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日益形成一股热潮，而研究者的视野和问题意识，都与中国现实的农村农业状况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地位、农民的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涉及到相互牵连的方方面面，但是研究视野却集中在几个非常单一的问题上，而且研究结论往往仅与研究者的嗜好相联系，完全与现实脱节。农村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学界却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没有进行像样的反思。本文试图对此现象作出初步归纳和描述。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issues have gained spotlight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vision and issue-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prospect of peasants, etc., all these big issues have escaped the narrow and simplified vision of the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predilection. There are some structural issues which have lasted for over 20 years, but have so far failed to stir the mind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一、 对中国“三农”问题成因的个人判断
分田到户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是向一种竞争性的方向转换。竞争性体制便于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控制权”的精英阶层去追求“剩余索取权”。物质财富和社会剩余的分配规则——无论是由政治体系决定的、还是由市场体系决定的分配规则，都是相应地向有利于社会上层的方向倾斜，结果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更加集中于精英阶层，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因此被铸就，也因此强化了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农业和农民的局面，农村的衰败过程就不可避免了。
农民在经济上的分散化，也相应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无法抗衡基层干部依托政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因此过度提取农业有限剩余就成为可能，这是农民负担沉重的结构性根源。李昌平为此而大声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由于资源分配方面日益集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和暴富群体，一方面是衰败的农村和没有明天的农民，这正是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必然后果：一个地方资源集中多了，必然是以其他地方所得资源减少为代价，毕竟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广大农村已经无法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改善，在失去了适当的资源支持后，不可能不与城市的鸿沟越来越大，呈现“断裂”状态①。
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无法突破组织成本的限制，分散的农户对基层官员的谈判能力极低，因此决定了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不足以保护自己非常有限的农业剩余；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相比，缺乏吸引资本进入农业的收益率水平，这使农民也无法指望在资本的主导下组织生产，单个农户的家庭生产方式无法超越，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间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农民和农业在现有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处于弱势地位的结构性原因，这个结构性原因最终导致农村在全国资源分配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结果当然是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源，去维系或者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前述判断相联系，我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农民的不利地位，恰恰是中国引进西方式的竞争性社会分配规则所隐含的排斥机制注定的，因此研究和探求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就需要突破僵化的西方现代化信条去看问题。
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局限
前不久，笔者在武汉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一个基层干部说，“我们也不反对各位专家主张的国家退出，社会跟进，可是社会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找不到呢？”这个发言很深刻地接触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也很清楚地暴露了简单地套用“国家—社会”二元叙述模式进行“三农”问题研究的局限，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回应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学者们的嗜好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几乎完全脱节，这不能说不是“三农”问题研究热中间的巨大遗憾。
“三农”问题的成因是由农民在竞争性的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与此相联系，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上，学者提出的对策也相应集中：要么是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是想通过村民直选干部方式，改权力“向上负责”为“对下负责”，或者主张取消基层政权并裁减干部，以减少对农民剩余的提取；而针对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常常设想各种资本回流农村的方案，推动种养产业结构调整，并找出一些特殊地区的案例包装成为某种“发展模式”，在指望资本发挥作用之外，也还有指望基层政权的，希望赋予基层政权以发展经济的职责，以改变个体小农在市场中间的弱势地位。这些设想的特点都是把竞争性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然后再去设想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能力。
（一）中国农业的收益率水平与资本的可能流向
学者们设想的改善农民市场地位的方式有二：一是寄希望于资本，一是寄希望于基层政权的组织能力。寄希望于资本者，显然是忽视了农业的收益率水平对资本有没有吸引力这个根本问题，农业收益率水平受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又无法在市场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这将意味着资本流出农业而非流入。而寄希望于政府者则忽视了政府是否具备组织农民发展经济的权力和能力。
本来1983年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否定的就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把公社体制废除后建立乡政权，取消基层政权的经济职能，同时把农业生产的主体缩小为单个农户。许多研究者在农村实地调查中间看到，单个农户确实无法满足市场对经济主体的要求，指望资本或者政府发挥作用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根据许多农村调查的案例显示，基层政权参与发展经济的努力过程，其结果非常不乐观，是带来乡村政权负债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许多调查案例都揭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地区对乡村强行赋予经济发展目标，并使用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指标来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区，乡村这样的小地域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地方政府无法像中央政府那样通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节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这样的要求只能是促使政府重新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此而订立的各种考核指标，实际上是默认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进行“乱收费”或者举债来搞“政绩工程”的合法性，许多地方还频繁出现了“逼民致富”以突出官员个人政绩的恶劣案例。在发展村级经济、消灭“空壳村”的口号下进行的创业风潮，在助长了摊派和搜刮之风之后，并没有因此形成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很快陷入破产。依靠视野和见识都非常有限的地方官拍脑壳出的致富点子和项目，失败倒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真的奏效了肯定是一个意外的“低概率”事件（大概跟“人咬狗事件”的发生概率差不多），中央电视台记者去追踪报道是有道理的，因为低概率事件总是格外具有新闻效应，学者似乎不必跟风。大量借债进行的投资无法收回，使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背负的债务急剧上升。目前乡村两级债务非常沉重，许多人估计在4000 ～ 6000亿元之间，这比在“大跃进”时代干部瞎指挥带来的损失和后果都要严重得多。
在寄希望于发挥基层政权的组织作用，去改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的希望落空之后，一些研究者也寄希望于资本，设想种种在资本主导下的“公司 ＋ 农户”模式。资本总是要“从收益率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益率高的地方”。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产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这必然导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将继续高于国际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进口的海外农产品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农业的高成本是难以在市场价格中间得到足够补偿的，这注定了中国农业特别是大多数农民所从事的粮食种植业，其投资收益率会相对低下，因此正常的资本流向只可能是由乡村到城市，而不可能反过来。
今天中国的农业要在仅占世界7%的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的资源条件下，给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粮棉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要保证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就要求单位面积上的产出达到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倍以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必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已经取得了人均粮食略高于世界平均数的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意味着中国农民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数量三倍的劳动、技术、化肥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灌溉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都是适应土地报酬递减的现实而作出的对应措施。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还要求进一步上升，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还要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单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市场成本落差还要进一步扩大，这都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
而随着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上升，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这就是恩格尔系数跟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的规律。在农村和城市的交换关系上，农民出售农产品取得收入注定是跟不上城市收入水平增长的。最近几十年来，农业总产值在GNP中间的比重节节下降，至今已经不到15%，由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增长，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将相对下降，这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不可能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来全面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肉蛋奶等转化食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才是市场规律的真正体现。在城乡人口比例相对稳定的现实中间，农业收益无法跟上GNP增长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
