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产生具有多因性,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区域性、关连性、结构性、长期性、后果的严重性。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一个集中体现了城乡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从实质上看,它是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协调发展的重要表征。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改造客观教育环境,加强教师、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与空巢学生的交互主体的互动等有效措施去加以解决。
[关 键 词]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 思考
近些年来,数量庞大的农村“空巢”学生群体中所出现的诸多严重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人们对于旧式现代性的深沉反思并且反映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农村“空巢”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否绝非是一个小问题,它直接地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成因和特征,并在揭示其实质的基础上,提出应对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问题的成因和特征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产生具有多因性,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区域性、关连性、结构性、长期性、后果的严重性等。
影响农村“空巢”学生健康成长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就是说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性作用所致。城乡的不协调发展,农村法治建设的滞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力,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农业劳动的女性化态势,农村家庭结构、功能、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的改变,等等,正是以上因素相互认同与相互加强的交互作用,使一些农村“空巢”学生在人身安全、文化教育、思想道德、心理情感乃至行为方式等方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极大地干扰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从“三农”问题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农村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农村经济滞后、法治失范、道德滑坡以及人口膨胀和人口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受阻的一种反映；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与由农村男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的“缺席父亲”以及由农业劳动女性化造成的母亲对自身职责的力不从心有关〔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网站发布的该研究部课题组对他们在江苏、甘肃、河北三省所选择的调查基地宿豫、秦安、丰宁等5县的调查统计：有53.4％的留守儿童与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3.0％的留守儿童与爸爸生活在一起〕；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家庭结构断裂、家庭功能紊乱、家庭关系淡化、家庭生活方式变异的综合体现,它表现为农村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失调现象。
在我国,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普遍地存在,只不过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在这一问题的表现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中国,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大流动已成为一种持续20余年的社会历史现象,拌随着这一流动数量的增多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愈演愈烈,从而具有了普遍性。在近代欧洲,在现代化的冲击下, 当年虽也曾出现过人口大量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类似现象,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长期分离现象并不常见,常见的倒是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居住环境拥挤、低薪无力养家、童工盛行等因素造成的两性之间、代际之间的正常关系被破坏以及家庭角色的被颠倒。［1］今天,作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副产品的“空巢”学生问题,虽然带有典型的中国特点,但它与当年欧洲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一样,均属于旧式现代性的产物,亟待人们以新型现代性的视角去加以审视,并且以顺乎社情民意的对策去加以消解。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带有区域性特征。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是从经济落后和欠发达的西、中部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自然而然地西、中部地区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比其它地区更多和更为复杂。尤其是对于一些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典型的农业大省如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等省来说,这一类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近年来,河南省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达1380万人,占全省富余劳动力的49％,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等市的年劳务输出量均在100万人以上［2］；这就直接造成河南农村留守学生的比率较高（根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所主持的《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状况》的专项课题的调查分析,它大约为41％），以致于其问题发生的机率较高,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与其它农村社会问题如农村“空巢”老人、农业劳动女性化、农村教育环境条件落后、农村社会治安失范等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比如,农村“空巢”老人群体自身就是一个无论在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方面,,还是在精神慰籍方面,均需要社会和家人给予关爱的弱势群体。然而,老人们不仅得不到自己儿女的悉心照料和心理安慰,而且还要发挥“余热”,去超负荷而又超出自身能力所限地照料他们外出留下的孩子们；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对于留守学生教育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此外,忙里又忙外、双重担子一肩挑的农村留守妈妈在家教水平和社会引导能力方面也无法适应留守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这就客观上要求来自社会方面的介入和干预,可是,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环境条件的落后、社会治安失序、思想道德建设的不力以及城乡文化整合的困难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却构成了对这一类介入和干预的巨大障碍。