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分析了出现“民工荒”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职工年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效率的追求，导致其职工的年轻化。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当地主要产业的地区，这种“青年型”的职工年龄结构会导致很大一部分35-55岁的民工找不到工作，从而不得不回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以及民工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导致“民工荒”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职工年龄结构；民工荒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以来，“民工荒”（民工短缺）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国家有关部门与学者多认为“民工荒”是结构性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 “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劳动与社会保障课题组，2004）。章铮所进行的估算则表明：尽管从总体上看，到2003年年底，中国乡村有待转移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仍然高达7674万；但同期25岁以下民工（特别是女工）供不应求，缺口分别为687万与1002万。换句话说，“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造成的（章铮，2005）。
通常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发生结构性的“民工荒”呢？“民工荒”的现实使笔者们感到，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效应——更准确地说，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的年龄结构——有必要进行探讨。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分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效应的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效应的研究结果，第四部分进一步探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与“民工荒”的关系。
二、研究思路
1、分析目标
本文分析的目标，是出现“民工荒”的那些企业的用工年龄结构。根据前一部分提到的
[收稿日期]2005-5-30
[作者简介]章铮（1952-），男，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谭琴（1983-），女，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情况，本文所应该分析的行业，是包括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在内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应该分析的企业是外资企业中的港澳台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但由于资料中只有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劳动情况，因而所分析的企业只能局限在“三资”企业。
2、采用的资料与采用理由
本文以公开发表的最新一次工业企业普查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提供的数据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采用的理由是：
第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公布的资料中，包括了按行业汇总的企业劳动状况。数据中将每个行业的职工按年龄分为以下四类：小于20岁、21-35岁，35-50岁，51岁以上；又按工作性质分为了以下四类：工人和学徒、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还按学历水平分为了大专及以上、中专、技工、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五类。资料中的职工年龄分类尽管还不够细，不能完全符合本文的要求，但毕竟为行业职工年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根据资料中职工的学历水平与技术人员的数量，可以大体区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技术工人密集型行业。对于认定某一行业是否属于劳动密集型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公布了详细的行业资料，其行业细分成好几百个。详细的行业资料为按行业进行的职工年龄结构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公布的资料中，包括了“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与“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三资’工业企业”的劳动情况。后者是本文的分析对象，前者则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系。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是1995年进行的。众所周知，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的下岗分流开始于1995年以后，1995年以前国企职工基本上都是“铁饭碗”，即只要职工进入某一企业，无论是否需要，都可以在该企业工作到退休。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终身制就业格局，使国有企业无法解雇因年龄偏大、不符合企业用工要求而产生的冗员，对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是不利因素。但从职工的角度来看，这种终生制就业格局，使得职工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因而当时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条件下某一行业正常的职工年龄结构。“三资”企业则不然。“三资”企业追求的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而其用工的年龄结构也就反映了企业效益最大化对职工年龄结构的要求。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有可能雇佣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特别是港澳台资企业）完全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确定所需的青年民工，而无需顾及这些民工进入中年后的就业去向。把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职工年龄结构进行对照分析，就可以看出，随着“三资”企业、以及与“三资”企业同样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关行业用工的年龄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分析步骤
第一步，对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的员工进行总体比较。比较包括3个方面：工作性质、年龄与学历水平。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中，将“三资”分成外商投资与港澳台投资，而在每一种投资中，又分成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与独资企业三种。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或集体企业在与外资合资或合作时，往往要求合资或合作企业尽可能地招聘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职工，因而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与独资企业在职工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前面介绍的情况又表明，发生“民工荒”的外资企业属于港澳台独资企业。因此在比较时，本文将外资独资企业与港澳台独资企业单独列出，加以比较。
