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午，IFPRI高级研究员、CARD特聘教授张晓波博士应邀为CARD师生做了一场题为“An Out-of-Box Explanation for China’s High Saving Rate”的学术报告。钱文荣教授、钱彦敏副教授、郭红东副教授、徐丽安副院长、王敏博士候选人，与谢长青、宋海英和刘西川三位博士后以及近十名研究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无论是跨国比较，还是与现阶段仍然较低的收入水平相比，自经济转轨之后，高居不下的中国家庭储蓄率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层的广泛关注。高储蓄率的结果，虽通过高投资率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却也反映出离内需成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很远，而且，较高的经常账户剩余对持续攀升的外汇储备也造成很大压力。

目前，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已有解释主要是从人口年龄分布中生命周期因素，以及由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低效的金融机构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两个方面展开的。前者的问题是，生命周期因素在计量上的影响很小，且与住户层面的证据不一致，后者在截面数据上的解释力可能较强，但对时间序列数据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这篇工作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作者的观察来源于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78年的107:100上升到现阶段的120:100，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滞后2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率与1975-2005年期间储蓄率变动趋势吻合程度相当高。动物界的有趣现象也可佐证，数量较多的性别总是更加强壮或漂亮，以吸引异性来延续个体基因，类比人类世界，男性的吸引力也许体现在更多的银行存款上。作者从Becker对婚姻市场的解释中获得了灵感。

为论证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对家庭储蓄率变化的解释力，作者从五个层次展开：

（1）省区层面上，性别比在城乡储蓄率的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估算结果表明，当城乡5-1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分别从1986年的1.069、1.063上升到2006年的1.127、1.139，储蓄率将分别从11.2%、15.8%上升到14.5%、20.3%，仅性别比一项就解释了城乡储蓄率实际增长（21.1%和16.0%）的18%和68%。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作者选取少数民族比例、超生罚款和生一个男孩的额外费用作为工具变量。

（2）县级层面，1992-2002年期间，15-24年龄段的性别比变化在银行存款变化的回归中显著；2000年，0-14岁和15-24岁两个年龄段的性别比变化在居住面积的回归中显著。

（3）城市层面，性别比在解释九个城市结婚成本差异的回归中有显著正向影响。

（4）住户层面，2002年，与有一个或两个女儿的家庭相比，对只有一个儿子的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县级性别比在储蓄率回归中显著；对城市居民家庭而言，性别比在有一个儿子或女儿的家庭储蓄率回归中都是正向显著的。

（5）跨国比较层面，使用2005年的截面数据，在140个国家收入与支出比对数的回归中，滞后20年的性别比离差绝对值是显著的；在131个国家储蓄率对数的回归中，滞后20年的性别比对数也是显著的。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初步的结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看上去是促使储蓄率增加的动力之一，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可能会导致储蓄率下降。未来，作者计划探讨性别比失衡与经常账户盈余、奥运会奖牌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在座师生对作者使用大量数据分层次严密论证的分析方法印象深刻。报告结束后，张晓波博士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说自己喜欢到处走，寻找故事。这篇文章缘起于在贵州调研时碰到当地农民卖血造房子这样一个见闻。只有心里有问题，就会想方设法去找数据来验证自己的想法。另外，熟练掌握一种数据库软件对高效合并和整理数据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