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发起和轮流主办的长三角研究生“三农”论坛本年度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承办，于2007年12月1日在杭州举行，按照惯例提交15篇报告文章，共70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一年一度的长三角论坛以学生为参与主体，旨在增进有着不同研究传承的三校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本届论坛分为农业生产与效率、农户经营行为、农产品贸易与金融和农村社会发展四大主题，现将相关议题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农业生产与效率
本议题共有四篇文章。石慧使用绝对收敛（α收敛和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层层递进的检验1985-2005年期间中国各省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收敛趋势。孙善侠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1991-2004年期间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三类组织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认为高等院校在科技投入产出的总体效率和规模收益上均优于科研院所和企业。梅燕以生产集中度指数测算粮食生产格局在大区和省区两个层面上是否存在根本变化，随后在Moran’s I指数验证各省区间粮食生产存在空间特性的基础上，使用空间误差模型探索格局变化的成因。刘兴以构建粮食预警系统为目的采用谱分析法探讨1949-2003年期间中国粮食生产的周期波动，以直线拟合并抽离导致粮食生产波动的长期趋势之后，识别出中国粮食生产周期，并对2007年后粮食产量做出了预测。以下就石慧、梅燕和刘兴的研究 在各自领域进行综述。
历经1978-1984年的快速增长及其后长期的徘徊不前，粮食生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长期短缺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其他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裕且价格趋于下降，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农业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主要依靠投入增加而非效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远低于化肥和农业机械；在省区层面上，结果相同，但各省区间农业生产率水平差距很大（姚万军，2005）。石慧认为，1985-2005年期间中国各省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东中西三大区域将收敛于各自的稳态值。另一方面，要素流动不可忽略。由要素市场引导的逐渐平衡的资本劳动比是否会缩小地区间生产率差距？有研究支持1992年后地区间农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素流动（Seamus McElean，吴子平，2003），也有研究否定了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在消除地区差距中能发挥关键作用，认为欠发达地区必须提升生产效率才能实现经济收敛（邵宜航，刘雅南，2005）。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使得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结构调整成为可能。而且，要素价格体系在农产品和投入品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步确立，农业资源禀赋根据比较优势在地区间优化配置也是必然趋势。就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而言，省际调运模式在八十年代中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南粮北调”转变为市场化进程中的“北粮南运”（郑有贵，邝婵娟和焦红坡，1999）。影响区域格局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因素同时发挥着作用。在沿海发达地区，耕地资源移作它用，在传统农作区，粮食被经济作物所取代；复制指数的提高、低温育种与旱植技术的传播拓宽了粮食种植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差异引导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流入地对商品粮的需求，对土地资源禀赋不敏感的畜牧业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增加了对饲料用粮的需求。粮食增长中心表现出全国粮食增长中心北上和南方粮食增长中心逐渐西进的趋势（黄爱军，1995），或是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的倾向（高帆，2005）。梅燕指出，尽管粮食各种类的布局存在差异，然而，总体上，1978-2005年中国粮食生产表现出由华东、华南和西南向东北、华北、中南和西北移动的趋势，各省区粮食生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自然条件、要素投入与区域经济特征显著影响粮食生产格局分布。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具有持久性，市场化过程中粮食政策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趋势的改变并没有根本改变其特征（伍山林，2000）。
诸如粮食、棉花、大豆等重要农产品的战略问题是开放经济下农产品市场化购销体制改革和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制定贸易政策中关系重大的问题，加之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耕地被占用、水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发，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保障食品供给和相关产业发展是一个艰难的权衡选择。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粮食生产主要为满足随人口增长的国内需求；与美国、法国、印度等国相比，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是最高的，但对粮食生产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弱（蒋乃华，李岳云，1995）；粮食生产波动呈周期性变化（国家计委农经司，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6）。自1949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周期性变化中，既有经营体制变动、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与政府农业投资的阵发性冲动导致的短期波动，周期一般为4-6年，也有农业气象灾害过程中的6年、12年和16年波，还有人口变动和农作制度变化引发的25-30年波（孙鹤，施锡铨，2000）。刘兴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周期是8、10、14、20和41年五个显著周期叠加的结果，预计2007-2010中国粮食总产量将出现一个徘徊不前的时期，2011年后则快速增长且能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二、农户经营行为