第二步，找出供比较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据前面的所引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行业被认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笔者首先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有关“三资”企业的数据中，找出上述行业在工作性质、年龄与学历水平方面的特征；然后以港澳台独资企业为参照系，进行判断。如果某一行业，工人和学徒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高于港澳台独资企业，而工程技术人员、大专程度及以上职工、中专程度及技工程度职工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低于港澳台独资企业，则该行业肯定是劳动密集型的。当然，即使工人和学徒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低于港澳台独资企业，而工程技术人员、大专程度及以上职工、中专程度及技工程度职工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高于港澳台独资企业，这样的行业也未必不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为了避免歧义，笔者宁可选择那些没有争议的行业。为了与国有工业企业作比较，笔者从分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资料中寻找相应资料，由于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行业划分的详细程度不尽一致，只能按照比较粗的行业进行比较。分行业的资料只区分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因而无法确定“三资”企业属于合资企业、合作企业还是独资企业。但通过与港澳台独资企业总体职工结构的比较，可以近似判断某一行业“三资”企业的性质。
第三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状况作比较分析。首先，列表说明同一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其次，把所有行业中35岁以下职工设为100人，看36岁以上职工相当于多少人。举例来说，假定某一行业的“三资”企业中，35岁以下职工占77%，36岁以上的职工占23%，将35岁以下的职工看作100人，则36岁以上的职工就有100÷0.77×0.23=30（人）。再假定同一行业的国有企业中，35岁以下职工占60%，36岁以上的职工占40%，则36岁以上的职工就有100÷0.6×0.4=67（人）。再其次，由于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可以代表“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条件下某一行业正常的职工年龄结构。因而可以用上述数字，算出36岁以后会失去原有企业工作岗位的工人的比例。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的目标由与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保障职工终身就业，转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假定在转变时，35岁以下职工的就业得到100%的保证，那么，在转变过程中，企业36岁以上的职工中，有多少人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在上例中，失去原有企业工作岗位工人的比例为（67－30）÷67=55.2%
三、研究结果
1、总体比较
表1 国有与“三资”工业企业职工的各类结构（%）
企业性质
工程技术人员
大专程度及以上
中专及技工程度
35岁及以下
36岁及以上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外资独资企业
港澳台独资企业
6.3
6.2
5.0
4.7
7.9
6.4
5.6
4.0
15.0
10.0
8.2
7.0
54.8
77.8
89.5
89.5
45.2
22.2
10.5
10.5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国有与“三资”工业企业职工的各类结构，见表1。表1表明，就工程技术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而论，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分别为6.3%与6.2%，两者大体相等。但在“三资”工业企业中，外资独资企业与港澳台独资企业的相应比例偏低，只有5.0%与4.7%。就学历水平而论，无论是高科技企业所需要的大专以上程度的职工，还是技工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中专、技工学校程度的职工，国有工业企业中这两类人员的比例都高于“三资”工业企业。而在“三资”工业企业中，相应比例最低的是港澳台独资工业企业与外资独资工业企业。这表明，港澳台独资工业企业与外资独资工业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三资”工业企业职工中，中年以上职工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工业企业中，36岁以上职工占全体职工的比例为45.2%，“三资”工业企业中，相应比例仅为22.2%。“三资”独资工业企业中，上述比例更低，外资独资工业企业与港澳台独资工业企业中的上述比例，均为10.5%。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三资”独资工业企业是以35岁以下职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
2、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确定
表2 劳动部课题组认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征（%）
相应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
港澳台独资
服装制造业
制鞋业
皮革制品业
玩具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工程技术人员
大专程度及以上
中专及技工程度
4.7
4.0
7.0
3.5
2.0
5.8
2.4
1.0
4.7
2.4
1.7
5.2
3.2
2.0
5.7
5.9
5.1
8.6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劳动部课题组认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征见表2。
表2中之所以不包括前面提到的电子装配行业，是因为电子行业是近年来产品品种变化最多、生产工艺变化最快的行业，现在的情况与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时的1995年差距较大，因而暂不考虑。[①]按照前面提到的标准，服装制造业、玩具制造业、制鞋业与皮革制品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行业中的“三资”企业肯定是以港澳台独资企业为主的。塑料制品业则暂不考虑。其中，皮革制品制造业包括皮鞋制造业、革皮服装制造业、皮箱制造业与皮包制造业。
3、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状况的比较
表3 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年龄结构比较（%）
服装制造业
制鞋业
皮革制品业
玩具制造业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20及20岁以下
21-35岁
36-50岁
51岁以上
8.7
53.9
34.4
3.0
16.9
66.4
15.0
1.6
7.2
48.5
41.2
3.1
24.4
63.7
10.7
1.2
8.5
50.9
37.7
2.9
24.5
65.1
9.3
1.1
10.5
50.4
34.8
4.3
24.8
62.6
11.5
1.2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表4 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状况比较（35岁及以下=100）
服装制造业
制鞋业
皮革制品业
玩具制造业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35岁及以下
