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民可塑性的定义与当代农民的特质
（一） 农民可塑性的定义
“可塑性”一词至今仍然是一个工艺学概念。近年来,随着脑神经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人们对人的可塑性、尤其是对人脑可塑性以及它与人类行为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神经可塑性”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中枢神经系统（CNS）的结构和机能，能形成一些有别于正常模式或特殊性的能力[23]。现有研究资料表明，无论低等动物或人，大脑都具有改变其结构与功能的能力；不过，大脑可塑性的主要机制是皮质功能重组，其结构基础是突触可塑性。可见，精神学侧重于对人的智力潜质研究。心理学则关注青少年学生特别是未成年人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可塑性研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人群的可塑性研究很少。下面，我将对农民的可塑性做初步界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它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按其现实性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形成人性的决定因素，它在历史上是不断演变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往往打上阶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农民的本质及其特征提供了科学依据。具体来说，我国目前对农民本质问题的认识，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理论学术界的分歧。认为：农民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或两者兼具即农民是“有限理性的”。关于这一类的研究，从方法来说，理性论者主要是想把农民的经济行为纳入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便于分析；非理性论者则想全面描述农民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从目的来说，理性论者强调要相信农民的创造能力，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非理性论者在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同时，强调要继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24]。总之，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对于这种靠假设前提、甚至凭主观臆断给农民人格定性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要了解农民不能单靠几个数字。要了解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字更难。您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25]（p68-78）因此，我们要研究农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就必须让历史与事实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代农民的特质问题彻底弄清楚。二是，决策层的认定。一般地认为，中国农民最具革命性和首创精神。这主要是从政治上给农民定性，却忽略了农民的落后性，即农民同时又具有反动性（马克思语）、被动性、消极性和保守性的缺点或弱点。
我主张，把农民的二重性比喻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更为恰当。即农民既具有能动性又有惰性；既有积极方面的表现又有消极方面的表现。如果不懂得这一点，那么很难理解党在革命之初就把“一切权力归农会”，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重新做出“还权于农民”、让9亿农民实行村民自治的伟大决策；而这两个时期的中间曾有30多年，国家对农民一直实行“高压政策”。这一曲折过程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党内发生分歧的认识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过去还没有弄清楚农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由此产生了实践指导上的“左”、右摇摆。使用“农民可塑性”这一新概念，既可以起到纠偏补正的良好效果，又能够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农民可塑性”，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农民受外部因素影响所表现出来的自动适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带有超强的可塑性，即农民对外部环境反应敏锐，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态度果断、行动迅速，富有顽强的毅力和创新精神，能够做出非凡的业绩；二是，带有刻板的可塑性，即农民对外部环境反应迟钝，接受新事物能力弱、态度犹豫、行动迟缓，缺乏耐心和进取精神，满足于低水平的现实需求，没有大的发展；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可塑性。传统农民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近代农民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当代农民则属于第三种类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激发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生产积极性和自主创新性，使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预示着21世纪，中国9亿农民将会发挥更好、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 农民可塑性首先表现为人的可塑性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自身具有先天的可塑性；而人的后天的可塑性优势更加明显。农民曾经是人类最早、最大的职业人口群体，现在仍然具有人类共通的可塑性本能。因为，现代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不断地改善，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的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拓展性、时间上的跨越性和强有力的竞争性。
1.从人的自然特性看，每个人都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即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人的智力潜量到底有多大呢？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的大脑资源的95%还没有被开发。前苏联学者伊凡·叶夫莫雷夫也指出：“人的潜力之大令人震惊。如果我们迫使大脑开足马力，我们就毫不费力地学会40种语言，把苏联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背下来，完成几十所大学的课程。”因此，恩格斯说，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人的思维着的精神。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1）人类的历史含有此义；（2）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也如此。那么，它又是怎样发展的呢？第一是人脑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很强的可塑性，是活的，不是死的、不变的；第二加实践的作用。”[26]（p605）对此，我国研究精神学的专家杨德森教授曾做过详细地论证。他认为，人类复杂的行为表现与其高度发达的大脑密不可分。人类行为与大脑功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反复循环：即外部环境刺激→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可塑性机制）→行为变化→脑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变化（脑可塑性）→行为完善[23]。大脑结构和功能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大脑功能与人的行为更有机地结合起来。近期的脑科学研究显示，不论是在大脑发育成熟过程中，还是在大脑发育成熟以后，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都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并能够保持终生，甚至脑损伤后也可以进行结构重组和再造。也就是说，人脑具有自动恢复和代偿的功能。潜力理论则认为，人类有着巨大的记忆潜力、思维潜力和创造潜力。人人都应该成为有用之材，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做出伟大的贡献。只要我们把农民当成正常人看待，就不难理解其可塑性。
2.从人的社会特性看，人的社会行为更具有可塑性。因为，人的先天的生理基础只有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把人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人的可塑性命题，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随后，孟子也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但他们所建议的人生路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达到。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即“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凭激情或经过思虑的”[27]（p247），“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于人身上”[28]（p167）。正如毛泽东所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3] （p445）。人们正是靠着这种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创造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9]（p487），即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类在经历了以人力创造为主→以物力创造为主→以资本力创造为主→以知识力创造为主的依次演进的同时；人的发展也由“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到“异化的人”、逐步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进化。因此，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0]（p174）当今世界上，“知识和技能所得到的报偿似乎一下子变得比以往高出许多（倍），弹性和适应能力成了生产的必要条件。”[31]（p3）现代人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可塑性和更强的实践能力。在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世界大背景下，人们正在努力摆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共享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度扩大，人类行为本身的可塑性也日益增强，现代人正在塑造着文明新形象。中国9亿农民是否就变成了庞大的“落伍人群”、或安于贫困的“低能儿”呢？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人类“行为的实质恰恰是永远试图超越自身，因此，行为就向进化提供了本源性动力”[32]（p101）。正因为这样，当代农民仍然是一种具有自发向上精神的和自我激励功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较强的市场主体。而我国现实的农民家庭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活水源头”。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广大农民通过观察与模仿，认同、自居与角色扮演及对自身行为的客观奖罚与自我奖罚等社会化过程而增进其行为发展[23]。总之，人的社会行为具有可塑性是农民创新的客观基础。