农户经营行为专题共有四篇文章。纪月清基于江苏省、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784份村民小组和农户数据以及江苏省兴化市61名农村信贷员的访谈，构建农户农业投资、土地经营收益和信贷可得性的联立方程组和村庄土地租赁模型，探讨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农地租赁和农地作为抵押品的可接受性三方面的影响。叶建使用超越对数利润函数分析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浙江粳稻和早籼稻种植户的要素需求、粮食供给和收入效应，在此基础上模拟生产者直接补贴、化肥价格补贴和农业租赁作业补贴三种粮食支持政策对稻谷生产者收益的影响。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六个省份的307份农户调查数据，张忠明使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意愿的因素。赵卓使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两种市场结构下农民愿意参与农产品质量分级并获得利润的条件。接下来分别在各自研究领域综述四篇文章的观点。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根本改变了农村土地制度。农民凭借成员权从村庄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兼具提供生产要素、就业机会、食物保障和失业保险的分配作用以及激励长期投资、在生产力不同的农户间重新配置和以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增长作用。尽管中央政策规定给予农户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然而，土地再调整的权利在绝大部分村庄掌握在村集体手中，包产到户后重新配置土地的次数在村庄之间差别很大。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直是土地制度研究领域广为探讨的话题。纪月清认为，由于中国农户土地经营面积过小，农用土地经营收益低，而且长期投资中与特定地块不相关的流动资本可随土地调整转移，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制度确保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在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也无法刺激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和土地租赁总量，农地仍然不会被正规信贷机构接受为抵押品。具体到土地产权中的租赁权，根据L. Brandt、李果和黄季焜等（2004）的调查，70%以上的村庄（各省差异较大）报告农户有完全自由的流转权或租赁权，但进入土地租赁市场的耕地比例仍然非常低，1988年和1995年分别为0.5%和3%，而且大部分发生在亲戚之间。张忠明对长江中下游六省区的实证分析表明，60%以上的样本农户没有规模经营土地的意愿，区域发展水平、农业经营者老年化、农业比较利益低和就业与收入来源多元化等是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粮食供给立足于国内自给，种粮户对粮食政策和市场价格的反应程度与相应的投入产出行为成为影响粮食供需总体平衡的重要因素。在接近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的“统购统销”下，农民意愿供给量完全取决于计划收购价格，政府还需通过强制扩大种植面积、限制其它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选择、降低投入品和替代品价格等来弥补价格激励的不足，扩大生产和保证产量。在农民可以不完成订购任务、但进入粮食市场受到限制的“双轨制”下，种粮户有了少交售的选择，他们仍然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产量，但只交售收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数量，仅当市场价格高到足以弥补收购价下的损失时才向市场出售，因此收购和市场价格变动会导致粮食总产量突降和突增两种效果（金和辉，1990）。进一步引入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相对于经济作物的粮食价格下跌会导致粮食产量的突减和经济作物产量的突增，两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出现交叉波动（郑毓盛，曾澍基和陈文鸿，1993）。在率先实行“市场化购销”改革的浙江省，产品价格正向显著地影响大部分农作物的生产规模，价格机制的调解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各种农作物之间差价变化也影响了农户的作物种植选择（陆文聪，叶建，2004）。叶建认为农户粮食供给和要素投入对价格相当敏感，但敏感程度因品种而异；粮食直补政策某种程度上可改善粮农的生产收益，但应考虑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情况。这方面的研究可看作是对粮食生产波动和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从微观层面上做出了解释。
在农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政府试图建立和推行农产品质量分级体系来提升农产品非价格竞争力和保障食品安全。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农产品质量标准作为外生的技术和制度安排，如何激励农产品生产者自愿参与？农产品质量分级与产品差异化是否会产生冲突？农产品质量分级与价格歧视是什么关系？农产品分级标准的选取会不会事实上协助某些厂商建立其垄断地位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赵卓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农产品生产者参与分级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所生产不同等级农产品的比重和消费者对不同等级农产品的评价，而在完全垄断市场结构下，质量分级类似于价格歧视，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农产品质量分级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是不确定的。也有研究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无论产品构成如何，生产者的最优分级策略只依赖于消费者的个人质量评价函数；在完全垄断市场结构下，生产者会将等级分界点向高质量方向移动。如果考虑分级标准的动态调整过程，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越小，对不同质量等级的评价差距越小，口味类型越多，市场达到均衡的速度越慢，这正符合农产品市场的特征，因而赋予了政府制定农产品分级标准的正当性（P. Zusman，1967）。以上理论分析对分级标准的调整成本忽略不计或考虑不多，以1972年加拿大实施新的牛肉分级体系为例的一项研究表明，分级标准调整将影响该产品的整个供应链，成本相当可观；生产者收益在短期内将受损，长期内才能增加，某地区调整持续时期的长短取决于这个产业在该地区的集中程度（J. Considine, W. Kerr & G. Smith et.，1986）。
