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下午，本学期最后一次CARD学生“三农”论坛举行。CARD学生“三农”研究会特别邀请了正值春假期间的CARD校友、目前在Iowa Stat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敏同学参加。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两项：

一、李万文（06硕）：中国汽车行业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汽车产业具备成为经济增长主导产业的条件。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其制造能力居世界第三位。基于1992-2006年间的面板数据，作者同时使用随机前沿分析的参数方法和数据包络分析的非参数方法估算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效率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寻找影响中国汽车行业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

作者的结论有：（1）中国汽车产业在1992-2006年期间表现出非中性技术进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可能，技术非效率显著且随时间变化。1992-1997年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1998-2006年则有所提升。（2）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大致相同，只在四个年份略有差异，随机前沿分析的结果更为可信。（3）各省区间技术效率分布和产量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除产量不高但在细分市场上有较好表现的个别省份例外；地区间技术效率布局在十五年间经历了较大变化。（4）由研发人员、生产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政策聚合的因素一，以及由进出口金额占比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聚合的因素二对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

提问环节，王敏询问了技术效率的衡量方法；王朋问到作者模型中的产业政策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以及为什么选用CA5来反映市场集中度；宋海英的问题是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是统一还是单独处理的，删除某些影响因素的依据是什么，分别从管理学和产业经济学SCP模型寻找的影响因素会不会重合；最后，王敏从国家规定汽车制造合资企业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的产业政策出发，认为这事实上给国有企业提供了攫取租金的机会，其结果是整个产业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民营企业，此外，汽车产业的开放程度仍然较低，民营企业进入门槛依然很高，从以上两点认识出发，对比汽车行业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技术效率可能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二、储雪玲（04直博）：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我国自1999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为从主观幸福感角度评价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下城乡老人的生活质量，作者基于杭州市524份60岁以上老人的调查问卷，分别对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两个群体建立二元Logit模型，寻找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自变量包括人口特征、家庭关系、经济特征、身心健康和生活环境五类十九个指标。

结论是：（1）城市老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村。（2）影响城乡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共同因素包括性别、婚姻、子女孝顺、经济状况和对社会工作满意度。其中，子女孝顺的作用最大；农村老人对经济状况的敏感性强于城市老人；由于城市老人与配偶不同子女共居的比例远高于农村老人，因此，婚姻状况对城市老人影响更大。（3）自我照料和子女个数在城市模型中显著；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和收入来源在农村模型中显著。与城市老人维权依靠原工作单位工会的组织保障相比，农村老人主要依靠社会网络关系，积极维权的老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城市老人享有离退休金或政府补贴，依靠子女供养的不足10%，城市老人中30%以上需要靠就业或劳动收入，50%以上靠子女供养。

作者的陈述之后，同学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主观幸福感评价生活质量的适宜性、问卷调查的代表性以及计量模型的处理三方面：（1）杨奇明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观性太强，朱西湖询问主观幸福感是如何调查的，陈志新认为自我报告的回答方式可能主观性太强，是否可以采取邻居报告的形式；（2）宋海英询问了抽样调查的详细情况，抽样比例能否代表杭州城乡老人的比例，陈志新的疑问是把杭州各样本点的城市老人与农村老人合并在一起，会不会抹掉地区的异质性，王敏认为子女的经济状况对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建议在调查中补充子女信息；（3）王朋的问题是，作者在在调查问卷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度量是五分类的，为什么在计量模型中变为两分类，其合并方法如何，以及分别建立城市模型和农村模型如何体现城乡比较，金铃认为从城乡养老模式的差异入手也许能够对某些变量给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