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农民工收入与汇款研究的理论背景
在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农民工外出对于流出地的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此问题上，一直有两派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一派是所谓“现代化理论”，强调农民工、流动人口的积极意义，认为，农民工的流出是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带来农村地区的发展，可以使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信息、新观念传到农村，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 另一派是所谓“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它认为，作为核心地带的大都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的不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都市地区的发展是以对作为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的剥夺和剥削为前提的。[2] “依附论”提出了大都市与边缘卫星地带（metropolis-satellite）的观点，认为，目前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剥夺了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剩余价值或经济剩余。所谓“发达的大都市地区与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关系是层层推进的，比如，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不发达国家就成了边缘卫星地带。而在不发达国家内部，相对于该国的中心大都市地区而言，该国的农村地区则成了边缘卫星地带。弗兰克（A. G. Frank） 说：审视这种“大都市—卫星”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卫星都扮演着一种吸收其本身的卫星的资本和经济剩余，并将部分的剩余输送至都市中心的角色。[3]依附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该理论也在探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发展的关系、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关系。
笔者以为，上述两派观点在经济学理论上也表现为，均衡论与非均衡论之争。所谓“均衡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与商品是可以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这种自由流动的结果是，该国家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利润率是会逐渐趋于平衡和均等的，这种演变的结果会促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均衡地上升。也就是说，它否认在市场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谓非均衡论则认为，市场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最终带来的是“不均衡”。资本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是“极化效应”，从城市流往农村是“涓流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赫什曼认为，受到提高收益力量的驱动，劳动力与资本总是从边缘地区（农村）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区（城市），结果是强化了极化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核心区的发展。[4]所以，非均衡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极化效应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要缩小地区差距，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加强政府的干预。通过这种干预，使地区发展的步伐得到调节。
那么，中国农民工流动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农民工进城打工、汇款回家，究竟是缩小了城乡差距，推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呢，还是造成了更大的不均衡呢？中国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汇款回家乡的模式究竟与其他国家的模式一样，还是不同呢？中国外出农民工给家庭汇款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呢？针对上面所陈述的焦点问题，中国案例所证明的，究竟是更倾向于现代化理论呢，还是依附理论呢？本文试抛砖引玉，阐述一孔之见。本文提出的一些假设和验证都是建立在几次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
二、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比例高于其他国家
外出农民工给农村的家庭汇款的现象，在对其他国家农民工的研究中也常见到，[5]此种现象本身不足为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最高。在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例如，印度西北部的12个村庄，外出农民工汇款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0.1%至39%不等，平均为6.5%，印度东部农村为0%至8.4%不等，平均为1.3% ，其他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几内亚、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均如此。[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外出农民工往家乡汇款或带款的比例通常较高。比起上述国家来，比例显然是高多了。根据以上所述及的笔者组织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均可以证明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汇款的现象。首先，我们看看农民工往家乡汇款的情况。根据笔者1999年8月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数据，70.3%的农民工都给家里汇款，比例是不低的。有29.7%的外出民工没有汇款，表面看起来也占相当的比例，但是，笔者以为还应考虑到如下的情况：即，此次是在三峡库区所做的调查，被访者不少是库区移民。调查时，我们能从举止言谈中感到，出于想得到更多移民补助款的考虑，被访者往往倾向于将得到汇款数说小。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汇款的数目也是不低的。其中，汇款在2500元以上的，占到汇款总人数的36.5%，而平均每个农民工寄回带回的钱数是2576元。