36岁及以上
100
59.7
100
19.9
100
79.5
100
13.5
100
68.4
100
11.6
100
64.2
100
14.4
行业失业率
66.7%
83.0%
83.0%
77.5%
资料来源：根据表3推算。
表3、表4对处于同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职工就业状况进行了比较。表3表明，在20及20岁以下年龄组，“三资”企业的职工比例比国有企业高出8-17个百分点；在21-35岁年龄组，“三资”企业的职工比例比国有企业高出12-15个百分点；而在36-50岁年龄组，“三资”企业的职工比例比国有企业要低19-3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要比同行业的国有企业职工低得多。一般公认，实行减员增效前的国有企业虽然能够保证职工终身就业，但往往是低效率的，而“三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则是高效率的。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追求效率，那么会对就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对此进行的分析见表4。表4假定：某一行业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就是本行业职工充分就业时的年龄结构；企业追求效率不会导致35岁以下职工失去工作。在这两个假定下，表4表明，35岁以上的职工失去工作的比率高达2/3到5/6。
通常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表3和表4表明，上述观点半对半错。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解决的主要是“前半辈子”即16-35岁的就业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称为青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什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必须用青工呢？这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都将“低价格”作为唯一竞争优势，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都会被分解成无数个单一性的岗位，每个岗位的工作都是不断地重复性作业，这样的工作虽然不需要什么技术，但对工人的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有比较高的要求。工人进入中年后，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下降，不能胜任这种简单重复劳动而被企业解雇。
还应该指出，由于公开发表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只有“20及20岁以下”和“21-35岁”的数据，而没有更详细的划分（例如将21-35岁细分为21-25岁、26-30岁、31-35岁）。因而无法判断在21-35岁的职工中，比较年轻的（如21-25岁）是否占有较高的比例。
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民工荒”
弄清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的年龄结构后，笔者来探讨这一结构与“民工荒”的关系。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外出务工的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笔者通过比较民工年龄结构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异同来对此进行分析。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2003年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阳俊雄，2004）。由于该抽样调查在年龄段的划分上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不一致，所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中，又没有更详细的分年龄数据；同时，这里所说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外出后从事各种行业的工作，而不是狭义的工业或制造业。因而无法直接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进行比较。
表5 1997年北京市外来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
20岁及以下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36-40岁
全部就业者
工业
建筑业
21.7
30.5
14.6
27.4
30.8
24.0
20.9
17.8
23.3
13.8
10.4
16.9
5.9
4.1
8.4
资料来源：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1997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引入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的有关数据。1997年11月1日零时，在北京市居住1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中，非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占15.6%，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占83.7%，户口待定的外来人口占0.7%。换句话说，由于农业户口的外来就业人口占1997年北京市外来就业人口的5/6，可以近似地用外来就业人口来表示民工。表5是1997年北京市外来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表5表明，全部就业者中，25岁及以下占49.2%，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高1.9个百分点；26-30岁占20.9%，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高5.3个百分点；31-40岁占19.7%，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低3.3个百分点；40岁及以下合计占89.7%，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高3.8个百分点。表5还表明，1997年北京市从事工业（包括矿业，不包括建筑业与运输业）的外来就业人口中，20岁及以下占30.5%，21-35岁占59.0%，两者合计为89.5%。这与表3中35岁以下职工所占比重最大的皮革制品业“三资”企业（89.6%）几乎一致。即使考虑到1997年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与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差异，将40岁以下就业人口的比例下调3.8个百分点，该比例仍然高于表3中服装制造业“三资”企业的相应数字（83.3%）。因此，可以判定，民工外出时，所从事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民工外出务工时，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要的，主要是35岁以下（甚至是25岁以下）的青年。如表4所示，当这些民工步入中年、年龄超过36岁以后，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至少是2/3，甚至高达5/6。如果民工外出的地点产业门类比较齐全，这些上了年纪的民工或许还可以换一份工作。[②]但沿海许多地区往往以一个或几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主要产业。因而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解雇的民工，就很难在外出务工地点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出务工后，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回乡。在研究民工问题的学者中，周大鸣注意到了民工这种“流而不迁”的现象，并将其称为钟摆现象（周大鸣，2005）。但是，在分析造成钟摆现象的原因时，他没有分析民工输入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的存在，使得乡村劳动力陷入年轻时进城务工，进入中年后回乡谋生的循环。理由是，年轻民工的劳动为企业所需要，他们既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养活自己。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些民工在35岁就开始大批失业。就算这些民工都加入了强制性的养老保险，55岁或60岁以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他们从35岁以后很可能长达20年的失业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谁会为这些失业民工支付生活费（哪怕是最低生活保障）呢？企业是不会的，因为促使他们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不必考虑民工后半辈子生活而十分低廉的劳动成本；民工输入地的政府也是不会的，因为这些民工不是本地居民，不享有最低生活保障。这部分生活费只能由民工自己承担，而民工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因有承包地多少还可以有些收入、而生活费又比较低的家乡。