借产品结构调整和市场力量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并因此改善了自己的分配地位，通常只存在于中央电视台的“富民新闻”中间，学者与那些专门寻找“人咬狗新闻”（“极低概率”事件）的记者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转换与农民对政权的制约监督
针对农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学界的“民主”和“自治”研究很热门。“自治”出自一部行政法律，学者们往往发生“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根据这个理解去搜罗材料，最终陷入一种“自证自明”的怪圈。农民并不在处在国家政权的覆盖范围之外，怎么可能自治呢？村级政权在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之后，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已经在家庭内部解决，已经无关乎“村治”了。“村”事实上也没有被赋予日常治理和施政的权力，农村的争执和矛盾调解多数也是在“初级群体”内部完成，言说村民“自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道义立场。
一些选举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在特定的派性或者宗族动员因素下，有时候也对选举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对选举结果也不是不在乎。而问题在于，即使他们选了自己想要的人，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比如农民最关心的子女就学问题、医疗问题、家庭难以承担意外风险的问题、土地退化和水利设施失修等重要问题。没有一个生产性的经常组织作为依托，不管是什么样的选举结果，都难以解决对农民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村级政权的上级组织对村官的制约，显然要超过选民的影响，共同点是没有对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村级以上的官员对于村级政权的要求是二十年不变的：当好上级政府的基层收费代理和完成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材料，表明村级政权已经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改变了“对上负责”。
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指望通过直选村委会成员，或者再更进一步直选乡长，来增强农民对官僚精英群体的谈判地位。从理论上讲，任命制下的官员是“对上负责”的，而海选产生的官员应该向选民负责，体现民众的意愿。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即便是把海选制度延伸到国家政权级别，也根本无助于控制政府支出的膨胀。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功能膨胀、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民主政治的作用过程与机理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原因在起作用：一是政治活动中信息获取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较少的受益人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人所受的损害；三是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组织起来的开支，因此少数受益人比多数受损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为增加自己的利益进行政治活动②。所以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赞成政府增加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比企图减少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也有效得多。如果美国学者的分析能够成立，或者这样的分析能够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话，哪怕直接选举发展到中央一级政权都是不行的，农民是永远没有希望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的。看一看那些诉说在政治上只要有民主选举就万事大吉的瞎话，看一看那些在经济上鼓吹“拉动内需”和考核政绩的理论，哪一个不是在客观上为“政绩工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寻租”提供合法性辩护呢？在民主之类的美妙旗号下说话和做文章，显然就具有了道义高度，研究者可以方便地把对真问题的艰难探索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来进行低投入、高产出的学术成果制造过程，满足自身的职业利益需要。
总体来说，许多研究者寻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根本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设想是真诚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由于无视农民和农业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所具有的结构性质，试图通过简单的程序或者制度调整得到普遍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研究者在完成叙述时，常常要依赖“特异”案例，多数是走上了与中央电视台“富民新闻”差不多的路子。
这种“撞击—反应”式的研究视野迫切需要反省，这种注重单个问题或者仅就问题本身展开“近距离”设想的研究不仅丧失了适当的前瞻性，而且也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批判视野。例如过分强调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在关注农民负担问题时就建议把政府撤销，在看到了单个农户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时就指望政府出面进行组织，结果得出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这提醒学者们要确立完整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上走出过去的局限。
三、研究视野上的自我屏蔽
自汉代起，中国南方农村有了水车这种灌溉方式。吱吱呀呀踩水车是春天里的一种轻松愉快的集体劳动。图为江苏兴化的农村妇女边灌田，边放声高歌。（任镇北摄，1963年）
最重要的视野屏蔽，是完全不看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拒绝考虑制度成本，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嗜好去设计乡村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体系。而研究者的自我屏蔽，在制度之外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后“农业增产”的原因分析上。主流学界的言说，实际上与“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逻辑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只突出劳动者的意志和行为影响，完全漠视制约农业生产的各种限制条件。
（一）农业生产的特点与理论视野的屏蔽
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粮食增产过程，主流舆论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先是说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抑制农民的积极性而影响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因为这个解释的理论高度也不够，高层官员不甚满意。后来林毅夫先生用“退出权”和“监督成本”去解释生产队内的劳动低效率。这两个阶段解释农业产出理论，都满足于把农业好转说成是“政策英明”的结果，以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由于政策只能是作用于有意识的人，因此在这个言说背后，逻辑上就隐含着一个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着“劳动投入不足”的假设，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增强农民的劳动投入意愿，这一逻辑明显与中国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精耕细作方式很早就得到普及的现实完全对立。
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受命领导一个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温铁军等人，希望通过实证分析以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的是生产队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林毅夫也始终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先期提出的假说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念，成为一个学界共识。这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间不小心漏出来了一点：“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③
生产队没有效率，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在通常的舆论中间，就把监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推断为必然没有积极性，结果简化为劳动投入不足。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始终拒绝对农业的各种要素投入做具体分析，把土地、资源（如化肥、农药等）、技术和耕作制度等的变化，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把特定时期的农业增产完全说成是制度原因，结果形成一种农业上的“单一政策”主张——只考虑农民的收入与劳动投入对应的激励关系，完全拒绝考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今年出台的取消“农业税”政策，以及对粮食种植进行补贴的政策，都是继续沿着这个“单一政策”思路展开的。
典型耕作程序分析表明，这个“单一政策”实际上没有效果，最近二十多年来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并没有跟着农业增产过程而增加，反而急剧减少。
笔者是农民出身，既在生产队的田里干过农活，也种过责任田。笔者的老家是水稻产区，稻谷在当地占农作物收获量的80%以上，兹以水稻种植为例来比较分田前后的作业程序变化。在生产队时代，早稻插秧之前，水田要“过两遍犁”（一遍犁包括犁、耙、耖三道作业程序），今天插早稻秧只“过一遍犁”；在生产队时代，秧田除草以人工薅田（一般每季水稻需要进行3—4次）方式进行，今天的农民已经大量使用除草剂；在生产队时代，水稻需要进行中耕晒田，即在秧苗完成分蘖之后，在田间开沟放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蘖和促进水稻根系发育，今天已经普遍省略了这一程序；在生产队时代，插晚稻之前，至少要“过一遍犁”，现在农民普遍只使用“辗辊”把早稻的蔸子压下去就插秧。平均而言，在生产队时代，种双季稻每年需要在每亩水田上投入70—80个“有效工作日”（当时许多“平工”的实际工时效率不高，如果考虑无效工时，则每亩工日当时在120—150个左右），今天每亩水田投入的有效工作日不足40个，农民在单位面积的水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几乎下降了一半。农民自己决定的劳动投入，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边际产出支持的。看来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是有道理的，农民只有在劳动投入增加的边际产出大于“负效用”时才会增加劳动投入。比如每增加投入一个工作日，水稻产量增加要在5公斤以上（按照去年的价格，价值人民币4元），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农民则放弃增加劳动投入。今天的农业产量增加，完全依靠增加化肥的投入增加，从分田开始，当时每亩水田单季施用的碳酸氢氨（一种氮肥）平均在30斤左右，今天已经需要120斤。相比较而言，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少而且对土壤的副作用也小，今天单纯施用氮肥已经难以取得好的增产效果，农民开始大量使用钾肥和磷肥，这两种化肥对土壤的副作用要大得多，特别是过磷酸钙极其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在生产队时代每年都要进行部分的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作业，今天已经完全停止。在生产队时代普遍种植紫云英（一种绿肥），今天基本上看不到再有人继续种植了。当时对堰塘定期（一般是隔几年）就要进行清淤（淤泥还可以作为农家肥使用），今天也完全停止了，去年和前年的大旱在笔者的老家带来的灾情极为严重，就是因为堰塘严重淤积（分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清淤）失去储备水源的容积，而且大型水利工程和远距离输水渠道也年久失修共同造成的。由于农民现在既不进行中耕晒田，冬天又在田里蓄水，土壤全年都浸没在水下，以至于许多农田水利专家担心这会带来土壤潜育化（即发生沼泽化过程）。
今天每亩投入的年劳动日数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减少，大致上可以认为进一步追加劳动日投入所取得的净收益，抵不上农民从增加劳动中间感受到的“负效用”，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将自动选择停止投入，这个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水平，应看作农民自愿选择的均衡点。过去二十年的粮食增产，与劳动投入变化的关系不大，而与化肥投入增加的关系则十分明显，1984年比1978年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了96%，1998年比1978年增产2亿吨，化肥施用量却增加了362%。④