（三） 历史上农民可塑性发展的不同特点
1.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农民可塑性集中地体现在某个乡村社区的“农业文明点”上。这与我国几千年来，农民始终没有突破封闭狭小的生存环境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小块土地是农民维持生存的惟一办法，自然村落也是农民终身不会脱离的居住地，乡里社区就是农民永久的活动空间，传统的农民与外界发生接触和交际的最大边界是农村集市或规模不大的中心集镇。我国古代的农民，就是在这种封闭的、狭小的生存环境下，长年从事单一性的农业生产和重复性的手工劳动。但正如哲学家波兰尼所说：“世界上有多少种‘亚文化’或‘亚亚文化’，便会有多少种放之彼地而准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个不同经验和个性的个体，就会有多少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33] 。中国式智慧的源泉，正是由众多的“农业文明点”构成的。这种古老的农业文明，最早以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为发源地，然后逐步扩展到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这种分散的“农业文明点”又是如何生成和发展起来呢？首先，农民始终是依托家庭存在的个体农民，每个农户基本上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不管是分封制下的井田制、北魏以后的均田制，还是明清时期的租佃制或永佃制都一样）。回溯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史，这种小规模的家庭式农场既适合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生产周期长、环节多、劳动监督成本高等），又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家庭成员的亲和力）去激发农民劳动的热情和干劲。因为“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生产可以做到：家庭成员的相互调剂和合理配置（家庭内部男女老幼搭配），技术积累最直接（劳动者经验所得）和吸收最快（家庭内部代际自觉传授），工作效率最高（《管子·乘马》中形容为“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憚劳苦”）。所以，美国学者舒尔茨认为，中国传统农民“可以点土成金”。就中国历史上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来说，唐朝时期的粮食平均亩产最高（334市斤），全国人均占有原粮也最多（1256市斤）[34]。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之发明不是在明代以后，而是在明代以前。”[35]（p80）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农艺是以经验和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譬如，我国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农民根据太阳与月亮相盈亏的关系，经过仔细观察所得，并沿用至今。中国各地的农谚非常丰富，这也是广大农民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它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次，从农民群体行为分析，一旦发生集体行动又似乎超出了个体农民的可塑性极限。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秦朝以后修建万里长城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的农民集体智慧结晶。就古代的农业生产而言，中国直到明清为止，始终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产量最高；若比起欧洲的庄园制效率还要高出许多，精耕细作的程度也遥遥领先。特别是历次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更能够显示出农民极具革命性、纪律性、战斗性，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能力。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被毛泽东称为“老粗能办大事”的典型人物。朱元璋原本只是一个乞丐，既无文化知识又没有社会地位，但后来却成为一国之君。他的文化修养从何而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何而来？他的治国雄才大略从何而来？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不断追问和争论的焦点。我认为，如果不用“农民可塑性”这一新概念来进行解读，那么像这样的众多“历史之迷”，我们永远也难以解释清楚。总之，我国古代农民的可塑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是内聚与扩散的统一、是内弱与外强的统一、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不过，从总体上看，古代农民的非智力因素多于智力因素，他们掌握直观的“体验性知识”多于间接的抽象“理论性知识”。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农民可塑性的基本特点。
2. 近代中国农村发生的传统社会结构转型，使广大农民的可塑性由“点”到“面”逐渐地向外拓展，表现出一种极度混乱的无序状态。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长达3000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才使这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的广大农民，很少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和启蒙文化的影响，其可塑性是由国内因素促成的。首先，近代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日益恶化，迫使大批农民在地区之间迁移和流动。据中外史学家估计，到19世纪中叶左右，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大多已经达到饱和点（即超出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准）。但一直到1700年前后，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干旱丘陵、山区大多还未加开垦。随着全球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兴起，美洲的粮食作物如玉米、花生、马铃薯、土豆等高产耐旱农作物新品种传入我国。这为广大农民进行荒地开发和粮食革命提供了可能条件，促使大批农民跨地区流动。如，我国西南地区是清代接纳内地移民最多的地区。仅四川省从1786年到1850年的70多年间，全省登记人口由842.9万人猛增到4416.4万人；而湖北省当时又处于地区间移民的中心位置，全省登记人口由1855.6万人猛增到3373.8万人。19世纪中期以后，太平天国战争又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总人口净减少了1930万人。这使大批农民从山区和人口稠密地区，向全国灌溉条件最好的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回流。到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成为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等人口密集区的人口外流新途径。同时还出现大量的内地居民向海外移民的新趋势，有人估计大约在1000～1300万人左右[36]（p117-302）。这些人后来成为海外永久性移民。通过这种超越省际的农民大规模地流动，使各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常识、经验、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等，进行跨地区传播与交流。这是我国的农业文明由“点”到“面”扩散的集中表现形式。其次，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构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3]（p589）广大农民在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和缺少重大的技术创新的境况下，为了维持生存、养家糊口，只能依靠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和增加高产耐旱农作物来获取口粮。因此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比可能已下降了近一半，即从17世纪前期的约70%下降到1931～1937年间的约36%。……各种新旧旱地农作物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率大约增加了64%，仅美洲粮食作物就达到20%左右”[36]（p206-228）。可以说，中国近代农业史的大部分是由适当的作物征服低劣的土地写成的。正因为这样，近代中国进口的粮食，从未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当然，近代的国内粮食基本自给，是以全国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为高昂代价的；仅就农民糊口而言，当时的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准都普遍下降了。另外，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37]（p5）。这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依靠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通过数百年的农业密集化经营和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来维持的。“到19世纪，也许更早些，那里的粮食作物已经无足轻重，而新的大宗作物都是像烟草、茶油、一种烤制烟草必不可少的配料、花生和生姜这些经济作物”[36]（p238-239）。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农民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仍然表现出适应特殊生存环境的较强能力；且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又表现出广大农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英勇反抗精神。第三，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和农民分化是畸形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村大量的资产逐渐向少数富人集中，游离出一个“不在地主”阶层，他们纷纷脱离乡土社会逐渐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食利者阶层；另一方面，大批农民破产后，被迫沦为社会上的失业人群，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前身，大部分则变成了游荡在城乡之间的流氓无产者，“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3]（p609）。从总体上看，我国近代的农民可塑性的特点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缓慢转化，广大农民所处的境地十分被动，表现出了极度混乱的无序状态。
