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60年分为两个30年。改革开放前30年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基础，也可以说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同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结合起来，意义十分重大。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一个满目苍夷、民生凋敝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逐步转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国，是来之不易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艰辛奋斗的结果，也是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调整政策、矫正失误、成长壮大的过程。实事求是地总结60年的经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总结前30年与后30年的历史经验，一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带任何偏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以史带论”而不可以“以论带史”。即使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争议，可以采取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叙史不论”，离开历史事实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二是不能把两个30年割裂开来，更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要保持历史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自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三是纪念前后两个30年，既要肯定辉煌的成就，又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失误的教训，而不能“讳疾忌医”。二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占据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完全不同，应有所区别。失误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也是历史财富。在总结失误时，要采取对历史与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能“轻描淡写”。只有这样，才能以史为鉴，发挥“前世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避免“重蹈覆辙”和多付学费。四是在发生全局性的失误中（包括“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既要看到造成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又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业绩，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不能认为在全局性失误中一切都是错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五是在错误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既要看到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恶劣影响，也要看到那些不计个人安危而奋不顾身抵制的英雄事迹，如毛泽东提倡的“五不怕”反潮流精神，他们就像在昏暗中的一盏亮灯，这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需要大力弘扬。
不论前30年还是后30年，“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前30年看，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也很丰富。
一、土地改革。1950年至195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社会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免缴地主地租700亿斤粮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也有左的错误，而农民分得了土地，是满意的。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36年战前的水平。1949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271亿元上升为417亿元；粮食产量由1.13亿吨上升为1.63亿吨；棉花由44万吨上升为130万吨；油料由256万吨上升为419万吨；大牲畜存栏由6002万头上升为7646万头；猪存栏由5775万头上升为8977万头。有人认为台湾采取政府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实行和平土改是成功的。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背景不同，不能以台湾的经验否定大陆的土改。
二、互助合作。1953年至1956年，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由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固定性、长年性互助组，由互助组进而发展成为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是由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的必由之路，是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受到农民的欢迎。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也曾出现过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入社以及无偿平调农民资产的错误，是局部性的，由于指导思想与方针正确，得到及时纠正。在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包括李顺达、曲耀离、耿长锁以及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等，他们带动广大农民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1953年与1956年相比，农业产值由426亿元上升为508亿元；粮食产量由1.66亿吨上升为1.92亿吨；棉花产量由117万吨上升为144万吨；油料由386万吨上升为509万吨；大牲畜与猪的存栏也较大幅度增加。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至1958年，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急速地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大牲畜等无偿转为集体所有，作为消灭私有制而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标志，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毛泽东把坚持实事求是逐步发展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使合作运动急剧膨胀。1956年3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9％；6月占63.2％；12月占87.8％；1957年末占96％以上。类似斯大林1936年“农业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有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砍树与宰杀牲畜的事件，是对这种错误的抵制。毛泽东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农民的“暴力反抗”。
四、人民公社。1958年至1978年。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建立联社，出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迅速推广到全国，形成“政社合一”与“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组织，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了决议。与此同时，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信用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分别演化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和第二国营商业。直至人民公社解体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为了纠正全国各地出现“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对制止“平调风”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550亿元上升为1288亿元；粮食产量由2亿吨上升为3.32亿吨；棉花由196万吨上升为205万吨。