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呈现结构性特征,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中“空巢”学生问题的发生率较低,而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空巢”学生问题的发生率则较高。这是因为独生子女父母双双外出打工时将孩子一起带走的可能性较大,即便是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家照看孩子,往往也能比多子女家庭具有更大的弹性,并且能够对孩子投入更多的时间、物力和精力。一般地说,多子女家庭的父母不可能在外出远行时将孩子们一起带走,也不可能将孩子们都推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他们被迫地选择由一方留守照管孩子,或者为减缓多重压力而将某个孩子委托亲朋好友照顾。由于他们不能象独生子女父母那样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去照料自已的每个孩子,并且由于他们在抚育孩子时不得不面对较少的选择、较大的困难和压力以及不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因此,他们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农村“空巢”学生这一特殊学生群体将会长期存在,相应地,对其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需要积以时日。这是因为农民工阶层边缘化状况的根本性改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科技文明乃至城乡文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并且需要全社会力量较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所以作为此种边缘化状况副产品的农村“空巢”学生问题也将长期存在。这种界定并不意味着人们因此而可以放松对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关注,或者因此而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淖,淡化对解决此类问题所应具有的主动创造性和信心,相反地,人们将因为充分理解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困难之后而能以更大的理性自觉和更多的社会付出,去积极从事关爱农村“空巢”学生的工作。
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带来各种社会与家庭的严重后果。有关专家就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对留守学生在思想道德、文化学习、心理个性、日常生活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的严重危害性,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考察、深刻地剖析和高度的概括。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仍然有两点需要加以注意：一是有些专家虽然已给予由父母子女之间自然亲情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留守孩子们精神心理发育的异常现象以心理学或教育学的说明,并且全面地揭示了这种断裂对于留守孩子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负效应,但他们却忽略了从家庭社会学与社会伦理学结合的角度,去说明和揭示因自然亲情这一类影响孩子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的缺失有可能产生对他们自己未来婚姻家庭生活的关键性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种作用必定会对未来的家庭模式与社会发展产生相关的文化效应。二是农村“空巢”学生的问题主要是表现为心理个性的变异,而不是在品行和学业方面他们与其他类型的学生相比显得差异很大；某些研究者出于对“空巢”学生所处特殊生活境遇的同情,为了能引起全社会的更大关注,他们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在这类学生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后果的严重性。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在该研究部网站上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第一期调研报告证实：家庭的生活状况和父母在外工作的艰辛程度在留守儿童心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兴趣上没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中喜欢学习的比例为80.7％，非留守儿童中喜欢学习的比例为77.2％〕，在对自身学习成绩的认识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也没有显著差异；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中呈现的主要问题是由监护人文化素质较低导致的留守儿童在家无人辅导功课的问题,由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的生活问题,以及由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导致的心理问题。另据由中国青少年计算机信息服务孙云晓网站发布的李庆丰的研究报告《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状况》透露：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概念中的单个维度〔学业自我、运动自我〕在年级和性别上的差异是一种普遍现象,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没有质的差异和必然的联系。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学者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在论及西方现代化初期西方家庭对青少年的安排时也曾认为：“强迫孩子离开家庭环境,对孩子便是适应性的考验,同时也是剥夺情感的考验,这些考验能把孩子武装起来面对人生。……孩子9至10岁时离家,这种体验既毁人又造就人；从切断孩子与自己原来家庭相连接的得天独厚的关系来说,是毁人的,……说它也造就人,在于这种作法为有利于市场经济和劳动资本主义管理做好了心理准备” ［3］ 。显然,我们今天在审视与剖析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时,也有必要借鉴这种两分法,力求达到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把握。
二、问题的实质及对策
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其实质上看,它是我国城乡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协调发展的一种重要表征。市场化、城市化乃至全球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村居民正在经历一场自身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和社会身份的根本性变革。这场变革所催化的农民工阶层,已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格局,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文明进程。然而,现有城乡两元结构的束缚和城乡文化融合的艰难使得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充满矛盾与冲突,而农村“空巢”学生在思想、学习、行为和心理方面所出现的偏差正是这一类矛盾与冲突的突出表现。农民工阶层的“后院失火”现象如同他们“讨薪难”的现象一样,只不过是他们自身社会边缘化状态的折射,单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无法进行控制,也无力加以改变。因此,社会各界对于留守的农民工子女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国家对于整个农民工阶层的制度化关怀,比如以户籍改革为中心,坚决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坚壁,彻底改变城乡分割的两元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等,就显得分外重要。我们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农村人口的膨胀,可耕地面积的缩小,“三农”地位的下降及其相应后果,城市繁荣昌盛的景象的引力,等等,它们正在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离家远行,涌入城市以求取生存与发展。