三、农产品贸易与金融
农产品贸易与金融专题有三篇文章。以对日农产品出口为例，陈龙江试图探讨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他在农产品出口数量决定模型中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处理汇率波动的滞后效应，以GARCH(1,1)模型衡量汇率风险，并用单位根检验评估模型的稳定性。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频繁的现象，郭昱以60家农业上市企业为样本，使用Logistic模型证实非流通股持股比例、公司首发募集资金规模与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可能性呈正向关系，而公司赢利能力的影响则是负向的。由于在银行效率评价中忽略资本结构和风险的测算将高估X-效率，刘尚鑫将衡量风险的变量加入成本和利润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发现，纳入风险因素后的评价结果完全不同，此前缺乏规模经济的银行全部表现出规模经济性；中国银行的X-效率水平约为40-60%，考虑风险后的结果降低10%；私营银行的效率高于国有银行；银行绩效与银行规模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金融资本和流动比率对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以下仅综述陈龙江的观点。
汇率制度经历固定汇率制度、双轨汇率制度和并轨后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钉住单一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中国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大国经济特征愈加明显。汇率调整通过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产生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四个方面的效应。其中，汇率调整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般原理是汇率降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然而，这一结果的实现程度如何以及对国民经济是否有利与产品的需求、供给弹性和国内资源供给条件密切相关（厉以宁，1991），而且具有时滞效应（唐海燕，1995）。以农产品贸易为例，汇率并轨后人民币贬值对农产品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如预期。那时，为了调剂余缺和出口创汇，小麦和化肥是主要进口农产品和农用物资，需求弹性小，进口具有刚性；出口则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价格弹性低，且受制于国内资源和农业生产能力，农产品供给能力短期内无法随着汇率降低而迅速增强（蔡昉，1994；顾焕章，李岳云和钟甫宁，1994）。此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农产品贸易的作用演变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和提供资源短缺性原料（何秀荣，T. Wahl，2002），除少量短缺性产品和资源外，农产品进出口弹性均有所增加，加之国内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汇率调整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将会增强。陈龙江认为，汇改后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出口以负效应为主，其中名义汇率水平比汇率风险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大，短期内完全由它主导农产品出口额的变动，较长期内则与汇率风险共同发挥作用。可以预测，在农业结构调整之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具有比较优势、需求弹性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人民币升值对面向出口的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四、农村社会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专题有四篇报告文章。基于1999-2003及2005六年各省区面板数据，柴志贤使用最小二乘回归从区域层面研究工业集聚及其外部性和城市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指标选择是这篇实证文章的难点，他采用专利申请量代表区域创新能力，分别以区位商和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反映工业集聚程度。张晔林基于248份企业样本，将企业的培训决策分为是否培训和培训投入两个阶段，分别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企业特征、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状况、培训特征、制度和企业管理水平五方面因素在这两阶段决策中的影响。张晖选取过剩氮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物的代表，验证1990-2005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江苏省农业生产中是否成立。顾和军从要素报酬角度分析农民角色分化，并在农民角色分化的背景下以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补为例评价农业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她使用洛仑兹曲线比较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江苏省无锡、常州、兴化和灌南四市440个样本农户中的分配均等程度，以农业政策对三种农业资源价格影响程度的理论分析作为基础，用70个样本村庄的面板数据测算农业税缴纳和粮食直补两项政策对三种农业资源价格的影响程度。以下分别对四位作者的观点在各自研究领域内进行综述。
