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成文 王修晓
内容提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对长沙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的先赋因素对其职业声望的影响有限，相反，自致因素的作用十分显著，突出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上；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相关。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来看，要有效地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认真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积极营造良好的城市农民工就业环境，努力完善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城市农民工；就业
近年来，城市农民工①的就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个体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升迁的重要途径。对于城市农民工而言，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在频繁的职业变换中不断积累社会网络资源和人力资本。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助于其实现向上流动？本研究将借用当前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城市农民工的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
关于社会网络和求职过程的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取向：一是地位结构观。这种分析取向认为人都是按其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分类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如求职、社会流动）可以用所属的类别差异进行解释（边燕杰，1999）。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地位获得模型，分析了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 ，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 ，指个体经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经历等）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指出自致地位相对于先赋的个人资源在个体地位获得中价值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位结构观是一种“唯成分论”，强调个人的出身和种属，是一种孤立片面的视角。
为了弥补地位结构观的局限，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第二种社会结构分析视角：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且）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边燕杰，1999）。与地位结构观只见个体、种属、身份、地位不同，网络结构观关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个体对资源的涉取能力（access）和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以及个体在社会网中的位置等。另外，针对“人力资本”概念，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用于指称那些能与个体相分离，却仍能为个体所使用的处于个体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社会资本对于主体地位获得的作用在于提供信息（information ）和影响（influence ）。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的弱关系假设。
以上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观和资本概念导致了国内在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不同取向。一种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另一种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理论，将个体的流动看成是其通过社会网络实现地位升迁的过程（翟学伟，2003）。在具体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不同的经济体制而表现出不同的强度选择（边燕杰、张文宏，2001）。进一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和完善的地区，人们更多地通过弱关系实现向上流动（Granvovetter，1973；林南等，1981）；而在计划分配体制地区，强关系更可能导致成功的职业升迁和地位提高（边燕杰，1998）。之后的一项跨国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人们也更倾向于使用强关系（边燕杰、洪洵，1999）。另外，在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求职和地位的影响时，有学者强调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布劳、邓肯，1967；Chiswick，1978、1979），而有的则指出即使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地区，社会资本也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Granovetter ，1973、1974；林南等；1981；Marsden &Hurlbert，1988；Wegner，1991；转引自赵延东，2002），更不用说在人情关系如此重要的中国（Bian，1990；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1998、1999）。
那么，究竟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在起作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孰轻孰重？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完成的今天，再次检验这些已有结论十分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城市农民工的这一特殊择业群体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以及在具体人群中的应用。
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调查”。调查于2004年3月在长沙市进行。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问卷305份，有效回收率为98.4%.
抽样方法采取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操作过程为：随机抽样根据随机乱数表确定调查对象。另外，我们采取“偶遇抽样”来弥补抽样框的局限。具体做法是选取几个农民工聚集地，由调查员前往进行随机访问。从调查结果来看，非随机抽样得到的样本情况与根据抽样框得到的样本基本相似，证明这种抽样方法有效、可取。
（二）主要研究变量
1、自变量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自变量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类。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归类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并具体操作为如下指标：（1）先赋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父亲政治面貌和父亲职业声望；（2）自致因素包括文化程度、普通话水平、工作经历、职业技能和本人政治面貌。
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我们区分了“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以“主要交往对象”是否为“亲戚”或“本地人”两个指标代表。由于变量较多，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具体见下文的分析模型。
2、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以下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1）职业声望。这是一个定序变量。我们根据李强（2000）在1998对北京市居民调查所作的职业声望量表给每类职业赋值。这里将其作为一个定距变量。（2）生活满意度。为一定序变量，在分析中将其视为定距变量。这是一个主观指标。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据因变量的类型，主要采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以分析多个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体方法后文另有详细说明。
结果分析
（一）人力资本对城市农民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根据统计学原理，因变量为定距变量，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1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人力资本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略）
