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湖畔，海拔600多米高处，建德市高岭村吴业鸿家的晒谷场上，一只大西瓜、一篮落花生、三杯绿茶、五束玉米，教授郭红东与李小军等4位投农大学生的对话，开始了。

　　2007年夏，杭州尚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高岭村共同组建了千岛湖高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4位年轻人，相继来到高岭村，开始了漫漫的投农之旅。

　　涉农的最初，少有光鲜的外表。李小军摸摸后脑勺说：“郭教授，不好意思啊，连个像样的招待都没有。”郭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搞农业就这样，我也经常上山下乡！”

　　这场对话的水平和等级，没有因为会场的寒酸而降低。相反，或许因为没有灯光、没有听众，而泥土的芬芳就在鼻尖萦绕，这场高山上的论坛，气氛显得更轻松，内容也更深刻、更贴合实际。

　　从资本与农业如何完美结合，到大学生投农的价值判断，郭教授的理论与李小军的实践，在泥土的清香中交融，直至渗透每个人的心中。

　　郭红东：你们公司怎么看上高岭村的？

　　李小军：公司有位董事，年轻时曾在建德市友谊村当过知青，几年前重访故里。友谊村就在高岭村所在的山脚下。知青年代，他们曾翻越高岭村，到千岛湖边游玩。眼前的湖光山色，加上美好的知青回忆，他突然萌生出投资高岭村的想法。

　　5年前，资本恋上农业的话题，刚开始兴起。或许与资本打交道太枯燥，又或城市太堵、空气太差，因为种种原因，几番考察之后，投资高岭村，成了公司首个涉农项目。“农夫、山泉、有点田”，那是很多都市人的热切向往。

　　2007年6月，公司与高岭村共同组建了建德千岛湖高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占股55%、45%，公司出资金，高岭村出集体山林土地。公司希望把资本注入封闭的高岭村，让它成为千岛湖畔一颗耀眼的新星，使公司和村民双双受益。

　　郭红东：公司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呢？

　　李小军：我们想把高岭村打造成都市白领的理想田园。这里产出的生态农产品，将实行VIP定制，直接配送到都市白领的家中。同时，我们还会充分发挥高岭村的优势，在这里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这是远景。目前，我们的项目已受到很多资本的关注。我始终坚信，农业是“绿色银行”，熬过漫长的投资期，它就会给予丰厚的回报。

　　郭红东：正如你所说，农业的投资回报周期非常长。能否成功，不仅在于经营理念和模式，更多的在于能否坚持下去。这几年，资本投资农业的风潮越来越热。作为长期关注农村发展问题的学者，我为此感到欣慰。无疑，资本对土地满怀信心，也意味着我们的田野充满希望。

　　但投资农业，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从设施、生产、管理到营销，很多投资者最终发现，实际投资远远超过预算，投资回报也没想象中丰厚。很多资本因为没有后续支持，熬不过投资期，就匆匆撤退。而一旦半途而废，之前所有的投资就会化为乌有。

　　李小军：是啊，对公司而言，今明两年很关键。如果熬过去，就会迎来大发展。熬不过去，就会拉长投资期。好在公司很支持，让我能坚定地走下去。

　　旁白：这些年，为摸透农业与农村，郭教授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欣喜地看到，沉寂了多年的农村土地，再次迎来了热忱的目光。尤其是资本纷至沓来，让原本黯淡的土壤增添了亮色。

　　然而，看过许多案例后，他又开始担心。表面上看，在外来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的三重作用下，土地的亩产效益大大提升。但因为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只负责土地生产的工人，拿相应的劳动报酬，并没有因为土地的升值而获得相应利益。而且，原本种植水稻的土地，一旦种植旱作物多年后，想要再回到从前，就没那么容易了。

　　郭教授曾关注过类似的案例：某连锁食品巨头，以“公司+基地”模式与某地方合作，发展订单农业。起初以高价收购农民种的土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几年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压价。农民没有主动权，产品没有竞争力，只好任其宰割。