如果说以往的“父母在,不远游”［4］体现了一种传统封闭型农业社会的伦理安排,那么今天的“父母远行,子女留守”则反映着在现代化冲击下一种农民的个人与家庭生存境遇的无耐。数以万计的农村保姆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让城市儿童避免了“脖子上挂钥匙”的境遇,而农村儿童自己却不得不忍受亲情的缺失及其相应的负面影响。让农民工阶层独自承担为社会发展而支付的成本,在政治伦理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不公正在城乡关系上的显著表现。农村和农业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为城市的繁荣付出巨大牺牲,城市及其城市人负有不可推卸地支持农村的道德责任和反哺农民的社会义务。这就要求城市政府竭力为农民工的公民权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也要求城市人从根本上转变对待农民工的思想观念及伦理情感,从而帮助他们尽快地从边缘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及其子女真正地能分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
通观有关解决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如彻底打破城乡两元社会管理体制、加深社会力量帮助留守儿童的参与程度、修改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建立农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学校和村委会与家长签订儿童少年道德建设责任状、在学校教育中增设针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课程或生活指导课程,以及建立农村留守学生的专门档案并实施分类管理,等等,这些对策和建议大都具有深度和广度,并且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较高的实用价值。然而,笔者认为,在有些对策和建议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乏前瞻性、回避农村教育的体制性缺陷、忽略“空巢”学生的个人主体性等不足之处。所谓前瞻性,就是要看到“空巢”学生问题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由父母长期外出远行所引起的孩子情感缺失和心态异常的问题,而是一个集中体现了城乡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它需要通过改造客观教育环境,加强教师、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与“空巢”学生的交互主体的互动等有效措施去加以消除。发展中的问题最终应当以发展的方式方法去加以根本解决,而不能局限于缓解式的、治标不治本的保守疗法。因此,有关方面要真正地实施农村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扩大农民工子女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的发展途径，而不是在维护农村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依附现行高考体制的封闭式格局的前提下,一味地去寻求安康与平稳。所谓加强交互主体的互动,即尊重“空巢”学生的独立人格,不再把他们视为单纯的受教育对象或具有某种潜在危险性的问题群体,并且以此为基础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和心理沟通,发掘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创造性潜能。总之,“空巢”学生问题的解决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农村教育环境的改变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体间性的增强相一致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2卷,袁树仁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540-554．
［2］焦锦淼．2005年：河南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
［3］［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2卷,袁树仁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58．
［4］查红德．孔子语录［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7．124．
[关 键 词]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 思考
近些年来,数量庞大的农村“空巢”学生群体中所出现的诸多严重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人们对于旧式现代性的深沉反思并且反映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农村“空巢”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否绝非是一个小问题,它直接地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成因和特征,并在揭示其实质的基础上,提出应对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问题的成因和特征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产生具有多因性,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区域性、关连性、结构性、长期性、后果的严重性等。
影响农村“空巢”学生健康成长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就是说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性作用所致。城乡的不协调发展,农村法治建设的滞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力,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农业劳动的女性化态势,农村家庭结构、功能、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的改变,等等,正是以上因素相互认同与相互加强的交互作用,使一些农村“空巢”学生在人身安全、文化教育、思想道德、心理情感乃至行为方式等方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极大地干扰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从“三农”问题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农村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农村经济滞后、法治失范、道德滑坡以及人口膨胀和人口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受阻的一种反映；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与由农村男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的“缺席父亲”以及由农业劳动女性化造成的母亲对自身职责的力不从心有关〔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网站发布的该研究部课题组对他们在江苏、甘肃、河北三省所选择的调查基地宿豫、秦安、丰宁等5县的调查统计：有53.4％的留守儿童与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3.0％的留守儿童与爸爸生活在一起〕；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是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家庭结构断裂、家庭功能紊乱、家庭关系淡化、家庭生活方式变异的综合体现,它表现为农村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失调现象。
