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顾益康是“超级农民”，听起来有点意思。听说这“超级农民”还是浙江省委书记给封的。先是前省委书记习近平，称他是“省级农民”，赵洪祝来浙江出任书记后，又称他是“超级农民”。
　　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最底层。跳出农门是许多人一辈子的梦想。怎么还有人拿“农民”这顶帽子送人？怎么还有人乐意戴“农民”这顶帽子？
　　直觉告诉我们，这个人物一定有戏。
　　果不其然。翻开他的履历，记者发现，在浙江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每一项惠民政策的制定，每一个惠民工程的推出，后面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的观点往往影响着改革的方向，最后成为历史的选择。
　　他坚持农业市场化的改革趋向，提倡农业要以效益为导向，硬是将“粮经特”为序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次序颠倒过来，改成了“特经粮”，倡导把种植的自主权还给农民，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种什么干什么；
　　他顶着“姓社”还是“姓资”的压力，大力倡导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从此一举超过江苏；
　　他率先提出停征农业税，沿袭千年的“皇粮国税”首先在浙江被终结；
　　他第一个提出浙江考生免费就读涉农专业，浙江农业科技战线后继乏人的难题由此得以缓解；
　　他总结提炼的“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的扶贫模式在全国欠发达地区广为传播，国家商务部在浙江大学举行国际扶贫培训班，向第三世界推广浙江扶贫经验……
　　他就是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三农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
　　行走在感性和理性之间
    你认为当好农办干部，必须具备哪些素质？这是省农办招考干部的一道面试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题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现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其实，你只要看看老顾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案就不言自明。在邵峰看来，老顾是最标准的农办干部。第一，热爱“三农”，对“三农”工作感情深厚；第二，理论有水平，工作有办法。“农办不同于其他部门。每天要跟三农打交道，没有感情根本无法做好这个工作。有了感情，你才有动力去学习，去思考，去钻研。”邵峰进一步解释说。
　　按顾益康自己的话来说，农办就要给农民办实事、讲实话、争实利，农办干部干“三农”工作就是要做到“有心、用心、创新”，就是要有心为农民服务，用心为农民做事，用创新的思路去推动农村改革发展。
　　在浙江，熟悉老顾的人不在少数。不管认识时间长短，熟悉层度深浅，大家一致的印象是，只要跟老顾打交道，不知不觉中就会被他的激情感染，被他的才情征服。
　　老顾的激情和才情正是来自于他对“三农”的热爱。
　　1947年，顾益康出生在宁波的北仑区。今天，北仑是改革开放的热地。在那个年代，因为人多地少，农民的生活也很贫穷。1968年，顾益康作为知青来到农村插队，一干就是10年。他学会了农村的十八般武艺，成了一个准劳力。但工分年年在长，收入却年年在降。他想买辆自行车，辛苦了10年，直到离开农村，这个梦也没有圆。这使他对农村的穷、农民的苦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
　　为什么累死累活一年，到了年底“分红”时变成了负数；为什么种棉花的收入比种水稻要翻一倍，可偏偏不让种？
　　带着种种疑问，1978年，32岁的顾益康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如同久旱逢甘霖，顾益康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杜尔阁的土地理论、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的理论，都使他入迷，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让他迷恋不已。他精读细研，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重要章节都能背下来，工作后又利用业余时间通读了整整3遍。
　　在顾益康看来，《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经典，也是市场经济的百科全书。由此，顾益康确立了牢固的市场经济意识。25年来，不管面临何种抉择，不管面临何种压力，他都习惯于用市场经济观念分析判断问题。
　　10年的农村生活，让顾益康有了浓厚的“三农”情结，习惯于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问题；人民大学4年的农经理论学习，让他习惯于“引经据典”，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问题。
　　感性和理性，人类情感中两个不同的侧面，就这样在顾益康身上得到奇妙的结合。顾益康成了“农民利益代言人”的最佳人选。
　　毕业后，顾益康被分配到浙江省农业厅。
　　从此，顾益康的激情和才情喷薄而出，找到了广阔的表现舞台。
　　他的第一篇论文《从农业生态经济观点看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发表后，于光远写信与他切磋。
　　20多年来，顾益康善于以理论研究引领改革创新，以调查研究来寻找改革亮点，善于把理论成果转化为领导决策和实践对策。他直接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规划、纲要、政策、法规的起草制定和改革方案的执行；他创造性地将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大众市场经济模式，独创性地提出，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孕育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民本发展经济学；他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创富模式”，成为“新重农学派”的代表。
　　1984年，顾益康破格担任省农业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如今的顾益康，早已成为名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三农”学界的著名专家。他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200多篇，主持完成了20多项国家和省级重大课题，为浙江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和“三农”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重大贡献。
