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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丨READ TALKS 史清华:农业发展的动力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作者: 时间:2025-06-06 访问次数:10

浙大卡特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大讲堂 第36

2025530日,作为第四期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工作坊的主旨报告,浙大卡特三农学术论坛之319期暨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大讲堂(READ TALK)第36讲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史清华受邀作题为《农业发展的动力思考》的学术报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季晨教授主持。浙大READ团队对主旨报告内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史清华教授以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为框架,将农业发展的动力划分为三个演化时期:“人类1.0:众生平等”、“人类2.0:唯我独尊”与“人类3.0:放下生段”。在不同阶段中,农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呈现出显著差异。

在“人类1.0:众生平等”阶段,史教授从地球运行、自然演化与人类生存等宏观视角出发,探讨农业动力的本源。地球作为宇宙中的一颗星球,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运行是否依靠自身动力还是外在力量?地球上的各类生命体,其行为是否遵循一种超自然的规则或“生物密码”?史教授将生物的基本行为模式归纳为三类:“资源占有”(体现为以肚皮为边界的丛林法则)、“繁衍机制”(生物链地位决定其发展策略)与“秩序管理”(如适生机制、生育隔离、自然障碍和天敌机制等)。人类通过对这些“生物密码”的识别与运用,开始改造自然,农业正是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具体体现。从动植物的行为来看,植物的适生地扩展与动物的领地争夺,实质上反映了以“食”(当前需求)与“色”(繁衍需求)为主导的生存动力。人类通过掌握并操控这些密码,开发农业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这一阶段农业生产的动力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农业生物本身的内在生长驱动;二是一线农业劳动者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标的生产驱动;三是来自非农业群体的税收征解或治理需求。相较而言,前两者为本源驱动,后者则属于外部衍生。

进入“人类2.0:唯我独尊”阶段,肚皮边界被突破,伴随着欲望的膨胀,原有的生物演进规律已难以满足人类的多样化需求。农业作为一种高度依赖土地但又能超越土地属性的产业,其发展动力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尽管农业仍以生物自身的内生驱动为基础,但经营者的谋生努力以及治理体系中对农业剩余的再分配(如赋税制度)亦不可忽视。农业长期作为社会基础性产业存在,其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高度交织,呈现出“天地人”合一的复合特征。在农业仍处于“维持生存”阶段时,其发展动力亦停留在“食物保障”层面。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变迁,也从侧面反映出:农业发展的根本驱动是维系生存的“糊口”需求。

在“人类3.0:放下生段”阶段,人类依赖生物密码的深度运用,结合工业机械、石化技术及生物工程手段,将农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满足人类欲望的农业产出空前丰富。然而,这种“工业化农业”所生产的农产品(如速成鸡、配方奶等)却不一定能真正满足人们对“自然”与“健康”的内在追求。与此同时,那些曾为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而进城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身份与归属的迷茫。他们感到“回不去,也留不下”,个体之间的激烈竞争成为常态,所谓的“内卷”正折射出农业发展动力的某种缺失。尽管农业在商业化、政策引导等方面取得进展,但真正以市场利润为导向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仍属少数,尤其在粮食种植领域,农民更多出于生计需要而非商业动机。

回顾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动力演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小农经营制度的确立,突破了决策权与劳动力束缚,短期内实现粮食产量由3亿吨增至4亿吨。此阶段以“食之驱动”为主,辅以“色之驱动”——即满足家庭延续与子女婚嫁等现实需求。第二阶段(1985—2003年):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有序转移,推动了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初步推进,并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和规模化提升。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政策更加关注“三农”民生,农民逐步认识到生产要素配置对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然而,围绕《宪法》与《土地管理法》修订中有关农地产权的模糊表述,以及地方涉农土地纠纷判例的出现,反而使得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愈加谨慎,表现出行为上的理性回归。

在报告的最后,史教授提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温饱解决后,大伙在干吗?”、“大学光盘行动,如何?”、“农田绿色行动,如何?”、“国企的最高境界在哪?”、“当世界粮食市场充分时,我们会干吗?”这些发问不仅反映了对农业发展内生动力的深刻反思,也为我们未来的农业政策制定、发展路径选择与学术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