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下午，新学年第一期、本年度第五期CARD学生“三农”论坛在潘伟光老师的主持下举行。本期的主题是2006-2007年度CARD学生科研立项资助项目的结题汇报，共有四位同学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一、沈汉溪（05春博）：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测算
沈汉溪同学申请的此项课题试图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的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结论是，1995-2005年期间，若假设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分别为1:1和1:1.45，则农民工对中国第二、三产业产值贡献的比例各为14.77%至24.35%，年均19.98%，以及1.67%至4.71%，年均3.26%。
该项研究采用对数形式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比较了两种函数形式 和 的估计效果。前者将农民工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贡献区分开，是较理想的估计形式；然而，无论使用平均生产函数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还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极大似然法，其估计结果均存在多重共线性。第二种函数形式是在第二、三产业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 的变形，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后，即可由a1+b1=1计算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然后，在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和1:1.45两种情况下，根据农民工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例，计算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此报告所采用的劳动力和资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此外，1995-2004年间农民工的数据采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05年的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由于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作者使用的是资本存量数据而非资本流量数据。
陈述结束后，潘老师问题有：农民工数量这个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是否应该将C-D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区分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工？也许可以尝试去测算农民工对某个具体产业的贡献？一位同学询问了农民工数量的调查方法。
二、张忠明（05秋博）：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
在迫切需要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率及增加中国农民收入的背景下，张忠明同学的立项研究试图弄清农民是否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意愿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土地经营规模意愿。
根据2006年7-8月间对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和浙江六个省份307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每个省抽取3个村庄，每个村庄调查20户，共发出36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07份），作者描述性地统计了样本农户的实际土地经营规模和希望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样本农户比例。在分析农户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时，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与实际的调查体会之后，作者选取了农民个体特征变量（4个）、家庭特征变量（17个）和政策变量（1个）三类共22个指标，以 为待估计的函数形式，最终显著的变量有七个：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主业、个人务农年收入、农业生产流动资本投入、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和被雇务农可获收入。
作者的结论是：农业经营者的老年化和低知识化严重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行；与此相反，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但缺乏愿意实施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户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个人务农年收入和农业生产流动资本投入是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激励因素；家庭劳动力数量成为决定性影响因素；家庭当前经营的土地面积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意愿经营面积。
讨论阶段，储雪玲同学问到在计算实际经营规模和意愿经营规模的平均数时，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法还是加权平均法？因为使用简单平均法可能出现高估的情况。王学渊同学的问题是使用t检验来比较意愿经营规模和实际经营规模会不会更好。
三、王学渊（05秋博）：农业水权行业间转移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河北省兴隆县转轴沟村为例
基于在河北省兴隆县转轴沟村所做的实地调查，王学渊同学的立项课题是农业水权在行业间发生转移后对当地村庄发展的影响的案例分析。
作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指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可交易的水权制度来解决稀缺水资源的配置问题。根据国外的经验，农业水权转移可以增加社会总收益，增长农业产值，提高农民收入以及改善用水效率。然而，水权转移对狭小地域（如一个村庄）的影响非常显著；大规模的水权交易也会改变水资源的分布状况，引起潜在的环境破坏。中国是在经验借鉴中摸索水权转移的制度建设。鉴于中国水资源的所有权分配以及目前的用水状况，中国水权转移的主要内容将是农业水权的行业间转移。而且，众多学者对中国能否建立水权市场存在诸多争论。
调查地兴隆县是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重要水源供应区，境内主要河流有滦河、柳河、撒河和黑河。调查点转轴沟村是柳河的发源地之一，自1997年开始，本地过去用于当地农业灌溉和村民生活的水资源转而主要用于城镇生活用水（2.5万城镇居民）、工业用水（县啤酒厂、罐头厂和化肥厂）及其他用水（度假酒店、当地驻军）。村民获得的补偿包括自2004年以来的免费自来用水、修筑沟渠的水泥以及由村委会接收的化肥厂每年支付的10吨水泥。