经济发展被看作传统农业社会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变过程。新经济地理在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础上认为知识在地理上的集聚可能促进了创新的产生。秉承这一派思想的实证研究采取两条路径，一是理解地理作为媒介对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二是解释不同区域经济活动结果的差别（Feldman, M.，1999）。柴志贤采取第一条路径，以专利申请量作为因变量，认为城市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相比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地区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更大。也有研究（范剑勇，2006）选取第二条路径，分析以非农就业密度反映的产业集聚差异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对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久性影响，发现各省区间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的现象，而且在循环累计机制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地区间差距仍在扩大。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为中国在地区间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应走怎样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理论界达成的一致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状况是已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约为经济增长贡献27%，而中国未来将遭遇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可解释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工资差距的57%。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以促进劳动力流动成为一项重要事业（蔡昉，2005）。我国提供农民工培训的主体有政府、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尽管国家提供补贴，但与培训的市场价格仍有相当差距，企业培训不足，农民工自融资培训的约束较紧。传统观点认为，因为无法收回离职工人的培训回报且其培训收益易为其他企业所获得，企业不会支付工人的一般培训（Becker G.，1962）。后续研究拓展了这个结论，多重均衡结果之一如传统观点所述，高离职率和低培训投入，第二种结果则是低离职率和高培训投入，企业也会提供一般培训且在一般培训期间还会支付工资的原因是培训企业事后充分掌握了工人的能力而具有买主垄断权。能实现何种均衡结果与该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和市场制度密切相关，如企业间挖人是否普遍（Acemoglu D. & Pischke J.，1998）。张晔林认为企业规模、管理水平、培训制度规范程度、企业内农民工比例、技能要求特殊程度和农民工市场供需紧张状况正向显著影响企业培训农民工的可能性。
在生产和就业的传统认识上，“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重塑了农业对社会的贡献，其中包括维护生态环境，然而，现阶段其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要素（尤其是化肥）的农业也日益成为我国制造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部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倒“U”形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其宏观机制是受价格驱使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和投入构成变化最终会诱导经济活动的结构性变化，微观机理则是国民随收入水平提高对环境服务的需求上升，偏好的消费结构产生的污染排放减少（陈华文，刘康兵，2004）。在EKC的实证研究中，不同函数形式的拟合效果有差异；使用跨国的截面或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通常支持它的成立，而基于一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则时常拒绝；在支持其成立的研究中，测算出不同污染源和环境指标的转折点不同；有的研究使用反映环境质量的存量指标，有的则选用流量指标。关于农业生产中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张晖的研究结果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1990-2005年江苏省农业生产中成立，其拐点是以1999年价格计算的45953元。关于EKC的实证研究不约而同地强调环境政策的作用，但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差距和国民的支付意愿，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追求高环境质量（胡大源，1998）。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三大改造”时构建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阶层的分化，也造就了新的阶层，中国正在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2006）。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现有研究多根据社会学理论从职业或收入角度切入，顾和军的研究则选取要素报酬角度，观察到由于土地租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不再统一，原本作为“土地所有者+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三位一体的农民的阶层分化具体表现为其所拥有的资源在数量和结构上均发生了变化。研究结果发现，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要素掌握在非农民群体手中，导致农业政策约有35%的漏出；土地比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均等得多，但收入最低的20%农户拥有的劳动力资源更丰裕，提高农业工资的政策最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补两项政策的收益全部转化为土地租金，其收入分配效果有所弱化。
纵观本届论坛提交的十五篇报告文章，评论老师赞扬同学们的研究能力有较大提高，然而，不足也是明显的，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大部分研究主要使用计量方法分析影响因素，囿于数据的处理，对数据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挖掘不够，导致分析难以深入。（2）选取变量时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是反映抽象概念的变量的准确性有待改善，如以专利申请量来反映创新能力；二是对选择特定指标的正当性未给予充分讨论，如以过剩氮代表面源污染物；三是遗漏重要变量，如九十年代时国家曾补贴过化肥的使用，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应作为政策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四是将不属于同一层次、本应分别放在价格反应方程和投入产出方程中的解释变量放在了同一个方程中。（3）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存在脱节现象。（4）某些政策建议没有基于文章的分析结论。（5）参考文献部分，或是没有列举出文章所有的引用文献，或是没有按照规则排列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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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与效率