3. 当代中国的农民可塑性犹如万马奔腾一般涌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农民可塑性得到了超常发挥。首先，在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广大的贫苦农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考验，锻炼出一种新的品格。因为“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3]（p447-448）。像革命战争这样的特殊实践锻炼，使那些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只会耕田为生的农家子弟们，表现出了异常迅猛勇敢的对敌作战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等，有的成为开国元勋如彭德怀等，还有更多的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像河南新县这样的著名“将军县”，解放前仅有区区9万多人，却孕育出新中国的43位将军（其中上将2人，中将4人，少将37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县担任过地师级职务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有200多人，其中有56人担任过省军级高级领导职务，有的人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许世友、李德生等。这些人都是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穷人家的孩子，原来都没有文化知识、更不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他们是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农民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生存环境，而新环境可以造就新人，可塑性正是农民发生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前提。其次，建国后的前30年，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逐渐纳入现代科层化组织管理，农民的个体性创造被集体性行动所代替。特别是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下，党的一元化领导和行政命令，使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应该享有的自主性或自立意识丧失殆尽。这极大地压抑着农民的个性发挥，影响他们的可塑性发展。这一时期，国家每年都投入了大量的农业现代化生产要素，包括大型农机具、化肥、农药、农作物新品种改良和农业新技术推广等，使广大农民逐渐掌握了现代农业科技新手段，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但这种做法，是以牺牲农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说是以牺牲人性为高昂代价的。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农民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创新能力。譬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写下血书闹“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温州农民“靠着一把剪刀闯天下”，使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浙江龙港“农民城”的崛起，又预示着小城镇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大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南林县“十万建筑大军出太行”，促动了全国数以亿计的“民工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村民自治”，使9亿农民活跃在广大农村的政治舞台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山东诸城农民的“公司加农户养鸡模式”和寿光农民的“蔬菜批发市场”，加快了中国农业产业化步伐；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农村相继出现农民“撂荒现象”，使中国高层决策者思考农地承包权应当在农户之间流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安徽农民的“费改税”试验成功，促成十六大做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当进入到21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势头强劲，正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每次都是农民自发行动在先、而后才由党和国家认可。这与过去人们曾将农民捧到天上的做法恰恰相反。因为，新时期的广大农民，时刻面临着生存压力，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智慧，主动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敢于冒险，自主选择着、随机判断着、默默创造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当代中国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源自何处？我想，单靠一句“这是党的农村政策好”，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全部问题的。我认为，农民的主动创新能力大于他们的被动性适应能力已经成为现实中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农民可塑性发展的新特点，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最基本特征。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当代农民的本质特征？这确实需要对9亿农民的生存现状及社会心理变化与中国社会二元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根据农民可塑性这根主线，围绕当代农民的特质，开展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
五、研究农民可塑性的政策含义
首先，要给农民“正名”，让9亿农民都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中国农村人口从秦朝时期的不足2000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全国总人口）增加到现在的9亿人，可谓芸芸众生。但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过“第一人称”，而只有“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如，最先给农民定性的齐国宰相管仲，把农民锁定在“庄稼人”的定位上。这一概念延续3000年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最新版的《辞海》给“农民”定义：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包括农奴和农业工人）[38]（p1075）。这种认定，显然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态差别很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传统农民的本质是“小规模生产”、“手工劳动”、“自然经济”、“受外部权势的支配”。因此，“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p26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甚至把农民说成是：“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彻底、最觉悟、最革命的。为了正确地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农民问题的原则立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分析了小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恩格斯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农民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陷入“孤独”、“哀鸣”。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与广大农民结成稳定的工农联盟。列宁认为：农民是俄国的决定因素，“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潮的‘中心人物’”[39]（p312）。列宁对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与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但列宁断言：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任何时候都有反动的成分。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于这一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40]（p181）。我国近代的伟人孙中山先生把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而一些近代启蒙学者则把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把勤劳、勇敢、智慧、最具革命性等美好的词句，用来形容广大劳动农民。毛泽东对穷苦农民的革命热情大加赞扬，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7]（p15-16）而那些擅长揭露“农民伤疤”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7]（p4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他们对农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搞得并不十分清楚。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发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呼吁；但后来却把农民无限地美化，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的国家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性悲剧。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像农民的首创精神、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等赋有神奇色彩的新名词频繁出现。但人们在谈到农民的时侯，它往往不是一种职业涵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等级、个人身份、生存状态、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心理结构。如今，我国农民在乡镇企业从业的职工人数已超过1.3亿人，常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也有1.2亿人，还有跨国劳务输出中的“洋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农民科学家”等；但他们都是尚未改变其社会身份的“下等农民”。这说明，新时期的农村居民即使改变职业，也难以改变其农民待遇的不合理的逻辑关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了。我国研究农民学的秦晖教授指出：中国的“农民社会”与其说是务农为生的社会，还不如说是非公民社会、臣民社会、身份社会或以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41]（p461）。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过对“农民”定义的争论，但至今也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农民究竟是什么？这只有农民心里最清楚，并不需要别人对农民说三道四。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里和一些文艺作品中，长期存在着对农民的社会歧视。这完全可以看成是农民交纳的另一笔重税——精神赋税！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广大农民已经向国家奉献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还要在精神上遭受盘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农民，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给农民“正名”，让9亿农民都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我建议，在今后的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宣传中，应当用“可塑性”这个中性概念给农民定性。它至少包含着下列的多重涵义：即作为“社会人”，农民经常受到各种制度环境约束；作为“职业人”，农民又不断地变化着；作为“政治人”，农民自己会说话；作为“经济人”，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理性”；作为“文化人”，农民始终追求着先进的文化。毫无疑问，用“可塑性”重新给农民定性，更具有适当性和解释力，使其含义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在现实社会中，应当给予9亿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包括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享受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利、劳动就业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保障等）和更多、更切实的“人文关怀”。