不少学者主张把民工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例如陆学艺，2004）。笔者认为，只要上述“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存在，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民工输入地就不可能允许民工转为城市居民。这是因为，民工转为城市居民，意味着民工输入地政府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在象东莞这样的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外来民工数倍于本地居民的地方，（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东莞总人口为644.57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52.61万人，仅占总人口的23.7%）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
面对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不可能进城定居的民工的最优选择是：“在广东打工，苦干几年挣点钱，回老家盖栋楼开个店”（邓圩、吴焰，2005）。民工回家乡办厂开店，不仅意味着就业不再受制于人，而且还意味着有能力成为家乡的城镇居民，从而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办厂开店不仅需要钱，而且还需要体力与脑力的投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回乡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对民工回乡创业就越不利。对民工来说，最好的做法是：一旦通过外出务工挣到必需的回乡创业资金，就及早回乡。
顺便讨论一下加薪对缓解“民工荒”的影响。笔者认为，民工荒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行业。但是，全中国民工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少数地区和行业的民工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以2004年民工数量占全国28.4%的广东省为例，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该省流动人口中，71.55%来自外省；外省来的流动人口中，91.21%（1374万人）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重庆9个中国主要的民工输出省（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民工荒，不仅意味着广东、而且意味着来自上述省（市）的民工都出现短缺。微观上，个别企业单独加薪，确实可以解决自身的民工供给；宏观上，所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都加薪，却增加不了它们所急需的青年民工的总供给量。同时，在存在着上述“民工挣够创业资金就及早回乡”的条件下，加薪意味着民工能够更快地挣够创业资金，进而可以缩短务工年限提早回乡。对解决沿海“民工荒”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发生结构性的“民工荒”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大大限制了其对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导致了绝大多数民工“前半辈子就业、后半辈子失业”；作为对策，民工挣够创业资金就及早回乡，而这又进一步减少了“适龄”民工的供给量；总而言之，“民工荒”的深层原因，正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1997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2] 邓圩，吴焰.长三角“抢”了珠三角的劳力资源？[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5-3-5。
[3]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广东（第2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dfrkpcgb/200203310061.htm. 2002.
[4] 东莞市统计局.东莞市统计局关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东莞市统计局网站，http://www.dgs.gov.cn/tjgb/gb2001.htm. 2002.
[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R].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lss.gov.cn/news/2004/0908a.htm. 2004.
[6]陆学艺.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阳俊雄.去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亿人[N].中国信息报.2004-5-10.
[8]章铮.民工供给量的统计分析——兼论“民工荒”[J].中国农村经济.2005，（1）.
[9]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10]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Employment Effects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ZHANG Zheng & TAN Qi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With data from The Third National Industrial Census, labor’s age structure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in which rural immigrant labor shortage appeared is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below. Seek for efficiency makes labor’s age structure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become younger. In areas in which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are local dominant industries, youth-style labor’s age structure means a great part of rural immigrant labor with age from 35 to 55 can’t find job and have to go back to their rural hometown. Youth-style labor’s age structure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and reaction of rural immigrant labor for the situation, are underlying causes of rural immigrant labor shortage.