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曾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在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方面，需要在短期内（例如冬季休耕或者季节性的休耕时期）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日，土地平整还常常要涉及到相邻地块之间的占压问题，今天的单个农户之间，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利益协调和劳动力动员问题，在分田之后几乎所有形式的中低产田改造工作都已经停止。农田水利建设不仅新建工作停止了，而且维护工作也难以落实，水利失修非常严重。事实告诉我们，单个农户无法大量投入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需要依托一个集体组织。今天化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再对农业和粮食问题掉以轻心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忽视进行土地改良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条件，忽视农民选择的劳动投入均衡点，实际上是希望在简单的“收益激励劳动投入”公式下，由农民主动选择无限制地投入劳动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拒绝考虑国家对农民提供适当的帮助和保护。
学术很难中立化，也很难避免去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似乎不必对此苛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理应进行全面反省，需要真正的“科学态度”去充分认识现实，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二）乡村管理与农业技术服务的实现方式与成本考察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是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剩余有限，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很多，这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如果基层政权不是生产性的组织，着眼于有效利用农民的大量空闲时间，肯定是难以增加农民福利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机构显然以“小”为好，运行成本以低为好。
今天的乡镇政权体制，通过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废弃而建立起来，在组织结构上是体现西方现代管理信念的“科层制”模式，政府各个机构按照“分权”与“监督制衡”的要求叠床架屋地设置起来，结果带来了官员数量的急剧膨胀。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专职干部，设立乡政府的时候机构定编却有30多人，结果是乡镇政权在取消了生产指挥职能的情况下，人员急剧膨胀增长300%以上。
农业技术服务职能，原来是由人民公社内部的“八大员”（如农技员、机械员、植保员等）承担的，改革后也根据市场化信念的需要，各自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就是通称的“七站八所”，这些机构为了能够覆盖农村的广大区域，也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为了降低自身的市场经营成本和风险，这些机构也往往紧密结合地方政权的收费体系，向农民收取固定的费用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结果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其他吃皇粮的官员一样，也参与榨取和瓜分农民的有限剩余。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技术服务只面对生产队，因此服务对象数量只有“分田后”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服务实施过程中间，技术人员不需要考虑合同管理和资金结算，生产队也大多不会对公社违约，服务提供的一方也不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因此服务成本当然就非常低。当前，迫切需要从服务农业和农民的起点出发，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着眼，去考虑服务市场化的“高成本困境”，并检讨改革设计背后那些“不容置疑”的西方式现代化信条。
换言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撤销人民公社之后，其结果是按照现代化信念，给中国的剩余非常有限的农民，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一个高成本的市场服务体系。结果是在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的同时，服务和管理的效果却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持续恶化。
由于研究者自身特有的“现代化眼光”的局限，在问题重重的“改革措施”运行了二十多年后，即使恶果已经昭昭在目，但学界的反省和检讨却迟迟没有进行，因为管理科层制和服务市场化是作为西方现代化信条的两大支柱而存在的，因此成为“免于怀疑”的对象。而温铁军先生的务实研究则指出：中国剩余很少的个逍∨┦俏薹ㄖС畔执母叱杀局贫饶Ｊ降摹Ｕ庵智泻现泄┐迨导实娜鲜叮蛭恢С治鞣绞较执盘酰谘Ы绯て诘貌坏接τ械闹厥印?
因为完全拒绝考虑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实现方式，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合作能力完全不作分析，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提取与农民负担这一对立上面，研究者很容易地就作出了“取消乡镇政权”的政策建议，而完全不考虑农业发展是否需要政府参与，他们从不肯反省“科层制的现代政府模式”开始，现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无政府主张。至于农民之间是否需要进行合作，农村可行的合作组织将如何成立，服务和管理应该设置在什么层级，研究者几乎不予考虑。
剩余很少的小农无法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也从来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农民经济组织。而且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单位内，不仅无法支付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学习成本，连传统耕作技术都不能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顺利进行传递了，因而普遍发生了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许多人喜欢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美国也都是私人家庭农场，没有什么合作组织。恐怕不是农民不愿意合作，而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成本无法解决。在乡村组织的管理中间，由于农民剩余很少，很难通过成果分配差异建立起“金字塔”去引导人们的行动方向，从而使得最有效的管理手段——“物质刺激”难以实施；“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村不发达，乡村舆论相对自主，可以作为对管理者的监督措施起作用，但是难以针对被管理者。因为有这两大困难，农民的组织恐怕就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赋权”和外来的管理权威。农民的合作组织，古今中外都是例外，人民公社时代的普遍组织化，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解决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来源问题；也同样是依靠外部强大的舆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是压制了农村内部难以为管理者所控制的“自主舆论”，结果是在不使用成果分配作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情况下，免除了农村基层管理中间难以解决的管理难题。
从农民在政治和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着眼，许多人都认识到农民需要组织起来，组织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要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去寻求合作努力的机会和空间。与民主的信念相联系，多数人总是顽强地寻找农民自组织的路径，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历史，对照看一看西方国家的情形，就知道这种自组织的指望不大。目前在农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已经对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宏观上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但是失去了生产队这样的生产性合作组织作为依托，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村干部，都已经难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了。这个课题是不能回避的，迫切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
四、寻找低成本管理与低成本服务的实现路径
导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起成长起来的，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现代社会利益分配关系的复杂化，也使得利益分配范围急剧扩大和分配规则相对隐蔽，因此就带来“信息不对称”的极度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难以把握自身命运，连理解自身处境都发生困难，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社会科学的帮助，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主流舆论和学术主导作用上升的原因。乡下人的“不明白”的地方远远少于城里人，农民通常居住在贺雪峰教授所称的“半熟人社会”⑤里面，“信息不对称”没有多少现实基础，因此不存在为少数人所主导的“社会科学”，群众舆论是基于“自主认识”的，基本上不受乡村精英的控制，这样乡村舆论就不能成为一种乡村精英用以整合多数人的手段，反过来群众主导的舆论对乡村精英却具有反向监督作用。
乡村社会居民相对稳定、长期相处的特点，使得舆论的调节作用很大，农民多重视舆论评价和自己的长期形象，对舆论反应敏感并借以进行相互规制和自我调节，个人行为以“自律”为主；只有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面，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主要依靠契约和法律调节，人们的行为调节才转而以“他律”为主，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一个重大区别，适应城市特点的各种管理方式，多借助强制实施手段执行，成本很高。乡村社会相对有效的自主舆论作用，可以作为对干部的反向监督资源和激励因素，在这里可以找到建设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契机。
否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重大理由之一就是管理上存在各种问题，由此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也不理想，这当然是事实。然而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干部和群众不再在生产和分配中间出现摩擦，但是体现在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背后的干群关系紧张，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干群关系反而更加困难。看来群众监督干部的难题，并没有因为实现“分田”而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最终难以根本解决生产队管理给农民带来的不快和问题，那么就要把这个作为合作组织的成本来加以考虑；首先在与非合作方式带来的代价进行比较之后，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同时也要与合作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看是不是可以部分抵消对合作成本的排斥。
合作有什么价值？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部分机械去替代最繁重的劳动，生产队比单个农户的规模要大几十倍，对于个体农户难以承受一些常见的风险，如役畜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等，是具有天然抵御能力的，扩大基本生产单位本身，就能够自然提高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这两者是无法以物质福利做数据统计的，但是农民并非不需要，它们是最现实的“非物质福利”。合作组织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学习成本，对推动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如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条件的；高扬程取水抗旱和机械脱粒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现了机械化，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在资源消耗方面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也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大规模的生产队存在，能够带来对工业机械的需求，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享受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能够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有意义的物质和技术传递关系，避免城乡“断裂”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集体经济时代管理方面的重大教训就是：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毫无意义地要农民长年累月下田，最后增加的劳动投入实际上不可能导致产出增长，结果是农民干活窝工，不仅积极性丧失，而且导致农民对集体管理感到难以忍受。需要考虑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托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和体育活动，让农民在生产之外能够实践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把增进非物质福利作为努力方向，去寻求人生意义的支点。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即使物质福利方面有进步，也要考虑这一方面的损失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同等收入实现的城市生活质量将远远不如农村。