1、对城市农民工职业声望的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本人政治面貌三个因素的作用显著。根据各自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作用大小依次为性别（－。135），本人政治面貌（。131）和年龄（－。126）。也就是说男性的（赋值为1）的职业声望低于女性（赋值为0）；年龄越大的城市农民工其职业声望越低。相反，本人政治面貌的作用是正向的，根据赋值情况可得党员的职业声望高于非党员。
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性别和普通话水平对职业声望有消极影响；（2）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的影响程度较大（Std Beta分别为。249，。357）。
3、未发现有人力资本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
（二）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首次求职时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这里我们引入时间变量，区分了“首次求职”和“目前求职”，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城市农民工有无再建构社会网（曹子玮，2003）以及社会资本在不同时段的作用大小。由于两个因变量都是定距变量，所以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表2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使用中间介绍人对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明显作用。其中R －I 的联系频度对其职业声望有较大的积极作用（Std Beta=.455）：I －H 越熟悉，被帮助者的职业声望越低，相关系数（Std Beta的绝对值）为。555，说明I －H 弱关系对职业声望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此外，主要交往对象是本地人的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高于主要交往对象为非本地人的被调查者。从模型二的R2来看，该模型能解释全部变量方差的58.2%，解释力较强。
2、中间介绍人的作用在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再次显现。共有R －I 熟悉程度，R －I 联系频度，I －H 关系类型三个变量表现出显著作用，各自的StdBeta值分别为。743，－。440和。639.在未使用中间介绍人的样本中，我们发现了R －H关系类型和主要交往对象为亲戚这两个变量的积极作用。R －H 为强关系，被调查者对现状越满意。模型四有55.4%的较强解释力。
（三）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目前求职时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参照首次求职的分析方法，我们同样建立了4个模型（见表3）。从表中呈现的结果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与首次求职时中间介绍人的强大作用相反，目前求职过程中介绍人没有显示任何作用。这似乎表明间接关系不能提高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但这样下结论过于草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样本规模太小，无法反映总体情况。因此，我们保留在分析首次求职时对介绍人作用的结论，并期望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弥补这一缺憾。
2、未使用介绍人的样本中，R －H 联系频率度对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为别为。262和。216.对城市农民工职业声望的影响因素还有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和本地社会网规模。令人奇怪的是被调查者的职业地位与其认识本地人的数量呈反比（Std Beta =－。193）。
讨论
（一）人力资本：先赋与自致的差异
从各个回归模型给出的统计结果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人力资本对个体的优势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赵延东、风笑天，2000）和独占性。对于刚进城的农民工而言，人力资本是他们唯一可依赖的可靠支柱。作为对帮助者“人情”和“恩惠”的回报，人力资本也是提供这种回报的一个重要前提。一旦获得就业，人力资本更成为个人职业升迁和增加收入的重要砝码。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城市农民工的先赋因素对其职业声望的影响有限。相反，自致因素的作用十分显著，突出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上。然而被调查者中有65.2%的人上岗前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这说明目前政府和用人单位在对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上做得还很不够。这既不利于城市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提高，也不利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上升。
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等“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因为城市农民工在流入城市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同质群体，各自的“原始人力资本”差异不大，所以进城后的经济地位差异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城市中的生活经验和工作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农民工的“原始人力资本”都可归为“先赋因素”，而“新型人力资本”才是决定他们地位声望的“自致因素”。
（二）社会资本的作用：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区别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了两个维度来区分强弱关系：关系类型和熟悉程度。关系类型是亲戚的，定义为强关系；否则即为弱关系。熟悉程度分为五个尺度，非常熟悉和熟悉为强关系；一般、不太熟悉和很不熟悉为弱关系。从描述统计数据来看，城市农民工更多得使用强关系②，但根据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城市农民工既使用了强关系也使用了弱关系。其中弱关系对于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积极作用，强关系则主要对其生活满意度起影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表2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a（略）
1、强关系和弱关系概念由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提出。他认为，求职者要想得到一份职业，其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来自于那些关系不亲密、交往不频繁的人群。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 ，1973）。对此，边燕杰在一项天津调查中发现强关系在中国表现为人情关系，而人情关系在直接和间接关系中都表现为强关系，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非信息（边燕杰，1998）。这里，两位学者都没有区分求职者所追求的目标类型。林南（Lin ，1982）认为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发现间接关系和弱关系有助于城市农民工实现工具性目标（职业地位）。而对于其所追求的情感性目标（生活满意度），强关系能带给他们更多的信任、理解、安全感和支持。
2、边燕杰等在论述经济体制和社会网络的相互作用时提出4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机制共存假设。该假设认为，市场规律和人情网络在转型期将同时制约资源的配置。在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成功的求职者需要强关系与决策人进行人情交换，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另一方面，求职者又必须通过弱关系收集职业信息以克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困难（边燕杰等，2001）。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和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将共同发挥作用。我们的研究支持了这种机制共存假设，但强弱关系的作用方式略有不同。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他们的职业声望则更多地取决于进城之后拥有的新型社会资本。
表3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a（略）
建议
就业既是生存之基，也是发展之本。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党和政府肩负的历史责任。可以说，政府有关部门把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已是迫在眉睫。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来看，笔者认为，有关部门采取以下五条举措，已是势在必行。