五、“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这是全局性的重大失误，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毛泽东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视作“三面红旗”，不可动摇。农村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农业“放卫星”大刮浮夸风；抽出大批劳动力上山砍树“大炼钢铁”；在“大办粮食”的口号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毁草种粮，加剧了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建立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和“吃喝不要钱”，被称之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在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继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拔白旗”，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的地方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还要补课；把“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伤害了大批干部，造成了大量冤案。尽管如此，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为了活命，在暗地包产到户，只不过换个叫法“责任田”，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58年与196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550亿元下降为430亿元；粮食产量由2亿吨下降为1.6亿吨；棉花产量由196万吨下降为75万吨；油料由477万吨下降为200万吨；大牲畜与猪的存栏也大幅下降。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留下有用的东西是水利建设，各地在“大办水利”的号召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修建水库。虽然有不少水库质量很差，很快报废，劳民伤财，有些平原水库造成严重的盐渍化，大批水库移民未能妥善安置，形成很大的后遗症。但是保留下来的有效水利工程和在普及大寨县中，各地兴建农田基本建设，营造梯田等，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亿万农民的劳动积累，可以说是为改革开放后农业快速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是农业的“老本”。
六、农业学大寨。大寨本来是出自于山沟的一个好典型，突出表现在不等不靠不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修堤筑坝，治理水害，修造农田；积造高温堆肥，改良土壤，提高产量。但在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提出农业学大寨后成了推行错误路线的工具。如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封闭自由市场，取缔家庭副业，实行标兵工分等，提出“堵不住资本主义之路，迈不开社会主义之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等，影响全国。学不学大寨成了“两条道路”的分水岭。
应该肯定，大寨人的大寨精神是了不起的，是中国农民坚强不屈精神的体现。如今大寨在郭凤莲的带领下面貌大变，仍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值得称赞的。
七、农业发展纲要与“八字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集中了一批科学家，研究制订了《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40条。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纲要草案，接着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7年9月，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分发全国农村讨论。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这个纲要的第二次修正草案。直到1961年3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应该说，这个纲要集中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首次把农业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提出不同的粮食产量指标以及相应的措施，是好的，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左的内容。有些不当的内容，如把麻雀当作“除四害”之一，经专家提出意见作了修正。
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提出的。其内容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开始把水放在第一位，后经专家提出，把土放在第一位。应该说，这八项内容，大体涵盖了农业的主要元素，是科学的，对尊重科学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倡“养猪积肥”，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农林牧是一家”等主张，是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
八、人民公社条例（60条）。为了整顿人民公社，纠正出现的“共产风”等，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和广泛讨论，于1961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是继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会议提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同年3月，在上海会议上提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之后，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修改而成的。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2年9月，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是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条例的核心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即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应该说，这个条例对稳定农业生产，纠正平调风，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公布这个条例时，把农民的宅基地宣布为集体所有，则是不妥的，是又一次对农民财产权的侵犯。
值得指出的是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当时各地农村左的思潮仍很严重，把自留地、农贸市场、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批判。有的地方出现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变为生产大队，实行“穷过渡”。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就这些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重申自留地、农贸市场、家庭副业不能取缔，这有助于减轻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在把“农业学大寨”升格为“普及大寨县”中，仍注意了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60条。
九、在“四清”于与“文革”中的农村。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与大区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同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1964年9月，中央对后十条发出修正草案。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四清”，由小四清上升为大四清，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由农村扩展到城市，由基层扩展到上层，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而且不少地方形成两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发生武斗，从上到下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打倒，一片混乱。农村除了少数地方（如河北的保定，广西的柳州）有些武斗外，不顾批判“唯生产理论”和“抓生产压革命”的压力，基本上坚持生产；顶住“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管理险上加险”和“管卡压”的风浪，坚持人民公社60条，未乱阵脚，除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外，对保证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缓减社会动荡的形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蒋介石不敢乘动乱之机反攻大陆就是因为农村基本稳定。1966年与197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640亿元上升为1197亿元；粮食产量由2.14亿吨上升为2.86亿吨。
值得提出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这是为农业服务最早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举措。农业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创造了“杂交玉米”与“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这对农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支撑。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其中化肥投入与品种改良起了重大作用。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出现了社队企业，即公社与大队办企业，方针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目的是增加社队两级经济实力，避免对生产队的平调。毛泽东称赞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改革开放以后，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其前身为社队企业，它的产、供、销全靠市场，因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到1978年底，社队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近 30％，在社队企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10％。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十、农林科教。有两件事的教训值得记取。一是在50年代初期，北京农业大学在学习苏联米丘林遗传学中，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犯了“学阀”错误，在全国生物科学的教学研究中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此事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严肃处理，恢复了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二是1958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解决农林院校的“三脱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问题，决定全国所有高等农林院校全部下放农村，使教学研究受到极大损失。在“文革”中推广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使高等农林院校又一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产生了不良后果。