从古至今，管理手段主要局限于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三种方式，而根据毛泽东的总结，这三种管理手段可以归结为“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两种方式⑥。物质刺激手段的作用机理是，利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在剩余分配上根据需要去制造等级差别，借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而精神激励方式则充分利用人们对舆论评价的感受。注意管理手段的选择，就要充分注意在乡村社会“剩余很少”和“舆论作用很大”的现实，哪一种模式才是合适的。
在剩余很少的农村社会，人为设定剩余分配的等级阶梯去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样一种管理手段在使用上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在此情况下，合作组织的管理工作就更加繁杂和琐碎，这意味着乡村精英要在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承担繁重的管理事务。要乡村精英在管理岗位上发挥作用，就需要考虑如何发挥乡村舆论有效的反向监督或者激励作用，这是寻求合作组织内部干群关系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探求反向舆论作用的条件。
从毛泽东时代合作组织的经验看，精神激励作为对乡村精英的激励因素发挥作用，需要抑制干部、公共服务人员和农民之间个人身份与地位方面的分化。在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享受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每个劳动日是由所在生产队记10个分工，老师在放假期间还要与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中间的一员，大小队干部根本不脱产，公社干部和技术员多数人是半脱产性质的，只有少数公社干部是拿工资的全职干部，这个时候是存在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身份，就没有社会地位与身份分化带来的鸿沟，农民对他们的评价和友善态度对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受到乡村舆论评价的激励，真正的物质激励作用是几乎没有的。今天的干部和教师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与农民中间具有明显的阶层地位分化，只要有可能，他们连找对象都要避开在农村的“职业”农民，做房子往往要到县城边上去找地方，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民的评价，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重了。这个时候，乡村舆论的激励作用即使还存在也非常有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空前突出，真正的服务意识反而淡漠了，服务的素质和对农民的服务态度都相应成问题了。
从正面讲，精神激励可以作为一种对精英的激励因素起作用，从反面讲舆论也要能够形成有力的监督。今天的干部、老师、医生对农民的态度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会身份方面的分化弱化了由农民掌握的舆论激励因素，多数人对精英最有效的反向管理手段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因。这使得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之外，干部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结果推动了基层政权向利益主体方向发展。看来让农民自己当干部，农民自己当老师，消弭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分化，是反向监督与激励生效的前提，是乡村舆论发挥制约作用的关键。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干群关系向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成功经验的背后，就是要有意地防范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身份分化，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毛泽东时代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在社会管理中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低成本监督模式，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尤其适应乡村社会的舆论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要解决对干部的反向监督问题，仅仅给群众一张选票是没有用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管理与监督中间去，在实现监督的方法上面，群众对掌握法律和经济管理手段都有现实的困难，舆论作用确实是最方便最有效的。
而法律作为一种高成本的消极监督方式，对具有力量对比优势和信息优势的群体（如干部），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世界各国在立法实践中间，都逐步确立了一些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歧视”措施，去限制和抵消强势群体的优势地位，普遍规定了诸如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而且法律这样的高成本制度也很难在乡村生效。研究“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却完全漠视乡村社会的特点，试图在剩余很少的乡村社会引进一种高成本制度，在实际中的执行结果都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二十年基层干部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和对农民的过度提取之所以可行，就是失去了乡村社会最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而监督失败首先是从制造身份分化开始的。
五、去掉“理所当然”的前提才能更好地兼容现实
我们分析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服从农民数量难以大幅度减少，而同时流入农村的资源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限制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探求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
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将更可能引发官员不对下负责，滥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也要比“自下而上赋权”方式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的分析前提是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问题的障碍，在组织起来之后的内部管理上，也难以利用“物质刺激”和基于舆论控制的“精神激励”手段，换言之，就是农民合作自己无法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手段运用问题。因此外生型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作为研究者，要刻意回避符合某种书本标准或者西方标准的“好制度”的诱惑，而是要面对现实去寻找一种适应中国农村特点、并且能够确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模式。
笔者关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一点设想，实际上也是复活了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是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所作出的艰难探索里程的反省与思考，是总结了公社时代给农民提供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经验——抑制身份分化发挥乡村舆论的激励与反向监督作用；也根据自己的感受，注意了当时农民最为不满的僵化管理模式—— 一年到头都要下田，所以突出了农闲时间开展文体活动的设想。同时我的设想，都是基于农村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中国农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其满足方式就必然要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寻找解决路径，因此农民就不可能照搬以高资源消耗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方案。
人世间没有多少新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选择合作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担负管理责任，其他的选择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是大规模的私营农场，我认为私营农场不可行，一盘散沙不可取，剩下的选择无论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都恐怕和庄园有些类似之处，毕竟是一个在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组织。
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还有没有“非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今天单个农户确实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中国是2.14亿个农户耕种不到1.3亿公顷土地，如果通过土地私有化方式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即使考虑户均3公顷的低水平土地集中，需要排斥的农民就高达3/4以上，离开土地的农民数量太大而且没有出路，即使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仅仅考虑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这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合作生产模式，实际上是要恢复生产队，搞“社会主义复辟”。
在社会现实中间，竞争也是以群体竞争方式存在的，竞争主要是在组织和机构内部实现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对外竞争的，在竞争群体内部发挥组织作用的因素只有两种：要么是权力，要么是资本。我们看到的工商业组织都是资本主导的，今天“国企”和“私企”的区别只是资本来源不同，在运作方面都是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需要；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总是权力主导，运作资源来自某种形式的“税收”，舍此之外，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现实社会里早已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了，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叙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府背后起作用的是政治权力，而在社会和和所谓市场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这些叙述都是拿“权力”和“资本”的特点作对比。
资本进入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以农村教育为例，资本进入大概能够解决5%到10%的乡村富人的需要，此外大量的农民是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资本肯定是不屑一顾，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勉强算是回答了“社会在哪里”的问题。而且在权力与资本的管理权威来源上，资本服从“所有权排他性规则”，只能是“私器”，而权力从性质上来说是“公器”，权力当然也会蜕化演变成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尽人皆知的。
自从人世间设置了国家机器，出现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一直存在被少数人垄断用以牟取私利的可能，正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社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世间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和话语权总是为精英阶层所掌握，也总是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而因此确立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也决定了多数人在精英阶层面前的弱势地位，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悬殊使得“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为可能。但是相比较而言，权力监督还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性质上决定了权力是“公器”，不涉及资本财产权和知识精英话语权的“自由原则”。只要考察一下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对程序民主迷信的人，要远远多于迷信“均贫富”的人士，民主之所以可以成为迷信的对象，其基础还是在于这样一个认识：权力就是公器而资本不是公器。问题总是出在权力使用方向上，而且权力的监督也确实有困难，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最近二十年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因此就试图避开权力去解决问题，那是比较幼稚的想法。许多人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多数人利益说话，却一方面要求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权力）退出，一方面要求市场和社会（实际上是资本）跟进，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傻子，那就肯定是骗子。