　　因此，理想的模式，是出资方与农民的协同双赢。从这点而言，高岭村模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一方面，村民被公司雇为产业工人，能拿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因为村集体占股45%，在公司产生效益后，他们又能获得相应分红。而在效益产生前，公司每年会给村集体一笔资金。这保证了村民的利益。

　　郭红东：来到这里后，最难的是什么？

　　李小军：村民的不理解，思想观念的落后。曾有足足半年，村民不让我上山进村。也有部分村民，多次围住我和刘伟他们，发生激烈争吵。刘伟还挨了一棒子。

　　郭红东：村民为什么赶你们走？

　　李小军：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利益问题。公司入驻前，高岭村的1万多亩集体山林，经营情况一直不佳，也从未给村民带来收益。但公司接管后，部分村民就觉得村里的山林被外人抢走了，于是开始阻挠。另外，这几年，公司还处在投资阶段，建高山蓄水池、挖林间作业道、补种毛竹和山核桃……村民见没有收益产生，就对公司的前景产生怀疑。

　　郭红东：这是外来资本的水土不服。

　　李小军：郭教授的话，真是深入到骨髓里去了。我花了足足4年时间，才让大部分村民接受公司、认可公司。4年前，村民总是对我说：“李总，我看你们公司不长久。”而现在，他们会问：“李总，我们公司能办好吧？”从“你”到“我”，这一字之差的转变，让我充满了感激与信心。这就像移植了他人器官，起初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必须不停吃药。经过几年磨合，身体终于接受了新器官。我很庆幸，高岭村的排异反应，总算结束了。

　　旁白：郭教授的一句“水土不服”，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小军的心中之痛。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多年，郭教授总结出，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可概括为两种模式：一是内源式，二是外源式。

　　内源式，多靠乡村能人。比如，村干部或村里某能人，想方设法带领村民致富。又或某村民外出创业或自办企业，尔后把资金注入自己的农村，带领村民致富。

　　外源式，指的是村企对接。其一是完全公益性质的扶贫对接，其二是以回报为目的的资本投入。讲求回报的资本投入，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有资金、有市场的涉农企业，如大型超市、食品连锁店，以“公司+基地”模式，与农村进行订单农业合作。二是高岭村模式，即纯粹资本的加盟。

　　相比之下，内源式容易成功，发展得较快，但外源式一旦成功，却更有生命力。因为外源式不仅意味着资本的注入，还会带来更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以及更广阔、更稳定的市场。

　　但外源式必须权衡好，村民与公司的收益分配。只有双方的利益诉求均衡了，才能确保资本顺利在农村生根、发芽、开花。

　　郭教授：我很佩服你们。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李小军：其实，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怎么来的？为什么而来？

　　如果时光倒回到4年前，我还是一个很标准的城市白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开着小车，终日谈论着资本、上市等貌似很高端的话题。就像父母所期盼的，不着泥土、不晒太阳，在繁华的城市里，过得像模像样。我的同学，2000届浙大微电子专业硕士研究生，几乎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峰公司的前三任代表，来高岭村不久，就被村民赶跑了。我临危受命，2008年被派到了这里。刚上山时，就有村民预言：“你肯定呆不久！”

　　呆不久，还是呆得久，这是后话。眼前的问题是，对农业，我真的一窍不通。于是，公司又在全国发布公告，招募有志于投身农业的大学生。后来，我就有了一帮兄弟。真的很感谢他们，陪我走到现在。

　　郭教授：研究农业问题多年，我一直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就业方向。但现实问题是，一边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二是农业企业招不到、留不住大学生。

　　李小军：来高岭村前，我曾招聘了3个大学生。面试时，我告知他们，工作地点在山上，条件很艰苦，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有信心干下去。但到高岭村的第二天，有个大学生就拖着箱子来找我：“李总，带我下山吧。”我没责怪他，但开车送他下山时，感触良多。

