双重文化基因，忽略这一特征将导致“稻米理论”遗漏重要变量。通过对灌溉合作与水源竞争的历史事实考察，罗必良教授指出，此种文化影响下的南方家族企业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对内合作，创业者通常以家族为依托从事商业活动，依靠血缘关系创立的企业往往存在“亲属抱团”的治理模式，企业多家族企业和村社集体企业；二是对外竞争，以血统联合建构的企业能够积极参与现代市场竞争，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基于水稻种植依赖政府投资水利设施等公共品的历史特征，南方现代家族企业也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这既有谋求政治合法性和规避侵害的需求，又有谋求政治租金和趋利的目的。

最后，罗必良教授基于1946年稻麦种植数据，验证了上述经修正的“稻米理论”。罗必良教授总结，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核心在于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而文化因素通过影响交易方式和企业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政府应当致力于保护产权、鼓励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以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罗必良教授的精彩演讲引发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相信此次讲座能够为师生进一步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启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