在我国,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普遍地存在,只不过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在这一问题的表现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中国,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大流动已成为一种持续20余年的社会历史现象,拌随着这一流动数量的增多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愈演愈烈,从而具有了普遍性。在近代欧洲,在现代化的冲击下, 当年虽也曾出现过人口大量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类似现象,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长期分离现象并不常见,常见的倒是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居住环境拥挤、低薪无力养家、童工盛行等因素造成的两性之间、代际之间的正常关系被破坏以及家庭角色的被颠倒。［1］今天,作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副产品的“空巢”学生问题,虽然带有典型的中国特点,但它与当年欧洲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一样,均属于旧式现代性的产物,亟待人们以新型现代性的视角去加以审视,并且以顺乎社情民意的对策去加以消解。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带有区域性特征。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是从经济落后和欠发达的西、中部地区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自然而然地西、中部地区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比其它地区更多和更为复杂。尤其是对于一些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典型的农业大省如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等省来说,这一类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近年来,河南省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达1380万人,占全省富余劳动力的49％,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等市的年劳务输出量均在100万人以上［2］；这就直接造成河南农村留守学生的比率较高（根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所主持的《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状况》的专项课题的调查分析,它大约为41％），以致于其问题发生的机率较高,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与其它农村社会问题如农村“空巢”老人、农业劳动女性化、农村教育环境条件落后、农村社会治安失范等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比如,农村“空巢”老人群体自身就是一个无论在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方面,,还是在精神慰籍方面,均需要社会和家人给予关爱的弱势群体。然而,老人们不仅得不到自己儿女的悉心照料和心理安慰,而且还要发挥“余热”,去超负荷而又超出自身能力所限地照料他们外出留下的孩子们；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对于留守学生教育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此外,忙里又忙外、双重担子一肩挑的农村留守妈妈在家教水平和社会引导能力方面也无法适应留守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这就客观上要求来自社会方面的介入和干预,可是,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环境条件的落后、社会治安失序、思想道德建设的不力以及城乡文化整合的困难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却构成了对这一类介入和干预的巨大障碍。
农村“空巢”学生问题呈现结构性特征,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中“空巢”学生问题的发生率较低,而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空巢”学生问题的发生率则较高。这是因为独生子女父母双双外出打工时将孩子一起带走的可能性较大,即便是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家照看孩子,往往也能比多子女家庭具有更大的弹性,并且能够对孩子投入更多的时间、物力和精力。一般地说,多子女家庭的父母不可能在外出远行时将孩子们一起带走,也不可能将孩子们都推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他们被迫地选择由一方留守照管孩子,或者为减缓多重压力而将某个孩子委托亲朋好友照顾。由于他们不能象独生子女父母那样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去照料自已的每个孩子,并且由于他们在抚育孩子时不得不面对较少的选择、较大的困难和压力以及不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因此,他们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就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农村“空巢”学生这一特殊学生群体将会长期存在,相应地,对其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需要积以时日。这是因为农民工阶层边缘化状况的根本性改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科技文明乃至城乡文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并且需要全社会力量较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所以作为此种边缘化状况副产品的农村“空巢”学生问题也将长期存在。这种界定并不意味着人们因此而可以放松对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关注,或者因此而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淖,淡化对解决此类问题所应具有的主动创造性和信心,相反地,人们将因为充分理解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困难之后而能以更大的理性自觉和更多的社会付出,去积极从事关爱农村“空巢”学生的工作。
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带来各种社会与家庭的严重后果。有关专家就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对留守学生在思想道德、文化学习、心理个性、日常生活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的严重危害性,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考察、深刻地剖析和高度的概括。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仍然有两点需要加以注意：一是有些专家虽然已给予由父母子女之间自然亲情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留守孩子们精神心理发育的异常现象以心理学或教育学的说明,并且全面地揭示了这种断裂对于留守孩子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负效应,但他们却忽略了从家庭社会学与社会伦理学结合的角度,去说明和揭示因自然亲情这一类影响孩子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的缺失有可能产生对他们自己未来婚姻家庭生活的关键性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种作用必定会对未来的家庭模式与社会发展产生相关的文化效应。二是农村“空巢”学生的问题主要是表现为心理个性的变异,而不是在品行和学业方面他们与其他类型的学生相比显得差异很大；某些研究者出于对“空巢”学生所处特殊生活境遇的同情,为了能引起全社会的更大关注,他们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在这类学生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后果的严重性。