举措之一：高度重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个人所拥有的职业技能，其实质就是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质量。对于城市农民工来说，无论他们在城市拥有多少强关系和弱关系，在现行体制下，基本上是一种体制外的人，而他们本人对城市的归属感也并不强，在大多数农民工心中，农村的那个家才是他们心灵的真正归属，真正把自己视为城里人的农民工是比较少的。而加强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为他们在城市更好地就业提供一种底气，又可以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最终促进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顺利融合。同时，城市农民工在获得一种职业后，由于其文化程度的先天不足，很难跟得上技术的日新月异，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也是促使他们更新知识，提升既有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而农民工在提高了人力资本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选择方式后，他们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本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城市农民工在就业中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人力资本较低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他们调动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的能力必然低下。由于城市农民工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正逐年增长，因此，如果不对他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势必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因为21世纪的中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员工，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不仅会使他们的网络异质性增加，而且最终也会提高其社会资本的能量。
举措之二：认真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城市农民工进行合理职业流动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运用市场调节和优化配置的新方式，才能真正建立起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农民工就业新机制。虽然目前相当一部分城市农民工通过非制度形式就业，即通过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自己的就业，但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可以通过自身拥有的条件实现就业。城市农民工如果能够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就能够很好地就业。但是，如果不能够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有可能成为游民，给城市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因此，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市场的角度给予他们平等的就业机会，已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必然之举。
举措之三：积极营造良好的城市农民工就业环境
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也是城市农民工就业的重要保证。而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就必须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及其为城市发展所做出巨大贡献，引导市民理解和尊重城市农民工，改变城市居民原有的歧视思想和行为，促进农民工与现有城市居民间的良性互动，增加群体间的信任，以提升其社会资本；二是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在政策执行上要体现家庭及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人们生活的重要保障与支持作用，并对其进行合理引导，构建“亲帮亲、友帮友、同乡帮同乡”的风险防范机制及非正式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为农民工就业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和社会氛围；三是输入地政府要积极破除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壁垒，对农民工不抱临时观念，而应把他们视为“未来市民”，关心他们，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十六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举措之四：努力完善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成本，也是企业用工不规范的重要原因。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向正式的制度寻求帮助时，常常是迷茫无助，往往只能转向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即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在促进城市一体化的进程中，大力加强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为内容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从正式支持角度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农民工顺利就业的紧迫之举。
总之，城市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就业虽有一定的帮助，但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政府政策贯彻不到位以及制度漏洞等诸多原因，农民工真正实现上向流动的并不多，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还是一种“边缘人”。因此，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关注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帮助他们实现身份上的转变，使之顺利融入城市社会，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实课题。
举措之五：大力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威胁与社会排斥的群体，在就业中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本只能是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对于一个城市农民工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求职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的多少和重复与否，而是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保证自己不受骗的问题。同时，由于身份、经济地位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地农民工与当地社区居民是相对隔绝的群体，农民工本质上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去换取自身发展的资源，因而进入社会中上层的障碍远远大于当地人。此外，由于城市农民工没有就业的业绩累积，就业也极不稳定，正当的权益也常常遭受侵犯，因此，通过在农民工中成立诸如工会、志愿者协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给城市农民工提供各种帮助，势必能促进他们顺利地就业。
①本文的研究对象——城市农民工被操作定义为接受调查时在本市工作但户籍在农村的被调查者，包括因城市扩张而“进城”的城中村农民。
②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在首次求职未使用介绍人的样本中，54.8%的被调查者与主要帮助者是亲戚关系，有80.7%的被调查者与主要帮助者非常熟悉或熟悉。在首次求职使用中间介绍人的样本中，尽管是亲戚关系的R —I ，I —H 分别只有25.8%和10.0%，但在熟悉程度的测量中，R —I 非常熟悉或熟悉的占71.0%，I —H 非常熟悉或熟悉的占63.3%，在目前求职的样本中情况类似。这说明农民工主要利用强关系。
参考文献
1.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2.边燕杰、洪洵，《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和职业流动》，《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3.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4.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社会学》月刊，2001年第7期。
5.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鹭江出版社，2002年12月。