其次，要给农民“松绑”，让9亿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曾说过：“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42]（p272）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泱泱大国,要想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单靠国家补贴是十分有限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和途径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为9亿农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可塑性”，创造更加宽松的社会制度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十六大提出：我国今后头20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时期，我国将面临着进行城乡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这样一个由多种层次、多种产业和多样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整体性转换、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艰巨任务[43]。这一过程，势必会触动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和极力地阻碍，今后9亿农民所面临的处境非常艰难。十六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闪光的话：“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是《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老话，把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排除在生产要素流动的范围之外。这难道不是对农民的歧视或限制吗？！当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起码有6亿人口，仍靠土地生存，但农民拥有的承包地却是死的，而不是活的（即农村土地市场“产权残缺”、限制流动）。农民手中掌握的资金十分有限，文化知识水平低，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管理手段落后等。这些都是制约或限制农民可塑性有效发挥的不利因素。我建议，我国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一定要克服过去那种单项突破寻求发展出路的片面性和短期行为，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结合起来。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城乡收入分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协调运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可耕地农民家庭所有制和农村非耕地（包括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道路等）国家所有制，是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途径[44]。21世纪，我国走农地市场化道路，是从根本上解决 “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再次，要给农民“援助”，让9亿农民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步伐。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农村资金始终处于外流状态，其中1953－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将近9500亿元，占农民净收入的57.5％；进入20世纪90代以后，这个数字每年都在1000亿元以上；而农民承担的税费和各种摊派每年都在400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约6000多亿的农村债务被县乡两级政府用于超前消费[45]。我国广大农民长期处于严重的“缺血”状态。这样做的实际效果，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指出：“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27]（p500-501）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对传统农民的改造恰恰是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径，即向农民索取的多，而给予农民的少。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力度或补贴范围是否就会由此受到极大地限制呢？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担心和顾虑是不正确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国对农民补贴的空间还十分巨大。按现在的农业税费与微量允许合计为3000亿元，相当于现有的“黄箱补贴”水平的10倍[46]（34-41）。有如此巨大的补贴空间，是足以够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中国政府能否采取果断措施，加大对农民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国家现行的财政补贴和金融资金，能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譬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整个投资总额的28.7%。就是这1897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治理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程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与此做法恰恰相反，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目前，若与国外比较，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了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国家长期农村投资少，造成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如，近几年，我国对粮食的补贴金额超过3000亿元，但这种间接补贴造成了低效益，并引起腐败，留下很多、很大的“后遗症”。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这样的“民心工程”，单靠行政组织推动，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忽略了农民可塑性的积极发挥，实际效果也是不够理想的。总之，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农民的可塑性，才能够把当前农村的各项工作做好。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 石 麟.中国传统文化概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 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8] 朱 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3.
[9] 旬 况.荀子[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0]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卷二百五十）[A].吴晗.朱元璋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2] 程昌明.论语（译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13] 梁海明.孟子（译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14] 沙莲香，等.中国人素质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5]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6] 鲁 迅.鲁迅小说全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17] 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18] 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0] 毛泽东文集（第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1] 刘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研究论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28-32.
[22] 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3] 蔡伟雄，杨德森.脑可塑性与人类行为[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4-17.
[24] 韩喜平.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22-29.
[25]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6] 钱学森.1992年3月23日钱学森致戴汝为院士的信[A].赵光武.思维科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金吾伦.知识管理——知识社会的新管理模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2] 皮亚杰.行为进化的原动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3] 叶舒宪.人类学与后现代认识论札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63-67.
[34]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
[35] 赵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C].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36]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7]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8]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R].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39] 列宁全集（第3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0] 列宁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1] 秦晖.秦晖文选：问题与主义[C].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42] 邓小平文选（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3] 张新光.再论“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农村管理模式的逻辑演进[J].华南金融研究，2003，（3）：72-76.
[44] 张道刚，张新光.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和他的“五十条”[J].决策咨询，2001，（11）：20-22.
[45] 王少辉.权利堆积起来的城市[J].杂文选刊，2003，（8）：26-28.
