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潘伟光老师主持了本学期最后一次CARD学生“三农”论坛，本期论坛内容包括以下两项：
一、葛晓巍（04秋博）：工作论文——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与职业选择
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回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其背景是关于回流的外出劳动力究竟是重返传统经济结构还是“回乡创业”的争论。在界定了劳动力回流的概念后，作者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回流前的职业经历对回流后的职业选择是否有影响？劳动力通常回流到哪里？劳动力回流后的职业选择是怎样的？部分回流劳动力重返农业的原因何在？
劳动力回流这个概念的界定非常关键，它是本文的分析基础。基于以往研究将回流笼统定义或默认为“回流到家”与事实不符这一论断，作者将回流地点区分为本村、本乡、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等六个地域级别之后，作者把外出劳动力回归到最小地域级别的流动定义为劳动力回流，而忽略其他向较高地域级别流动的经历。
由于职业经历随时间变化，作者将它定义为时依变量带入事件史的分析模型中。模型的基本特征是：生存函数的参数分析，基于回流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的Hazard函数，以及假定反映职业流动的变量符合Weibull分布。结果表明，与雇工这个参照系相比，有农民、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三种职业经历的外出劳动力回流概率较低，而有农民工及其他职业经历的劳动力回流概率较高。此外，显著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地区、个人和家庭因素有家庭所在区位、入伍经历和结婚经历。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经历之间的关系经相关性检验证明是高度相关的。
通过分别对回流前后就业地点以及所从事职业的交互分析，作者归纳出劳动力回流前后就业地点和职业选择的变化特点：从业地点上主要表现为从外省和本省回流到本乡，在职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农民工向职业声望处于其两端的职业（主要为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民）转移。外出劳动力重返农业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和孩子需要照顾、现在出去赚钱也难以及工作压力大，因事回流、有机会再外出的人员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城市居民对待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以及流入地城市的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并不如设想的那样显著。
葛晓巍同学的报告结束后，潘老师提问：（1）事件史分析模型中家庭特征变量与职业选择的关系是什么；（2）在分析劳动力重返农业的原因时，似乎没有考虑农业本身因经营和组织的变化而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沈汉溪同学认为，这篇论文疑似并存着两个主题：劳动力回流现状的描述和劳动力回流原因的分析。而且，除职业经历以外，作者所选用的其他许多变量也应是时依变量。阮建青同学认为本村和本乡这两个地域范围实际上很难区分，因此他建议将六个地域级别做进一步的合并。此外，文章若能在刘易斯模型、费-拉模型等基础上对细节进行发展和修正，就会大大增加其理论价值。杨奇明同学询问了作者对劳动力回流这一现象的价值判断，并且他认为对劳动力回流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思路的展开应该根据作者的研究目的来确定。赵建新同学对事件史模型中个体变量可能过多有些疑问。刘西川同学提出了四点意见和建议：（1）是否可以对年龄进行分段，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是不同的，如介于20-25岁之间回流的劳动力多是由于结婚生子等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的事件，而介于40-45岁之间的回流则常常是因技能不再符合需求而被迫回流；（2）由于职业经历对回流有重要影响，建议对职业经历做详细的刻画，细分为行业、岗位和技能；（3）影响回流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压榨强度；（4）建议进一步揣摩文章的题目。
二、王润伟（05春博）：读书报告——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王润伟同学选读的这篇经典文献是David M. Kreps的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原载于由James Ail和Kenneth Shepsle主编的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这篇文献的贡献在于从维护声誉的视角为公司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界说。
Kreps首先以三个基本事实为全文的分析奠定基石。第一，在许多交易尤其是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必然发生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Contingencies）。如果交易双方对彼此会采取有效、合适的适应性措施没有形成某种程度上盲目的信赖，那么交易成本将非常高昂。第二，发生在科层制组织（如企业）中的交易，拥有权威的一方对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具备更大的决定权。第三，科层制组织中，下级将决定交易中适应性行为的权威交付给上级的理由是他们相信此种权威不会被滥用，而这种信念的来源正是组织的声誉。总体而言，这三个基本事实涉及了两类交易，一类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平等交易，其核心问题是在偶然事件必然发生的交易中如何避免由详细制定和强制执行合约带来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另一类是科层制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下级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内权威的领导。