Key Words: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labor’s age structure；rural immigrant labor shortage
[关键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职工年龄结构；民工荒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以来，“民工荒”（民工短缺）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国家有关部门与学者多认为“民工荒”是结构性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 “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劳动与社会保障课题组，2004）。章铮所进行的估算则表明：尽管从总体上看，到2003年年底，中国乡村有待转移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仍然高达7674万；但同期25岁以下民工（特别是女工）供不应求，缺口分别为687万与1002万。换句话说，“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女工供不应求造成的（章铮，2005）。
通常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发生结构性的“民工荒”呢？“民工荒”的现实使笔者们感到，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效应——更准确地说，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的年龄结构——有必要进行探讨。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分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效应的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效应的研究结果，第四部分进一步探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与“民工荒”的关系。
二、研究思路
1、分析目标
本文分析的目标，是出现“民工荒”的那些企业的用工年龄结构。根据前一部分提到的
[收稿日期]2005-5-30
[作者简介]章铮（1952-），男，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谭琴（1983-），女，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
情况，本文所应该分析的行业，是包括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在内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应该分析的企业是外资企业中的港澳台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但由于资料中只有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劳动情况，因而所分析的企业只能局限在“三资”企业。
2、采用的资料与采用理由
本文以公开发表的最新一次工业企业普查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提供的数据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采用的理由是：
第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公布的资料中，包括了按行业汇总的企业劳动状况。数据中将每个行业的职工按年龄分为以下四类：小于20岁、21-35岁，35-50岁，51岁以上；又按工作性质分为了以下四类：工人和学徒、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还按学历水平分为了大专及以上、中专、技工、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五类。资料中的职工年龄分类尽管还不够细，不能完全符合本文的要求，但毕竟为行业职工年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根据资料中职工的学历水平与技术人员的数量，可以大体区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技术工人密集型行业。对于认定某一行业是否属于劳动密集型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公布了详细的行业资料，其行业细分成好几百个。详细的行业资料为按行业进行的职工年龄结构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公布的资料中，包括了“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与“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三资’工业企业”的劳动情况。后者是本文的分析对象，前者则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系。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是1995年进行的。众所周知，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的下岗分流开始于1995年以后，1995年以前国企职工基本上都是“铁饭碗”，即只要职工进入某一企业，无论是否需要，都可以在该企业工作到退休。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终身制就业格局，使国有企业无法解雇因年龄偏大、不符合企业用工要求而产生的冗员，对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是不利因素。但从职工的角度来看，这种终生制就业格局，使得职工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因而当时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条件下某一行业正常的职工年龄结构。“三资”企业则不然。“三资”企业追求的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而其用工的年龄结构也就反映了企业效益最大化对职工年龄结构的要求。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有可能雇佣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特别是港澳台资企业）完全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确定所需的青年民工，而无需顾及这些民工进入中年后的就业去向。把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职工年龄结构进行对照分析，就可以看出，随着“三资”企业、以及与“三资”企业同样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关行业用工的年龄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分析步骤
第一步，对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的员工进行总体比较。比较包括3个方面：工作性质、年龄与学历水平。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中，将“三资”分成外商投资与港澳台投资，而在每一种投资中，又分成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与独资企业三种。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或集体企业在与外资合资或合作时，往往要求合资或合作企业尽可能地招聘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职工，因而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与独资企业在职工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前面介绍的情况又表明，发生“民工荒”的外资企业属于港澳台独资企业。因此在比较时，本文将外资独资企业与港澳台独资企业单独列出，加以比较。
