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分析农村教育的三大块内容及其任务出发，揭示了对农村教育的认识误区，提出了农村教育主要是为城市化和城镇化服务的观点。“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农村教育只是很小的一部门，更不是主要部分。要克服那种农村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农民的狭隘思想，从战略高度理解农村教育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教育；性质；误区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农村教育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9月19日全国农村教育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离开农村教育的发展，根本无法谈起。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意义已无需赘言，学术界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对于农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国内学术界却存在重大分歧。如果不能对此求得一个一致意见，发展农村教育恐怕很难落到实处，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为此，本文试图对农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农村教育
从地域角度讲，农村教育就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各种教育。从内容来看，农村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板块。一块是面向农村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前的幼儿班教育和义务教育后由村镇办的高中教育。这是一种正规教育和素质教育，是农村教育的主要内容。农村中小学生是农村教育的主要对象。二是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对象包括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和打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比如2004年由农业部等六部委组织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就属此类。这一块教育面对的对象的数量仅次于第一块，而且会越来越多。根据国家建设部的统计，我国2004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达到1．85亿。[1]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劳动力都在农村，但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农村、农业人口通常都在5%以下。欧洲、美国是如此；东亚的经济也是如此：日本在1950年时，务农人口还占48%，到现在只有3.9%”。[2]也就是说，如果人口规模保持不变，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有8亿多农民转移到城市。而实际上我国现有的15亿亩耕地也最多只能提供大约1亿个有效的工作岗位。[3]由此可见，农村教育前两板块的任务相当艰巨。农村教育的第三块是面向农村全职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新型农民是其重要任务。这块教育的对象的数目最少，而且会越来越少。
在上述三个板块中，面向农村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是重中之重，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因为全国2/3以上的中小学生或者应该上中小学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农村。这一块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甚至关系到我党最高理想的实现。农村基础教育也是转移农村人口最有效的途径。
二、农村教育的认识误区
有人将农村教育定义为“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认为农村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不仅如此，中国当代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努力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4]甚至有人认为，农村教育要姓农：“农村教育姓农好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农村教育不姓农还能姓什么？”[5]这其实是对农村教育的习惯性误解。
1926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文章开头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6]这条所谓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先生那种“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使命感是很令人敬佩的，但是他所认为的“生路”却恰恰是一条死路。晏阳初的定州试验和梁漱溟的邹平试验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7]农村教育不仅应该“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现有耕地根本容纳不了9亿全职农民，如果9亿农村人口全都安心做农民，那只能是共同贫穷一条路。
产生这种认识误区的根源首先是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从而产生“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其次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教农民做顺民，使农民安心做农民的封建残余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再次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我们习惯于从计划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这种对农村教育的误解总是在有意或者无意地维护社会的等级性，维护本应该取消的城乡教育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农村教育必然要陷入“职能困境”。[8]试图把农民固化在农村，旨在培养安于农村、安于农业的人才的教育既不符合国际经验，也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更不符合农民自身的愿望，最终必将成为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的“无所作为的教育”。[9]
对农民的错误认识也是导致对农村教育的认识发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农民的认识基本上有四个理论，一是对象论，即把农民当作被治理的对象和客体。古人讲“以民为本”，其实也不过是把农民当作对象，当作被统治的对象、被教化的对象。“以民为本”并不等于“让民做主”。二是身份论，即把农民当作一种身份，一种标签，而不是把农民当作一种职业。三是工具论，即把农民当作实现统治者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这三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给“屏蔽”了，把农民当作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客体、工具和名片。四是主体论，即把农民当作主体来看待，把农民当作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认为农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为自己负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只有把农民当主体，才能充分发挥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形成对农村教育的正确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的职能困境。
总之，必须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从国际和国内现代化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我们对农民教育的性质的认识。不仅要解放自己的思想，更要解放农民的思想，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在农村教育问题上的一厢情愿和越俎代庖。
三、对农村教育的重新定位
不管是农村教育还是城市教育，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马克思、恩格斯只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为只有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时间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比如旅行、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等，而无产阶级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不仅城市居民能够如此，农村居民也能够如此。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只要他们愿意，就能想入城则入城，想入乡则入乡。我们培养的就是这样既能入城又能入乡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而不是只能“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农民和五谷不分的市民。因此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讲，区别只应该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而且主要是在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非正规教育方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而上学地分成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应该相应地认为农村教育就应该为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城市教育就应该为城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农村和城市是一个相互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如果我们非要把它截然分开的话，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阵地也是在城市，包括正在城镇化进城中的乡镇和城市化进城中的县城。也就是说，农村教育主要是为城市化和城镇化服务，“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农村教育只是很小的一部门，更不是主要部分。