　　游走在官员和学者之间
    顾益康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身兼两职：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和大多数官员相比，他具有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底，分析问题透彻；和大多数学者相比，他具有对现实的透彻了解，解决问题有方。在他身上，兼具着学者的勇气和官员的稳健。
　　双重身份让顾益康感到幸运。他说：“如果我是纯粹的理论工作者，我的政策建议不可能那么快就成为党委、政府的行动，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故事一：从“粮经特”到“特经粮”
　　浙江的粮食生产一直是最具争议的话题。
　　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严重束缚着农民的手脚，粮食生产任务每年以政府指令的形式下达，农业结构长期是“粮经特”，首先保证粮食生产，然后才能考虑经济作物和特产。
　　1984年，顾益康超前地提出：农业要向商品经济转轨，浙江的农业结构要以农民增收为主要方向，要从原来的“粮经特”转为“特经粮”，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要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交给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应由农民说了算。
　　虽然是将3个字在顺序上简单地颠倒了一下，但在“以粮为纲”一统天下的当时，顾益康的观点无疑是“异端邪说”。观点一发表，顿时舆论大哗，引来一片讨伐声。《浙江农业四十年》一书还记载着“有人不恰当地提出特经粮的观点”。
　　然而顾益康却始终相信，历史会还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2000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率先在浙江展开。聪明的浙江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北方广袤的黑土地，在黑龙江等地建起了大批粮食生产基地。到了收获季节，就把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回浙江。
　　有人认为浙江这是掠夺资源，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兄弟省份的贫困之上。
　　这时候，顾益康又大胆站出来，冒着被批评的危险，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现代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经济的法则，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的效果。浙江人多地少、山多田少，且以丘陵为主，土地密集型的农作物不具备比较优势，而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精致农业。
　　根据国际国内农业发展的新形势，近年来，顾益康又将浙江现代农业的建设模式定位在高效生态农业上。这一建议已转化为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浙江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故事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一度十分敏感。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所有制是国有和集体，个私经济股份制企业姓“资”不姓“社”。乡镇企业改制，实质是化公为私。在这种舆论下，对乡镇企业的改制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顾益康认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随着个私经济的崛起，乡镇企业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的弊端日益显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乡镇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在这紧要关头，浙江省委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请11个地市“一把手”和部分县委书记发表意见。
　　这天，邵峰正好从路桥挂职回杭省亲，老顾迫不及待找到他，了解路桥的动向。
　　路桥是浙江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但路桥的党旗和国旗并没有变色。路桥的党政领导认为，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一定是通过集体企业直接创造效益，也可以通过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达到目的。
　　顾益康看到了希望。马上安排路桥党委书记发言。这一发言确立了座谈会的基调，起了关键的引导作用。
　　按照省委的部署，顾益康带队到桐乡进行试点，探索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在试点的基础上，起草指导全省改革的文件。短短几年时间，浙江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了98%。
　　浙江经济风生水起，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动力空前强劲,新的创业主体不断涌现。
　　对乡镇企业有深厚感情的老领导深有感触地说：这场改革，奠定了浙江民营企业大发展的基础。浙江的乡镇企业终于超过江苏，跃居全国第一。
　　故事三：取消农业税
    在顾益康等“三农”志士着力推动的诸多改革中，政治意义最强、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废止农业税。
　　1999年，顾益康到云和县调研扶贫工作，他停车到田头，与几个种香菇的农民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干部，最不喜欢什么干部？”他问。
　　“最喜欢扶贫办干部，他们给我们送钱送物送技术；最不喜欢乡镇干部，他们要钱要粮要命。”农民七嘴八舌的回答让顾益康陷入深思。
　　2000年，顾益康作为省委扶贫调研组成员，在调研中提出了把减免农业税费作为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建议。并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进言：农业税制度存在耗散现象。农业税的本意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农业税的收取成本极高。如果说农业税是一瓶水，有半瓶水要养税务人员，有些乡镇税务所就有10多人。而税收上来到返还农民还要被层层截留，返还到农民手里，一瓶水只有几滴了。收税成本中还有政治成本，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还不如把农业税彻底废止，把一瓶水完整地留给农民。
