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 文章考察了浙江义乌后乐村建国50年来的非农经济变迁，透视了其非农化的村落特点：（1）以个私经济为主体的村落非农经济产权结构；（2）以商业经济为中心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格局；（3）内源性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过程；（4）开放式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村落经济结构的现代性变迁一些理论思考。


　　[关键词] 非农化 村落 特点 现代化

　　世界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非农化过程。从宏观上分析，一个社会的非农化过程大致分两个层面：（1）由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非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即人们习惯所称的“工业化”；（2）由以乡村为主的社区结构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区结构，即平常所说的“城市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非农化过程。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所选择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也不一样。

　　中国的非农化是在特殊的基点和背景下发展的，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城市发展工业的同时，实现农村非农化，即发展农村非农经济和小城镇。面对独特而复杂的中国农村非农化变迁史，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学者们较普遍地认同，农村非农化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过，在中国农村非农化、现代化研究中，“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外生现代化定位成为研究者的主导性取向和话语霸权。他们认为，中国农村非农化、现代化并非内源性的，而是外力驱动的结果。它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改革。比如：陆学艺指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是中国政府从1983年推行的家庭承包制，依次经历了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等阶段。[1]

　　黄宗智则根据其对长江三角洲乡村发展的研究，指出改革以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始于改革的“反过密化”（即农业劳动力向以集体所有为特征的乡村工业和新副业的转移）才真正推动中国农村实现了发展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变迁。而且在他看来，中国乡村发展的关键来自于乡村集体工业。“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它使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 [2]

　　本文旨在用个案研究重新探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变迁与现代性发展问题。我们认为，村落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非农化实践总是在特定的村落场域发生的。而中国幅员辽阔，分散在各地农村的不同村落所处的具体环境千差万别。受复杂的环境因素影响，各村落的非农化进程、水平和方式等势必会有所不同，显现出各自的村落特色。因此，本文选择村落作为考察单位，试图以浙江省义乌市后乐村为例，通过对一个村落建国以来非农经济变迁及其特点的透析，对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做一项个案研究。

　　一、村落非农经济的变迁过程

　　后乐村是浙江省义乌市东部的一个行政村。建国以来，行政上一直属义乌市廿三里镇（或公社）管辖，离廿三里镇约1公里。后乐村的村域范围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从人民公社时期起，该村一直由后乐、张店、骆宅3个自然村组成。当时，属义乌县义东区廿三里人民公社管辖，称后乐大队。1982年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由此逐渐形成了农村基层的“乡政村治”格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相应改制为乡（镇）、村、村民小组。据2000年统计，后乐村共有266户，801人，耕地447亩。

　　后乐村始建于何时，已难以清楚考证。据传说，是“先有前乐，后有后乐。”相传，前乐村由现后乐村陈姓先祖陈嘉茂始建于清朝雍正年间，约于清朝同治年间毁于战乱。前乐村毁灭后，当初派居在村落东缘大樟树下的陈姓后裔勤俭持家，重建家园，改称后乐。

　　历史上的后乐村，长期处于人多地少的状态。1951年土地改革时，后乐村的人均耕地就不到1亩。而且缺乏发展大规模渔业、林业和牧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由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资源条件所决定，村民们尽管长年累月地在土地上艰辛劳作，但还是无法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故后乐村民很早就有利用农闲从事家庭副业以维持生计的传统。其中，尤其以妇女编织和出售草鞋、男子鸡毛换糖而闻名。①它们成为具有村落特色的传统副业，建国后顺理成章地为村民所沿袭。