水资源的用途改变对转轴沟村的影响是极大的：该村由过去种植份额分别为40%、40%、10%和10%的小麦、玉米、高粱和谷子，小麦收割后轮作萝卜和白菜的种植组合转变为80%、10%和10%的玉米、高粱和谷子的种植组合。村民被迫放弃了利润丰厚的养鸭业。水资源转移在补偿问题上引发了村民矛盾，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未来供水能力，也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作者认为造成在转轴沟村出现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原因是无序竞争用水行为的外部性。她认为水资源转移应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资源禀赋，在转出速度和数量上加以限制；调整水资源的用水结构；清晰界定水资源产权，完善水权制度；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得失；加大农户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度。
提问阶段，大家普遍赞同王学渊同学的调查非常有意义，也钦佩她在旅途中听闻转轴沟村的情况后便只身前往调查的勇气和探索精神。此外，沈汉溪同学提出了三个问题：（1）作者对水资源农转非的价值判断是怎样的？（2）国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对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所持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同时也指出其缺点也是极大的。上个学期曾在CARD做过讲座的Smith教授是怎样评价中国水资源区域间大规模转移的影响？（3）作者认为解决未来水资源短缺的办法是什么？经济手段可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四、杨奇明（06春博）：浙江省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基于乡镇的层面
以乡镇对基本研究单位，杨奇明同学试图解决1998-2005年期间浙江省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测度问题。根据其优良的可加分解性，作者选用以Theil指数为主Gini系数为辅的分解方法将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分解到地区间、县域间和乡镇间三个层次。他的结论是：
（1）根据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浙江省尚有21.4%的乡镇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根据Theil指数一阶分解的结果，农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内差距大于地区间差距，两者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分别从1998年的71.50%和28.50%变为2005年的59.24%和40.76%，并呈现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此外，作者还基于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差距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将浙江省11个地区分为五类。
（3）根据Theil指数二阶分解的结果，农民人均收入的县域间差距相当，两者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分别从1998年的35.98%和35.52%变为2005年的27.41%和31.83%，均呈略微下降的趋势。
张黎莉同学建议在解决了收入差距的测度问题之后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导致各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沈汉溪同学询问了洛仑兹曲线和Gini系数的计算方法，并认为如果假设浙江省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规律，那么，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即任其发展，农民收入差距最终将出现收敛的趋势。储雪玲同学询问了舟山市及衢州市的Theil指数各在两个年份间有急遽变化的原因。
一、沈汉溪（05春博）：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测算
沈汉溪同学申请的此项课题试图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的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结论是，1995-2005年期间，若假设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分别为1:1和1:1.45，则农民工对中国第二、三产业产值贡献的比例各为14.77%至24.35%，年均19.98%，以及1.67%至4.71%，年均3.26%。
该项研究采用对数形式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比较了两种函数形式 和 的估计效果。前者将农民工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贡献区分开，是较理想的估计形式；然而，无论使用平均生产函数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还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极大似然法，其估计结果均存在多重共线性。第二种函数形式是在第二、三产业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 的变形，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后，即可由a1+b1=1计算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然后，在农民工与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和1:1.45两种情况下，根据农民工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例，计算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此报告所采用的劳动力和资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此外，1995-2004年间农民工的数据采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05年的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由于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作者使用的是资本存量数据而非资本流量数据。
陈述结束后，潘老师问题有：农民工数量这个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是否应该将C-D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区分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工？也许可以尝试去测算农民工对某个具体产业的贡献？一位同学询问了农民工数量的调查方法。
二、张忠明（05秋博）：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
在迫切需要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率及增加中国农民收入的背景下，张忠明同学的立项研究试图弄清农民是否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意愿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土地经营规模意愿。