同样根据笔者2000年11月在北京的调查数据，只有24.7%的农民工没有往家里汇款，而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钱。从汇款的比例看，将自己收入的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汇款比例和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均比四川数据高一些。那么，城市农民工汇款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如何呢？数据显示，得到的汇款占总收入50%以上的农民家庭，比例达46.3%，汇款占总收入80%以上的农民家庭比例仍达22.3% 。而且，这种汇款是持续性的，成为农村居民稳定的生活来源。汇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平均值约为40%。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在农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汇款和接受汇款，已成为外出农民工和农村家庭互动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农民工高比例汇款现象之分析
中国农民工高比例汇款，既有中国农民工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发挥作用的客观原因。下面先分析一下主观原因，再分析一下客观原因。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解释汇款原因的，曾有过一些理论，比如交换论。但是，在中国的场景下，如果将汇款仅仅解释为：双方平等交换的、信守合同的“契约安排”，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即使没有外出和汇款，家庭成员之间也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高比例汇款是中国农民特殊的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对于家庭关系认识的必然反映。总的来说，中国人更注重于家庭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家庭某一个成员的个体利益。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在农村，全家攒钱为一个孩子进城读书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孩子读书以后，收入并不高，并不一定能偿还当初的钱款，如果说有返还也多是感情上的，这很难用契约关系中的交换的平等性来衡量。所以，中国农民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 altruism），当然，此种利他主义仅限于家庭内部。对于农民工消费的多次调查均证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费是非常节俭的。92.6%的城市农民工，在消费上主张：“生活上越俭越好，能剩就剩，多存少花”。[7]所以，农民工将打工节省出来的钱寄回家里是很自然的事情，原因是，家庭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契约安排或核算。农民工的家庭也常常将农民工的汇款存起来，以备在外打工的孩子将来成家结婚时使用。所以，这种汇款近似于一种存款。这一点是中国家庭与西方家庭的重要差别，西方家庭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个体的权益，中国家庭则更为强调的是整体事业，个人利益受点损失没关系，只要家庭整体事业得到推进就是目的所在。中国家庭更注重的是纵向关系而不是横向关系，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母子女的纵向关系，而不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8]这样，子女汇款给父母和父母为子女出钱办喜事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高比例的汇款是中国农民家庭伦理关系的正常体现。
从客观方面看，汇款已成为今日中国农村家庭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与城市的发展相比较，农村的资金投入显得极为匮乏。在这种总体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就成为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机会。
那么，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状况如何呢？此次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收入确实大大高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根据笔者组织的北京丰台调查，外出农民工个人在城市里一年的收入比在农村时的收入平均高出8252.88元。其中，收入比在家乡时高出3000元至25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到城市农民工总体的71.8%，可见，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正是因为城乡之间有着此种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在北京调查中，当询问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原因时，在众多选项中，农民工选择最多的是：“在老家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机会挣钱”。
总之，汇款是收入转移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导致收入分配机制发生某些变化。农民工的汇款本质上是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大批资金汇往家乡，使农村急需的资金得到了补偿，其结果当然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不少调研都做出了正向的评价。那么，汇款对于贫穷与富裕地区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如何呢？这一点是“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争论的焦点。下面，笔者特提出外出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的观点，希得相与析。
四、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
按照“依附理论”的假设，外出农民工汇款的结果并不会改变贫困与富裕地区之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效应）。“核心与边缘区理论”的假设是，外出农民工的汇款，也只会是“涓流效应”，它并不会缩小区域差距。例如，里查得•H. 爱德姆斯（Richard H.Adams）对于外出农民工比例甚高的埃及开罗农村地区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对于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面效应的，因为，外出农民工多是已经富裕的农民，所以汇款的结果反而是拉大了差距。[9]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汇款是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呢？汇款是更多流向富裕家庭还是流向贫困家庭呢？北京的浙江农民工是比较多的，80年代就已经有了号称“浙江村”的浙江农民工聚集地。早期浙江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此次调查的数据却证明，与其他地区相比，浙江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反而是比较低的。倒是那些贫困地区新出来的农民工汇款比例较高。因此，随着中国外出农民工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新出来的较贫困农民工汇款积极性和汇款比例均高于已经富裕起来农民工的积极性。所以，此种心理和态度上的变化会对于缩小地区差异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对于上述假设，笔者特根据在北京丰台的调查数据，用回归方法作出四方面验证。
第一，数据显示，近来，在北京，浙江等富裕地区的农民工汇款比例低于中西部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换句话说，已经富裕地区的农民工往家中汇款的积极性，远不如那些尚未富裕地区农民工汇款的积极性高。虽然回归系数不是很高，但是，生活水平比浙江低的那些省份，汇款的比例和汇款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却都高于浙江。