在这两类交易中，科层制组织的权威必须让交易中的另一个组织及组织内的下级同时观察到他们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来执行合约，这是声誉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对交易中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所采取的适应性行为，企业在事前只能选择具有广泛应用性的简要原则或规则，也正是这些原则刻画出了企业的特征。所以，企业内的权威采用多种沟通手段力图使交易中的另一个组织以及企业内的下级理解这些原则。因此，与Williamson从交易成本影响组织结构，以及Grossman and Hart从资产所有者拥有基于不完全合约的剩余索取权不同，Kreps将企业定义为承载着对有效交易有利的声誉的一种无形资产，声誉被授予当前正掌管此项资产的任何人。而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选择的原则本身以及让科层制组织内下级理解这些原则的沟通手段，它是组织演化的产物，受到组织历史的影响。
紧接着，文章分别对声誉在两类交易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阐释。在第一类交易中，如果至少有一方是持久的（重复参与多次交易），它竭力维持被信任的原因是声誉将它未来进入交易的机会同它过去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交易双方（A和B）都是短期的，Kreps设计了这样一种机制：让所有的B组成一个协会，假设这个协会在过去的交易行为中已建立了声誉，Bt-1在个人的交易结束后将自己在协会中的ID出售给继任者Bt。作者认为Bt不会滥用协会声誉的理由是这能给它带来与A交易的机会，而A相信Bt是基于违约与不滥用声誉从交易中获利并能将ID出售给下一个人的收益比较。在第二类交易中，受A雇佣进入组织发挥专长的B愿意接受在组织内的下级地位，是因为它相信在组织内具有权威、需要维护声誉的A会遵守一个能保护B利益的隐形合约。在这两类交易中，企业都只是承载着声誉的无形资产。
针对王润伟同学的这篇读书报告，潘老师的问题是维护声誉的企业文化建立在规则和历史的基础上；由于历史是不可更改的，那么，企业文化在规则构建方面的着眼点是什么。阮建青同学首先推荐了《经济研究》2001年第一期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储户与银行之间关于声誉的诉讼分析的文章，他认为该文对理解声誉有参考价值；然后谈了他在阅读文献时的体会，他认为，在阅读文献时，脑子里应有与文章内容相关、通过平时观察得到的来自经验世界的清晰图景，这样的阅读才能有较大的收获。金铃同学的问题是，在第一类交易中，交易双方均为短期性交易伙伴的情况下，Kreps设计协会机制时只考虑了Bt为什么不会滥用协会的声誉以及A为什么会信任Bt，除此之外，Bt-1在挑选接任者Bt时的约束是什么？因为Bt-1离开交易后不再受到协会未来是否仍然具有声誉的影响。
一、葛晓巍（04秋博）：工作论文——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与职业选择
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回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其背景是关于回流的外出劳动力究竟是重返传统经济结构还是“回乡创业”的争论。在界定了劳动力回流的概念后，作者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回流前的职业经历对回流后的职业选择是否有影响？劳动力通常回流到哪里？劳动力回流后的职业选择是怎样的？部分回流劳动力重返农业的原因何在？
劳动力回流这个概念的界定非常关键，它是本文的分析基础。基于以往研究将回流笼统定义或默认为“回流到家”与事实不符这一论断，作者将回流地点区分为本村、本乡、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等六个地域级别之后，作者把外出劳动力回归到最小地域级别的流动定义为劳动力回流，而忽略其他向较高地域级别流动的经历。
由于职业经历随时间变化，作者将它定义为时依变量带入事件史的分析模型中。模型的基本特征是：生存函数的参数分析，基于回流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的Hazard函数，以及假定反映职业流动的变量符合Weibull分布。结果表明，与雇工这个参照系相比，有农民、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三种职业经历的外出劳动力回流概率较低，而有农民工及其他职业经历的劳动力回流概率较高。此外，显著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地区、个人和家庭因素有家庭所在区位、入伍经历和结婚经历。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经历之间的关系经相关性检验证明是高度相关的。
通过分别对回流前后就业地点以及所从事职业的交互分析，作者归纳出劳动力回流前后就业地点和职业选择的变化特点：从业地点上主要表现为从外省和本省回流到本乡，在职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农民工向职业声望处于其两端的职业（主要为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民）转移。外出劳动力重返农业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和孩子需要照顾、现在出去赚钱也难以及工作压力大，因事回流、有机会再外出的人员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城市居民对待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以及流入地城市的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并不如设想的那样显著。