本议题共有四篇文章。石慧使用绝对收敛（α收敛和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层层递进的检验1985-2005年期间中国各省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收敛趋势。孙善侠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1991-2004年期间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三类组织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认为高等院校在科技投入产出的总体效率和规模收益上均优于科研院所和企业。梅燕以生产集中度指数测算粮食生产格局在大区和省区两个层面上是否存在根本变化，随后在Moran’s I指数验证各省区间粮食生产存在空间特性的基础上，使用空间误差模型探索格局变化的成因。刘兴以构建粮食预警系统为目的采用谱分析法探讨1949-2003年期间中国粮食生产的周期波动，以直线拟合并抽离导致粮食生产波动的长期趋势之后，识别出中国粮食生产周期，并对2007年后粮食产量做出了预测。以下就石慧、梅燕和刘兴的研究 在各自领域进行综述。
历经1978-1984年的快速增长及其后长期的徘徊不前，粮食生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长期短缺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其他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裕且价格趋于下降，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农业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主要依靠投入增加而非效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远低于化肥和农业机械；在省区层面上，结果相同，但各省区间农业生产率水平差距很大（姚万军，2005）。石慧认为，1985-2005年期间中国各省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东中西三大区域将收敛于各自的稳态值。另一方面，要素流动不可忽略。由要素市场引导的逐渐平衡的资本劳动比是否会缩小地区间生产率差距？有研究支持1992年后地区间农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素流动（Seamus McElean，吴子平，2003），也有研究否定了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在消除地区差距中能发挥关键作用，认为欠发达地区必须提升生产效率才能实现经济收敛（邵宜航，刘雅南，2005）。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使得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结构调整成为可能。而且，要素价格体系在农产品和投入品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步确立，农业资源禀赋根据比较优势在地区间优化配置也是必然趋势。就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而言，省际调运模式在八十年代中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南粮北调”转变为市场化进程中的“北粮南运”（郑有贵，邝婵娟和焦红坡，1999）。影响区域格局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因素同时发挥着作用。在沿海发达地区，耕地资源移作它用，在传统农作区，粮食被经济作物所取代；复制指数的提高、低温育种与旱植技术的传播拓宽了粮食种植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差异引导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流入地对商品粮的需求，对土地资源禀赋不敏感的畜牧业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增加了对饲料用粮的需求。粮食增长中心表现出全国粮食增长中心北上和南方粮食增长中心逐渐西进的趋势（黄爱军，1995），或是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的倾向（高帆，2005）。梅燕指出，尽管粮食各种类的布局存在差异，然而，总体上，1978-2005年中国粮食生产表现出由华东、华南和西南向东北、华北、中南和西北移动的趋势，各省区粮食生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自然条件、要素投入与区域经济特征显著影响粮食生产格局分布。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具有持久性，市场化过程中粮食政策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趋势的改变并没有根本改变其特征（伍山林，2000）。
诸如粮食、棉花、大豆等重要农产品的战略问题是开放经济下农产品市场化购销体制改革和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制定贸易政策中关系重大的问题，加之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耕地被占用、水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发，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保障食品供给和相关产业发展是一个艰难的权衡选择。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粮食生产主要为满足随人口增长的国内需求；与美国、法国、印度等国相比，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是最高的，但对粮食生产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弱（蒋乃华，李岳云，1995）；粮食生产波动呈周期性变化（国家计委农经司，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6）。自1949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周期性变化中，既有经营体制变动、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变动与政府农业投资的阵发性冲动导致的短期波动，周期一般为4-6年，也有农业气象灾害过程中的6年、12年和16年波，还有人口变动和农作制度变化引发的25-30年波（孙鹤，施锡铨，2000）。刘兴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周期是8、10、14、20和41年五个显著周期叠加的结果，预计2007-2010中国粮食总产量将出现一个徘徊不前的时期，2011年后则快速增长且能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二、农户经营行为