第二步，找出供比较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据前面的所引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行业被认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笔者首先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有关“三资”企业的数据中，找出上述行业在工作性质、年龄与学历水平方面的特征；然后以港澳台独资企业为参照系，进行判断。如果某一行业，工人和学徒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高于港澳台独资企业，而工程技术人员、大专程度及以上职工、中专程度及技工程度职工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低于港澳台独资企业，则该行业肯定是劳动密集型的。当然，即使工人和学徒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低于港澳台独资企业，而工程技术人员、大专程度及以上职工、中专程度及技工程度职工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高于港澳台独资企业，这样的行业也未必不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为了避免歧义，笔者宁可选择那些没有争议的行业。为了与国有工业企业作比较，笔者从分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资料中寻找相应资料，由于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行业划分的详细程度不尽一致，只能按照比较粗的行业进行比较。分行业的资料只区分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因而无法确定“三资”企业属于合资企业、合作企业还是独资企业。但通过与港澳台独资企业总体职工结构的比较，可以近似判断某一行业“三资”企业的性质。
第三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状况作比较分析。首先，列表说明同一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其次，把所有行业中35岁以下职工设为100人，看36岁以上职工相当于多少人。举例来说，假定某一行业的“三资”企业中，35岁以下职工占77%，36岁以上的职工占23%，将35岁以下的职工看作100人，则36岁以上的职工就有100÷0.77×0.23=30（人）。再假定同一行业的国有企业中，35岁以下职工占60%，36岁以上的职工占40%，则36岁以上的职工就有100÷0.6×0.4=67（人）。再其次，由于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可以代表“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条件下某一行业正常的职工年龄结构。因而可以用上述数字，算出36岁以后会失去原有企业工作岗位的工人的比例。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的目标由与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保障职工终身就业，转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假定在转变时，35岁以下职工的就业得到100%的保证，那么，在转变过程中，企业36岁以上的职工中，有多少人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在上例中，失去原有企业工作岗位工人的比例为（67－30）÷67=55.2%
三、研究结果
1、总体比较
表1 国有与“三资”工业企业职工的各类结构（%）
企业性质
工程技术人员
大专程度及以上
中专及技工程度
35岁及以下
36岁及以上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外资独资企业
港澳台独资企业
6.3
6.2
5.0
4.7
7.9
6.4
5.6
4.0
15.0
10.0
8.2
7.0
54.8
77.8
89.5
89.5
45.2
22.2
10.5
10.5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国有与“三资”工业企业职工的各类结构，见表1。表1表明，就工程技术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而论，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分别为6.3%与6.2%，两者大体相等。但在“三资”工业企业中，外资独资企业与港澳台独资企业的相应比例偏低，只有5.0%与4.7%。就学历水平而论，无论是高科技企业所需要的大专以上程度的职工，还是技工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中专、技工学校程度的职工，国有工业企业中这两类人员的比例都高于“三资”工业企业。而在“三资”工业企业中，相应比例最低的是港澳台独资工业企业与外资独资工业企业。这表明，港澳台独资工业企业与外资独资工业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三资”工业企业职工中，中年以上职工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工业企业中，36岁以上职工占全体职工的比例为45.2%，“三资”工业企业中，相应比例仅为22.2%。“三资”独资工业企业中，上述比例更低，外资独资工业企业与港澳台独资工业企业中的上述比例，均为10.5%。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三资”独资工业企业是以35岁以下职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
2、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确定
表2 劳动部课题组认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征（%）
相应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
港澳台独资
服装制造业
制鞋业
皮革制品业
玩具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工程技术人员
大专程度及以上
中专及技工程度
4.7
4.0
7.0
3.5
2.0
5.8
2.4
1.0
4.7
2.4
1.7
5.2
3.2
2.0
5.7
5.9
5.1
8.6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劳动部课题组认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征见表2。
表2中之所以不包括前面提到的电子装配行业，是因为电子行业是近年来产品品种变化最多、生产工艺变化最快的行业，现在的情况与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时的1995年差距较大，因而暂不考虑。[①]按照前面提到的标准，服装制造业、玩具制造业、制鞋业与皮革制品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行业中的“三资”企业肯定是以港澳台独资企业为主的。塑料制品业则暂不考虑。其中，皮革制品制造业包括皮鞋制造业、革皮服装制造业、皮箱制造业与皮包制造业。
3、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状况的比较
表3 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年龄结构比较（%）
服装制造业
制鞋业
皮革制品业
玩具制造业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20及20岁以下
21-35岁
36-50岁
51岁以上
8.7
53.9
34.4
3.0
16.9
66.4
15.0
1.6
7.2
48.5
41.2
3.1
24.4
63.7
10.7
1.2
8.5
50.9
37.7
2.9
24.5
65.1
9.3
1.1
10.5
50.4
34.8
4.3
24.8
62.6
11.5
1.2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表4 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状况比较（35岁及以下=100）
服装制造业
制鞋业
皮革制品业
玩具制造业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国有
“三资”
35岁及以下
36岁及以上
100
59.7
100
19.9
100
79.5
100
13.5
100
68.4
100
11.6
100
64.2
100
14.4
行业失业率
66.7%
83.0%
83.0%
77.5%
资料来源：根据表3推算。