葛晓巍同学的报告结束后，潘老师提问：（1）事件史分析模型中家庭特征变量与职业选择的关系是什么；（2）在分析劳动力重返农业的原因时，似乎没有考虑农业本身因经营和组织的变化而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沈汉溪同学认为，这篇论文疑似并存着两个主题：劳动力回流现状的描述和劳动力回流原因的分析。而且，除职业经历以外，作者所选用的其他许多变量也应是时依变量。阮建青同学认为本村和本乡这两个地域范围实际上很难区分，因此他建议将六个地域级别做进一步的合并。此外，文章若能在刘易斯模型、费-拉模型等基础上对细节进行发展和修正，就会大大增加其理论价值。杨奇明同学询问了作者对劳动力回流这一现象的价值判断，并且他认为对劳动力回流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思路的展开应该根据作者的研究目的来确定。赵建新同学对事件史模型中个体变量可能过多有些疑问。刘西川同学提出了四点意见和建议：（1）是否可以对年龄进行分段，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是不同的，如介于20-25岁之间回流的劳动力多是由于结婚生子等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的事件，而介于40-45岁之间的回流则常常是因技能不再符合需求而被迫回流；（2）由于职业经历对回流有重要影响，建议对职业经历做详细的刻画，细分为行业、岗位和技能；（3）影响回流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压榨强度；（4）建议进一步揣摩文章的题目。
二、王润伟（05春博）：读书报告——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王润伟同学选读的这篇经典文献是David M. Kreps的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原载于由James Ail和Kenneth Shepsle主编的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这篇文献的贡献在于从维护声誉的视角为公司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界说。
Kreps首先以三个基本事实为全文的分析奠定基石。第一，在许多交易尤其是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必然发生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Contingencies）。如果交易双方对彼此会采取有效、合适的适应性措施没有形成某种程度上盲目的信赖，那么交易成本将非常高昂。第二，发生在科层制组织（如企业）中的交易，拥有权威的一方对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具备更大的决定权。第三，科层制组织中，下级将决定交易中适应性行为的权威交付给上级的理由是他们相信此种权威不会被滥用，而这种信念的来源正是组织的声誉。总体而言，这三个基本事实涉及了两类交易，一类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平等交易，其核心问题是在偶然事件必然发生的交易中如何避免由详细制定和强制执行合约带来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另一类是科层制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下级为什么要服从组织内权威的领导。
在这两类交易中，科层制组织的权威必须让交易中的另一个组织及组织内的下级同时观察到他们采取何种适应性行为来执行合约，这是声誉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对交易中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所采取的适应性行为，企业在事前只能选择具有广泛应用性的简要原则或规则，也正是这些原则刻画出了企业的特征。所以，企业内的权威采用多种沟通手段力图使交易中的另一个组织以及企业内的下级理解这些原则。因此，与Williamson从交易成本影响组织结构，以及Grossman and Hart从资产所有者拥有基于不完全合约的剩余索取权不同，Kreps将企业定义为承载着对有效交易有利的声誉的一种无形资产，声誉被授予当前正掌管此项资产的任何人。而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选择的原则本身以及让科层制组织内下级理解这些原则的沟通手段，它是组织演化的产物，受到组织历史的影响。
紧接着，文章分别对声誉在两类交易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阐释。在第一类交易中，如果至少有一方是持久的（重复参与多次交易），它竭力维持被信任的原因是声誉将它未来进入交易的机会同它过去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交易双方（A和B）都是短期的，Kreps设计了这样一种机制：让所有的B组成一个协会，假设这个协会在过去的交易行为中已建立了声誉，Bt-1在个人的交易结束后将自己在协会中的ID出售给继任者Bt。作者认为Bt不会滥用协会声誉的理由是这能给它带来与A交易的机会，而A相信Bt是基于违约与不滥用声誉从交易中获利并能将ID出售给下一个人的收益比较。在第二类交易中，受A雇佣进入组织发挥专长的B愿意接受在组织内的下级地位，是因为它相信在组织内具有权威、需要维护声誉的A会遵守一个能保护B利益的隐形合约。在这两类交易中，企业都只是承载着声誉的无形资产。
针对王润伟同学的这篇读书报告，潘老师的问题是维护声誉的企业文化建立在规则和历史的基础上；由于历史是不可更改的，那么，企业文化在规则构建方面的着眼点是什么。阮建青同学首先推荐了《经济研究》2001年第一期上刊载的一篇关于储户与银行之间关于声誉的诉讼分析的文章，他认为该文对理解声誉有参考价值；然后谈了他在阅读文献时的体会，他认为，在阅读文献时，脑子里应有与文章内容相关、通过平时观察得到的来自经验世界的清晰图景，这样的阅读才能有较大的收获。金铃同学的问题是，在第一类交易中，交易双方均为短期性交易伙伴的情况下，Kreps设计协会机制时只考虑了Bt为什么不会滥用协会的声誉以及A为什么会信任Bt，除此之外，Bt-1在挑选接任者Bt时的约束是什么？因为Bt-1离开交易后不再受到协会未来是否仍然具有声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