农户经营行为专题共有四篇文章。纪月清基于江苏省、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784份村民小组和农户数据以及江苏省兴化市61名农村信贷员的访谈，构建农户农业投资、土地经营收益和信贷可得性的联立方程组和村庄土地租赁模型，探讨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农地租赁和农地作为抵押品的可接受性三方面的影响。叶建使用超越对数利润函数分析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浙江粳稻和早籼稻种植户的要素需求、粮食供给和收入效应，在此基础上模拟生产者直接补贴、化肥价格补贴和农业租赁作业补贴三种粮食支持政策对稻谷生产者收益的影响。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六个省份的307份农户调查数据，张忠明使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意愿的因素。赵卓使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两种市场结构下农民愿意参与农产品质量分级并获得利润的条件。接下来分别在各自研究领域综述四篇文章的观点。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根本改变了农村土地制度。农民凭借成员权从村庄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兼具提供生产要素、就业机会、食物保障和失业保险的分配作用以及激励长期投资、在生产力不同的农户间重新配置和以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增长作用。尽管中央政策规定给予农户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然而，土地再调整的权利在绝大部分村庄掌握在村集体手中，包产到户后重新配置土地的次数在村庄之间差别很大。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直是土地制度研究领域广为探讨的话题。纪月清认为，由于中国农户土地经营面积过小，农用土地经营收益低，而且长期投资中与特定地块不相关的流动资本可随土地调整转移，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制度确保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在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也无法刺激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和土地租赁总量，农地仍然不会被正规信贷机构接受为抵押品。具体到土地产权中的租赁权，根据L. Brandt、李果和黄季焜等（2004）的调查，70%以上的村庄（各省差异较大）报告农户有完全自由的流转权或租赁权，但进入土地租赁市场的耕地比例仍然非常低，1988年和1995年分别为0.5%和3%，而且大部分发生在亲戚之间。张忠明对长江中下游六省区的实证分析表明，60%以上的样本农户没有规模经营土地的意愿，区域发展水平、农业经营者老年化、农业比较利益低和就业与收入来源多元化等是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粮食供给立足于国内自给，种粮户对粮食政策和市场价格的反应程度与相应的投入产出行为成为影响粮食供需总体平衡的重要因素。在接近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的“统购统销”下，农民意愿供给量完全取决于计划收购价格，政府还需通过强制扩大种植面积、限制其它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选择、降低投入品和替代品价格等来弥补价格激励的不足，扩大生产和保证产量。在农民可以不完成订购任务、但进入粮食市场受到限制的“双轨制”下，种粮户有了少交售的选择，他们仍然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产量，但只交售收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数量，仅当市场价格高到足以弥补收购价下的损失时才向市场出售，因此收购和市场价格变动会导致粮食总产量突降和突增两种效果（金和辉，1990）。进一步引入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相对于经济作物的粮食价格下跌会导致粮食产量的突减和经济作物产量的突增，两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出现交叉波动（郑毓盛，曾澍基和陈文鸿，1993）。在率先实行“市场化购销”改革的浙江省，产品价格正向显著地影响大部分农作物的生产规模，价格机制的调解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各种农作物之间差价变化也影响了农户的作物种植选择（陆文聪，叶建，2004）。叶建认为农户粮食供给和要素投入对价格相当敏感，但敏感程度因品种而异；粮食直补政策某种程度上可改善粮农的生产收益，但应考虑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情况。这方面的研究可看作是对粮食生产波动和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从微观层面上做出了解释。
在农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政府试图建立和推行农产品质量分级体系来提升农产品非价格竞争力和保障食品安全。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农产品质量标准作为外生的技术和制度安排，如何激励农产品生产者自愿参与？农产品质量分级与产品差异化是否会产生冲突？农产品质量分级与价格歧视是什么关系？农产品分级标准的选取会不会事实上协助某些厂商建立其垄断地位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赵卓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农产品生产者参与分级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所生产不同等级农产品的比重和消费者对不同等级农产品的评价，而在完全垄断市场结构下，质量分级类似于价格歧视，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农产品质量分级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是不确定的。也有研究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无论产品构成如何，生产者的最优分级策略只依赖于消费者的个人质量评价函数；在完全垄断市场结构下，生产者会将等级分界点向高质量方向移动。如果考虑分级标准的动态调整过程，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越小，对不同质量等级的评价差距越小，口味类型越多，市场达到均衡的速度越慢，这正符合农产品市场的特征，因而赋予了政府制定农产品分级标准的正当性（P. Zusman，1967）。以上理论分析对分级标准的调整成本忽略不计或考虑不多，以1972年加拿大实施新的牛肉分级体系为例的一项研究表明，分级标准调整将影响该产品的整个供应链，成本相当可观；生产者收益在短期内将受损，长期内才能增加，某地区调整持续时期的长短取决于这个产业在该地区的集中程度（J. Considine, W. Kerr & G. Smith et.，1986）。