　　传统的村落副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兴衰。其中的草鞋编织业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兴盛，成为后乐人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经济亮点，后乐也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草鞋村”。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到70年代后，农村中穿用草鞋者日渐减少，草鞋业因市场萎缩而风光不再，逐渐衰落并成为后乐人记忆中的一段历史。而鸡毛换糖这一流动商业营生，则在社会的发展中与时俱进，不断地顺应时代要求转换经营的形式和内容以求得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有利的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下，后乐人充分利用长期经商中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经验，纷纷转向小商品经营，由此形成了村民们所说的“八十年代经商”的局面。在经商中率先致富的部分村民，在政府的引导下于90年代开始“引商转工”，创办工业企业，生产小商品市场所需的小商品，因此出现了“九十年代办厂”的热潮。不少村民一边在村办企业生产小商品，一边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设摊销售小商品。多数情况是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摊位获得订单，再由办在村里的企业加工生产，由此形成了“前店（摊）后厂”的独特经营模式和工商并举的村落经济格局，促进了村落非农经济的新飞跃。

　　总之，建国以来，后乐的村落非农经济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50年代末，村落非农经济主要是沿袭传统副业，男子鸡毛换糖、妇女编织和销售草鞋；（2）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特殊的政策环境下，传统副业艰难发展，鸡毛换糖业逐渐实现转换，部分村民开始从鸡毛换糖转向做小商品买卖；（3）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小商品经营业迅速崛起，成为村落经济的主导产业，从而形成了以商业为主体的村落经济结构；（4）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工商业并举，村落非农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现今，后乐村的经济主要以个私工商业为主，由于其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的特殊性，目前尚无较准确的诸如全村年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商业营业额、人均年收入等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之类的统计数据，但到过该村的人都不会怀疑后乐已经率先完成了农村和农民的非农化，实现了结构转换。

　　二、村落非农经济变迁的特点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明显，特别是处在这方土地上的数十万个村庄更是丰富多彩，致使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呈现出眼花缭乱的景象。相对于全国大多数村庄而言，后乐村在非农化方面先行了一步，而且在其50多年来的非农经济变迁过程中显示了丰富的村落特色。

　　1、以个私经济为主体的村落非农经济产权结构

　　建国以来的50年，产权制度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在1950—2000年的50年里，农村经济的变迁最大和最多的也要数产权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前30年中，农村经济的生产关系经历了多次以集体所有制为取向的改造和调整，但结果还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3]

　　后乐的村落经济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运行的，与其他村落一样，后乐村的生产关系做了数次调整和变迁。但与绝大多数村庄不同的是，村落非农经济的产权制度始终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一直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村落中也曾经出现过村办企业之类公有非农经济，但在后乐村似乎缺乏应有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扎根和发展，犹如过眼云烟，迅速消失于村落场域。故此，几乎没有在村民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调查中，很少有人向我们提到村集体曾经举办过的企业，而对个体或私营的草鞋业、鸡毛换糖业、小商品经营业，以及私营企业等则津津乐道，就此经历过的许多往事还记忆犹新。

　　建国初期，国家实行“一化三改造”政策，村落的农业经济迅速实现了合作化和集体化，并于1958年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但村落中的草鞋编织和鸡毛换糖等传统的非农经济没有纳入集体化改造的范围，仍然沿袭传统的家庭经营制度、以副业经济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农村副业经济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冲击，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鸡毛换糖之类的小商小贩买卖活动更被视为“投机倒把”进行限制和批判。在这种艰难的政治环境下，后乐人还是凭借自己的机智和胆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从事其传统的鸡毛换糖这种个体商业经济。而且正是在这种严酷的政策环境和政治形势下，创造了令人惊奇的奇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日用工业品奇缺，正常的公有商业部门又无法满足农民对日用百货的需求，急切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向农村市场提供日用消费品。因此受到严厉打击的个体商业经济（鸡毛换糖），不仅没有萧条和消失，反而在后乐村日益兴旺。到70年代鸡毛换糖业最兴盛时，全村青壮年男劳力几乎都加入到了鸡毛换糖的行列，从事这种“投机倒把”活动在后乐村成了公开的秘密。

