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使浙江的农业生产走过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由于比较利益的低下和过于繁重的劳动强度，曾经一度闻名于全国的以“麦—稻—稻”为主的三熟制农作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早稻被普遍放弃 ，冬闲田大量出现。但是，在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对农户而言，这显然意味着巨大的资源闲置与浪费，因此，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和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农民在放弃三熟制农作制度的同时，萌发出一种尝试新的农作制度的内在冲动。当农民试图把这种内在冲动付诸于行动时，有两种力量对其发生着重要的导向和支持作用。一是社会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和对农产品安全性日益高涨的呼声给出了强烈的市场信号：如果不是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就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的“惊险一跃”，即可能卖不出去，或至少卖不出好价钱，这对农民探索和尝试新的农作制度既形成了约束也给出了导向。二是高新农业技术其中包括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新设施、新技术的日益成熟和逐步推广，使农民探索新的农作制度的努力获得了技术上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以三熟制为代表的传统农作制度被逐步放弃，另一方面，以种养业的直接结合和种植业内部粮、经的有机结合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新型农作制度正在浙江省逐步形成。
(全文见附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使浙江的农业生产走过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由于比较利益的低下和过于繁重的劳动强度，曾经一度闻名于全国的以“麦—稻—稻”为主的三熟制农作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早稻被普遍放弃 ，冬闲田大量出现。但是，在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对农户而言，这显然意味着巨大的资源闲置与浪费，因此，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和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农民在放弃三熟制农作制度的同时，萌发出一种尝试新的农作制度的内在冲动。当农民试图把这种内在冲动付诸于行动时，有两种力量对其发生着重要的导向和支持作用。一是社会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和对农产品安全性日益高涨的呼声给出了强烈的市场信号：如果不是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就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的“惊险一跃”，即可能卖不出去，或至少卖不出好价钱，这对农民探索和尝试新的农作制度既形成了约束也给出了导向。二是高新农业技术其中包括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新设施、新技术的日益成熟和逐步推广，使农民探索新的农作制度的努力获得了技术上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以三熟制为代表的传统农作制度被逐步放弃，另一方面，以种养业的直接结合和种植业内部粮、经的有机结合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新型农作制度正在浙江省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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