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些学者反对提高企业职工工资，说是那样会影响投资环境，引起资本外逃，资本就会跑劳动力价格比我国更便宜的越南去了。今年两会期间，又有总工会的代表强烈要求增加企业职工工资。是否“涨工资”成了最近争论的热点问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初对广州、北京等26个城市2000家企业的调查，农民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9.8%，所以是否增加企业职工工资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几乎等同于是否增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了。已经有很多人呼吁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那大多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的。我今天也要呼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我认为，那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给农民工涨工资这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大局。
首先，是否增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看上去好象是“小问题”，实际上它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一直是在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原先的设想是，按照经济学一般理论，当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后，资本就“应该”由东向西逐步实现梯度转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东部发展起来后，资本并不愿意向中西部转移，尽管中西部政府派出了大批“招商小分队”前往东部搞“拉郎配”，但效果还是不明显。那么，为什么东部资本就是岿然不动呢？撇开其他因素不讲，那就是因为东部的要素价格相对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偏低了。我国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是国家垄断的，东部资本家不愁它们的供给，且价格偏低，东部的资本家去年不就是耗费大量的电力生产电解铝卖给外国吗？资本家是赚了，可国家亏了。这些物质资源不愁供给，又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送上门来，且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又由农民工自己负担，那资本家为什么要让他的资本转移呢？转移才是怪事。如此下去，东中西部的差距只会扩大，不会缩小，共同富裕就成了空话。但是，如果一旦提高东部地区的要素价格，包括提高农民工工资，资本家就不得不想办法了。资本家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进行资本转移，为了生存下去就要把资本转移到要素价格相对低的中西部地区，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二是就地不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降低企业成本，这也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所需要的。可见，给农民工涨工资乃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其次，增加农民工工资可以缓解内需不足。央行最近公布的《农民工就业分布和收入调查》称“家庭支出速度快于其收入的速度。2004年上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被调查农户的消费总支出从6551元平稳增加到7599元，家庭人均支出增加226元，增长15.3％，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相比，增加额多出41元，增速高出6.7个百分点。人均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从69％增加到73.2％”。这表明农民工是最具有消费欲望的群体，他们已经以实际行动否定了凯恩斯的“基本心理规律”——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大于一了。所以从刺激内需的策略上讲，增加农民工工资比增加其他社会群体工资的效果要明显，且农民工人数众多，从规模上讲也是很可观的。即使是假定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增加收入中消费和储蓄比例是六四开，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则可产生5倍乘数扩张，现在农民工的估计人数约1.5亿人，那就意味着，只要给每个农民工一年增加100元工资，总消费需求就会增加900亿元。这虽然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的推算，但它足以说明增加农民工工资对缓解内需不足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第三，增加农民工工资可以部分地替代人民币升值压力，化解金融风险，避免效率损失。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8189亿美元，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一国的外汇储备只要足以支付三个月的外汇支出就行了，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应该保持在3000—4000亿美元的水平，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是5000亿美元左右。无论按那个说法，总之我们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太高了。这么高的外汇储备水平至少有两个坏处，一是效率损失了，我们一方面花大力气、大成本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又大量低息融资给别国，主要是给美国——我国70%外汇资产是美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回报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见我们两头都吃亏了。二是风险太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大。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把我国国民净储蓄的40%以外国货币的形式持有，且其中的70%又是美元，我们怎么能不担心外币贬值？同时，人民币如果主动升值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外汇资产缩水，所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内需，所以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
第四，增加农民工工资是城镇化的需要。我国的城镇化远慢于工业化，大约慢10多个百分点，其重要原因是进城农民难以市民化，农民工的“流动”难以演化为“转移”。造成这种结果当然有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但经济上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收入太低。2004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多元，且18年只平均增加68元；2004年后，根据央行的调查，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刚刚达到1000元。如此收入水平，怎么可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命。所以，如果不提高农民工收入，就是把户籍制度等障碍完全消除了，农民工还是要当“候鸟”，要么就必须要容忍城市周边大片的贫民窟，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没有建成，拉美现象就先来了。
第五，增加农民工工资，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促进农业产业化。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仍然自己经营着他的一亩三分地，每到农忙时节就从城里请假回来收拾他的田地，而不太愿意把田地流转给别人。撇开其他原因，农民工的工资低也与其有关。即现在农民工的低工资还不足以使农民计较请假收拾田地的机会成本。一旦农民工的工资足够高，农民就会觉得这样做划不来了，一些高收入的农民工就会放弃土地经营，土地流转的规模将会扩大。这对提高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化是有好处的。
