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经济发展的专家们日益达成的共识，他们告诫人们不要将农村和城市区别对待，应该承认农村和城市生活是相互依存的。不过，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希望加速现代化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只关注城市部门的公共资源，这使得城市和农村更加分裂，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的并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常常是由于政府间接或直接的干预、实施追求工业化发展策略而造成的。类似的政府干预，例如，国家定价、农产品采购、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以及限制劳动力流动。另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政策观点的问题，政府的政策认为城市应该是“现代的”，而农村则应该是 “落后的”，它们很少考虑该如何正确的投资农业，让农业也成为现代化农业。在这些政策的干预下，大量的地租和农业产值从农村流向城市。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里，农村人均劳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也使得农村人口越来越贫穷。
本文探讨了农村和城市的动态关系以及它对中国和印度两国贫穷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在走城市工业化的路线。两国大部分人口仍在农村，而农村又是最贫困的地方。然而，从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困率差距来看，中国的发展差距比印度高。
城市偏向政策的历史趋势
城市偏向政策在中国有着很深的历史基础。1949年，政府采取了资金密集型方式促进城市工业发展，建立了供应制度来确保低价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供应，并保障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就业。而另一方面，政府又实行严格的国家计划将农村居民禁锢在农业生产地区。农业生产的盈余贡献给了工业资金积累，支撑着城市补贴。更甚的是，政府实施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政策，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剧。
同一时期，1950年，新独立的印度优先考虑加快国内工业化发展，将工业化发展视为印度自我独立的途径，他们以农业为代价投资城市工业，为给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食品和便宜的基础投入。在那时，印度农产品价格低廉，农业出口受到严格产品数量和超值交易率限制。
几十年后，印度和中国都开始了农业改革，开始从许多方面纠正以城市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升，政府采购制度被废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大部分限制都减少了。在这些农业改革中，最显著变化是农村产业的出现，也就是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增强了农村和城市的联系，例如，城市工业将一部分产品放到乡镇企业去生产，这样城市的企业就可以从农村的更廉价的劳动力、现有的机器以及更宽松的环境、卫生、安全法规中获利。城市的企业还使用了农村劳动力、原材料，同时也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一些小城镇的发展，使这些小城镇成为了联系农村和城市中心的桥梁。
印度实行了宏观经济改革，改革大大发展了农业贸易，促进了农业增长，减少了农村贫困。同时，印度还着手促进农村小企业的发展。
分析和结果
在中国和印度，人们对农村——城市相互依存的这种说法仍然比较陌生。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了解政府公共政策和投资是如何影响城市和农村之间关系，对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启示：(1)农村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和城市贫困的贡献。(2)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和城市贫困的贡献。
分析表明，在中国，农业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和城市贫困都有贡献，但是对农村的影响比对城市的影响大得的多。而对印度的数据分析清楚的显示：农村的经济增长有助减少农村贫困，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农村的经济增长在减少城市贫困方面没有明显的统计性显示。印度和中国的数据都表明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贫困影响甚微。事实上，对中国的分析结果还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的增加相联系。城市的经济增长无助于减少农村贫困主要是由于几个障碍的存在，例如缺乏基础设施。
政策和项目挑战
尽管目前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但是中国和印度政府财政和投资政策还是倾向于城市地区。从实际投资机会和政策观点来看，人们仍旧将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和传统农村经济部门一分为二。比如说，尽管农村基础卫生服务供给更为紧迫，卫生部门的政府补贴仍倾向于城市地区。又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改变城市偏向做法的重要方法。农村——城市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减少农村贫穷，但是由于政策限制，农村——城市的流动往往受阻，类似的政策限制还有户口限制、学历限制、信息获得不足和基础设施太差等等。
农村非农产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扩大进入小城镇和城市中心的途径都对发展农村经济非常重要。要想发展小城镇，需要建设更好城镇基础设施，小城镇一旦有了较好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为城市和农村消费者或生产商进入市场提供便利，降低交通成本。此外，中国和印度的小城镇还可以吸引富余农村劳动力，减轻大城市的就业压力，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实践证明农村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农业开发研究、教育等领域的投资，会给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带来最大化回报。在最贫困地区，例如中国西部和印度东部，由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很多。