注释：
{1}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三农中国”网站（www.snzg.net）。
{2}蒋自强主编：《当代西方阶级学说流派》，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58页。
{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77－281页。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issues have gained spotlight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vision and issue-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prospect of peasants, etc., all these big issues have escaped the narrow and simplified vision of the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predilection. There are some structural issues which have lasted for over 20 years, but have so far failed to stir the mind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一、 对中国“三农”问题成因的个人判断
分田到户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是向一种竞争性的方向转换。竞争性体制便于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控制权”的精英阶层去追求“剩余索取权”。物质财富和社会剩余的分配规则——无论是由政治体系决定的、还是由市场体系决定的分配规则，都是相应地向有利于社会上层的方向倾斜，结果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更加集中于精英阶层，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因此被铸就，也因此强化了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农业和农民的局面，农村的衰败过程就不可避免了。
农民在经济上的分散化，也相应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无法抗衡基层干部依托政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因此过度提取农业有限剩余就成为可能，这是农民负担沉重的结构性根源。李昌平为此而大声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由于资源分配方面日益集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和暴富群体，一方面是衰败的农村和没有明天的农民，这正是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必然后果：一个地方资源集中多了，必然是以其他地方所得资源减少为代价，毕竟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广大农村已经无法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改善，在失去了适当的资源支持后，不可能不与城市的鸿沟越来越大，呈现“断裂”状态①。
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无法突破组织成本的限制，分散的农户对基层官员的谈判能力极低，因此决定了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不足以保护自己非常有限的农业剩余；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相比，缺乏吸引资本进入农业的收益率水平，这使农民也无法指望在资本的主导下组织生产，单个农户的家庭生产方式无法超越，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间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农民和农业在现有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处于弱势地位的结构性原因，这个结构性原因最终导致农村在全国资源分配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结果当然是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源，去维系或者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前述判断相联系，我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农民的不利地位，恰恰是中国引进西方式的竞争性社会分配规则所隐含的排斥机制注定的，因此研究和探求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就需要突破僵化的西方现代化信条去看问题。
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局限
前不久，笔者在武汉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一个基层干部说，“我们也不反对各位专家主张的国家退出，社会跟进，可是社会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找不到呢？”这个发言很深刻地接触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也很清楚地暴露了简单地套用“国家—社会”二元叙述模式进行“三农”问题研究的局限，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回应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学者们的嗜好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几乎完全脱节，这不能说不是“三农”问题研究热中间的巨大遗憾。
“三农”问题的成因是由农民在竞争性的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与此相联系，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上，学者提出的对策也相应集中：要么是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是想通过村民直选干部方式，改权力“向上负责”为“对下负责”，或者主张取消基层政权并裁减干部，以减少对农民剩余的提取；而针对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常常设想各种资本回流农村的方案，推动种养产业结构调整，并找出一些特殊地区的案例包装成为某种“发展模式”，在指望资本发挥作用之外，也还有指望基层政权的，希望赋予基层政权以发展经济的职责，以改变个体小农在市场中间的弱势地位。这些设想的特点都是把竞争性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然后再去设想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能力。
（一）中国农业的收益率水平与资本的可能流向
学者们设想的改善农民市场地位的方式有二：一是寄希望于资本，一是寄希望于基层政权的组织能力。寄希望于资本者，显然是忽视了农业的收益率水平对资本有没有吸引力这个根本问题，农业收益率水平受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又无法在市场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这将意味着资本流出农业而非流入。而寄希望于政府者则忽视了政府是否具备组织农民发展经济的权力和能力。
本来1983年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否定的就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把公社体制废除后建立乡政权，取消基层政权的经济职能，同时把农业生产的主体缩小为单个农户。许多研究者在农村实地调查中间看到，单个农户确实无法满足市场对经济主体的要求，指望资本或者政府发挥作用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根据许多农村调查的案例显示，基层政权参与发展经济的努力过程，其结果非常不乐观，是带来乡村政权负债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许多调查案例都揭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地区对乡村强行赋予经济发展目标，并使用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指标来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区，乡村这样的小地域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地方政府无法像中央政府那样通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节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这样的要求只能是促使政府重新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此而订立的各种考核指标，实际上是默认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进行“乱收费”或者举债来搞“政绩工程”的合法性，许多地方还频繁出现了“逼民致富”以突出官员个人政绩的恶劣案例。在发展村级经济、消灭“空壳村”的口号下进行的创业风潮，在助长了摊派和搜刮之风之后，并没有因此形成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很快陷入破产。依靠视野和见识都非常有限的地方官拍脑壳出的致富点子和项目，失败倒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真的奏效了肯定是一个意外的“低概率”事件（大概跟“人咬狗事件”的发生概率差不多），中央电视台记者去追踪报道是有道理的，因为低概率事件总是格外具有新闻效应，学者似乎不必跟风。大量借债进行的投资无法收回，使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背负的债务急剧上升。目前乡村两级债务非常沉重，许多人估计在4000 ～ 6000亿元之间，这比在“大跃进”时代干部瞎指挥带来的损失和后果都要严重得多。
在寄希望于发挥基层政权的组织作用，去改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的希望落空之后，一些研究者也寄希望于资本，设想种种在资本主导下的“公司 ＋ 农户”模式。资本总是要“从收益率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益率高的地方”。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产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这必然导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将继续高于国际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进口的海外农产品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农业的高成本是难以在市场价格中间得到足够补偿的，这注定了中国农业特别是大多数农民所从事的粮食种植业，其投资收益率会相对低下，因此正常的资本流向只可能是由乡村到城市，而不可能反过来。
今天中国的农业要在仅占世界7%的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的资源条件下，给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粮棉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要保证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就要求单位面积上的产出达到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倍以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必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已经取得了人均粮食略高于世界平均数的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意味着中国农民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数量三倍的劳动、技术、化肥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灌溉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都是适应土地报酬递减的现实而作出的对应措施。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还要求进一步上升，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还要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单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市场成本落差还要进一步扩大，这都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
而随着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上升，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这就是恩格尔系数跟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的规律。在农村和城市的交换关系上，农民出售农产品取得收入注定是跟不上城市收入水平增长的。最近几十年来，农业总产值在GNP中间的比重节节下降，至今已经不到15%，由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增长，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将相对下降，这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不可能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来全面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肉蛋奶等转化食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才是市场规律的真正体现。在城乡人口比例相对稳定的现实中间，农业收益无法跟上GNP增长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
借产品结构调整和市场力量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并因此改善了自己的分配地位，通常只存在于中央电视台的“富民新闻”中间，学者与那些专门寻找“人咬狗新闻”（“极低概率”事件）的记者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转换与农民对政权的制约监督