四、有的放矢地发展农村教育，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高度重视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首先要转变农村教育就是农民教育、农村教育就是为农村服务的狭隘思想，农村教育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其次要从体制上废除城乡教育双轨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让优势群体优先享有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废除城乡教育双轨制，给予农村教育真正的国民教育待遇，这是用正义原则具体指导我国公共教育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时代性要求，也是考验我国公共教育体系是否正义的基本标尺。”[11]再次是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范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从政策上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建立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12]
（二）大力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有效转移农村人口
要从实际出发，大规模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切实增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本领，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如果农民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好，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以后就能比较容易掌握所需要的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同时，也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转移所带来的摩擦会比较小。”[13]提高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素质还能避免已经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再重新回流到农业。
（三）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新型农民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产业化经营，还是提高农业的科技投入水平，都需要农民有比较高的素质。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素质，农民才能够掌握新的耕种、施肥、灌溉等方面的技术，才能掌握最新的、动态的技术和项目，也敢于和能够接受风险比较大的新技术。培养新型农民也是实现“管理民主”的需要。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曾坚持要让每个公民都能分有政治智慧，他认为这就是“正义”。他说：“要分给所有的人，我愿意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享有，像那些技术一样，城邦就无法生存下去。”[14]要让农民更好地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拥有智慧，而不是像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所说的“绝学去智”。“民之难治”，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太多，而是太少了。
[1] 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1424
[2] 林毅夫：《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2/61/article219926111.shtml
[3] 陈涛：《“新农村”提出的老问题》，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13日。
[4] 陶华坤：《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研究》
[5] http://www.tajyw.com/sites/yanjiu/jyzt/20041018100239.htm
[6]《陶行知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85页。
[7] 参见《晏阳初到温铁军》，《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9日A6版。
[8] 王本陆：《消除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http://www.ccrs.org.cn。
[9] 同上。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1] 王本陆：《消除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http://www.ccrs.org.cn。
[12] 金人庆：《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民日报，2006年3月3日。
[13] 林毅夫：《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2/61/article219926111.shtml
[14] 转引自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122页。
[关键词]农村教育；性质；误区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农村教育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9月19日全国农村教育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离开农村教育的发展，根本无法谈起。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意义已无需赘言，学术界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对于农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国内学术界却存在重大分歧。如果不能对此求得一个一致意见，发展农村教育恐怕很难落到实处，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为此，本文试图对农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农村教育
从地域角度讲，农村教育就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各种教育。从内容来看，农村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板块。一块是面向农村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前的幼儿班教育和义务教育后由村镇办的高中教育。这是一种正规教育和素质教育，是农村教育的主要内容。农村中小学生是农村教育的主要对象。二是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对象包括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和打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比如2004年由农业部等六部委组织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就属此类。这一块教育面对的对象的数量仅次于第一块，而且会越来越多。根据国家建设部的统计，我国2004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达到1．85亿。[1]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劳动力都在农村，但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农村、农业人口通常都在5%以下。欧洲、美国是如此；东亚的经济也是如此：日本在1950年时，务农人口还占48%，到现在只有3.9%”。[2]也就是说，如果人口规模保持不变，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有8亿多农民转移到城市。而实际上我国现有的15亿亩耕地也最多只能提供大约1亿个有效的工作岗位。[3]由此可见，农村教育前两板块的任务相当艰巨。农村教育的第三块是面向农村全职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新型农民是其重要任务。这块教育的对象的数目最少，而且会越来越少。
在上述三个板块中，面向农村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是重中之重，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因为全国2/3以上的中小学生或者应该上中小学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农村。这一块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甚至关系到我党最高理想的实现。农村基础教育也是转移农村人口最有效的途径。
二、农村教育的认识误区
有人将农村教育定义为“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认为农村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不仅如此，中国当代各级各类教育都要“努力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4]甚至有人认为，农村教育要姓农：“农村教育姓农好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农村教育不姓农还能姓什么？”[5]这其实是对农村教育的习惯性误解。
1926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文章开头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6]这条所谓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先生那种“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使命感是很令人敬佩的，但是他所认为的“生路”却恰恰是一条死路。晏阳初的定州试验和梁漱溟的邹平试验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7]农村教育不仅应该“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生路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现有耕地根本容纳不了9亿全职农民，如果9亿农村人口全都安心做农民，那只能是共同贫穷一条路。