第二，笔者比较了农村的不同产业结构与汇款之间的关系。笔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农民工家乡的地方财政最主要来源于什么产业，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汇款是否有影响？笔者的假设是：如果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的汇款多一些，这就好比是“雪中送炭”，显然是有利于缩小农业为主的乡村与非农业乡村的差距，反之，如果汇款更多地流入了工商业为主的乡村，那么，对于收入较低的农业村来说，就好比是“雪上加霜”，其结果就会扩大农业村与工商业村之间的差距。结果，数据证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汇款的比例，高于以工商、服务业为主的乡村。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高比例的汇款，起到了辅助贫困村庄的作用。
第三，外来工家庭不同层次的居住地点对于他们汇款行为的影响。我们知道，外来工是来自不同地区的[10]，有来自城市、也有来自农村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下，是家在农村的汇款多还是家在城市的汇款多。一般说来，在中国，经济条件从“核心地带”到“边缘地带”的排列顺序是：地级城市、县城、乡镇、村庄。如果按照“依附理论”的假设，汇款将较多地流入“核心地带”，而较少地流入“边缘地带”，然而，回归分析却证明了相反的结论，汇款与“边缘地带”是正向的回归关系，与“核心地带”是反向回归关系。数据显示，与老家在乡镇、县城或在地级城市的人相比，家住在村庄里的民工，更多地将自己的收入寄回家乡，与此相对应，农村家庭的人得到的汇款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就更高。所以，这一点证明，汇款确实可以起到将核心地带的收入转移到边缘地带去的功能，换言之，可以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
第四，从个人家庭层次上看，农民工在农村家庭收入的高低对于农民工汇款比例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农村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工，他们向家乡汇款的比例要低一些，反之，农村家庭收入低的农民工，他们向家乡汇款的比例要高一些。数据显示，外出民工在农村的家庭，越是收入高的接到汇款越少，越是收入低的，则接到汇款越多。
总之，从以上的四个层次都可以看到，汇款是倾向于流向那些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家庭，流向那些产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流入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居于内陆的而不是东南沿海的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从“核心地带”流入“边缘地带”的村庄而不是流向地级市、县城或乡镇。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工、越是贫苦的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越高呢？第二，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家庭获得了比例越是高一些的汇款呢？对于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做出回答，即，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低，所以，同样数目的汇款，当然在家庭收入的比例上会高一些。对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边际效益”在发挥作用，即，在收到同样数目的汇款后，在越是贫穷的农民家庭中，它发挥的效用会更高一些。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试提出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的假设。即，外来民工在汇款时，是要比较这样一笔钱的功效的。如果老家的家庭里已经比较富有了，寄回家去发挥的效益也是有限的，那么，农民工汇款的动力就会受到阻碍，热情就有所降低。反之，如果家里一贫如洗，家里面正在等着这笔钱糊口，弟弟妹妹还在等着这笔钱交学费，那么，农民工显然就会动力十足、热情高涨、竭尽全力、节衣缩食，剩下钱来寄回家里。当然，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其文化前提是，形成了“家庭共同体”的基本认识，如前所述，这一点是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所没有的。
五、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的负面影响
按照上述农民工的边际效益心理，似乎汇款的结果是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会由于此种心理作用而趋于缩小。同样，按照“新古典主义平衡假设”（equilibrating hypothesis），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农村穷人获得更多的新机会，这有利于降低农村内部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性。[11] 然而，当我们考察农村的贫富差距时，发现的却是差异比较大的情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的研究：“1987年以来，农村的基尼系数是在提高。其中提高最快的是西部地区，由1987年的0.1660增加到1994年的0.3162 。”[12]
笔者此次调查也证明，四川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基尼系数竟高达0.5293598。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研究，农民工表现出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而此种心理的效应是会缩小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差距的，然而，为什么最终结果贫富差距还是在扩大呢？
笔者以为，“边际效益心理”虽然可以调节外出农民工的汇款行为，但是却不能调节“外出户”与“非外出户”之间的经济鸿沟。农村贫富差距的扩大，比较突出地体现为“有外出农民工家庭”与“无外出农民工家庭”之间的差距。对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差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曾做过研究，证明：“外出就业使外出户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外出收入已成为外出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外出户的总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外出户，而且在经济相对更不发达地区，这种差距更为显著。”[13]
本次调研证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农民家庭经济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数据显示，有外出农民工家庭总收入均值为11474.58元，而无外出农民工家庭总收入均值为7475．47元；有外出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2316.53元，而无外出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是1704.36元，两者的收入差距是明显的。