　　到20世纪80年代，允许农民经商政策的实施，原先鸡毛换糖的后乐村民蜂拥地进入商品市场，投身于小商品经营业。尽管这时后乐人从事的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各商品市场，但该行业在当初基本上采用个体经营形式。事实上，当时后乐人经营的小商品摊位，大多为父（母）子（女）摊、夫妻摊，尽管其交易额和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但终究还是属于利用自有劳动力从事商业经营的个体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展起来的“前店后厂”式非农经济，则是一种特殊的个体或私营经济形式。“前店”无非是工业企业前伸向市场的一个“供销科”，“后厂”则成为商业经营单位的商品供应地，它使商业与工业在家庭经济的形式中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但从产权制度来说，毫无疑问地依然属于个体或私营经济。

　　2、以商业经济为中心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格局

　　当人们谈论起农村非农化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的人甚至于把农村非农化等同于农村工业化，而置村落商业于不顾。或许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重大发展，导致了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从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或许这是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变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因此处于现代化进程初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应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工业化上。或许这是因为……

　　然而，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发展循着一条独特的历史轨迹。它不是象一些“超级村庄”那样，通过村落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型的“非农社会经济区”，[4] 而主要地通过商业的发展实现村落和村民的非农化。因此，商业经济在村落非农经济变迁中居于特别突出的地位，是村落非农经济变迁的中心。

　　自打有后乐村以来，就有鸡毛换糖这一小商贩业。这种流动交易营生在建国后被沿袭了下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成为后乐男人们经营的最主要的传统副业。在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发展过程中，草鞋编织业由于失去了产品市场而于20世纪70年代末转向衰落并最终在村落中消失。鸡毛换糖业则几乎在此同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村落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成为后乐村当年的主体经济。同时，在这一时期，鸡毛换糖这门传统的商业不仅实现了经营模式的创造性转换，而且分化出一门新的商业经济——小百货经营业，由此导致了行业的创造性转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在国家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下，70年代末的小百货经营业在80年代迅速发展为小商品批发业。在政府的主动推动下，率先致富的小商品经营者又于80年代末开始引商转工，利用商业优势开发和拓展工业优势，陆续创办了一些与小商品经营业紧密相联的小商品生产企业，最终形成了工商并举的村落经济格局。可见，鸡毛换糖——小商品（百货）经营——小商品交易兼小商品生产，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以商业为中心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主脉。

　　3、内源性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过程

　　在发展理论中，常常把现代化进程分为内源的现代化与外源的现代化。内源的现代化是指社会变迁主要由社会内部因素引起，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社会内部生成的，是一种渐进的、主动的变迁过程。相反，外源的现代化则指社会变迁主要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外在的文明冲击原有传统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变迁过程。我们说后乐的非农经济变迁表现为内源性发展，主要是指其村落非农经济的变迁是由村落内部因素引发的，是一个渐进的、主动的变迁过程，其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村落内部，发展的主体是村落内部的村民。

　　在研究建国以来的中国农村非农化进程时，人们总是会提到三次农村工业化浪潮：第一次农村工业化浪潮发生在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全国随之兴起了“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高潮，以公社或生产大队为单位大办各种小矿山、小煤窑、小机修厂、小钢铁厂、小五金厂等，建立了一大批社队企业。据统计，到1958年底，全国共有社队企业26万家，职工1800万人，产值达62亿元。第二次农村工业化浪潮发生在1970年国务院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之后。根据会议精神，各地农村纷纷兴办农机厂和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行业。据统计，1971年社队企业产值达到102亿元。第三次农村工业化浪潮出现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决议及其随后作出的一系列相关决策，为社队企业发展扫清了障碍，成为社队企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984年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5] 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和村庄的非农经济正是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发展，并自然地融进了农村工业化的浪潮。然而，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发展有所不同。从其50年来的演变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并非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也不是外部力量和外在因素引发的，而是一个内源性的发展过程。