　　2001年，浙江省首先在欠发达地区免征农业特产税、屠宰税。
　　结果，邻省农民把茶叶拉倒浙江卖，把猪拉到浙江宰。江西农民说，还是你们这里的干部好啊！
　　在免征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的基础上，2002年浙江正式提出免除农业税的改革设想，但上级有关部门不予同意：农业税是“皇粮国税”，有法律规定，地方没有擅自停征的权力，不能违法搞改革。
　　但老顾认为浙江的做法并没错。他进言省领导：“严格地说，所有的改革都是对旧体制、旧政策、旧法规的突破，在一定时间上都是违法的！包产到户的改革、发展个私经济的改革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政策法规，叫什么改革？”
　　“老顾说得有道理！”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称许道，“免除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让农民享受实惠，这是真正的执政为民！”
　　2003年末，顾益康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论时，把浙江要求免除农业税的建议提了出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出台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当年，浙江就对全省种粮农户全部停征农业税；次年，浙江全面废止农业税，成为全国率先废止农业税的省份，黄宗羲故乡的浙江率先破除了黄宗羲定律。
　　2005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千百年皇粮国税终止于共产党，这一举措赢得了9亿农民的拥护，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反响，国际舆论一片叫好声。
　　中国由此进入农业无税时代。
　　故事四：免费读农大中专
    2006年1月4日，一辆面包车在丽水山区逶迤而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带领有关部门同志进行扶贫考察，顾益康随同前往。
　　“老顾，说说基层的情况，谈谈你对扶贫的看法吧。”吕祖善省长说。
　　“最好的扶贫是智力扶贫。”顾益康说，“智力扶贫靠的是教育，而仅仅靠九年义务教育是不够的，我们的农村因为教育的落后却在不断生产着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低收入家庭，农民子女初中毕业因读不起普高、念不起中技就外出打工，十几年后，他们又拖着伤残的身体、苍老的面孔、绝望的心态回到故乡，仍然还是政府扶贫的对象，这是没完没了的扶贫对象再生产啊！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初中毕业再读职业技术学校，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农民工就会在历史上消失。浙江应该把实行免费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重大扶贫举措！”
　　省长问：如果免费上农大和让低收入农民子女上职业学校，每年要多少钱？同行的省财政厅长马上算了账，免费上农大一年就几千万元，两项加起来每年得六七个亿。
　　“六七个亿，挤一挤我们还是拿得出的！”省长说。
　　回来后，这两条建议被吸收到了浙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中，出台了大中专农业技术类专业免费读书、低收入子女免费上中专和职高两项惠民政策。
　　2007年，这两个政策被中央一号文件所采纳。
　　生活在梦想和现实之间
    记者眼前，放着一本发黄的书籍，书名叫《失衡的中国》。这本出版于1990年的论著，第一次全面揭示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失衡。书中观点尖锐犀利、振聋发聩，在社会上形成强烈反响，人们争相传阅。不少人读完这本书后，内心受到强烈震撼，第一次理性地意识到，应该通过改变体制来谋求农民的幸福生活。
　　顾益康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建国以后，为了快速工业化，我们通过剪刀差的办法，过度牺牲农民利益，造成农业的弱质、农村的落后、农民的弱势。
　　在顾益康眼里，中国的农业，应该是能使农民致富的现代产业，务农应该成为体面的社会职业，中国的农民，应该是文明富裕的社会群体；中国的村庄，应该是美丽和谐的农村新社区。
　　梦想是清晰的。实现梦想的道路也已经明确：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必须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
　　作为一名“三农”工作者，顾益康孜孜不倦的努力着。
　　2002年，他提出要推进城乡配套的大改革，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入手，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顾益康着重致力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主持完成了相关重大课题的研究。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是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龙头工程。在这一工程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顾益康积极出谋划策，他把率先研究的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理论成果向时任农业副省长章猛进做了专题汇报。顾益康认为，统筹城乡建设就是要加快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让广大农民群众也能像城里人一样，文明的生产、文明的生活。因此，政府出钱引导农民搞村庄整治是完全必要的。政府给农民贴钱，农民就给政府贴金，农民也与党更加贴心！
　　浙江省委、省政府很快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村庄整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也很快被中央所采纳。
　　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召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现场会，每年一次，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通过这个工程，浙江形成了统筹城乡兴“三农”的良好氛围。
　　进入顾益康的世界是如此轻松，又如此艰难。
　　只要涉及“三农”，顾益康的话匣子很快就会打开。他娓娓道来，无穷无尽。哪怕跟你聊上三天三夜也不会倦怠。
　　但这种交流只限于“三农”。一旦转变话题，离开“三农”，顾益康的谈兴很快便“烟消云散”。他不再激动，也不再生动。他的灵魂似乎很快游离了他的身体。
　　也许，在他的世界里，“三农”就是全部，就是一切。
　　是的，离开了“三农”，顾益康就不复存在，顾益康就不再是顾益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