[46] 柯炳生.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农业支持政策改革[A].“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暨农村改革新突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海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一） 农民可塑性的定义
“可塑性”一词至今仍然是一个工艺学概念。近年来,随着脑神经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人们对人的可塑性、尤其是对人脑可塑性以及它与人类行为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神经可塑性”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中枢神经系统（CNS）的结构和机能，能形成一些有别于正常模式或特殊性的能力[23]。现有研究资料表明，无论低等动物或人，大脑都具有改变其结构与功能的能力；不过，大脑可塑性的主要机制是皮质功能重组，其结构基础是突触可塑性。可见，精神学侧重于对人的智力潜质研究。心理学则关注青少年学生特别是未成年人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可塑性研究，对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人群的可塑性研究很少。下面，我将对农民的可塑性做初步界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它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按其现实性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形成人性的决定因素，它在历史上是不断演变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往往打上阶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农民的本质及其特征提供了科学依据。具体来说，我国目前对农民本质问题的认识，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理论学术界的分歧。认为：农民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或两者兼具即农民是“有限理性的”。关于这一类的研究，从方法来说，理性论者主要是想把农民的经济行为纳入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便于分析；非理性论者则想全面描述农民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从目的来说，理性论者强调要相信农民的创造能力，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非理性论者在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同时，强调要继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24]。总之，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对于这种靠假设前提、甚至凭主观臆断给农民人格定性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要了解农民不能单靠几个数字。要了解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字更难。您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25]（p68-78）因此，我们要研究农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就必须让历史与事实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代农民的特质问题彻底弄清楚。二是，决策层的认定。一般地认为，中国农民最具革命性和首创精神。这主要是从政治上给农民定性，却忽略了农民的落后性，即农民同时又具有反动性（马克思语）、被动性、消极性和保守性的缺点或弱点。
我主张，把农民的二重性比喻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更为恰当。即农民既具有能动性又有惰性；既有积极方面的表现又有消极方面的表现。如果不懂得这一点，那么很难理解党在革命之初就把“一切权力归农会”，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重新做出“还权于农民”、让9亿农民实行村民自治的伟大决策；而这两个时期的中间曾有30多年，国家对农民一直实行“高压政策”。这一曲折过程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党内发生分歧的认识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过去还没有弄清楚农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由此产生了实践指导上的“左”、右摇摆。使用“农民可塑性”这一新概念，既可以起到纠偏补正的良好效果，又能够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农民可塑性”，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农民受外部因素影响所表现出来的自动适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带有超强的可塑性，即农民对外部环境反应敏锐，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态度果断、行动迅速，富有顽强的毅力和创新精神，能够做出非凡的业绩；二是，带有刻板的可塑性，即农民对外部环境反应迟钝，接受新事物能力弱、态度犹豫、行动迟缓，缺乏耐心和进取精神，满足于低水平的现实需求，没有大的发展；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可塑性。传统农民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近代农民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当代农民则属于第三种类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激发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生产积极性和自主创新性，使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预示着21世纪，中国9亿农民将会发挥更好、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 农民可塑性首先表现为人的可塑性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自身具有先天的可塑性；而人的后天的可塑性优势更加明显。农民曾经是人类最早、最大的职业人口群体，现在仍然具有人类共通的可塑性本能。因为，现代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不断地改善，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的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拓展性、时间上的跨越性和强有力的竞争性。
1.从人的自然特性看，每个人都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即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人的智力潜量到底有多大呢？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的大脑资源的95%还没有被开发。前苏联学者伊凡·叶夫莫雷夫也指出：“人的潜力之大令人震惊。如果我们迫使大脑开足马力，我们就毫不费力地学会40种语言，把苏联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背下来，完成几十所大学的课程。”因此，恩格斯说，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人的思维着的精神。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1）人类的历史含有此义；（2）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也如此。那么，它又是怎样发展的呢？第一是人脑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很强的可塑性，是活的，不是死的、不变的；第二加实践的作用。”[26]（p605）对此，我国研究精神学的专家杨德森教授曾做过详细地论证。他认为，人类复杂的行为表现与其高度发达的大脑密不可分。人类行为与大脑功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反复循环：即外部环境刺激→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可塑性机制）→行为变化→脑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变化（脑可塑性）→行为完善[23]。大脑结构和功能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大脑功能与人的行为更有机地结合起来。近期的脑科学研究显示，不论是在大脑发育成熟过程中，还是在大脑发育成熟以后，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都具有相当强的可塑性并能够保持终生，甚至脑损伤后也可以进行结构重组和再造。也就是说，人脑具有自动恢复和代偿的功能。潜力理论则认为，人类有着巨大的记忆潜力、思维潜力和创造潜力。人人都应该成为有用之材，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做出伟大的贡献。只要我们把农民当成正常人看待，就不难理解其可塑性。
2.从人的社会特性看，人的社会行为更具有可塑性。因为，人的先天的生理基础只有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把人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人的可塑性命题，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随后，孟子也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但他们所建议的人生路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达到。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即“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凭激情或经过思虑的”[27]（p247），“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于人身上”[28]（p167）。正如毛泽东所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3] （p445）。人们正是靠着这种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创造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9]（p487），即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类在经历了以人力创造为主→以物力创造为主→以资本力创造为主→以知识力创造为主的依次演进的同时；人的发展也由“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到“异化的人”、逐步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进化。因此，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0]（p174）当今世界上，“知识和技能所得到的报偿似乎一下子变得比以往高出许多（倍），弹性和适应能力成了生产的必要条件。”[31]（p3）现代人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可塑性和更强的实践能力。在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世界大背景下，人们正在努力摆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共享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度扩大，人类行为本身的可塑性也日益增强，现代人正在塑造着文明新形象。中国9亿农民是否就变成了庞大的“落伍人群”、或安于贫困的“低能儿”呢？世界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人类“行为的实质恰恰是永远试图超越自身，因此，行为就向进化提供了本源性动力”[32]（p101）。正因为这样，当代农民仍然是一种具有自发向上精神的和自我激励功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较强的市场主体。而我国现实的农民家庭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活水源头”。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广大农民通过观察与模仿，认同、自居与角色扮演及对自身行为的客观奖罚与自我奖罚等社会化过程而增进其行为发展[23]。总之，人的社会行为具有可塑性是农民创新的客观基础。
