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本年度第四期CARD学生“三农”论坛举行。此次论坛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一、王翔（06硕）：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实施标准化行为的因素研究
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的农业标准化存在制定易和实施难的现实问题。以浙江省八个城市122家蔬菜生产合作社为样本，作者从外部因素（下游商家对蔬菜质量安全的要求、合作社对安全蔬菜价格的满意程度、合作社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和政府支持程度）和内部因素（合作社规模、是否拥有品牌、是否采用网络宣传和内部控制程度）两个方面使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业生产合作社实施标准化的影响因素，辅以桐乡董家茭白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结果发现：合作社规模、是否拥有自有品牌、生产力利用水平和以出口和国内超市为目标市场对合作社实施标准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价格和政府支持程度的作用则不显著；案例研究从成本收益角度的分析结论支持上述结果，解释了在目前普通蔬菜市场和优质蔬菜市场不存在较大差价的情况下，实施标准化只是给合作社带来了进入优质蔬菜市场的准入机会，这对规模大、拥有自有品牌及以出口和国内超市为目标市场的合作社才有激励。
陈述之后，金铃就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对生鲜蔬菜市场结构分化的促进作用如何、合作社实施农业标准化的成本收益情况、不采纳农业标准化的合作社的理由是什么、农业标准化的年度检验制度执行情况如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与作者做了交流。
二、谢晶晶（06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浙江省2003-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向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为分析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者基于2003-2006年的浙江省分县面板数据，使用生产函数分别估计和测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贡献和边际回报率。结果表明：科研、教育、电力和通信四个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浙江省农村农业部门产出有显著的正向贡献，而道路投资仅在经济落后地区有显著贡献，其中，道路、电力和教育领域的投资在经济落后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通信和科研领域的投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相比之下，上述五项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非农部门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教育和通信领域的投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道路和电力领域的投资在经济落后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
提问环节，谢长青博士后询问了作者以时间序列数据估计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贡献与本文结果是否一致，作者认为是基本相同的。
三、黄斯涵（06硕）：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实证研究
由于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制改革进程艰难而迟缓，中国居民的储蓄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其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储蓄倾向高，他们的储蓄存款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作者使用1995-2006（除2002）浙江省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跨期动态家庭模型检验浙江省农户的储蓄行为中是否存在预防性动机，以及分析其储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上述跨期动态家庭模型的具体思路是，在使用一阶自回归刻画农户收入过程时以固定效应法估计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带入由资产非负约束下跨期预期效用最大化推导出的储蓄函数，估计出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和金融资产的边际储蓄倾向，据此判断农户是否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
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农户储蓄对暂时收入冲击的反应比持久收入因素更为强烈；在样本期1995-2006年间，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发生了很大转变，Chow结构稳定性检验和分段储蓄函数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预防性储蓄行为动机在近年来有所下降；2003年开始浙江省农户保险支出的增加使农户储蓄大幅减少，保险支出和农户储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浙江省农户的一些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储蓄产生显著影响，如固定资产和家庭劳动力抚养系数，另外一些家庭特征因素则对农户储蓄的影响不够显著。
陈述结束之后，杨奇明询问了对储蓄处理是作为存量还是流量，作者计算储蓄的方法是用收入减去消费，因此，储蓄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作者还与在场同学探讨了回归模型中增加变量后拟合优度会有怎么的变化，因为作者个人实践的结果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相冲突的。
四、张馥厚（06硕）：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供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宁夏为例
从1992年开始推广试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的资金筹集渠道为“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由于农民纯收入水平较低，集体经济在大部分地区力量薄弱，而国家财政没有明确的责任，导致其覆盖率不高且保障水平低下。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应担负明确财政责任后，作者以宁夏省为例，使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民参保意愿时得出政府补贴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随后，在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封闭预测宁夏农村未来的人口数量，辅以对个人账户利率、参保率、缴费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基本要素的合理假设，测算出全面补贴农民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所承担的财政资金和风险，提出并论证了政府补贴的诸多可行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当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3%，地方财政增长率为8%时，在缴费增长率为5%，个人账户利率为3%或3.5%的条件下，政府财政补贴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是可行的。