第六，增加农民工工资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些人反对增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工人过多分享企业利润，影响企业积累，限制扩大再生产，反会使更多人失业。国家的发展不能光看当前，还要看未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劳动力的再生产就不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需要不断提高。如果农民工工资不提高，他们的后代就不能有很好的教育，后备的劳动力素质难以保证，最终将会影响到未来的扩大再生产，资本家的未来收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让农民工分享更多利润是资本对未来的投资，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判断是，增加农民工工资不至于引起资本大量外逃，更不会逃到越南那样的国家去。我的理由有三，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水平是我国工人工资水平近30倍，我国工人工资增加一点，不至于使我们的比较优势就丧失了，这个增长空间是很大的，何况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也是要增加的，他们的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精神远高于我国。二是我国的巨大市场是资本家不愿意轻易放弃的，从这个角度看，东部的资本不管是跑到哪个国家都是划不来的，资本家是理性的，不会干这个傻事。三是，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发达国家”，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投资环境比象越南那样的周边国家要好得多，越南那样的国家我去看过，那里的经济水平和投资环境跟我们大多数中西部省份都不能比的，所以东部资本假如想逃的话，也就不如在我们国内跑跑，何必舍近求远？总的说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首先，是否增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看上去好象是“小问题”，实际上它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一直是在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原先的设想是，按照经济学一般理论，当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后，资本就“应该”由东向西逐步实现梯度转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东部发展起来后，资本并不愿意向中西部转移，尽管中西部政府派出了大批“招商小分队”前往东部搞“拉郎配”，但效果还是不明显。那么，为什么东部资本就是岿然不动呢？撇开其他因素不讲，那就是因为东部的要素价格相对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偏低了。我国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是国家垄断的，东部资本家不愁它们的供给，且价格偏低，东部的资本家去年不就是耗费大量的电力生产电解铝卖给外国吗？资本家是赚了，可国家亏了。这些物质资源不愁供给，又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送上门来，且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又由农民工自己负担，那资本家为什么要让他的资本转移呢？转移才是怪事。如此下去，东中西部的差距只会扩大，不会缩小，共同富裕就成了空话。但是，如果一旦提高东部地区的要素价格，包括提高农民工工资，资本家就不得不想办法了。资本家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进行资本转移，为了生存下去就要把资本转移到要素价格相对低的中西部地区，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二是就地不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降低企业成本，这也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所需要的。可见，给农民工涨工资乃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其次，增加农民工工资可以缓解内需不足。央行最近公布的《农民工就业分布和收入调查》称“家庭支出速度快于其收入的速度。2004年上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被调查农户的消费总支出从6551元平稳增加到7599元，家庭人均支出增加226元，增长15.3％，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相比，增加额多出41元，增速高出6.7个百分点。人均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从69％增加到73.2％”。这表明农民工是最具有消费欲望的群体，他们已经以实际行动否定了凯恩斯的“基本心理规律”——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大于一了。所以从刺激内需的策略上讲，增加农民工工资比增加其他社会群体工资的效果要明显，且农民工人数众多，从规模上讲也是很可观的。即使是假定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增加收入中消费和储蓄比例是六四开，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则可产生5倍乘数扩张，现在农民工的估计人数约1.5亿人，那就意味着，只要给每个农民工一年增加100元工资，总消费需求就会增加900亿元。这虽然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的推算，但它足以说明增加农民工工资对缓解内需不足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第三，增加农民工工资可以部分地替代人民币升值压力，化解金融风险，避免效率损失。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8189亿美元，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一国的外汇储备只要足以支付三个月的外汇支出就行了，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应该保持在3000—4000亿美元的水平，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是5000亿美元左右。无论按那个说法，总之我们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太高了。这么高的外汇储备水平至少有两个坏处，一是效率损失了，我们一方面花大力气、大成本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又大量低息融资给别国，主要是给美国——我国70%外汇资产是美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回报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见我们两头都吃亏了。二是风险太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大。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把我国国民净储蓄的40%以外国货币的形式持有，且其中的70%又是美元，我们怎么能不担心外币贬值？同时，人民币如果主动升值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外汇资产缩水，所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内需，所以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
第四，增加农民工工资是城镇化的需要。我国的城镇化远慢于工业化，大约慢10多个百分点，其重要原因是进城农民难以市民化，农民工的“流动”难以演化为“转移”。造成这种结果当然有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但经济上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收入太低。2004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多元，且18年只平均增加68元；2004年后，根据央行的调查，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刚刚达到1000元。如此收入水平，怎么可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命。所以，如果不提高农民工收入，就是把户籍制度等障碍完全消除了，农民工还是要当“候鸟”，要么就必须要容忍城市周边大片的贫民窟，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没有建成，拉美现象就先来了。
第五，增加农民工工资，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现，促进农业产业化。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仍然自己经营着他的一亩三分地，每到农忙时节就从城里请假回来收拾他的田地，而不太愿意把田地流转给别人。撇开其他原因，农民工的工资低也与其有关。即现在农民工的低工资还不足以使农民计较请假收拾田地的机会成本。一旦农民工的工资足够高，农民就会觉得这样做划不来了，一些高收入的农民工就会放弃土地经营，土地流转的规模将会扩大。这对提高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化是有好处的。
第六，增加农民工工资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些人反对增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工人过多分享企业利润，影响企业积累，限制扩大再生产，反会使更多人失业。国家的发展不能光看当前，还要看未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劳动力的再生产就不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需要不断提高。如果农民工工资不提高，他们的后代就不能有很好的教育，后备的劳动力素质难以保证，最终将会影响到未来的扩大再生产，资本家的未来收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让农民工分享更多利润是资本对未来的投资，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判断是，增加农民工工资不至于引起资本大量外逃，更不会逃到越南那样的国家去。我的理由有三，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水平是我国工人工资水平近30倍，我国工人工资增加一点，不至于使我们的比较优势就丧失了，这个增长空间是很大的，何况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也是要增加的，他们的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精神远高于我国。二是我国的巨大市场是资本家不愿意轻易放弃的，从这个角度看，东部的资本不管是跑到哪个国家都是划不来的，资本家是理性的，不会干这个傻事。三是，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发达国家”，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投资环境比象越南那样的周边国家要好得多，越南那样的国家我去看过，那里的经济水平和投资环境跟我们大多数中西部省份都不能比的，所以东部资本假如想逃的话，也就不如在我们国内跑跑，何必舍近求远？总的说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