针对农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学界的“民主”和“自治”研究很热门。“自治”出自一部行政法律，学者们往往发生“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根据这个理解去搜罗材料，最终陷入一种“自证自明”的怪圈。农民并不在处在国家政权的覆盖范围之外，怎么可能自治呢？村级政权在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之后，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已经在家庭内部解决，已经无关乎“村治”了。“村”事实上也没有被赋予日常治理和施政的权力，农村的争执和矛盾调解多数也是在“初级群体”内部完成，言说村民“自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道义立场。
一些选举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在特定的派性或者宗族动员因素下，有时候也对选举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对选举结果也不是不在乎。而问题在于，即使他们选了自己想要的人，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比如农民最关心的子女就学问题、医疗问题、家庭难以承担意外风险的问题、土地退化和水利设施失修等重要问题。没有一个生产性的经常组织作为依托，不管是什么样的选举结果，都难以解决对农民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村级政权的上级组织对村官的制约，显然要超过选民的影响，共同点是没有对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村级以上的官员对于村级政权的要求是二十年不变的：当好上级政府的基层收费代理和完成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材料，表明村级政权已经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改变了“对上负责”。
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指望通过直选村委会成员，或者再更进一步直选乡长，来增强农民对官僚精英群体的谈判地位。从理论上讲，任命制下的官员是“对上负责”的，而海选产生的官员应该向选民负责，体现民众的意愿。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即便是把海选制度延伸到国家政权级别，也根本无助于控制政府支出的膨胀。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功能膨胀、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民主政治的作用过程与机理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原因在起作用：一是政治活动中信息获取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较少的受益人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人所受的损害；三是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组织起来的开支，因此少数受益人比多数受损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为增加自己的利益进行政治活动②。所以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赞成政府增加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比企图减少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也有效得多。如果美国学者的分析能够成立，或者这样的分析能够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话，哪怕直接选举发展到中央一级政权都是不行的，农民是永远没有希望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的。看一看那些诉说在政治上只要有民主选举就万事大吉的瞎话，看一看那些在经济上鼓吹“拉动内需”和考核政绩的理论，哪一个不是在客观上为“政绩工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寻租”提供合法性辩护呢？在民主之类的美妙旗号下说话和做文章，显然就具有了道义高度，研究者可以方便地把对真问题的艰难探索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来进行低投入、高产出的学术成果制造过程，满足自身的职业利益需要。
总体来说，许多研究者寻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根本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设想是真诚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由于无视农民和农业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所具有的结构性质，试图通过简单的程序或者制度调整得到普遍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研究者在完成叙述时，常常要依赖“特异”案例，多数是走上了与中央电视台“富民新闻”差不多的路子。
这种“撞击—反应”式的研究视野迫切需要反省，这种注重单个问题或者仅就问题本身展开“近距离”设想的研究不仅丧失了适当的前瞻性，而且也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批判视野。例如过分强调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在关注农民负担问题时就建议把政府撤销，在看到了单个农户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时就指望政府出面进行组织，结果得出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这提醒学者们要确立完整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上走出过去的局限。
三、研究视野上的自我屏蔽
自汉代起，中国南方农村有了水车这种灌溉方式。吱吱呀呀踩水车是春天里的一种轻松愉快的集体劳动。图为江苏兴化的农村妇女边灌田，边放声高歌。（任镇北摄，1963年）
最重要的视野屏蔽，是完全不看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拒绝考虑制度成本，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嗜好去设计乡村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体系。而研究者的自我屏蔽，在制度之外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后“农业增产”的原因分析上。主流学界的言说，实际上与“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逻辑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只突出劳动者的意志和行为影响，完全漠视制约农业生产的各种限制条件。
（一）农业生产的特点与理论视野的屏蔽
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粮食增产过程，主流舆论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先是说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抑制农民的积极性而影响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因为这个解释的理论高度也不够，高层官员不甚满意。后来林毅夫先生用“退出权”和“监督成本”去解释生产队内的劳动低效率。这两个阶段解释农业产出理论，都满足于把农业好转说成是“政策英明”的结果，以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由于政策只能是作用于有意识的人，因此在这个言说背后，逻辑上就隐含着一个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着“劳动投入不足”的假设，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增强农民的劳动投入意愿，这一逻辑明显与中国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精耕细作方式很早就得到普及的现实完全对立。
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受命领导一个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温铁军等人，希望通过实证分析以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的是生产队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林毅夫也始终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先期提出的假说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念，成为一个学界共识。这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间不小心漏出来了一点：“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③
生产队没有效率，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在通常的舆论中间，就把监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推断为必然没有积极性，结果简化为劳动投入不足。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始终拒绝对农业的各种要素投入做具体分析，把土地、资源（如化肥、农药等）、技术和耕作制度等的变化，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把特定时期的农业增产完全说成是制度原因，结果形成一种农业上的“单一政策”主张——只考虑农民的收入与劳动投入对应的激励关系，完全拒绝考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今年出台的取消“农业税”政策，以及对粮食种植进行补贴的政策，都是继续沿着这个“单一政策”思路展开的。
典型耕作程序分析表明，这个“单一政策”实际上没有效果，最近二十多年来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并没有跟着农业增产过程而增加，反而急剧减少。
笔者是农民出身，既在生产队的田里干过农活，也种过责任田。笔者的老家是水稻产区，稻谷在当地占农作物收获量的80%以上，兹以水稻种植为例来比较分田前后的作业程序变化。在生产队时代，早稻插秧之前，水田要“过两遍犁”（一遍犁包括犁、耙、耖三道作业程序），今天插早稻秧只“过一遍犁”；在生产队时代，秧田除草以人工薅田（一般每季水稻需要进行3—4次）方式进行，今天的农民已经大量使用除草剂；在生产队时代，水稻需要进行中耕晒田，即在秧苗完成分蘖之后，在田间开沟放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蘖和促进水稻根系发育，今天已经普遍省略了这一程序；在生产队时代，插晚稻之前，至少要“过一遍犁”，现在农民普遍只使用“辗辊”把早稻的蔸子压下去就插秧。平均而言，在生产队时代，种双季稻每年需要在每亩水田上投入70—80个“有效工作日”（当时许多“平工”的实际工时效率不高，如果考虑无效工时，则每亩工日当时在120—150个左右），今天每亩水田投入的有效工作日不足40个，农民在单位面积的水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几乎下降了一半。农民自己决定的劳动投入，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边际产出支持的。看来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是有道理的，农民只有在劳动投入增加的边际产出大于“负效用”时才会增加劳动投入。比如每增加投入一个工作日，水稻产量增加要在5公斤以上（按照去年的价格，价值人民币4元），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农民则放弃增加劳动投入。今天的农业产量增加，完全依靠增加化肥的投入增加，从分田开始，当时每亩水田单季施用的碳酸氢氨（一种氮肥）平均在30斤左右，今天已经需要120斤。相比较而言，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少而且对土壤的副作用也小，今天单纯施用氮肥已经难以取得好的增产效果，农民开始大量使用钾肥和磷肥，这两种化肥对土壤的副作用要大得多，特别是过磷酸钙极其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在生产队时代每年都要进行部分的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作业，今天已经完全停止。在生产队时代普遍种植紫云英（一种绿肥），今天基本上看不到再有人继续种植了。当时对堰塘定期（一般是隔几年）就要进行清淤（淤泥还可以作为农家肥使用），今天也完全停止了，去年和前年的大旱在笔者的老家带来的灾情极为严重，就是因为堰塘严重淤积（分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清淤）失去储备水源的容积，而且大型水利工程和远距离输水渠道也年久失修共同造成的。由于农民现在既不进行中耕晒田，冬天又在田里蓄水，土壤全年都浸没在水下，以至于许多农田水利专家担心这会带来土壤潜育化（即发生沼泽化过程）。
今天每亩投入的年劳动日数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减少，大致上可以认为进一步追加劳动日投入所取得的净收益，抵不上农民从增加劳动中间感受到的“负效用”，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将自动选择停止投入，这个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水平，应看作农民自愿选择的均衡点。过去二十年的粮食增产，与劳动投入变化的关系不大，而与化肥投入增加的关系则十分明显，1984年比1978年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了96%，1998年比1978年增产2亿吨，化肥施用量却增加了362%。④
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曾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在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方面，需要在短期内（例如冬季休耕或者季节性的休耕时期）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日，土地平整还常常要涉及到相邻地块之间的占压问题，今天的单个农户之间，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利益协调和劳动力动员问题，在分田之后几乎所有形式的中低产田改造工作都已经停止。农田水利建设不仅新建工作停止了，而且维护工作也难以落实，水利失修非常严重。事实告诉我们，单个农户无法大量投入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需要依托一个集体组织。今天化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再对农业和粮食问题掉以轻心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忽视进行土地改良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条件，忽视农民选择的劳动投入均衡点，实际上是希望在简单的“收益激励劳动投入”公式下，由农民主动选择无限制地投入劳动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拒绝考虑国家对农民提供适当的帮助和保护。