上述对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分析还涉及到了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问题，即农民工的大量外出是否会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下降？本研究的数据证明，农民工外出对于农业生产还是有明显负面影响的。上面，表中的数据显示，有外出农民家庭平均所拥有的田地亩数17.98亩，比无外出农民家庭田地亩数16.4亩还要略高一些，然而，其生产的粮食1749.74斤，却明显低于无外出农民家庭的2715.52斤。
五、结束语
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的问题上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的实例所验证的结果究竟是“现代化理论”占上风，还是“依附理论”占上风呢？本文的结论似乎对于两个流派都有印证。对于中国农民工汇款特点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汇款比例高于其他国家，所以，其效果显然是更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对于汇款原因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的特殊家庭关系，使得外出打工的农民与家乡的资金流通渠道可以长期保持高流量。对于影响汇款因素的回归分析、对于农民工的心理效应与汇款的变化的分析，印证了，由于“边际效益心理”发生作用，外出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是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贫穷与富裕地区之间和贫富农户之间的差距的。然而，在负面影响一节，又证明，由于有外出农民工户与无外出农民工户之间差距的扩大，又使得区域之间的差距、群体之间的差距拉大，以及外出对于原有农业生产的损伤，似乎“依附理论”又是占上风的。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复杂性在于，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与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存在。如果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占上风，那么，农民工进城打工、汇款回家就会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反之，如果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占上风，那么，农民工进城、劳力丧失就不利于农村发展。在这里政策的调节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个案也证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不是哪一个单独的理论流派可以涵盖得了的。每个理论流派只是对于社会现象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做出解释，换一种角度则常常会发现相反的状况。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只是部分地合理，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分析常常需要同时应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于社会现象的总体认识需要多种理论视角的综合。[14]
当然，本文仅仅是从外出农民工给家庭的汇款一个角度来分析，分析它对于民工流动、对于农村的影响，而实际上发挥影响作用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技术、信息、文化、生活方式、新观念等等。所以，要想判断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论，何者占上风，还需要综合考虑这众多的因素。[15]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原文约20000字。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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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hlburg, Dennis A. 1996, “Remittance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ong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5: 391-400.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rish, William-L. 1973, “Internal Mi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European Case.” 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 21: 591-609.
[2] Frank，A. G. 1985，《低度发展的发展：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160页。
Santos，T. Dos 1985，《依赖结构的分析》，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170-172页。
[3] Frank，A. G. 1985，《低度发展的发展：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160页。
[4] 周起业等，1989，《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7页。
[5] Ahlburg, Dennis A. 1996, “Remittance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ong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5: 391-400.
[6] 周红云，1996，《贫穷国家人口迁移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载《国外社会学》第3期。
康内尔，T. 1976，《来自农村地区的流民：村庄研究之证据》，伦敦：牛津出版社，第96页。
[7] 冯桂林、李淋，1996年6月，《我国当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第13页。
[8]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41页。
[9] Adams, Richard H. 1989,“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45-71.
[10] 虽然大多数外来工的家庭是在村庄里，但是，来自县城、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的农民工也占相当的比例，有些人是在这些地方长期定居，也有些人只是暂时居住。
[11] 周红云，1996，《贫穷国家人口迁移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国外社会学》第3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1996年6月，《转轨变型期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劳动者收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第12-13页。
[13]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996年6月，《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外出者与输出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第44页。
[14] Crenshaw, Edward & Ameen, Ansari 1994,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cross National Populations: Testing Multiple Paradigms.”Social-Science-Research 23: 1-22.