十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一千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对此评说不一，有的认为是毛泽东的一条“罪状”，毁了一代人。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历来主张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应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失有得，失的是学业，可以弥补；而得的是社会实践。他们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农民，感知农民，陶冶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他们一生的成长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干部子女下到农村，农民欢迎他们说：你们的父母遭难，你们是“龙子龙孙”，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你们。这使他们深受感动。这些知识青年返城后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不少人成为省部以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对此也要“一分为二”。
十二、农垦与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屯垦戍边的悠久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号召把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为生产大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最早建立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0年由王震率领的二、六军进疆，同国民党22兵团起义将领陶峙岳与新疆“三区”（阿勒泰、塔城、伊犁）民族第五军革命武装以及内地的支边青年组成，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执行“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1956年成立了农垦部。随后在黑龙江由十万转业官兵组成开发和建设“北大荒”产业大军；在广东（包括海南）、云南、广西、福建建立了天然橡胶垦区，创造了跨越北纬14O的奇迹；在内地各省建立了国营农场，成为农业上的“国家队”，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特别是在繁荣边疆经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边疆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能成功，谁得罪农民谁就失败。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反思在与毛泽东较量中失败的原因在于未依靠农民。在蒋经国执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使台湾农业走入现代的行列。反思我国大陆前30年的历史经验，农民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支撑了工业化，为国家建成独立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增强国家实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前30年的最大失误在于加剧和凝固了城乡二元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双层的二元结构。在实行粮食及农产品的统购与派购政策的同时，采取城乡不同的户籍政策，使农民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世袭农民”。在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的情况下，未能转移农业人口，在困难时期，甚至让大量城市人口倒流农村。随着人口的增加，使庞大的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致使城乡人口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形成城乡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农民成为弱势群体或“二等公民”。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之一在于把农民看作是处于两条道路十字路口的阶级，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因而认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继续扩大，政治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状况仍然严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还需要做出更加实际的重大努力。
总结前30年与后30年的历史经验，一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带任何偏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以史带论”而不可以“以论带史”。即使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争议，可以采取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叙史不论”，离开历史事实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二是不能把两个30年割裂开来，更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要保持历史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自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三是纪念前后两个30年，既要肯定辉煌的成就，又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失误的教训，而不能“讳疾忌医”。二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占据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完全不同，应有所区别。失误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也是历史财富。在总结失误时，要采取对历史与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能“轻描淡写”。只有这样，才能以史为鉴，发挥“前世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避免“重蹈覆辙”和多付学费。四是在发生全局性的失误中（包括“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既要看到造成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又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业绩，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不能认为在全局性失误中一切都是错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五是在错误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既要看到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恶劣影响，也要看到那些不计个人安危而奋不顾身抵制的英雄事迹，如毛泽东提倡的“五不怕”反潮流精神，他们就像在昏暗中的一盏亮灯，这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需要大力弘扬。
不论前30年还是后30年，“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前30年看，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也很丰富。
一、土地改革。1950年至195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社会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免缴地主地租700亿斤粮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也有左的错误，而农民分得了土地，是满意的。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36年战前的水平。1949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271亿元上升为417亿元；粮食产量由1.13亿吨上升为1.63亿吨；棉花由44万吨上升为130万吨；油料由256万吨上升为419万吨；大牲畜存栏由6002万头上升为7646万头；猪存栏由5775万头上升为8977万头。有人认为台湾采取政府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实行和平土改是成功的。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背景不同，不能以台湾的经验否定大陆的土改。