学术很难中立化，也很难避免去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似乎不必对此苛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再存在，理应进行全面反省，需要真正的“科学态度”去充分认识现实，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二）乡村管理与农业技术服务的实现方式与成本考察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是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剩余有限，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很多，这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如果基层政权不是生产性的组织，着眼于有效利用农民的大量空闲时间，肯定是难以增加农民福利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机构显然以“小”为好，运行成本以低为好。
今天的乡镇政权体制，通过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废弃而建立起来，在组织结构上是体现西方现代管理信念的“科层制”模式，政府各个机构按照“分权”与“监督制衡”的要求叠床架屋地设置起来，结果带来了官员数量的急剧膨胀。人民公社只有几个专职干部，设立乡政府的时候机构定编却有30多人，结果是乡镇政权在取消了生产指挥职能的情况下，人员急剧膨胀增长300%以上。
农业技术服务职能，原来是由人民公社内部的“八大员”（如农技员、机械员、植保员等）承担的，改革后也根据市场化信念的需要，各自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就是通称的“七站八所”，这些机构为了能够覆盖农村的广大区域，也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为了降低自身的市场经营成本和风险，这些机构也往往紧密结合地方政权的收费体系，向农民收取固定的费用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结果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其他吃皇粮的官员一样，也参与榨取和瓜分农民的有限剩余。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技术服务只面对生产队，因此服务对象数量只有“分田后”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服务实施过程中间，技术人员不需要考虑合同管理和资金结算，生产队也大多不会对公社违约，服务提供的一方也不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因此服务成本当然就非常低。当前，迫切需要从服务农业和农民的起点出发，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着眼，去考虑服务市场化的“高成本困境”，并检讨改革设计背后那些“不容置疑”的西方式现代化信条。
换言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撤销人民公社之后，其结果是按照现代化信念，给中国的剩余非常有限的农民，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一个高成本的市场服务体系。结果是在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的同时，服务和管理的效果却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持续恶化。
由于研究者自身特有的“现代化眼光”的局限，在问题重重的“改革措施”运行了二十多年后，即使恶果已经昭昭在目，但学界的反省和检讨却迟迟没有进行，因为管理科层制和服务市场化是作为西方现代化信条的两大支柱而存在的，因此成为“免于怀疑”的对象。而温铁军先生的务实研究则指出：中国剩余很少的个逍∨┦俏薹ㄖС畔执母叱杀局贫饶Ｊ降摹Ｕ庵智泻现泄┐迨导实娜鲜叮蛭恢С治鞣绞较执盘酰谘Ы绯て诘貌坏接τ械闹厥印?
因为完全拒绝考虑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实现方式，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合作能力完全不作分析，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提取与农民负担这一对立上面，研究者很容易地就作出了“取消乡镇政权”的政策建议，而完全不考虑农业发展是否需要政府参与，他们从不肯反省“科层制的现代政府模式”开始，现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无政府主张。至于农民之间是否需要进行合作，农村可行的合作组织将如何成立，服务和管理应该设置在什么层级，研究者几乎不予考虑。
剩余很少的小农无法承担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也从来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农民经济组织。而且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单位内，不仅无法支付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学习成本，连传统耕作技术都不能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顺利进行传递了，因而普遍发生了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许多人喜欢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美国也都是私人家庭农场，没有什么合作组织。恐怕不是农民不愿意合作，而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成本无法解决。在乡村组织的管理中间，由于农民剩余很少，很难通过成果分配差异建立起“金字塔”去引导人们的行动方向，从而使得最有效的管理手段——“物质刺激”难以实施；“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村不发达，乡村舆论相对自主，可以作为对管理者的监督措施起作用，但是难以针对被管理者。因为有这两大困难，农民的组织恐怕就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赋权”和外来的管理权威。农民的合作组织，古今中外都是例外，人民公社时代的普遍组织化，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解决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来源问题；也同样是依靠外部强大的舆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是压制了农村内部难以为管理者所控制的“自主舆论”，结果是在不使用成果分配作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情况下，免除了农村基层管理中间难以解决的管理难题。
从农民在政治和市场上的弱势地位着眼，许多人都认识到农民需要组织起来，组织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要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去寻求合作努力的机会和空间。与民主的信念相联系，多数人总是顽强地寻找农民自组织的路径，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历史，对照看一看西方国家的情形，就知道这种自组织的指望不大。目前在农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已经对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宏观上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但是失去了生产队这样的生产性合作组织作为依托，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村干部，都已经难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了。这个课题是不能回避的，迫切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
四、寻找低成本管理与低成本服务的实现路径
导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起成长起来的，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现代社会利益分配关系的复杂化，也使得利益分配范围急剧扩大和分配规则相对隐蔽，因此就带来“信息不对称”的极度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难以把握自身命运，连理解自身处境都发生困难，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社会科学的帮助，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主流舆论和学术主导作用上升的原因。乡下人的“不明白”的地方远远少于城里人，农民通常居住在贺雪峰教授所称的“半熟人社会”⑤里面，“信息不对称”没有多少现实基础，因此不存在为少数人所主导的“社会科学”，群众舆论是基于“自主认识”的，基本上不受乡村精英的控制，这样乡村舆论就不能成为一种乡村精英用以整合多数人的手段，反过来群众主导的舆论对乡村精英却具有反向监督作用。
乡村社会居民相对稳定、长期相处的特点，使得舆论的调节作用很大，农民多重视舆论评价和自己的长期形象，对舆论反应敏感并借以进行相互规制和自我调节，个人行为以“自律”为主；只有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面，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主要依靠契约和法律调节，人们的行为调节才转而以“他律”为主，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一个重大区别，适应城市特点的各种管理方式，多借助强制实施手段执行，成本很高。乡村社会相对有效的自主舆论作用，可以作为对干部的反向监督资源和激励因素，在这里可以找到建设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契机。
否定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重大理由之一就是管理上存在各种问题，由此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也不理想，这当然是事实。然而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干部和群众不再在生产和分配中间出现摩擦，但是体现在农民负担和乡村债务背后的干群关系紧张，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干群关系反而更加困难。看来群众监督干部的难题，并没有因为实现“分田”而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最终难以根本解决生产队管理给农民带来的不快和问题，那么就要把这个作为合作组织的成本来加以考虑；首先在与非合作方式带来的代价进行比较之后，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同时也要与合作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看是不是可以部分抵消对合作成本的排斥。
合作有什么价值？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部分机械去替代最繁重的劳动，生产队比单个农户的规模要大几十倍，对于个体农户难以承受一些常见的风险，如役畜死亡、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等，是具有天然抵御能力的，扩大基本生产单位本身，就能够自然提高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这两者是无法以物质福利做数据统计的，但是农民并非不需要，它们是最现实的“非物质福利”。合作组织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学习成本，对推动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如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条件的；高扬程取水抗旱和机械脱粒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现了机械化，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在资源消耗方面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也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大规模的生产队存在，能够带来对工业机械的需求，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享受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能够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有意义的物质和技术传递关系，避免城乡“断裂”现象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集体经济时代管理方面的重大教训就是：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毫无意义地要农民长年累月下田，最后增加的劳动投入实际上不可能导致产出增长，结果是农民干活窝工，不仅积极性丧失，而且导致农民对集体管理感到难以忍受。需要考虑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依托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和体育活动，让农民在生产之外能够实践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把增进非物质福利作为努力方向，去寻求人生意义的支点。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即使物质福利方面有进步，也要考虑这一方面的损失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同等收入实现的城市生活质量将远远不如农村。
从古至今，管理手段主要局限于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三种方式，而根据毛泽东的总结，这三种管理手段可以归结为“物质刺激”和“精神激励”两种方式⑥。物质刺激手段的作用机理是，利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在剩余分配上根据需要去制造等级差别，借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而精神激励方式则充分利用人们对舆论评价的感受。注意管理手段的选择，就要充分注意在乡村社会“剩余很少”和“舆论作用很大”的现实，哪一种模式才是合适的。