三、农产品贸易与金融
农产品贸易与金融专题有三篇文章。以对日农产品出口为例，陈龙江试图探讨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他在农产品出口数量决定模型中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处理汇率波动的滞后效应，以GARCH(1,1)模型衡量汇率风险，并用单位根检验评估模型的稳定性。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频繁的现象，郭昱以60家农业上市企业为样本，使用Logistic模型证实非流通股持股比例、公司首发募集资金规模与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可能性呈正向关系，而公司赢利能力的影响则是负向的。由于在银行效率评价中忽略资本结构和风险的测算将高估X-效率，刘尚鑫将衡量风险的变量加入成本和利润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发现，纳入风险因素后的评价结果完全不同，此前缺乏规模经济的银行全部表现出规模经济性；中国银行的X-效率水平约为40-60%，考虑风险后的结果降低10%；私营银行的效率高于国有银行；银行绩效与银行规模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金融资本和流动比率对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以下仅综述陈龙江的观点。
汇率制度经历固定汇率制度、双轨汇率制度和并轨后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钉住单一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中国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大国经济特征愈加明显。汇率调整通过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产生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四个方面的效应。其中，汇率调整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般原理是汇率降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然而，这一结果的实现程度如何以及对国民经济是否有利与产品的需求、供给弹性和国内资源供给条件密切相关（厉以宁，1991），而且具有时滞效应（唐海燕，1995）。以农产品贸易为例，汇率并轨后人民币贬值对农产品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如预期。那时，为了调剂余缺和出口创汇，小麦和化肥是主要进口农产品和农用物资，需求弹性小，进口具有刚性；出口则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价格弹性低，且受制于国内资源和农业生产能力，农产品供给能力短期内无法随着汇率降低而迅速增强（蔡昉，1994；顾焕章，李岳云和钟甫宁，1994）。此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农产品贸易的作用演变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和提供资源短缺性原料（何秀荣，T. Wahl，2002），除少量短缺性产品和资源外，农产品进出口弹性均有所增加，加之国内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汇率调整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将会增强。陈龙江认为，汇改后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出口以负效应为主，其中名义汇率水平比汇率风险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大，短期内完全由它主导农产品出口额的变动，较长期内则与汇率风险共同发挥作用。可以预测，在农业结构调整之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具有比较优势、需求弹性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人民币升值对面向出口的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四、农村社会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专题有四篇报告文章。基于1999-2003及2005六年各省区面板数据，柴志贤使用最小二乘回归从区域层面研究工业集聚及其外部性和城市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指标选择是这篇实证文章的难点，他采用专利申请量代表区域创新能力，分别以区位商和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反映工业集聚程度。张晔林基于248份企业样本，将企业的培训决策分为是否培训和培训投入两个阶段，分别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企业特征、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状况、培训特征、制度和企业管理水平五方面因素在这两阶段决策中的影响。张晖选取过剩氮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物的代表，验证1990-2005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江苏省农业生产中是否成立。顾和军从要素报酬角度分析农民角色分化，并在农民角色分化的背景下以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补为例评价农业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她使用洛仑兹曲线比较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江苏省无锡、常州、兴化和灌南四市440个样本农户中的分配均等程度，以农业政策对三种农业资源价格影响程度的理论分析作为基础，用70个样本村庄的面板数据测算农业税缴纳和粮食直补两项政策对三种农业资源价格的影响程度。以下分别对四位作者的观点在各自研究领域内进行综述。