产生这种认识误区的根源首先是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从而产生“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其次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教农民做顺民，使农民安心做农民的封建残余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再次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我们习惯于从计划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这种对农村教育的误解总是在有意或者无意地维护社会的等级性，维护本应该取消的城乡教育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农村教育必然要陷入“职能困境”。[8]试图把农民固化在农村，旨在培养安于农村、安于农业的人才的教育既不符合国际经验，也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更不符合农民自身的愿望，最终必将成为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的“无所作为的教育”。[9]
对农民的错误认识也是导致对农村教育的认识发生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农民的认识基本上有四个理论，一是对象论，即把农民当作被治理的对象和客体。古人讲“以民为本”，其实也不过是把农民当作对象，当作被统治的对象、被教化的对象。“以民为本”并不等于“让民做主”。二是身份论，即把农民当作一种身份，一种标签，而不是把农民当作一种职业。三是工具论，即把农民当作实现统治者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这三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给“屏蔽”了，把农民当作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理想的客体、工具和名片。四是主体论，即把农民当作主体来看待，把农民当作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认为农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为自己负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只有把农民当主体，才能充分发挥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形成对农村教育的正确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的职能困境。
总之，必须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从国际和国内现代化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我们对农民教育的性质的认识。不仅要解放自己的思想，更要解放农民的思想，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在农村教育问题上的一厢情愿和越俎代庖。
三、对农村教育的重新定位
不管是农村教育还是城市教育，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马克思、恩格斯只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为只有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时间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比如旅行、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等，而无产阶级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不仅城市居民能够如此，农村居民也能够如此。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只要他们愿意，就能想入城则入城，想入乡则入乡。我们培养的就是这样既能入城又能入乡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而不是只能“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农民和五谷不分的市民。因此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讲，区别只应该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而且主要是在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非正规教育方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而上学地分成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应该相应地认为农村教育就应该为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城市教育就应该为城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农村和城市是一个相互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如果我们非要把它截然分开的话，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阵地也是在城市，包括正在城镇化进城中的乡镇和城市化进城中的县城。也就是说，农村教育主要是为城市化和城镇化服务，“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农村教育只是很小的一部门，更不是主要部分。
四、有的放矢地发展农村教育，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高度重视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首先要转变农村教育就是农民教育、农村教育就是为农村服务的狭隘思想，农村教育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其次要从体制上废除城乡教育双轨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让优势群体优先享有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废除城乡教育双轨制，给予农村教育真正的国民教育待遇，这是用正义原则具体指导我国公共教育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时代性要求，也是考验我国公共教育体系是否正义的基本标尺。”[11]再次是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范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从政策上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建立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12]
（二）大力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有效转移农村人口
要从实际出发，大规模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切实增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本领，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如果农民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好，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以后就能比较容易掌握所需要的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同时，也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转移所带来的摩擦会比较小。”[13]提高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素质还能避免已经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再重新回流到农业。
（三）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新型农民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产业化经营，还是提高农业的科技投入水平，都需要农民有比较高的素质。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素质，农民才能够掌握新的耕种、施肥、灌溉等方面的技术，才能掌握最新的、动态的技术和项目，也敢于和能够接受风险比较大的新技术。培养新型农民也是实现“管理民主”的需要。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曾坚持要让每个公民都能分有政治智慧，他认为这就是“正义”。他说：“要分给所有的人，我愿意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享有，像那些技术一样，城邦就无法生存下去。”[14]要让农民更好地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拥有智慧，而不是像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所说的“绝学去智”。“民之难治”，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太多，而是太少了。
[1] 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1424
[2] 林毅夫：《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2/61/article219926111.shtml
[3] 陈涛：《“新农村”提出的老问题》，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13日。
[4] 陶华坤：《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研究》
[5] http://www.tajyw.com/sites/yanjiu/jyzt/20041018100239.htm
[6]《陶行知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85页。
[7] 参见《晏阳初到温铁军》，《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9日A6版。
[8] 王本陆：《消除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http://www.ccrs.org.cn。
[9] 同上。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1] 王本陆：《消除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http://www.ccrs.org.cn。
[12] 金人庆：《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民日报，2006年3月3日。
[13] 林毅夫：《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2/61/article219926111.shtml
[14] 转引自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