[作者分别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发展战略与政府治理部部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科技政策中心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博士生]
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的并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常常是由于政府间接或直接的干预、实施追求工业化发展策略而造成的。类似的政府干预，例如，国家定价、农产品采购、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以及限制劳动力流动。另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政策观点的问题，政府的政策认为城市应该是“现代的”，而农村则应该是 “落后的”，它们很少考虑该如何正确的投资农业，让农业也成为现代化农业。在这些政策的干预下，大量的地租和农业产值从农村流向城市。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里，农村人均劳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也使得农村人口越来越贫穷。
本文探讨了农村和城市的动态关系以及它对中国和印度两国贫穷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在走城市工业化的路线。两国大部分人口仍在农村，而农村又是最贫困的地方。然而，从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困率差距来看，中国的发展差距比印度高。
城市偏向政策的历史趋势
城市偏向政策在中国有着很深的历史基础。1949年，政府采取了资金密集型方式促进城市工业发展，建立了供应制度来确保低价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供应，并保障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就业。而另一方面，政府又实行严格的国家计划将农村居民禁锢在农业生产地区。农业生产的盈余贡献给了工业资金积累，支撑着城市补贴。更甚的是，政府实施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政策，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剧。
同一时期，1950年，新独立的印度优先考虑加快国内工业化发展，将工业化发展视为印度自我独立的途径，他们以农业为代价投资城市工业，为给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食品和便宜的基础投入。在那时，印度农产品价格低廉，农业出口受到严格产品数量和超值交易率限制。
几十年后，印度和中国都开始了农业改革，开始从许多方面纠正以城市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升，政府采购制度被废除，对劳动力流动的大部分限制都减少了。在这些农业改革中，最显著变化是农村产业的出现，也就是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增强了农村和城市的联系，例如，城市工业将一部分产品放到乡镇企业去生产，这样城市的企业就可以从农村的更廉价的劳动力、现有的机器以及更宽松的环境、卫生、安全法规中获利。城市的企业还使用了农村劳动力、原材料，同时也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一些小城镇的发展，使这些小城镇成为了联系农村和城市中心的桥梁。
印度实行了宏观经济改革，改革大大发展了农业贸易，促进了农业增长，减少了农村贫困。同时，印度还着手促进农村小企业的发展。
分析和结果
在中国和印度，人们对农村——城市相互依存的这种说法仍然比较陌生。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了解政府公共政策和投资是如何影响城市和农村之间关系，对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启示：(1)农村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和城市贫困的贡献。(2)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和城市贫困的贡献。
分析表明，在中国，农业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和城市贫困都有贡献，但是对农村的影响比对城市的影响大得的多。而对印度的数据分析清楚的显示：农村的经济增长有助减少农村贫困，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农村的经济增长在减少城市贫困方面没有明显的统计性显示。印度和中国的数据都表明城市的经济增长对减少农村贫困影响甚微。事实上，对中国的分析结果还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的增加相联系。城市的经济增长无助于减少农村贫困主要是由于几个障碍的存在，例如缺乏基础设施。
政策和项目挑战
尽管目前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但是中国和印度政府财政和投资政策还是倾向于城市地区。从实际投资机会和政策观点来看，人们仍旧将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和传统农村经济部门一分为二。比如说，尽管农村基础卫生服务供给更为紧迫，卫生部门的政府补贴仍倾向于城市地区。又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改变城市偏向做法的重要方法。农村——城市的人口流动有利于减少农村贫穷，但是由于政策限制，农村——城市的流动往往受阻，类似的政策限制还有户口限制、学历限制、信息获得不足和基础设施太差等等。
农村非农产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扩大进入小城镇和城市中心的途径都对发展农村经济非常重要。要想发展小城镇，需要建设更好城镇基础设施，小城镇一旦有了较好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为城市和农村消费者或生产商进入市场提供便利，降低交通成本。此外，中国和印度的小城镇还可以吸引富余农村劳动力，减轻大城市的就业压力，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实践证明农村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农业开发研究、教育等领域的投资，会给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带来最大化回报。在最贫困地区，例如中国西部和印度东部，由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很多。
[作者分别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发展战略与政府治理部部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科技政策中心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