经济发展被看作传统农业社会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变过程。新经济地理在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础上认为知识在地理上的集聚可能促进了创新的产生。秉承这一派思想的实证研究采取两条路径，一是理解地理作为媒介对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二是解释不同区域经济活动结果的差别（Feldman, M.，1999）。柴志贤采取第一条路径，以专利申请量作为因变量，认为城市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相比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地区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更大。也有研究（范剑勇，2006）选取第二条路径，分析以非农就业密度反映的产业集聚差异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对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久性影响，发现各省区间出现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的现象，而且在循环累计机制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地区间差距仍在扩大。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为中国在地区间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应走怎样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理论界达成的一致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状况是已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约为经济增长贡献27%，而中国未来将遭遇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可解释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工资差距的57%。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以促进劳动力流动成为一项重要事业（蔡昉，2005）。我国提供农民工培训的主体有政府、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尽管国家提供补贴，但与培训的市场价格仍有相当差距，企业培训不足，农民工自融资培训的约束较紧。传统观点认为，因为无法收回离职工人的培训回报且其培训收益易为其他企业所获得，企业不会支付工人的一般培训（Becker G.，1962）。后续研究拓展了这个结论，多重均衡结果之一如传统观点所述，高离职率和低培训投入，第二种结果则是低离职率和高培训投入，企业也会提供一般培训且在一般培训期间还会支付工资的原因是培训企业事后充分掌握了工人的能力而具有买主垄断权。能实现何种均衡结果与该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和市场制度密切相关，如企业间挖人是否普遍（Acemoglu D. & Pischke J.，1998）。张晔林认为企业规模、管理水平、培训制度规范程度、企业内农民工比例、技能要求特殊程度和农民工市场供需紧张状况正向显著影响企业培训农民工的可能性。
在生产和就业的传统认识上，“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重塑了农业对社会的贡献，其中包括维护生态环境，然而，现阶段其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要素（尤其是化肥）的农业也日益成为我国制造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部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倒“U”形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其宏观机制是受价格驱使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和投入构成变化最终会诱导经济活动的结构性变化，微观机理则是国民随收入水平提高对环境服务的需求上升，偏好的消费结构产生的污染排放减少（陈华文，刘康兵，2004）。在EKC的实证研究中，不同函数形式的拟合效果有差异；使用跨国的截面或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通常支持它的成立，而基于一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则时常拒绝；在支持其成立的研究中，测算出不同污染源和环境指标的转折点不同；有的研究使用反映环境质量的存量指标，有的则选用流量指标。关于农业生产中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张晖的研究结果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1990-2005年江苏省农业生产中成立，其拐点是以1999年价格计算的45953元。关于EKC的实证研究不约而同地强调环境政策的作用，但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差距和国民的支付意愿，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追求高环境质量（胡大源，1998）。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三大改造”时构建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阶层的分化，也造就了新的阶层，中国正在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2006）。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现有研究多根据社会学理论从职业或收入角度切入，顾和军的研究则选取要素报酬角度，观察到由于土地租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不再统一，原本作为“土地所有者+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三位一体的农民的阶层分化具体表现为其所拥有的资源在数量和结构上均发生了变化。研究结果发现，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要素掌握在非农民群体手中，导致农业政策约有35%的漏出；土地比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均等得多，但收入最低的20%农户拥有的劳动力资源更丰裕，提高农业工资的政策最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补两项政策的收益全部转化为土地租金，其收入分配效果有所弱化。
纵观本届论坛提交的十五篇报告文章，评论老师赞扬同学们的研究能力有较大提高，然而，不足也是明显的，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大部分研究主要使用计量方法分析影响因素，囿于数据的处理，对数据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挖掘不够，导致分析难以深入。（2）选取变量时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是反映抽象概念的变量的准确性有待改善，如以专利申请量来反映创新能力；二是对选择特定指标的正当性未给予充分讨论，如以过剩氮代表面源污染物；三是遗漏重要变量，如九十年代时国家曾补贴过化肥的使用，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应作为政策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四是将不属于同一层次、本应分别放在价格反应方程和投入产出方程中的解释变量放在了同一个方程中。（3）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存在脱节现象。（4）某些政策建议没有基于文章的分析结论。（5）参考文献部分，或是没有列举出文章所有的引用文献，或是没有按照规则排列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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