　　首先，后乐村的非农经济最早源自村民的“饥饿”。正是迫于生计的压力，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家庭草鞋编织业和鸡毛换糖业。通过这些家庭副业的经营，特别是鸡毛换糖完成了最初的资金和经验积累，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村落非农经济的变迁。可见，村落非农经济的变迁主要是村落内部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外部因素在村落非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是通过与逐渐成熟的内部因素的结合而对村落非农经济变迁发生影响的，而不是作为内部因素的对立物出现的。

　　其次，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变迁是由村民自觉推动的。在村落非农经济演变中，村庄和村民不是作为客体而存在，而是始终作为行动的主体出现的。村落非农经济变迁是村民群众的自觉、自主的行为过程，无论是鸡毛换糖业的发展，还是小商品经营业或小商品生产企业的发展，村民都是推动发展的主体力量。

　　最后，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变迁还是对村落内部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的结果。从自然资源而言，后乐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村落。但正是自然资源的贫乏，迫使后乐人较早地走上了鸡毛换糖和编织草鞋之路，寻求农业之外的生存机会。唯此，后乐人很早就开始了非农经营的经历，并逐渐累积起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在村民中形成了敢于冒险、勇于超前、善于经商、不怕艰辛、务实节俭等人格。从一定意义上说，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开发和利用这一笔村落内部资源而实现的。

　　4、开放式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模式

　　在传统的意义上，村落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然而，后乐的非农经济虽然依存于村落社区，但并不完全封闭于村落社区，具有开放性。

　　第一，后乐的村落非农经济在其变迁过程中始终与外部市场发生广泛联系，是一个以市场为取向的发展过程。“男耕女织”似乎是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好写照。男子种田填肚子，妇女编织暖身子，一家人互助合作、自给自足。家庭手工业是与小规模的家庭农业经济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封闭性的小农经济。然而，建国以后，后乐村的非农经济都不是单纯的自足型经济，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比如：建国初后乐村沿袭传统生产和经营的两门副业就是开放式的。草鞋编织业虽然根植于村落地域，但其生产经营不只是为了满足家庭和社区的需要，而是为市场目的进行的，主要地是拿到廿三里市场上出售赚点贴补家用的零钱。它是为了外部市场在村落地域内生产。鸡毛换糖的情况有所不同，起初它是为满足村落农业生产而进行，但其经营活动却突破了村落地域范围，走出村庄与更广范围的外部世界相联系。所以，它与草鞋编织业正相反，是为了满足村落的需要，走出村外从事经营活动。

　　到后来崛起的小商品经营业，更是“买全国货，卖全国货”，其经营活动与国内大市场紧密联系。随后，小商品买卖又进一步地扩展到国际市场，与外国人做生意。一方面，后乐的经商者把小商品经营摊位摆到了缅甸；另一方面，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影响的日益扩大，引来了大批国外客商到市场进货。由此小商品经营者与国际小商品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村民们引商转工创办的小商品生产企业，主要是为义乌小商品市场提供商品，或者为小商品生产提供配套产品。它们通过小商品市场的中介与国内、国际市场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到20世纪末，后乐村的不少企业已经开始接外贸订单，做起了外国人的生意。

　　总之，后乐的非农经济是以市场为取向的，随市场的需求而不断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变迁的过程是逐步拓展市场的过程，是日益市场化的过程。

　　第二，后乐的村落非农经济的网络边界是开放的。后乐的非农经济活动的领域不再受通常意义上的地方性的限制，已经打破了原来乡村经济各自孤立的生活圈子，以村落为发展的核心向外扩展，直接参与大市场经济。它不再是一个以本村为网络边界的封闭型经济，而与村落外部的经济市场发生着众多联系。（1）后乐人办在村落地域内的企业，往往包括了大量村外来的职工，甚至村域外的经济合作伙伴。（2）村落地域内引进了一些外村、外地业主的投资，在后乐办厂经营、开店做买卖。（3）部分后乐业主也向外投资，到村外创办企业。更多见到的是到外地市场摆摊做小商品生意。

　　三、总结与讨论

　　考察建国50多年来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变迁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实质是一个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发展过程。但后乐村非农化过程的丰富特色，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新的理论问题。