表3、表4对处于同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的职工就业状况进行了比较。表3表明，在20及20岁以下年龄组，“三资”企业的职工比例比国有企业高出8-17个百分点；在21-35岁年龄组，“三资”企业的职工比例比国有企业高出12-15个百分点；而在36-50岁年龄组，“三资”企业的职工比例比国有企业要低19-3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要比同行业的国有企业职工低得多。一般公认，实行减员增效前的国有企业虽然能够保证职工终身就业，但往往是低效率的，而“三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则是高效率的。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追求效率，那么会对就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对此进行的分析见表4。表4假定：某一行业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就是本行业职工充分就业时的年龄结构；企业追求效率不会导致35岁以下职工失去工作。在这两个假定下，表4表明，35岁以上的职工失去工作的比率高达2/3到5/6。
通常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表3和表4表明，上述观点半对半错。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解决的主要是“前半辈子”即16-35岁的就业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称为青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什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必须用青工呢？这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都将“低价格”作为唯一竞争优势，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都会被分解成无数个单一性的岗位，每个岗位的工作都是不断地重复性作业，这样的工作虽然不需要什么技术，但对工人的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有比较高的要求。工人进入中年后，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下降，不能胜任这种简单重复劳动而被企业解雇。
还应该指出，由于公开发表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只有“20及20岁以下”和“21-35岁”的数据，而没有更详细的划分（例如将21-35岁细分为21-25岁、26-30岁、31-35岁）。因而无法判断在21-35岁的职工中，比较年轻的（如21-25岁）是否占有较高的比例。
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民工荒”
弄清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的年龄结构后，笔者来探讨这一结构与“民工荒”的关系。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外出务工的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笔者通过比较民工年龄结构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异同来对此进行分析。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2003年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阳俊雄，2004）。由于该抽样调查在年龄段的划分上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不一致，所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中，又没有更详细的分年龄数据；同时，这里所说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外出后从事各种行业的工作，而不是狭义的工业或制造业。因而无法直接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进行比较。
表5 1997年北京市外来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
20岁及以下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36-40岁
全部就业者
工业
建筑业
21.7
30.5
14.6
27.4
30.8
24.0
20.9
17.8
23.3
13.8
10.4
16.9
5.9
4.1
8.4
资料来源：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1997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引入1997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的有关数据。1997年11月1日零时，在北京市居住1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中，非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占15.6%，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口占83.7%，户口待定的外来人口占0.7%。换句话说，由于农业户口的外来就业人口占1997年北京市外来就业人口的5/6，可以近似地用外来就业人口来表示民工。表5是1997年北京市外来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表5表明，全部就业者中，25岁及以下占49.2%，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高1.9个百分点；26-30岁占20.9%，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高5.3个百分点；31-40岁占19.7%，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低3.3个百分点；40岁及以下合计占89.7%，比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高3.8个百分点。表5还表明，1997年北京市从事工业（包括矿业，不包括建筑业与运输业）的外来就业人口中，20岁及以下占30.5%，21-35岁占59.0%，两者合计为89.5%。这与表3中35岁以下职工所占比重最大的皮革制品业“三资”企业（89.6%）几乎一致。即使考虑到1997年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与2003年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差异，将40岁以下就业人口的比例下调3.8个百分点，该比例仍然高于表3中服装制造业“三资”企业的相应数字（83.3%）。因此，可以判定，民工外出时，所从事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民工外出务工时，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要的，主要是35岁以下（甚至是25岁以下）的青年。如表4所示，当这些民工步入中年、年龄超过36岁以后，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至少是2/3，甚至高达5/6。如果民工外出的地点产业门类比较齐全，这些上了年纪的民工或许还可以换一份工作。[②]但沿海许多地区往往以一个或几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主要产业。因而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解雇的民工，就很难在外出务工地点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出务工后，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回乡。在研究民工问题的学者中，周大鸣注意到了民工这种“流而不迁”的现象，并将其称为钟摆现象（周大鸣，2005）。但是，在分析造成钟摆现象的原因时，他没有分析民工输入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的存在，使得乡村劳动力陷入年轻时进城务工，进入中年后回乡谋生的循环。理由是，年轻民工的劳动为企业所需要，他们既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养活自己。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些民工在35岁就开始大批失业。就算这些民工都加入了强制性的养老保险，55岁或60岁以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他们从35岁以后很可能长达20年的失业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谁会为这些失业民工支付生活费（哪怕是最低生活保障）呢？企业是不会的，因为促使他们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不必考虑民工后半辈子生活而十分低廉的劳动成本；民工输入地的政府也是不会的，因为这些民工不是本地居民，不享有最低生活保障。这部分生活费只能由民工自己承担，而民工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因有承包地多少还可以有些收入、而生活费又比较低的家乡。