（三） 历史上农民可塑性发展的不同特点
1.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农民可塑性集中地体现在某个乡村社区的“农业文明点”上。这与我国几千年来，农民始终没有突破封闭狭小的生存环境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小块土地是农民维持生存的惟一办法，自然村落也是农民终身不会脱离的居住地，乡里社区就是农民永久的活动空间，传统的农民与外界发生接触和交际的最大边界是农村集市或规模不大的中心集镇。我国古代的农民，就是在这种封闭的、狭小的生存环境下，长年从事单一性的农业生产和重复性的手工劳动。但正如哲学家波兰尼所说：“世界上有多少种‘亚文化’或‘亚亚文化’，便会有多少种放之彼地而准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个不同经验和个性的个体，就会有多少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33] 。中国式智慧的源泉，正是由众多的“农业文明点”构成的。这种古老的农业文明，最早以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为发源地，然后逐步扩展到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这种分散的“农业文明点”又是如何生成和发展起来呢？首先，农民始终是依托家庭存在的个体农民，每个农户基本上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不管是分封制下的井田制、北魏以后的均田制，还是明清时期的租佃制或永佃制都一样）。回溯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史，这种小规模的家庭式农场既适合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生产周期长、环节多、劳动监督成本高等），又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家庭成员的亲和力）去激发农民劳动的热情和干劲。因为“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生产可以做到：家庭成员的相互调剂和合理配置（家庭内部男女老幼搭配），技术积累最直接（劳动者经验所得）和吸收最快（家庭内部代际自觉传授），工作效率最高（《管子·乘马》中形容为“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憚劳苦”）。所以，美国学者舒尔茨认为，中国传统农民“可以点土成金”。就中国历史上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来说，唐朝时期的粮食平均亩产最高（334市斤），全国人均占有原粮也最多（1256市斤）[34]。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之发明不是在明代以后，而是在明代以前。”[35]（p80）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农艺是以经验和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譬如，我国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农民根据太阳与月亮相盈亏的关系，经过仔细观察所得，并沿用至今。中国各地的农谚非常丰富，这也是广大农民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它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次，从农民群体行为分析，一旦发生集体行动又似乎超出了个体农民的可塑性极限。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秦朝以后修建万里长城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的农民集体智慧结晶。就古代的农业生产而言，中国直到明清为止，始终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产量最高；若比起欧洲的庄园制效率还要高出许多，精耕细作的程度也遥遥领先。特别是历次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更能够显示出农民极具革命性、纪律性、战斗性，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能力。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被毛泽东称为“老粗能办大事”的典型人物。朱元璋原本只是一个乞丐，既无文化知识又没有社会地位，但后来却成为一国之君。他的文化修养从何而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何而来？他的治国雄才大略从何而来？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不断追问和争论的焦点。我认为，如果不用“农民可塑性”这一新概念来进行解读，那么像这样的众多“历史之迷”，我们永远也难以解释清楚。总之，我国古代农民的可塑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是内聚与扩散的统一、是内弱与外强的统一、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不过，从总体上看，古代农民的非智力因素多于智力因素，他们掌握直观的“体验性知识”多于间接的抽象“理论性知识”。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农民可塑性的基本特点。
2. 近代中国农村发生的传统社会结构转型，使广大农民的可塑性由“点”到“面”逐渐地向外拓展，表现出一种极度混乱的无序状态。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长达3000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才使这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的广大农民，很少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和启蒙文化的影响，其可塑性是由国内因素促成的。首先，近代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日益恶化，迫使大批农民在地区之间迁移和流动。据中外史学家估计，到19世纪中叶左右，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大多已经达到饱和点（即超出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准）。但一直到1700年前后，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干旱丘陵、山区大多还未加开垦。随着全球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兴起，美洲的粮食作物如玉米、花生、马铃薯、土豆等高产耐旱农作物新品种传入我国。这为广大农民进行荒地开发和粮食革命提供了可能条件，促使大批农民跨地区流动。如，我国西南地区是清代接纳内地移民最多的地区。仅四川省从1786年到1850年的70多年间，全省登记人口由842.9万人猛增到4416.4万人；而湖北省当时又处于地区间移民的中心位置，全省登记人口由1855.6万人猛增到3373.8万人。19世纪中期以后，太平天国战争又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总人口净减少了1930万人。这使大批农民从山区和人口稠密地区，向全国灌溉条件最好的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回流。到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成为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等人口密集区的人口外流新途径。同时还出现大量的内地居民向海外移民的新趋势，有人估计大约在1000～1300万人左右[36]（p117-302）。这些人后来成为海外永久性移民。通过这种超越省际的农民大规模地流动，使各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常识、经验、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等，进行跨地区传播与交流。这是我国的农业文明由“点”到“面”扩散的集中表现形式。其次，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构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3]（p589）广大农民在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和缺少重大的技术创新的境况下，为了维持生存、养家糊口，只能依靠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和增加高产耐旱农作物来获取口粮。因此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比可能已下降了近一半，即从17世纪前期的约70%下降到1931～1937年间的约36%。……各种新旧旱地农作物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率大约增加了64%，仅美洲粮食作物就达到20%左右”[36]（p206-228）。可以说，中国近代农业史的大部分是由适当的作物征服低劣的土地写成的。正因为这样，近代中国进口的粮食，从未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当然，近代的国内粮食基本自给，是以全国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为高昂代价的；仅就农民糊口而言，当时的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准都普遍下降了。另外，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37]（p5）。这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依靠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通过数百年的农业密集化经营和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来维持的。“到19世纪，也许更早些，那里的粮食作物已经无足轻重，而新的大宗作物都是像烟草、茶油、一种烤制烟草必不可少的配料、花生和生姜这些经济作物”[36]（p238-239）。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农民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仍然表现出适应特殊生存环境的较强能力；且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又表现出广大农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英勇反抗精神。第三，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和农民分化是畸形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村大量的资产逐渐向少数富人集中，游离出一个“不在地主”阶层，他们纷纷脱离乡土社会逐渐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食利者阶层；另一方面，大批农民破产后，被迫沦为社会上的失业人群，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前身，大部分则变成了游荡在城乡之间的流氓无产者，“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3]（p609）。从总体上看，我国近代的农民可塑性的特点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缓慢转化，广大农民所处的境地十分被动，表现出了极度混乱的无序状态。
