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龚斌磊教授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实教授、经济学院钱泽森博士生撰写的《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在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上发表。该研究成果系龚斌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金号：21&ZD09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号：72161147001，72173114）和浙江大学国际合作专项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却没有实现良好的绩效，全国城乡收入比从1983年的1.82提高到2008年的3.11，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提高到2008年的0.491。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关举措，并初见成效，2008年以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呈现回落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地区间的差异在近几年似乎又出现扩大的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省与最低省的比值从2008年的1.78上升到2019年的1.81。共同富裕的实现重点是三大差距的缩小，即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因此，对共同富裕的讨论，既需要关注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平均水平，也需要关注两类差距在地区间的收敛情况。那么，如何综合考虑三大差距，全面测度共同富裕进程，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尚还存在几个局限：第一，科学衡量三大差距变化情况的数据和方法尚有缺漏。第二，缺乏系统分析“共同”和“富裕”及其驱动因素的测度框架。一方面，现有的指标体系研究仅能测度某地区自身的“共同”和“富裕”的发展程度，从而进行地区之间的两两比较。但这类方法无法研判中国共同富裕整体推进的情况。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无法同时分析相关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且容易偏向“富裕”视角的分析。为弥补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共同富裕分析框架：首先，基于收敛性分析提出一套分析中国共同富裕整体推进情况的实证框架，该框架能与已有的各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相匹配，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评估各类指标的变动情况。其次，提出改进的收敛性分析模型，能够准确分析各类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两者的影响。

二、研究结论

在构建共同富裕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使用2008-2019年间的县域面板数据，以收入和收入不平等指标为例，介绍如何利用本文提出的测度框架评估过去十余年中国共同富裕的进程。随后，利用所提出的分析共同富裕驱动因素的新模型，本文对近几年讨论较多的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再讨论。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均实现了优化型收敛，这种收敛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长，说明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另外，虽然基尼系数在地区之间实现了收敛，但其整体平均水平处于高位波动的状态，缩小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在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上的差距，同时促进 “共同”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相对于传统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在本文中也得到了验证，不管是对“共同”还是“富裕”，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作用均优于传统金融。第三，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相比于传统金融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

三、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加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投入，以及对相关数字化设施长期、持续的维护更新，形成高效、可持续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但不容忽视的是，共同富裕的推进逐渐迈入深水区，改善收入分配的过程更加复杂和困难，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直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一定局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加强其对弱势群体的覆盖度和作用力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统筹数字新基建布局，尤其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在农村、偏远地区的资金投入，扩张数字技术和相关信息服务的覆盖面积，从而使数字技术惠及更多偏远地区或农村的弱势人群。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加强弱势人群的金融素养，在发挥线上宣传教育优势的同时，也坚持派遣专业人员下乡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培养农村居民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工具的能力，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第二，进一步构建公平与效率兼具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增收。已有较多研究证明，近几年来中国收入差距在高位波动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分别是在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欠缺。因此，要解决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一直在高位徘徊的问题，既需要构建合理和效率相兼容的初次分配制度，缓解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所带来的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也需要加强公共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公共转移支付方面，要改善税收结构，通过适当增加部分直接税的征收强度，降低部分间接税的比重，从而加强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要提高社保的施效面积、支撑力度，推动实现社保的全国统筹，从而有效避免缴费比例和发放额度多轨制所造成的再分配不均的问题，增加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另外，也需要探索能够帮助低收入人群或相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增收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促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第三，利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研判共同富裕其它纬度的推进情况，并进一步探索除数字普惠金融以外的其他驱动因素，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丰富的内涵，以及影响因素的多元化，是研判共同富裕发展情况并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难点。本文以收入指标为例，初步展示了如何利用本文所构建的研究框架分析共同富裕的进程，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因素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作用。而收入只是共同富裕进程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未来的相关研究及政策制定者可以在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分析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其它共同富裕指标（例如，家庭财富、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等），从而全面、准确的研判共同富裕推进情况。同时，也可以基于本文所提出的驱动因素分析框架，探索除数字普惠金融以外其它能够同时推动“共同”和“富裕”的驱动因素（例如，区域一体化政策和城乡一体化政策等），以期为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评估提供更多的参考。

论文信息：龚斌磊、钱泽森、李实：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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