二、互助合作。1953年至1956年，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由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固定性、长年性互助组，由互助组进而发展成为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是由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农业的必由之路，是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受到农民的欢迎。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也曾出现过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入社以及无偿平调农民资产的错误，是局部性的，由于指导思想与方针正确，得到及时纠正。在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包括李顺达、曲耀离、耿长锁以及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等，他们带动广大农民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1953年与1956年相比，农业产值由426亿元上升为508亿元；粮食产量由1.66亿吨上升为1.92亿吨；棉花产量由117万吨上升为144万吨；油料由386万吨上升为509万吨；大牲畜与猪的存栏也较大幅度增加。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至1958年，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急速地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大牲畜等无偿转为集体所有，作为消灭私有制而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标志，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毛泽东把坚持实事求是逐步发展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使合作运动急剧膨胀。1956年3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9％；6月占63.2％；12月占87.8％；1957年末占96％以上。类似斯大林1936年“农业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有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砍树与宰杀牲畜的事件，是对这种错误的抵制。毛泽东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农民的“暴力反抗”。
四、人民公社。1958年至1978年。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建立联社，出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迅速推广到全国，形成“政社合一”与“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组织，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正式通过了决议。与此同时，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信用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分别演化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和第二国营商业。直至人民公社解体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为了纠正全国各地出现“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对制止“平调风”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550亿元上升为1288亿元；粮食产量由2亿吨上升为3.32亿吨；棉花由196万吨上升为205万吨。
五、“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这是全局性的重大失误，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毛泽东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视作“三面红旗”，不可动摇。农村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农业“放卫星”大刮浮夸风；抽出大批劳动力上山砍树“大炼钢铁”；在“大办粮食”的口号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毁草种粮，加剧了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建立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和“吃喝不要钱”，被称之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在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继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拔白旗”，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的地方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还要补课；把“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伤害了大批干部，造成了大量冤案。尽管如此，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为了活命，在暗地包产到户，只不过换个叫法“责任田”，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58年与196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550亿元下降为430亿元；粮食产量由2亿吨下降为1.6亿吨；棉花产量由196万吨下降为75万吨；油料由477万吨下降为200万吨；大牲畜与猪的存栏也大幅下降。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留下有用的东西是水利建设，各地在“大办水利”的号召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修建水库。虽然有不少水库质量很差，很快报废，劳民伤财，有些平原水库造成严重的盐渍化，大批水库移民未能妥善安置，形成很大的后遗症。但是保留下来的有效水利工程和在普及大寨县中，各地兴建农田基本建设，营造梯田等，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亿万农民的劳动积累，可以说是为改革开放后农业快速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是农业的“老本”。
六、农业学大寨。大寨本来是出自于山沟的一个好典型，突出表现在不等不靠不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修堤筑坝，治理水害，修造农田；积造高温堆肥，改良土壤，提高产量。但在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提出农业学大寨后成了推行错误路线的工具。如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封闭自由市场，取缔家庭副业，实行标兵工分等，提出“堵不住资本主义之路，迈不开社会主义之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等，影响全国。学不学大寨成了“两条道路”的分水岭。
应该肯定，大寨人的大寨精神是了不起的，是中国农民坚强不屈精神的体现。如今大寨在郭凤莲的带领下面貌大变，仍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值得称赞的。
七、农业发展纲要与“八字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集中了一批科学家，研究制订了《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40条。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纲要草案，接着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7年9月，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分发全国农村讨论。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这个纲要的第二次修正草案。直到1961年3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应该说，这个纲要集中了广大科技人员的智慧，首次把农业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提出不同的粮食产量指标以及相应的措施，是好的，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左的内容。有些不当的内容，如把麻雀当作“除四害”之一，经专家提出意见作了修正。
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提出的。其内容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开始把水放在第一位，后经专家提出，把土放在第一位。应该说，这八项内容，大体涵盖了农业的主要元素，是科学的，对尊重科学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倡“养猪积肥”，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农林牧是一家”等主张，是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
八、人民公社条例（60条）。为了整顿人民公社，纠正出现的“共产风”等，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和广泛讨论，于1961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是继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会议提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同年3月，在上海会议上提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之后，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修改而成的。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2年9月，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是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条例的核心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即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应该说，这个条例对稳定农业生产，纠正平调风，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公布这个条例时，把农民的宅基地宣布为集体所有，则是不妥的，是又一次对农民财产权的侵犯。