[15] 本文参考的其他文献有：
冯仕政，1996，《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国外社会学》第3期。
洪大用，1996，《关于家庭与农民迁移进城之关系的研究》，《国外社会学》第3期。
Kandil, M. & Metwally, M. F.1990,“The Impact of Migrants' Remittances on the Egyptian Economy.”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8: 159-180.
Poirine,-Bernard 1997, “A Theory of Remittances as an Implicit Family Loan Arrangement.”World Development, 25: 589-611.
Stark, Oded & Lucas, Robert E. B. 198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 465-481.
在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农民工外出对于流出地的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此问题上，一直有两派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一派是所谓“现代化理论”，强调农民工、流动人口的积极意义，认为，农民工的流出是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带来农村地区的发展，可以使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信息、新观念传到农村，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 另一派是所谓“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它认为，作为核心地带的大都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的不发展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都市地区的发展是以对作为边缘地带的农村地区的剥夺和剥削为前提的。[2] “依附论”提出了大都市与边缘卫星地带（metropolis-satellite）的观点，认为，目前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剥夺了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剩余价值或经济剩余。所谓“发达的大都市地区与不发达的边缘卫星地带”的关系是层层推进的，比如，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不发达国家就成了边缘卫星地带。而在不发达国家内部，相对于该国的中心大都市地区而言，该国的农村地区则成了边缘卫星地带。弗兰克（A. G. Frank） 说：审视这种“大都市—卫星”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卫星都扮演着一种吸收其本身的卫星的资本和经济剩余，并将部分的剩余输送至都市中心的角色。[3]依附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该理论也在探讨一国之内不同区域发展的关系、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关系。
笔者以为，上述两派观点在经济学理论上也表现为，均衡论与非均衡论之争。所谓“均衡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与商品是可以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这种自由流动的结果是，该国家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利润率是会逐渐趋于平衡和均等的，这种演变的结果会促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均衡地上升。也就是说，它否认在市场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谓非均衡论则认为，市场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最终带来的是“不均衡”。资本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是“极化效应”，从城市流往农村是“涓流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赫什曼认为，受到提高收益力量的驱动，劳动力与资本总是从边缘地区（农村）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区（城市），结果是强化了极化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核心区的发展。[4]所以，非均衡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极化效应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要缩小地区差距，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加强政府的干预。通过这种干预，使地区发展的步伐得到调节。
那么，中国农民工流动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农民工进城打工、汇款回家，究竟是缩小了城乡差距，推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呢，还是造成了更大的不均衡呢？中国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汇款回家乡的模式究竟与其他国家的模式一样，还是不同呢？中国外出农民工给家庭汇款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呢？针对上面所陈述的焦点问题，中国案例所证明的，究竟是更倾向于现代化理论呢，还是依附理论呢？本文试抛砖引玉，阐述一孔之见。本文提出的一些假设和验证都是建立在几次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
二、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比例高于其他国家
外出农民工给农村的家庭汇款的现象，在对其他国家农民工的研究中也常见到，[5]此种现象本身不足为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最高。在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一般是很低的。例如，印度西北部的12个村庄，外出农民工汇款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0.1%至39%不等，平均为6.5%，印度东部农村为0%至8.4%不等，平均为1.3% ，其他的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几内亚、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均如此。[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外出农民工往家乡汇款或带款的比例通常较高。比起上述国家来，比例显然是高多了。根据以上所述及的笔者组织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均可以证明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汇款的现象。首先，我们看看农民工往家乡汇款的情况。根据笔者1999年8月在四川农村的调查数据，70.3%的农民工都给家里汇款，比例是不低的。有29.7%的外出民工没有汇款，表面看起来也占相当的比例，但是，笔者以为还应考虑到如下的情况：即，此次是在三峡库区所做的调查，被访者不少是库区移民。调查时，我们能从举止言谈中感到，出于想得到更多移民补助款的考虑，被访者往往倾向于将得到汇款数说小。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汇款的数目也是不低的。其中，汇款在2500元以上的，占到汇款总人数的36.5%，而平均每个农民工寄回带回的钱数是2576元。