3. 当代中国的农民可塑性犹如万马奔腾一般涌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农民可塑性得到了超常发挥。首先，在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广大的贫苦农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考验，锻炼出一种新的品格。因为“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3]（p447-448）。像革命战争这样的特殊实践锻炼，使那些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只会耕田为生的农家子弟们，表现出了异常迅猛勇敢的对敌作战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等，有的成为开国元勋如彭德怀等，还有更多的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像河南新县这样的著名“将军县”，解放前仅有区区9万多人，却孕育出新中国的43位将军（其中上将2人，中将4人，少将37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县担任过地师级职务的高级领导干部就有200多人，其中有56人担任过省军级高级领导职务，有的人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许世友、李德生等。这些人都是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穷人家的孩子，原来都没有文化知识、更不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他们是在长期的实践锻炼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农民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生存环境，而新环境可以造就新人，可塑性正是农民发生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前提。其次，建国后的前30年，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逐渐纳入现代科层化组织管理，农民的个体性创造被集体性行动所代替。特别是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下，党的一元化领导和行政命令，使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应该享有的自主性或自立意识丧失殆尽。这极大地压抑着农民的个性发挥，影响他们的可塑性发展。这一时期，国家每年都投入了大量的农业现代化生产要素，包括大型农机具、化肥、农药、农作物新品种改良和农业新技术推广等，使广大农民逐渐掌握了现代农业科技新手段，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但这种做法，是以牺牲农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说是以牺牲人性为高昂代价的。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农民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创新能力。譬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写下血书闹“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温州农民“靠着一把剪刀闯天下”，使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浙江龙港“农民城”的崛起，又预示着小城镇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大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南林县“十万建筑大军出太行”，促动了全国数以亿计的“民工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村民自治”，使9亿农民活跃在广大农村的政治舞台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山东诸城农民的“公司加农户养鸡模式”和寿光农民的“蔬菜批发市场”，加快了中国农业产业化步伐；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农村相继出现农民“撂荒现象”，使中国高层决策者思考农地承包权应当在农户之间流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安徽农民的“费改税”试验成功，促成十六大做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当进入到21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势头强劲，正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每次都是农民自发行动在先、而后才由党和国家认可。这与过去人们曾将农民捧到天上的做法恰恰相反。因为，新时期的广大农民，时刻面临着生存压力，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智慧，主动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敢于冒险，自主选择着、随机判断着、默默创造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当代中国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源自何处？我想，单靠一句“这是党的农村政策好”，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全部问题的。我认为，农民的主动创新能力大于他们的被动性适应能力已经成为现实中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农民可塑性发展的新特点，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最基本特征。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当代农民的本质特征？这确实需要对9亿农民的生存现状及社会心理变化与中国社会二元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根据农民可塑性这根主线，围绕当代农民的特质，开展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
五、研究农民可塑性的政策含义
首先，要给农民“正名”，让9亿农民都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中国农村人口从秦朝时期的不足2000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全国总人口）增加到现在的9亿人，可谓芸芸众生。但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过“第一人称”，而只有“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如，最先给农民定性的齐国宰相管仲，把农民锁定在“庄稼人”的定位上。这一概念延续3000年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最新版的《辞海》给“农民”定义：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包括农奴和农业工人）[38]（p1075）。这种认定，显然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态差别很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传统农民的本质是“小规模生产”、“手工劳动”、“自然经济”、“受外部权势的支配”。因此，“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p26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甚至把农民说成是：“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彻底、最觉悟、最革命的。为了正确地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农民问题的原则立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分析了小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恩格斯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农民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陷入“孤独”、“哀鸣”。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与广大农民结成稳定的工农联盟。列宁认为：农民是俄国的决定因素，“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潮的‘中心人物’”[39]（p312）。列宁对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与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但列宁断言：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任何时候都有反动的成分。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于这一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40]（p181）。我国近代的伟人孙中山先生把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而一些近代启蒙学者则把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把勤劳、勇敢、智慧、最具革命性等美好的词句，用来形容广大劳动农民。毛泽东对穷苦农民的革命热情大加赞扬，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7]（p15-16）而那些擅长揭露“农民伤疤”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7]（p4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他们对农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搞得并不十分清楚。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发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呼吁；但后来却把农民无限地美化，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的国家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性悲剧。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像农民的首创精神、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等赋有神奇色彩的新名词频繁出现。但人们在谈到农民的时侯，它往往不是一种职业涵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等级、个人身份、生存状态、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心理结构。如今，我国农民在乡镇企业从业的职工人数已超过1.3亿人，常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也有1.2亿人，还有跨国劳务输出中的“洋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农民科学家”等；但他们都是尚未改变其社会身份的“下等农民”。这说明，新时期的农村居民即使改变职业，也难以改变其农民待遇的不合理的逻辑关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了。我国研究农民学的秦晖教授指出：中国的“农民社会”与其说是务农为生的社会，还不如说是非公民社会、臣民社会、身份社会或以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41]（p461）。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过对“农民”定义的争论，但至今也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农民究竟是什么？这只有农民心里最清楚，并不需要别人对农民说三道四。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里和一些文艺作品中，长期存在着对农民的社会歧视。这完全可以看成是农民交纳的另一笔重税——精神赋税！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广大农民已经向国家奉献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还要在精神上遭受盘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农民，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给农民“正名”，让9亿农民都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国民待遇”。我建议，在今后的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宣传中，应当用“可塑性”这个中性概念给农民定性。它至少包含着下列的多重涵义：即作为“社会人”，农民经常受到各种制度环境约束；作为“职业人”，农民又不断地变化着；作为“政治人”，农民自己会说话；作为“经济人”，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理性”；作为“文化人”，农民始终追求着先进的文化。毫无疑问，用“可塑性”重新给农民定性，更具有适当性和解释力，使其含义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在现实社会中，应当给予9亿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包括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享受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利、劳动就业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保障等）和更多、更切实的“人文关怀”。
