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的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取决于价值理性、知识存量和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这三个要素的组合。三个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组合，决定了社会精英对环境的集体应变能力，或者是诺斯所说的集体的适应效率（adoptive efficiency，North, 2005）。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改革突破，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全面危机促使中国社会全面回归理性，以及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国出现了一种具有公共理性的政治氛围。在这个大环境下，尽管当时中国的理论知识极度匮乏，但政治领袖的价值取向和精英阶层的沟通达到了很高的理性水平，从而克服了强势阶层对变革的顾虑，激发了地方领导人、弱势阶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改革和创新的热情，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之形成和实现，仅仅是改革初期中国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许多重要改革成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