值得指出的是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当时各地农村左的思潮仍很严重，把自留地、农贸市场、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批判。有的地方出现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变为生产大队，实行“穷过渡”。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就这些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坚持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重申自留地、农贸市场、家庭副业不能取缔，这有助于减轻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在把“农业学大寨”升格为“普及大寨县”中，仍注意了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60条。
九、在“四清”于与“文革”中的农村。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与大区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同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1964年9月，中央对后十条发出修正草案。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四清”，由小四清上升为大四清，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由农村扩展到城市，由基层扩展到上层，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而且不少地方形成两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发生武斗，从上到下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打倒，一片混乱。农村除了少数地方（如河北的保定，广西的柳州）有些武斗外，不顾批判“唯生产理论”和“抓生产压革命”的压力，基本上坚持生产；顶住“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管理险上加险”和“管卡压”的风浪，坚持人民公社60条，未乱阵脚，除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外，对保证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缓减社会动荡的形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蒋介石不敢乘动乱之机反攻大陆就是因为农村基本稳定。1966年与197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640亿元上升为1197亿元；粮食产量由2.14亿吨上升为2.86亿吨。
值得提出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这是为农业服务最早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举措。农业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创造了“杂交玉米”与“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这对农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支撑。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其中化肥投入与品种改良起了重大作用。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出现了社队企业，即公社与大队办企业，方针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目的是增加社队两级经济实力，避免对生产队的平调。毛泽东称赞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改革开放以后，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其前身为社队企业，它的产、供、销全靠市场，因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到1978年底，社队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近 30％，在社队企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10％。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基础。
十、农林科教。有两件事的教训值得记取。一是在50年代初期，北京农业大学在学习苏联米丘林遗传学中，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犯了“学阀”错误，在全国生物科学的教学研究中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此事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严肃处理，恢复了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二是1958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解决农林院校的“三脱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问题，决定全国所有高等农林院校全部下放农村，使教学研究受到极大损失。在“文革”中推广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使高等农林院校又一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产生了不良后果。
十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一千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对此评说不一，有的认为是毛泽东的一条“罪状”，毁了一代人。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历来主张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应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失有得，失的是学业，可以弥补；而得的是社会实践。他们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农民，感知农民，陶冶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他们一生的成长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干部子女下到农村，农民欢迎他们说：你们的父母遭难，你们是“龙子龙孙”，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你们。这使他们深受感动。这些知识青年返城后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不少人成为省部以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对此也要“一分为二”。
十二、农垦与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屯垦戍边的悠久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号召把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为生产大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最早建立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0年由王震率领的二、六军进疆，同国民党22兵团起义将领陶峙岳与新疆“三区”（阿勒泰、塔城、伊犁）民族第五军革命武装以及内地的支边青年组成，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执行“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1956年成立了农垦部。随后在黑龙江由十万转业官兵组成开发和建设“北大荒”产业大军；在广东（包括海南）、云南、广西、福建建立了天然橡胶垦区，创造了跨越北纬14O的奇迹；在内地各省建立了国营农场，成为农业上的“国家队”，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特别是在繁荣边疆经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边疆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能成功，谁得罪农民谁就失败。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反思在与毛泽东较量中失败的原因在于未依靠农民。在蒋经国执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使台湾农业走入现代的行列。反思我国大陆前30年的历史经验，农民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支撑了工业化，为国家建成独立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增强国家实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前30年的最大失误在于加剧和凝固了城乡二元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双层的二元结构。在实行粮食及农产品的统购与派购政策的同时，采取城乡不同的户籍政策，使农民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世袭农民”。在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的情况下，未能转移农业人口，在困难时期，甚至让大量城市人口倒流农村。随着人口的增加，使庞大的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致使城乡人口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形成城乡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农民成为弱势群体或“二等公民”。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之一在于把农民看作是处于两条道路十字路口的阶级，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因而认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继续扩大，政治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状况仍然严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还需要做出更加实际的重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