不少学者主张把民工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例如陆学艺，2004）。笔者认为，只要上述“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存在，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民工输入地就不可能允许民工转为城市居民。这是因为，民工转为城市居民，意味着民工输入地政府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在象东莞这样的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外来民工数倍于本地居民的地方，（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东莞总人口为644.57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52.61万人，仅占总人口的23.7%）这意味着当地政府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
面对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不可能进城定居的民工的最优选择是：“在广东打工，苦干几年挣点钱，回老家盖栋楼开个店”（邓圩、吴焰，2005）。民工回家乡办厂开店，不仅意味着就业不再受制于人，而且还意味着有能力成为家乡的城镇居民，从而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办厂开店不仅需要钱，而且还需要体力与脑力的投入。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回乡年龄越大，身体状况越差，对民工回乡创业就越不利。对民工来说，最好的做法是：一旦通过外出务工挣到必需的回乡创业资金，就及早回乡。
顺便讨论一下加薪对缓解“民工荒”的影响。笔者认为，民工荒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行业。但是，全中国民工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少数地区和行业的民工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以2004年民工数量占全国28.4%的广东省为例，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该省流动人口中，71.55%来自外省；外省来的流动人口中，91.21%（1374万人）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重庆9个中国主要的民工输出省（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民工荒，不仅意味着广东、而且意味着来自上述省（市）的民工都出现短缺。微观上，个别企业单独加薪，确实可以解决自身的民工供给；宏观上，所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都加薪，却增加不了它们所急需的青年民工的总供给量。同时，在存在着上述“民工挣够创业资金就及早回乡”的条件下，加薪意味着民工能够更快地挣够创业资金，进而可以缩短务工年限提早回乡。对解决沿海“民工荒”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发生结构性的“民工荒”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大大限制了其对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导致了绝大多数民工“前半辈子就业、后半辈子失业”；作为对策，民工挣够创业资金就及早回乡，而这又进一步减少了“适龄”民工的供给量；总而言之，“民工荒”的深层原因，正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青年型”用工年龄结构。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1997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2] 邓圩，吴焰.长三角“抢”了珠三角的劳力资源？[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5-3-5。
[3]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广东（第2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dfrkpcgb/200203310061.htm. 2002.
[4] 东莞市统计局.东莞市统计局关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东莞市统计局网站，http://www.dgs.gov.cn/tjgb/gb2001.htm. 2002.
[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R].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lss.gov.cn/news/2004/0908a.htm. 2004.
[6]陆学艺.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阳俊雄.去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亿人[N].中国信息报.2004-5-10.
[8]章铮.民工供给量的统计分析——兼论“民工荒”[J].中国农村经济.2005，（1）.
[9]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国有·三资·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10]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Employment Effects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ZHANG Zheng & TAN Qi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With data from The Third National Industrial Census, labor’s age structure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in which rural immigrant labor shortage appeared is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below. Seek for efficiency makes labor’s age structure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become younger. In areas in which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are local dominant industries, youth-style labor’s age structure means a great part of rural immigrant labor with age from 35 to 55 can’t find job and have to go back to their rural hometown. Youth-style labor’s age structure of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s, and reaction of rural immigrant labor for the situation, are underlying causes of rural immigrant labor shortage.
Key Words: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e；labor’s age structure；rural immigrant labor short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