　　就在今年6月，与我们相伴了2年的汪浩，也离开了高岭村。他再次求职时，一眼就被某农业企业相中，年薪立马升级到10万元以上，就是因为他有过这段宝贵经历。

　　郭教授：有学历、懂管理、肯吃苦的农业人才，当然是香馍馍。但很多大学生，根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

　　旁白：转身离开，郭教授也曾遭遇这样的尴尬。郭教授门下有个男“弟子”，毕业于浙江财经学院，是响应我省号召首批加入合作社的大学生。在余杭径山镇，他接过父亲的合作社，大展宏图。郭教授门下还有位优秀的女“弟子”。郭教授有意撮合他们，于是把女孩子介绍到男孩子的合作社实习。结果一个星期后，女孩子拎着皮箱回来了：“教授，不想在乡下工作。”

　　这就是农业残酷的地方。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没有城市的繁华喧闹，没有理想中的小资生活，即便学农出身的大学生，终究不想把自己的双脚扎根在泥土里。

　　这样的转身，既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阵痛，也让我们反思：为何所谓的现代农业，依旧无法吸引年轻人。或许，还是在于城与乡的差别。

　　邓国芳

　　1

　　无意中，我们向郭教授提起了高岭村。郭教授说，想去看看，会会这班大学生。

　　就这样，原本毫无交结的一拨人，在高岭村相会了。初秋的山顶，阳光依然炙热。坐在晒谷场上，郭教授当起了记者，他不断提问，也仔细倾听，全然没有专家的威严与架子。偶尔的插话，总把话题引向深入。

　　李小军像是突然找到了“知音”，把4年来的苦水、种种创意、发展愿景，全都倾倒了出来。

　　酒逢知己千杯少，情义投相见恨晚。午饭时，在村民吴业鸿家中，两人来了瓶啤酒，边喝边聊，一吐为快。郭教授说，你们很了不起。从事农业，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芬芳。

　　2

　　我问刘伟：“长得高高帅帅的汪浩呢？怎么没来。”刘伟支支吾吾地说：“是啊，他没来呢。”

　　李小军听到了，说：“对，汪浩走了。可好啦，他立即找到一份好工作，农业管理方面的，年薪十几万元呢。好事啊。”“好可惜啊！”我说。一脸笑意的李小军，也突然收回了笑容：“他不容易啊，跟着我干了两年多。这么艰苦的环境。”

　　去年冬天到高岭村，汪浩驾着小面包车，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摇摇摆摆前行，来去一个多小时。我只坐了这一趟，而他，每天至少要开两趟。“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当时他还自豪地说。

　　3

　　杜正伟的无名指上，多了枚戒指。“你结婚了？”我高兴地问道。

　　“他都快当爹了啊。”刘伟抢着答道。

　　“老婆呢？怀孕几个月了？”

　　“回老家了，待产中。本来也很少见面。”

　　“那孩子出生后呢？”

　　“回去照顾段时间，再回来。总不能把孩子老婆带到这里来。”

　　记得第一次来高岭村时，小伙子们就开玩笑，这里最年轻的姑娘才6岁，再往上就是50多岁，恐怕要孤苦伶仃一辈子了。“国芳姐，下半年我可能也要结婚了。”刘伟开心地说。

　　张芳国，贵州侗族人，标准的理想青年，如今还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很想来个“非诚勿扰”，为他找个心仪的对象。

　　4

　　午饭时，一锅香浓的本鸡煲，让我们直咽口水、大快朵颐。

　　“郭教授，您尝尝。这是我早上杀的，味道不错的。”杜正伟说。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杜正伟杀鸡的场景。这种只有父辈会干的活，他却学会了。

　　离开时，郭教授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送给了张芳国。

　　《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农业创业致富故事》，张芳国如获至宝。我曾留意到，他的QQ空间里，转载和发表了许多浙黔两地的投农创业故事，还有许多名人大师的励志演说。

　　希望的田野，这就是他们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