其次，要给农民“松绑”，让9亿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曾说过：“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42]（p272）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泱泱大国,要想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单靠国家补贴是十分有限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和途径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为9亿农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可塑性”，创造更加宽松的社会制度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十六大提出：我国今后头20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时期，我国将面临着进行城乡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这样一个由多种层次、多种产业和多样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整体性转换、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艰巨任务[43]。这一过程，势必会触动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和极力地阻碍，今后9亿农民所面临的处境非常艰难。十六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闪光的话：“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是《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老话，把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排除在生产要素流动的范围之外。这难道不是对农民的歧视或限制吗？！当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起码有6亿人口，仍靠土地生存，但农民拥有的承包地却是死的，而不是活的（即农村土地市场“产权残缺”、限制流动）。农民手中掌握的资金十分有限，文化知识水平低，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管理手段落后等。这些都是制约或限制农民可塑性有效发挥的不利因素。我建议，我国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一定要克服过去那种单项突破寻求发展出路的片面性和短期行为，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结合起来。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城乡收入分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协调运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可耕地农民家庭所有制和农村非耕地（包括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道路等）国家所有制，是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途径[44]。21世纪，我国走农地市场化道路，是从根本上解决 “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再次，要给农民“援助”，让9亿农民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步伐。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农村资金始终处于外流状态，其中1953－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将近9500亿元，占农民净收入的57.5％；进入20世纪90代以后，这个数字每年都在1000亿元以上；而农民承担的税费和各种摊派每年都在400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约6000多亿的农村债务被县乡两级政府用于超前消费[45]。我国广大农民长期处于严重的“缺血”状态。这样做的实际效果，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指出：“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27]（p500-501）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对传统农民的改造恰恰是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径，即向农民索取的多，而给予农民的少。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力度或补贴范围是否就会由此受到极大地限制呢？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担心和顾虑是不正确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国对农民补贴的空间还十分巨大。按现在的农业税费与微量允许合计为3000亿元，相当于现有的“黄箱补贴”水平的10倍[46]（34-41）。有如此巨大的补贴空间，是足以够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中国政府能否采取果断措施，加大对农民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国家现行的财政补贴和金融资金，能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譬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整个投资总额的28.7%。就是这1897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治理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程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与此做法恰恰相反，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目前，若与国外比较，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了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国家长期农村投资少，造成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如，近几年，我国对粮食的补贴金额超过3000亿元，但这种间接补贴造成了低效益，并引起腐败，留下很多、很大的“后遗症”。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这样的“民心工程”，单靠行政组织推动，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忽略了农民可塑性的积极发挥，实际效果也是不够理想的。总之，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农民的可塑性，才能够把当前农村的各项工作做好。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 石 麟.中国传统文化概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 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8] 朱 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3.
[9] 旬 况.荀子[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10]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卷二百五十）[A].吴晗.朱元璋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2] 程昌明.论语（译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13] 梁海明.孟子（译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14] 沙莲香，等.中国人素质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5]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6] 鲁 迅.鲁迅小说全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17] 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18] 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0] 毛泽东文集（第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1] 刘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研究论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28-32.
[22] 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3] 蔡伟雄，杨德森.脑可塑性与人类行为[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4-17.
[24] 韩喜平.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22-29.
[25]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6] 钱学森.1992年3月23日钱学森致戴汝为院士的信[A].赵光武.思维科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金吾伦.知识管理——知识社会的新管理模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2] 皮亚杰.行为进化的原动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3] 叶舒宪.人类学与后现代认识论札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63-67.
[34]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
[35] 赵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C].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36]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7]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8]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R].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39] 列宁全集（第3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0] 列宁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1] 秦晖.秦晖文选：问题与主义[C].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42] 邓小平文选（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3] 张新光.再论“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农村管理模式的逻辑演进[J].华南金融研究，2003，（3）：72-76.
[44] 张道刚，张新光.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和他的“五十条”[J].决策咨询，2001，（11）：20-22.
[45] 王少辉.权利堆积起来的城市[J].杂文选刊，2003，（8）：26-28.
[46] 柯炳生.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农业支持政策改革[A].“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暨农村改革新突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海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