根据2006年7-8月间对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和浙江六个省份307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每个省抽取3个村庄，每个村庄调查20户，共发出36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07份），作者描述性地统计了样本农户的实际土地经营规模和希望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样本农户比例。在分析农户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时，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与实际的调查体会之后，作者选取了农民个体特征变量（4个）、家庭特征变量（17个）和政策变量（1个）三类共22个指标，以 为待估计的函数形式，最终显著的变量有七个：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主业、个人务农年收入、农业生产流动资本投入、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和被雇务农可获收入。
作者的结论是：农业经营者的老年化和低知识化严重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行；与此相反，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但缺乏愿意实施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户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个人务农年收入和农业生产流动资本投入是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激励因素；家庭劳动力数量成为决定性影响因素；家庭当前经营的土地面积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意愿经营面积。
讨论阶段，储雪玲同学问到在计算实际经营规模和意愿经营规模的平均数时，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法还是加权平均法？因为使用简单平均法可能出现高估的情况。王学渊同学的问题是使用t检验来比较意愿经营规模和实际经营规模会不会更好。
三、王学渊（05秋博）：农业水权行业间转移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河北省兴隆县转轴沟村为例
基于在河北省兴隆县转轴沟村所做的实地调查，王学渊同学的立项课题是农业水权在行业间发生转移后对当地村庄发展的影响的案例分析。
作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指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可交易的水权制度来解决稀缺水资源的配置问题。根据国外的经验，农业水权转移可以增加社会总收益，增长农业产值，提高农民收入以及改善用水效率。然而，水权转移对狭小地域（如一个村庄）的影响非常显著；大规模的水权交易也会改变水资源的分布状况，引起潜在的环境破坏。中国是在经验借鉴中摸索水权转移的制度建设。鉴于中国水资源的所有权分配以及目前的用水状况，中国水权转移的主要内容将是农业水权的行业间转移。而且，众多学者对中国能否建立水权市场存在诸多争论。
调查地兴隆县是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重要水源供应区，境内主要河流有滦河、柳河、撒河和黑河。调查点转轴沟村是柳河的发源地之一，自1997年开始，本地过去用于当地农业灌溉和村民生活的水资源转而主要用于城镇生活用水（2.5万城镇居民）、工业用水（县啤酒厂、罐头厂和化肥厂）及其他用水（度假酒店、当地驻军）。村民获得的补偿包括自2004年以来的免费自来用水、修筑沟渠的水泥以及由村委会接收的化肥厂每年支付的10吨水泥。
水资源的用途改变对转轴沟村的影响是极大的：该村由过去种植份额分别为40%、40%、10%和10%的小麦、玉米、高粱和谷子，小麦收割后轮作萝卜和白菜的种植组合转变为80%、10%和10%的玉米、高粱和谷子的种植组合。村民被迫放弃了利润丰厚的养鸭业。水资源转移在补偿问题上引发了村民矛盾，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未来供水能力，也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作者认为造成在转轴沟村出现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原因是无序竞争用水行为的外部性。她认为水资源转移应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资源禀赋，在转出速度和数量上加以限制；调整水资源的用水结构；清晰界定水资源产权，完善水权制度；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得失；加大农户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度。
提问阶段，大家普遍赞同王学渊同学的调查非常有意义，也钦佩她在旅途中听闻转轴沟村的情况后便只身前往调查的勇气和探索精神。此外，沈汉溪同学提出了三个问题：（1）作者对水资源农转非的价值判断是怎样的？（2）国外媒体如《纽约时报》对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所持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同时也指出其缺点也是极大的。上个学期曾在CARD做过讲座的Smith教授是怎样评价中国水资源区域间大规模转移的影响？（3）作者认为解决未来水资源短缺的办法是什么？经济手段可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四、杨奇明（06春博）：浙江省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基于乡镇的层面
以乡镇对基本研究单位，杨奇明同学试图解决1998-2005年期间浙江省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测度问题。根据其优良的可加分解性，作者选用以Theil指数为主Gini系数为辅的分解方法将浙江省农民收入差距分解到地区间、县域间和乡镇间三个层次。他的结论是：
（1）根据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浙江省尚有21.4%的乡镇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根据Theil指数一阶分解的结果，农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内差距大于地区间差距，两者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分别从1998年的71.50%和28.50%变为2005年的59.24%和40.76%，并呈现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此外，作者还基于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差距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将浙江省11个地区分为五类。
（3）根据Theil指数二阶分解的结果，农民人均收入的县域间差距相当，两者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分别从1998年的35.98%和35.52%变为2005年的27.41%和31.83%，均呈略微下降的趋势。
张黎莉同学建议在解决了收入差距的测度问题之后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导致各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沈汉溪同学询问了洛仑兹曲线和Gini系数的计算方法，并认为如果假设浙江省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规律，那么，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即任其发展，农民收入差距最终将出现收敛的趋势。储雪玲同学询问了舟山市及衢州市的Theil指数各在两个年份间有急遽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