在剩余很少的农村社会，人为设定剩余分配的等级阶梯去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样一种管理手段在使用上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在此情况下，合作组织的管理工作就更加繁杂和琐碎，这意味着乡村精英要在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承担繁重的管理事务。要乡村精英在管理岗位上发挥作用，就需要考虑如何发挥乡村舆论有效的反向监督或者激励作用，这是寻求合作组织内部干群关系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探求反向舆论作用的条件。
从毛泽东时代合作组织的经验看，精神激励作为对乡村精英的激励因素发挥作用，需要抑制干部、公共服务人员和农民之间个人身份与地位方面的分化。在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享受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每个劳动日是由所在生产队记10个分工，老师在放假期间还要与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中间的一员，大小队干部根本不脱产，公社干部和技术员多数人是半脱产性质的，只有少数公社干部是拿工资的全职干部，这个时候是存在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身份，就没有社会地位与身份分化带来的鸿沟，农民对他们的评价和友善态度对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受到乡村舆论评价的激励，真正的物质激励作用是几乎没有的。今天的干部和教师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与农民中间具有明显的阶层地位分化，只要有可能，他们连找对象都要避开在农村的“职业”农民，做房子往往要到县城边上去找地方，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民的评价，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重了。这个时候，乡村舆论的激励作用即使还存在也非常有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空前突出，真正的服务意识反而淡漠了，服务的素质和对农民的服务态度都相应成问题了。
从正面讲，精神激励可以作为一种对精英的激励因素起作用，从反面讲舆论也要能够形成有力的监督。今天的干部、老师、医生对农民的态度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会身份方面的分化弱化了由农民掌握的舆论激励因素，多数人对精英最有效的反向管理手段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因。这使得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之外，干部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结果推动了基层政权向利益主体方向发展。看来让农民自己当干部，农民自己当老师，消弭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分化，是反向监督与激励生效的前提，是乡村舆论发挥制约作用的关键。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干群关系向良性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成功经验的背后，就是要有意地防范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身份分化，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毛泽东时代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在社会管理中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低成本监督模式，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尤其适应乡村社会的舆论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要解决对干部的反向监督问题，仅仅给群众一张选票是没有用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管理与监督中间去，在实现监督的方法上面，群众对掌握法律和经济管理手段都有现实的困难，舆论作用确实是最方便最有效的。
而法律作为一种高成本的消极监督方式，对具有力量对比优势和信息优势的群体（如干部），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世界各国在立法实践中间，都逐步确立了一些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歧视”措施，去限制和抵消强势群体的优势地位，普遍规定了诸如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而且法律这样的高成本制度也很难在乡村生效。研究“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却完全漠视乡村社会的特点，试图在剩余很少的乡村社会引进一种高成本制度，在实际中的执行结果都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二十年基层干部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和对农民的过度提取之所以可行，就是失去了乡村社会最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而监督失败首先是从制造身份分化开始的。
五、去掉“理所当然”的前提才能更好地兼容现实
我们分析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服从农民数量难以大幅度减少，而同时流入农村的资源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限制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探求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
笔者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将更可能引发官员不对下负责，滥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也要比“自下而上赋权”方式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的分析前提是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问题的障碍，在组织起来之后的内部管理上，也难以利用“物质刺激”和基于舆论控制的“精神激励”手段，换言之，就是农民合作自己无法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手段运用问题。因此外生型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作为研究者，要刻意回避符合某种书本标准或者西方标准的“好制度”的诱惑，而是要面对现实去寻找一种适应中国农村特点、并且能够确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模式。
笔者关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一点设想，实际上也是复活了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是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所作出的艰难探索里程的反省与思考，是总结了公社时代给农民提供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经验——抑制身份分化发挥乡村舆论的激励与反向监督作用；也根据自己的感受，注意了当时农民最为不满的僵化管理模式—— 一年到头都要下田，所以突出了农闲时间开展文体活动的设想。同时我的设想，都是基于农村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中国农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其满足方式就必然要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寻找解决路径，因此农民就不可能照搬以高资源消耗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方案。
人世间没有多少新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选择合作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担负管理责任，其他的选择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是大规模的私营农场，我认为私营农场不可行，一盘散沙不可取，剩下的选择无论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都恐怕和庄园有些类似之处，毕竟是一个在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组织。
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还有没有“非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今天单个农户确实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中国是2.14亿个农户耕种不到1.3亿公顷土地，如果通过土地私有化方式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即使考虑户均3公顷的低水平土地集中，需要排斥的农民就高达3/4以上，离开土地的农民数量太大而且没有出路，即使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仅仅考虑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这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合作生产模式，实际上是要恢复生产队，搞“社会主义复辟”。
在社会现实中间，竞争也是以群体竞争方式存在的，竞争主要是在组织和机构内部实现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对外竞争的，在竞争群体内部发挥组织作用的因素只有两种：要么是权力，要么是资本。我们看到的工商业组织都是资本主导的，今天“国企”和“私企”的区别只是资本来源不同，在运作方面都是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需要；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总是权力主导，运作资源来自某种形式的“税收”，舍此之外，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现实社会里早已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了，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叙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府背后起作用的是政治权力，而在社会和和所谓市场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这些叙述都是拿“权力”和“资本”的特点作对比。
资本进入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以农村教育为例，资本进入大概能够解决5%到10%的乡村富人的需要，此外大量的农民是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资本肯定是不屑一顾，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去完成这个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勉强算是回答了“社会在哪里”的问题。而且在权力与资本的管理权威来源上，资本服从“所有权排他性规则”，只能是“私器”，而权力从性质上来说是“公器”，权力当然也会蜕化演变成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尽人皆知的。
自从人世间设置了国家机器，出现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一直存在被少数人垄断用以牟取私利的可能，正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社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世间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和话语权总是为精英阶层所掌握，也总是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而因此确立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也决定了多数人在精英阶层面前的弱势地位，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悬殊使得“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为可能。但是相比较而言，权力监督还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性质上决定了权力是“公器”，不涉及资本财产权和知识精英话语权的“自由原则”。只要考察一下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对程序民主迷信的人，要远远多于迷信“均贫富”的人士，民主之所以可以成为迷信的对象，其基础还是在于这样一个认识：权力就是公器而资本不是公器。问题总是出在权力使用方向上，而且权力的监督也确实有困难，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最近二十年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因此就试图避开权力去解决问题，那是比较幼稚的想法。许多人坚定不移地宣称要为多数人利益说话，却一方面要求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权力）退出，一方面要求市场和社会（实际上是资本）跟进，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傻子，那就肯定是骗子。
注释：
{1}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三农中国”网站（www.snzg.net）。
{2}蒋自强主编：《当代西方阶级学说流派》，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58页。
{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277－2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