6.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7.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8.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社会学》月刊，2003年第8期。
9.林南，《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2期。
10.林南等，《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3期。
11.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李培林，《流动民工与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3.李强，《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4.彭庆恩，《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5.阮丹青等，《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16.亚马基什等，《交换网络中的网络联系和权力分配》，《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17.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社会学》月刊，2003年第5期。
18.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19.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20.赵延东，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21.Ted Mouw ，“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Do Contacts Matter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2003.Vo1.68，Dec：868-898.
22.Chiswick ，Barry （1979），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Immigrants：Some ApparentlyUniversal Patterns.P.359-399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Edited by WillianFelln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作者简介：陈成文，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王修晓，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湖南，410081
内容提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对长沙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的先赋因素对其职业声望的影响有限，相反，自致因素的作用十分显著，突出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上；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相关。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来看，要有效地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认真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积极营造良好的城市农民工就业环境，努力完善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城市农民工；就业
近年来，城市农民工①的就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个体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升迁的重要途径。对于城市农民工而言，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就是在频繁的职业变换中不断积累社会网络资源和人力资本。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助于其实现向上流动？本研究将借用当前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城市农民工的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
关于社会网络和求职过程的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取向：一是地位结构观。这种分析取向认为人都是按其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分类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如求职、社会流动）可以用所属的类别差异进行解释（边燕杰，1999）。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地位获得模型，分析了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 ，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achieved status ，指个体经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经历等）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指出自致地位相对于先赋的个人资源在个体地位获得中价值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位结构观是一种“唯成分论”，强调个人的出身和种属，是一种孤立片面的视角。
为了弥补地位结构观的局限，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第二种社会结构分析视角：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且）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边燕杰，1999）。与地位结构观只见个体、种属、身份、地位不同，网络结构观关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个体对资源的涉取能力（access）和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以及个体在社会网中的位置等。另外，针对“人力资本”概念，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用于指称那些能与个体相分离，却仍能为个体所使用的处于个体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社会资本对于主体地位获得的作用在于提供信息（information ）和影响（influence ）。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的弱关系假设。
以上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观和资本概念导致了国内在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不同取向。一种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另一种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理论，将个体的流动看成是其通过社会网络实现地位升迁的过程（翟学伟，2003）。在具体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不同的经济体制而表现出不同的强度选择（边燕杰、张文宏，2001）。进一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和完善的地区，人们更多地通过弱关系实现向上流动（Granvovetter，1973；林南等，1981）；而在计划分配体制地区，强关系更可能导致成功的职业升迁和地位提高（边燕杰，1998）。之后的一项跨国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人们也更倾向于使用强关系（边燕杰、洪洵，1999）。另外，在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求职和地位的影响时，有学者强调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布劳、邓肯，1967；Chiswick，1978、1979），而有的则指出即使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地区，社会资本也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因素（Granovetter ，1973、1974；林南等；1981；Marsden &Hurlbert，1988；Wegner，1991；转引自赵延东，2002），更不用说在人情关系如此重要的中国（Bian，1990；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1998、1999）。
那么，究竟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在起作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孰轻孰重？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完成的今天，再次检验这些已有结论十分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城市农民工的这一特殊择业群体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以及在具体人群中的应用。
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调查”。调查于2004年3月在长沙市进行。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问卷305份，有效回收率为98.4%.