　　1、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在村落中将如何表现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本质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要求就是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二或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6]

　　建国初期的后乐村，象中国其他村落一样，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家庭副业为辅的传统农业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结构。不同的无非是后乐村民沿袭传统的家庭副业具有自身独特的村域特色：男子鸡毛换糖，妇女编织和销售草鞋。形成了一个以农业为主体、草鞋编织业和鸡毛换糖业为两翼、多种行业并存的村落经济格局。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乐的村落经济逐渐实现了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向第二、三产业为主的非农经济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然而，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变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轨迹，提出了如何科学认识和理解村落经济结构的现代性变迁的问题。

　　在上个世纪，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经济结构的转变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并说明社会形态的变化，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正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本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表明人类社会已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7] 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一个具有较广地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或许有其真理性，也是目前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但是，对于象后乐村这样一个村落而言，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意义？

　　建国50多年来，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变迁表明，村落经济结构的变迁并不一定遵循理论家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并没有按“农业为主——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为主”这样的历史轨迹变迁，而是走了从以农为主到农、工、商并举，再到商业为主，最后发展到工、商并举，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这究竟是后乐的乡村经济结构变迁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乐村的非农化进程是一个现代化的例外？还是村落经济结构变迁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我们认为，后乐的非农经济变迁特点表明：村落作为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总是处在非常特殊、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在特定环境中发生的村落经济变迁的实践，主要不是理论或意识形态单方面的落实，也不是国家政策单方面实施的进程，而是村民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对此作出回应和建构的进程。所以，不能够简单地从某种理论原则或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来理解和解释社区实践和村落经济变迁。测度和评价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应当有其自身的特殊指标。

　　2、中国农村尤其是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是否具有自身的发生、发展逻辑

　　广为流行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外源论”，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缺乏内生性的现代性因素，如果没有外在的刺激不可能自发发动现代化进程。这其实是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视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应然”，简单地用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剪裁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忽视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社会和地区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但是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这就要求摆脱对中国传统农村情绪性的偏见，突破内源现代化、外源现代化等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承认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外生的相对性和同时存在，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出发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真实自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解释。

　　后乐村的村落非农经济变迁过程是检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话语霸权的代表性个案。从前面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农村社会内部也存在着本土的现代性因素，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主要是村落内部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后乐村的非农经济变迁表明，村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势必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和自下而上的特征。

　　后乐的村落非农经济变迁也不同于黄宗智在改革初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发现的“反过密化”的现象。首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和新副业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产物，也就是说，“反过密化”带动的经济发展的进程始于改革开放；而当后乐村民将眼光转向土地以外的非农行业时就已经启动了他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只是解除了抑制他们行为的枷锁。其次，黄宗智认为长江三角洲发展的关键来自于乡村集体工业和新副业，个体生产和小商业对经济现代化并不具有重要的意义。[8]但是，后乐村的发展恰恰来自于小商品的个体生产和商业经营。

　　注释

　　[1] 陆学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5期。

　　[2] 黄宗智（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238-267页。

　　[3] 参阅张军、王晓毅、王峰：《传统村庄的现代跨越》，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页。

　　[4] 参阅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1页。

　　[5] 参阅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542—548页。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9—98页。

　　[6] [7] 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9、100页。

　　[8] 黄宗智（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05-106页。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agriculturization in Villag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A case study of Houle Village in Yiw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Lu Fuying

　　(College of Law,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nto the evolu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in Houle Villag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agriculturization in villages.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1) The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s non-agricultural economic property rights with private-owned economy as its principal part. (2)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village’s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centered on commercial economy. (3)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ndogenous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village. (4)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opening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village. What’s more, the paper advanc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ies about modern evolution of village’s economy structure .

　　Key words : non-agriculturization, village, characteristic ,modernization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 邮编：321004

　　电话：0579—2283202 2068697 13867981897

　　Email:FZ6@zjnu.cn Lufuying2@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