同样根据笔者2000年11月在北京的调查数据，只有24.7%的农民工没有往家里汇款，而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钱。从汇款的比例看，将自己收入的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汇款比例和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均比四川数据高一些。那么，城市农民工汇款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如何呢？数据显示，得到的汇款占总收入50%以上的农民家庭，比例达46.3%，汇款占总收入80%以上的农民家庭比例仍达22.3% 。而且，这种汇款是持续性的，成为农村居民稳定的生活来源。汇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平均值约为40%。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在农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汇款和接受汇款，已成为外出农民工和农村家庭互动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农民工高比例汇款现象之分析
中国农民工高比例汇款，既有中国农民工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发挥作用的客观原因。下面先分析一下主观原因，再分析一下客观原因。
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解释汇款原因的，曾有过一些理论，比如交换论。但是，在中国的场景下，如果将汇款仅仅解释为：双方平等交换的、信守合同的“契约安排”，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即使没有外出和汇款，家庭成员之间也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高比例汇款是中国农民特殊的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对于家庭关系认识的必然反映。总的来说，中国人更注重于家庭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家庭某一个成员的个体利益。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在农村，全家攒钱为一个孩子进城读书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孩子读书以后，收入并不高，并不一定能偿还当初的钱款，如果说有返还也多是感情上的，这很难用契约关系中的交换的平等性来衡量。所以，中国农民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 altruism），当然，此种利他主义仅限于家庭内部。对于农民工消费的多次调查均证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费是非常节俭的。92.6%的城市农民工，在消费上主张：“生活上越俭越好，能剩就剩，多存少花”。[7]所以，农民工将打工节省出来的钱寄回家里是很自然的事情，原因是，家庭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契约安排或核算。农民工的家庭也常常将农民工的汇款存起来，以备在外打工的孩子将来成家结婚时使用。所以，这种汇款近似于一种存款。这一点是中国家庭与西方家庭的重要差别，西方家庭重视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个体的权益，中国家庭则更为强调的是整体事业，个人利益受点损失没关系，只要家庭整体事业得到推进就是目的所在。中国家庭更注重的是纵向关系而不是横向关系，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父母子女的纵向关系，而不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8]这样，子女汇款给父母和父母为子女出钱办喜事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高比例的汇款是中国农民家庭伦理关系的正常体现。
从客观方面看，汇款已成为今日中国农村家庭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与城市的发展相比较，农村的资金投入显得极为匮乏。在这种总体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就成为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机会。
那么，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状况如何呢？此次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收入确实大大高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根据笔者组织的北京丰台调查，外出农民工个人在城市里一年的收入比在农村时的收入平均高出8252.88元。其中，收入比在家乡时高出3000元至25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到城市农民工总体的71.8%，可见，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正是因为城乡之间有着此种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在北京调查中，当询问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原因时，在众多选项中，农民工选择最多的是：“在老家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机会挣钱”。
总之，汇款是收入转移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导致收入分配机制发生某些变化。农民工的汇款本质上是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大批资金汇往家乡，使农村急需的资金得到了补偿，其结果当然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不少调研都做出了正向的评价。那么，汇款对于贫穷与富裕地区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如何呢？这一点是“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争论的焦点。下面，笔者特提出外出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的观点，希得相与析。
四、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
按照“依附理论”的假设，外出农民工汇款的结果并不会改变贫困与富裕地区之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效应）。“核心与边缘区理论”的假设是，外出农民工的汇款，也只会是“涓流效应”，它并不会缩小区域差距。例如，里查得•H. 爱德姆斯（Richard H.Adams）对于外出农民工比例甚高的埃及开罗农村地区的研究证明，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对于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面效应的，因为，外出农民工多是已经富裕的农民，所以汇款的结果反而是拉大了差距。[9]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汇款是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呢？汇款是更多流向富裕家庭还是流向贫困家庭呢？北京的浙江农民工是比较多的，80年代就已经有了号称“浙江村”的浙江农民工聚集地。早期浙江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此次调查的数据却证明，与其他地区相比，浙江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反而是比较低的。倒是那些贫困地区新出来的农民工汇款比例较高。因此，随着中国外出农民工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新出来的较贫困农民工汇款积极性和汇款比例均高于已经富裕起来农民工的积极性。所以，此种心理和态度上的变化会对于缩小地区差异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对于上述假设，笔者特根据在北京丰台的调查数据，用回归方法作出四方面验证。