抽样方法采取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操作过程为：随机抽样根据随机乱数表确定调查对象。另外，我们采取“偶遇抽样”来弥补抽样框的局限。具体做法是选取几个农民工聚集地，由调查员前往进行随机访问。从调查结果来看，非随机抽样得到的样本情况与根据抽样框得到的样本基本相似，证明这种抽样方法有效、可取。
（二）主要研究变量
1、自变量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自变量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类。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归类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并具体操作为如下指标：（1）先赋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父亲政治面貌和父亲职业声望；（2）自致因素包括文化程度、普通话水平、工作经历、职业技能和本人政治面貌。
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我们区分了“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以“主要交往对象”是否为“亲戚”或“本地人”两个指标代表。由于变量较多，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具体见下文的分析模型。
2、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以下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1）职业声望。这是一个定序变量。我们根据李强（2000）在1998对北京市居民调查所作的职业声望量表给每类职业赋值。这里将其作为一个定距变量。（2）生活满意度。为一定序变量，在分析中将其视为定距变量。这是一个主观指标。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据因变量的类型，主要采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以分析多个自变量对一个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体方法后文另有详细说明。
结果分析
（一）人力资本对城市农民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根据统计学原理，因变量为定距变量，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1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人力资本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略）
1、对城市农民工职业声望的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本人政治面貌三个因素的作用显著。根据各自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作用大小依次为性别（－。135），本人政治面貌（。131）和年龄（－。126）。也就是说男性的（赋值为1）的职业声望低于女性（赋值为0）；年龄越大的城市农民工其职业声望越低。相反，本人政治面貌的作用是正向的，根据赋值情况可得党员的职业声望高于非党员。
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性别和普通话水平对职业声望有消极影响；（2）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的影响程度较大（Std Beta分别为。249，。357）。
3、未发现有人力资本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
（二）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首次求职时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这里我们引入时间变量，区分了“首次求职”和“目前求职”，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城市农民工有无再建构社会网（曹子玮，2003）以及社会资本在不同时段的作用大小。由于两个因变量都是定距变量，所以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表2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使用中间介绍人对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明显作用。其中R －I 的联系频度对其职业声望有较大的积极作用（Std Beta=.455）：I －H 越熟悉，被帮助者的职业声望越低，相关系数（Std Beta的绝对值）为。555，说明I －H 弱关系对职业声望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此外，主要交往对象是本地人的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高于主要交往对象为非本地人的被调查者。从模型二的R2来看，该模型能解释全部变量方差的58.2%，解释力较强。
2、中间介绍人的作用在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再次显现。共有R －I 熟悉程度，R －I 联系频度，I －H 关系类型三个变量表现出显著作用，各自的StdBeta值分别为。743，－。440和。639.在未使用中间介绍人的样本中，我们发现了R －H关系类型和主要交往对象为亲戚这两个变量的积极作用。R －H 为强关系，被调查者对现状越满意。模型四有55.4%的较强解释力。
（三）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目前求职时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参照首次求职的分析方法，我们同样建立了4个模型（见表3）。从表中呈现的结果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1、与首次求职时中间介绍人的强大作用相反，目前求职过程中介绍人没有显示任何作用。这似乎表明间接关系不能提高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但这样下结论过于草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样本规模太小，无法反映总体情况。因此，我们保留在分析首次求职时对介绍人作用的结论，并期望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弥补这一缺憾。
2、未使用介绍人的样本中，R －H 联系频率度对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为别为。262和。216.对城市农民工职业声望的影响因素还有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和本地社会网规模。令人奇怪的是被调查者的职业地位与其认识本地人的数量呈反比（Std Beta =－。193）。
讨论
（一）人力资本：先赋与自致的差异
从各个回归模型给出的统计结果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人力资本对个体的优势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赵延东、风笑天，2000）和独占性。对于刚进城的农民工而言，人力资本是他们唯一可依赖的可靠支柱。作为对帮助者“人情”和“恩惠”的回报，人力资本也是提供这种回报的一个重要前提。一旦获得就业，人力资本更成为个人职业升迁和增加收入的重要砝码。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城市农民工的先赋因素对其职业声望的影响有限。相反，自致因素的作用十分显著，突出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的积极影响上。然而被调查者中有65.2%的人上岗前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这说明目前政府和用人单位在对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上做得还很不够。这既不利于城市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提高，也不利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上升。