陈述之后，杨奇明问到在预测宁夏农村未来的人口数量时为什么不考虑人口迁移，作者认为不考虑人口迁移时人口基数更大，如果在这种状况下提出的农村养老保险方案在财政上的风险是可控的，那么对于人口迁移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个方案也必将是可行的。
一、王翔（06硕）：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实施标准化行为的因素研究
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的农业标准化存在制定易和实施难的现实问题。以浙江省八个城市122家蔬菜生产合作社为样本，作者从外部因素（下游商家对蔬菜质量安全的要求、合作社对安全蔬菜价格的满意程度、合作社生产能力利用程度和政府支持程度）和内部因素（合作社规模、是否拥有品牌、是否采用网络宣传和内部控制程度）两个方面使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业生产合作社实施标准化的影响因素，辅以桐乡董家茭白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结果发现：合作社规模、是否拥有自有品牌、生产力利用水平和以出口和国内超市为目标市场对合作社实施标准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价格和政府支持程度的作用则不显著；案例研究从成本收益角度的分析结论支持上述结果，解释了在目前普通蔬菜市场和优质蔬菜市场不存在较大差价的情况下，实施标准化只是给合作社带来了进入优质蔬菜市场的准入机会，这对规模大、拥有自有品牌及以出口和国内超市为目标市场的合作社才有激励。
陈述之后，金铃就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对生鲜蔬菜市场结构分化的促进作用如何、合作社实施农业标准化的成本收益情况、不采纳农业标准化的合作社的理由是什么、农业标准化的年度检验制度执行情况如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与作者做了交流。
二、谢晶晶（06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浙江省2003-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向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为分析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者基于2003-2006年的浙江省分县面板数据，使用生产函数分别估计和测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贡献和边际回报率。结果表明：科研、教育、电力和通信四个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浙江省农村农业部门产出有显著的正向贡献，而道路投资仅在经济落后地区有显著贡献，其中，道路、电力和教育领域的投资在经济落后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通信和科研领域的投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相比之下，上述五项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非农部门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教育和通信领域的投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道路和电力领域的投资在经济落后地区的边际回报率最高。
提问环节，谢长青博士后询问了作者以时间序列数据估计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贡献与本文结果是否一致，作者认为是基本相同的。
三、黄斯涵（06硕）：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实证研究
由于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制改革进程艰难而迟缓，中国居民的储蓄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其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储蓄倾向高，他们的储蓄存款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作者使用1995-2006（除2002）浙江省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跨期动态家庭模型检验浙江省农户的储蓄行为中是否存在预防性动机，以及分析其储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上述跨期动态家庭模型的具体思路是，在使用一阶自回归刻画农户收入过程时以固定效应法估计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带入由资产非负约束下跨期预期效用最大化推导出的储蓄函数，估计出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和金融资产的边际储蓄倾向，据此判断农户是否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
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农户储蓄对暂时收入冲击的反应比持久收入因素更为强烈；在样本期1995-2006年间，浙江省农户储蓄行为发生了很大转变，Chow结构稳定性检验和分段储蓄函数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预防性储蓄行为动机在近年来有所下降；2003年开始浙江省农户保险支出的增加使农户储蓄大幅减少，保险支出和农户储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浙江省农户的一些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储蓄产生显著影响，如固定资产和家庭劳动力抚养系数，另外一些家庭特征因素则对农户储蓄的影响不够显著。
陈述结束之后，杨奇明询问了对储蓄处理是作为存量还是流量，作者计算储蓄的方法是用收入减去消费，因此，储蓄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作者还与在场同学探讨了回归模型中增加变量后拟合优度会有怎么的变化，因为作者个人实践的结果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相冲突的。
四、张馥厚（06硕）：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供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宁夏为例
从1992年开始推广试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的资金筹集渠道为“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由于农民纯收入水平较低，集体经济在大部分地区力量薄弱，而国家财政没有明确的责任，导致其覆盖率不高且保障水平低下。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应担负明确财政责任后，作者以宁夏省为例，使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民参保意愿时得出政府补贴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随后，在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封闭预测宁夏农村未来的人口数量，辅以对个人账户利率、参保率、缴费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基本要素的合理假设，测算出全面补贴农民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所承担的财政资金和风险，提出并论证了政府补贴的诸多可行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当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3%，地方财政增长率为8%时，在缴费增长率为5%，个人账户利率为3%或3.5%的条件下，政府财政补贴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是可行的。
陈述之后，杨奇明问到在预测宁夏农村未来的人口数量时为什么不考虑人口迁移，作者认为不考虑人口迁移时人口基数更大，如果在这种状况下提出的农村养老保险方案在财政上的风险是可控的，那么对于人口迁移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个方案也必将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