第一，数据显示，近来，在北京，浙江等富裕地区的农民工汇款比例低于中西部农民工汇款的比例。换句话说，已经富裕地区的农民工往家中汇款的积极性，远不如那些尚未富裕地区农民工汇款的积极性高。虽然回归系数不是很高，但是，生活水平比浙江低的那些省份，汇款的比例和汇款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却都高于浙江。
第二，笔者比较了农村的不同产业结构与汇款之间的关系。笔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农民工家乡的地方财政最主要来源于什么产业，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汇款是否有影响？笔者的假设是：如果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的汇款多一些，这就好比是“雪中送炭”，显然是有利于缩小农业为主的乡村与非农业乡村的差距，反之，如果汇款更多地流入了工商业为主的乡村，那么，对于收入较低的农业村来说，就好比是“雪上加霜”，其结果就会扩大农业村与工商业村之间的差距。结果，数据证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汇款的比例，高于以工商、服务业为主的乡村。所以，我们可以判断，高比例的汇款，起到了辅助贫困村庄的作用。
第三，外来工家庭不同层次的居住地点对于他们汇款行为的影响。我们知道，外来工是来自不同地区的[10]，有来自城市、也有来自农村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下，是家在农村的汇款多还是家在城市的汇款多。一般说来，在中国，经济条件从“核心地带”到“边缘地带”的排列顺序是：地级城市、县城、乡镇、村庄。如果按照“依附理论”的假设，汇款将较多地流入“核心地带”，而较少地流入“边缘地带”，然而，回归分析却证明了相反的结论，汇款与“边缘地带”是正向的回归关系，与“核心地带”是反向回归关系。数据显示，与老家在乡镇、县城或在地级城市的人相比，家住在村庄里的民工，更多地将自己的收入寄回家乡，与此相对应，农村家庭的人得到的汇款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就更高。所以，这一点证明，汇款确实可以起到将核心地带的收入转移到边缘地带去的功能，换言之，可以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
第四，从个人家庭层次上看，农民工在农村家庭收入的高低对于农民工汇款比例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农村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工，他们向家乡汇款的比例要低一些，反之，农村家庭收入低的农民工，他们向家乡汇款的比例要高一些。数据显示，外出民工在农村的家庭，越是收入高的接到汇款越少，越是收入低的，则接到汇款越多。
总之，从以上的四个层次都可以看到，汇款是倾向于流向那些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家庭，流向那些产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流入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居于内陆的而不是东南沿海的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从“核心地带”流入“边缘地带”的村庄而不是流向地级市、县城或乡镇。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工、越是贫苦的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比例越高呢？第二，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家庭获得了比例越是高一些的汇款呢？对于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做出回答，即，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低，所以，同样数目的汇款，当然在家庭收入的比例上会高一些。对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边际效益”在发挥作用，即，在收到同样数目的汇款后，在越是贫穷的农民家庭中，它发挥的效用会更高一些。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试提出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的假设。即，外来民工在汇款时，是要比较这样一笔钱的功效的。如果老家的家庭里已经比较富有了，寄回家去发挥的效益也是有限的，那么，农民工汇款的动力就会受到阻碍，热情就有所降低。反之，如果家里一贫如洗，家里面正在等着这笔钱糊口，弟弟妹妹还在等着这笔钱交学费，那么，农民工显然就会动力十足、热情高涨、竭尽全力、节衣缩食，剩下钱来寄回家里。当然，农民工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其文化前提是，形成了“家庭共同体”的基本认识，如前所述，这一点是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所没有的。
五、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的负面影响
按照上述农民工的边际效益心理，似乎汇款的结果是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会由于此种心理作用而趋于缩小。同样，按照“新古典主义平衡假设”（equilibrating hypothesis），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农村穷人获得更多的新机会，这有利于降低农村内部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性。[11] 然而，当我们考察农村的贫富差距时，发现的却是差异比较大的情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的研究：“1987年以来，农村的基尼系数是在提高。其中提高最快的是西部地区，由1987年的0.1660增加到1994年的0.3162 。”[12]
笔者此次调查也证明，四川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基尼系数竟高达0.5293598。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研究，农民工表现出汇款的“边际效益心理”，而此种心理的效应是会缩小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差距的，然而，为什么最终结果贫富差距还是在扩大呢？
笔者以为，“边际效益心理”虽然可以调节外出农民工的汇款行为，但是却不能调节“外出户”与“非外出户”之间的经济鸿沟。农村贫富差距的扩大，比较突出地体现为“有外出农民工家庭”与“无外出农民工家庭”之间的差距。对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差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曾做过研究，证明：“外出就业使外出户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外出收入已成为外出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外出户的总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外出户，而且在经济相对更不发达地区，这种差距更为显著。”[13]