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等“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因为城市农民工在流入城市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同质群体，各自的“原始人力资本”差异不大，所以进城后的经济地位差异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城市中的生活经验和工作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农民工的“原始人力资本”都可归为“先赋因素”，而“新型人力资本”才是决定他们地位声望的“自致因素”。
（二）社会资本的作用：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区别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了两个维度来区分强弱关系：关系类型和熟悉程度。关系类型是亲戚的，定义为强关系；否则即为弱关系。熟悉程度分为五个尺度，非常熟悉和熟悉为强关系；一般、不太熟悉和很不熟悉为弱关系。从描述统计数据来看，城市农民工更多得使用强关系②，但根据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城市农民工既使用了强关系也使用了弱关系。其中弱关系对于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积极作用，强关系则主要对其生活满意度起影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表2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a（略）
1、强关系和弱关系概念由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提出。他认为，求职者要想得到一份职业，其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来自于那些关系不亲密、交往不频繁的人群。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 ，1973）。对此，边燕杰在一项天津调查中发现强关系在中国表现为人情关系，而人情关系在直接和间接关系中都表现为强关系，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非信息（边燕杰，1998）。这里，两位学者都没有区分求职者所追求的目标类型。林南（Lin ，1982）认为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发现间接关系和弱关系有助于城市农民工实现工具性目标（职业地位）。而对于其所追求的情感性目标（生活满意度），强关系能带给他们更多的信任、理解、安全感和支持。
2、边燕杰等在论述经济体制和社会网络的相互作用时提出4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机制共存假设。该假设认为，市场规律和人情网络在转型期将同时制约资源的配置。在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成功的求职者需要强关系与决策人进行人情交换，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另一方面，求职者又必须通过弱关系收集职业信息以克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困难（边燕杰等，2001）。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和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将共同发挥作用。我们的研究支持了这种机制共存假设，但强弱关系的作用方式略有不同。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他们的职业声望则更多地取决于进城之后拥有的新型社会资本。
表3以职业声望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a（略）
建议
就业既是生存之基，也是发展之本。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党和政府肩负的历史责任。可以说，政府有关部门把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已是迫在眉睫。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来看，笔者认为，有关部门采取以下五条举措，已是势在必行。
举措之一：高度重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个人所拥有的职业技能，其实质就是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质量。对于城市农民工来说，无论他们在城市拥有多少强关系和弱关系，在现行体制下，基本上是一种体制外的人，而他们本人对城市的归属感也并不强，在大多数农民工心中，农村的那个家才是他们心灵的真正归属，真正把自己视为城里人的农民工是比较少的。而加强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为他们在城市更好地就业提供一种底气，又可以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最终促进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顺利融合。同时，城市农民工在获得一种职业后，由于其文化程度的先天不足，很难跟得上技术的日新月异，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也是促使他们更新知识，提升既有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而农民工在提高了人力资本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选择方式后，他们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本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城市农民工在就业中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人力资本较低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他们调动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的能力必然低下。由于城市农民工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正逐年增长，因此，如果不对他们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势必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因为21世纪的中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员工，因此，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不仅会使他们的网络异质性增加，而且最终也会提高其社会资本的能量。
举措之二：认真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城市农民工进行合理职业流动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运用市场调节和优化配置的新方式，才能真正建立起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农民工就业新机制。虽然目前相当一部分城市农民工通过非制度形式就业，即通过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自己的就业，但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可以通过自身拥有的条件实现就业。城市农民工如果能够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就能够很好地就业。但是，如果不能够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有可能成为游民，给城市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因此，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市场的角度给予他们平等的就业机会，已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必然之举。
举措之三：积极营造良好的城市农民工就业环境