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在该研究部网站上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第一期调研报告证实：家庭的生活状况和父母在外工作的艰辛程度在留守儿童心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兴趣上没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中喜欢学习的比例为80.7％，非留守儿童中喜欢学习的比例为77.2％〕，在对自身学习成绩的认识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也没有显著差异；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中呈现的主要问题是由监护人文化素质较低导致的留守儿童在家无人辅导功课的问题,由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的生活问题,以及由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导致的心理问题。另据由中国青少年计算机信息服务孙云晓网站发布的李庆丰的研究报告《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状况》透露：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概念中的单个维度〔学业自我、运动自我〕在年级和性别上的差异是一种普遍现象,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没有质的差异和必然的联系。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学者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在论及西方现代化初期西方家庭对青少年的安排时也曾认为：“强迫孩子离开家庭环境,对孩子便是适应性的考验,同时也是剥夺情感的考验,这些考验能把孩子武装起来面对人生。……孩子9至10岁时离家,这种体验既毁人又造就人；从切断孩子与自己原来家庭相连接的得天独厚的关系来说,是毁人的,……说它也造就人,在于这种作法为有利于市场经济和劳动资本主义管理做好了心理准备” ［3］ 。显然,我们今天在审视与剖析农村“空巢”学生问题时,也有必要借鉴这种两分法,力求达到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把握。
二、问题的实质及对策
农村“空巢”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其实质上看,它是我国城乡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协调发展的一种重要表征。市场化、城市化乃至全球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村居民正在经历一场自身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和社会身份的根本性变革。这场变革所催化的农民工阶层,已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格局,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文明进程。然而,现有城乡两元结构的束缚和城乡文化融合的艰难使得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充满矛盾与冲突,而农村“空巢”学生在思想、学习、行为和心理方面所出现的偏差正是这一类矛盾与冲突的突出表现。农民工阶层的“后院失火”现象如同他们“讨薪难”的现象一样,只不过是他们自身社会边缘化状态的折射,单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无法进行控制,也无力加以改变。因此,社会各界对于留守的农民工子女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国家对于整个农民工阶层的制度化关怀,比如以户籍改革为中心,坚决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坚壁,彻底改变城乡分割的两元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等,就显得分外重要。我们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农村人口的膨胀,可耕地面积的缩小,“三农”地位的下降及其相应后果,城市繁荣昌盛的景象的引力,等等,它们正在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离家远行,涌入城市以求取生存与发展。如果说以往的“父母在,不远游”［4］体现了一种传统封闭型农业社会的伦理安排,那么今天的“父母远行,子女留守”则反映着在现代化冲击下一种农民的个人与家庭生存境遇的无耐。数以万计的农村保姆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让城市儿童避免了“脖子上挂钥匙”的境遇,而农村儿童自己却不得不忍受亲情的缺失及其相应的负面影响。让农民工阶层独自承担为社会发展而支付的成本,在政治伦理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不公正在城乡关系上的显著表现。农村和农业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为城市的繁荣付出巨大牺牲,城市及其城市人负有不可推卸地支持农村的道德责任和反哺农民的社会义务。这就要求城市政府竭力为农民工的公民权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也要求城市人从根本上转变对待农民工的思想观念及伦理情感,从而帮助他们尽快地从边缘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及其子女真正地能分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
通观有关解决农村“空巢”学生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如彻底打破城乡两元社会管理体制、加深社会力量帮助留守儿童的参与程度、修改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建立农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学校和村委会与家长签订儿童少年道德建设责任状、在学校教育中增设针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课程或生活指导课程,以及建立农村留守学生的专门档案并实施分类管理,等等,这些对策和建议大都具有深度和广度,并且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较高的实用价值。然而,笔者认为,在有些对策和建议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乏前瞻性、回避农村教育的体制性缺陷、忽略“空巢”学生的个人主体性等不足之处。所谓前瞻性,就是要看到“空巢”学生问题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由父母长期外出远行所引起的孩子情感缺失和心态异常的问题,而是一个集中体现了城乡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它需要通过改造客观教育环境,加强教师、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与“空巢”学生的交互主体的互动等有效措施去加以消除。发展中的问题最终应当以发展的方式方法去加以根本解决,而不能局限于缓解式的、治标不治本的保守疗法。因此,有关方面要真正地实施农村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扩大农民工子女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的发展途径，而不是在维护农村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依附现行高考体制的封闭式格局的前提下,一味地去寻求安康与平稳。所谓加强交互主体的互动,即尊重“空巢”学生的独立人格,不再把他们视为单纯的受教育对象或具有某种潜在危险性的问题群体,并且以此为基础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和心理沟通,发掘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创造性潜能。总之,“空巢”学生问题的解决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农村教育环境的改变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体间性的增强相一致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2卷,袁树仁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540-554．
［2］焦锦淼．2005年：河南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
［3］［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2卷,袁树仁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58．
［4］查红德．孔子语录［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7．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