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也是城市农民工就业的重要保证。而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就必须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及其为城市发展所做出巨大贡献，引导市民理解和尊重城市农民工，改变城市居民原有的歧视思想和行为，促进农民工与现有城市居民间的良性互动，增加群体间的信任，以提升其社会资本；二是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在政策执行上要体现家庭及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人们生活的重要保障与支持作用，并对其进行合理引导，构建“亲帮亲、友帮友、同乡帮同乡”的风险防范机制及非正式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为农民工就业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和社会氛围；三是输入地政府要积极破除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壁垒，对农民工不抱临时观念，而应把他们视为“未来市民”，关心他们，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十六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举措之四：努力完善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成本，也是企业用工不规范的重要原因。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向正式的制度寻求帮助时，常常是迷茫无助，往往只能转向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即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在促进城市一体化的进程中，大力加强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为内容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顺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从正式支持角度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农民工顺利就业的紧迫之举。
总之，城市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就业虽有一定的帮助，但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政府政策贯彻不到位以及制度漏洞等诸多原因，农民工真正实现上向流动的并不多，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还是一种“边缘人”。因此，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关注城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帮助他们实现身份上的转变，使之顺利融入城市社会，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实课题。
举措之五：大力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威胁与社会排斥的群体，在就业中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本只能是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对于一个城市农民工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求职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的多少和重复与否，而是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保证自己不受骗的问题。同时，由于身份、经济地位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地农民工与当地社区居民是相对隔绝的群体，农民工本质上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去换取自身发展的资源，因而进入社会中上层的障碍远远大于当地人。此外，由于城市农民工没有就业的业绩累积，就业也极不稳定，正当的权益也常常遭受侵犯，因此，通过在农民工中成立诸如工会、志愿者协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给城市农民工提供各种帮助，势必能促进他们顺利地就业。
①本文的研究对象——城市农民工被操作定义为接受调查时在本市工作但户籍在农村的被调查者，包括因城市扩张而“进城”的城中村农民。
②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在首次求职未使用介绍人的样本中，54.8%的被调查者与主要帮助者是亲戚关系，有80.7%的被调查者与主要帮助者非常熟悉或熟悉。在首次求职使用中间介绍人的样本中，尽管是亲戚关系的R —I ，I —H 分别只有25.8%和10.0%，但在熟悉程度的测量中，R —I 非常熟悉或熟悉的占71.0%，I —H 非常熟悉或熟悉的占63.3%，在目前求职的样本中情况类似。这说明农民工主要利用强关系。
参考文献
1.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2.边燕杰、洪洵，《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和职业流动》，《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3.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4.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社会学》月刊，2001年第7期。
5.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鹭江出版社，2002年12月。
6.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7.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
8.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社会学》月刊，2003年第8期。
9.林南，《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2期。
10.林南等，《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3期。
11.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李培林，《流动民工与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3.李强，《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4.彭庆恩，《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5.阮丹青等，《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16.亚马基什等，《交换网络中的网络联系和权力分配》，《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17.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社会学》月刊，2003年第5期。
18.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19.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20.赵延东，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21.Ted Mouw ，“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Do Contacts Matter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2003.Vo1.68，Dec：868-898.
22.Chiswick ，Barry （1979），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Immigrants：Some ApparentlyUniversal Patterns.P.359-399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Edited by WillianFelln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作者简介：陈成文，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王修晓，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湖南，41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