本次调研证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农民家庭经济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数据显示，有外出农民工家庭总收入均值为11474.58元，而无外出农民工家庭总收入均值为7475．47元；有外出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2316.53元，而无外出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是1704.36元，两者的收入差距是明显的。
上述对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分析还涉及到了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问题，即农民工的大量外出是否会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下降？本研究的数据证明，农民工外出对于农业生产还是有明显负面影响的。上面，表中的数据显示，有外出农民家庭平均所拥有的田地亩数17.98亩，比无外出农民家庭田地亩数16.4亩还要略高一些，然而，其生产的粮食1749.74斤，却明显低于无外出农民家庭的2715.52斤。
五、结束语
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的问题上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的实例所验证的结果究竟是“现代化理论”占上风，还是“依附理论”占上风呢？本文的结论似乎对于两个流派都有印证。对于中国农民工汇款特点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汇款比例高于其他国家，所以，其效果显然是更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对于汇款原因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的特殊家庭关系，使得外出打工的农民与家乡的资金流通渠道可以长期保持高流量。对于影响汇款因素的回归分析、对于农民工的心理效应与汇款的变化的分析，印证了，由于“边际效益心理”发生作用，外出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是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贫穷与富裕地区之间和贫富农户之间的差距的。然而，在负面影响一节，又证明，由于有外出农民工户与无外出农民工户之间差距的扩大，又使得区域之间的差距、群体之间的差距拉大，以及外出对于原有农业生产的损伤，似乎“依附理论”又是占上风的。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复杂性在于，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与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存在。如果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占上风，那么，农民工进城打工、汇款回家就会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反之，如果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占上风，那么，农民工进城、劳力丧失就不利于农村发展。在这里政策的调节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个案也证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不是哪一个单独的理论流派可以涵盖得了的。每个理论流派只是对于社会现象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做出解释，换一种角度则常常会发现相反的状况。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只是部分地合理，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分析常常需要同时应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对于社会现象的总体认识需要多种理论视角的综合。[14]
当然，本文仅仅是从外出农民工给家庭的汇款一个角度来分析，分析它对于民工流动、对于农村的影响，而实际上发挥影响作用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技术、信息、文化、生活方式、新观念等等。所以，要想判断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论，何者占上风，还需要综合考虑这众多的因素。[15]
(原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原文约20000字。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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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hlburg, Dennis A. 1996, “Remittance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ong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5: 391-400.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rish, William-L. 1973, “Internal Mi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European Case.” 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 21: 591-609.
[2] Frank，A. G. 1985，《低度发展的发展：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160页。
Santos，T. Dos 1985，《依赖结构的分析》，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170-172页。
[3] Frank，A. G. 1985，《低度发展的发展：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第160页。
[4] 周起业等，1989，《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7页。
[5] Ahlburg, Dennis A. 1996, “Remittance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ong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5: 391-400.
[6] 周红云，1996，《贫穷国家人口迁移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载《国外社会学》第3期。
康内尔，T. 1976，《来自农村地区的流民：村庄研究之证据》，伦敦：牛津出版社，第96页。
[7] 冯桂林、李淋，1996年6月，《我国当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第13页。
[8]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41页。
[9] Adams, Richard H. 1989,“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45-71.
[10] 虽然大多数外来工的家庭是在村庄里，但是，来自县城、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的农民工也占相当的比例，有些人是在这些地方长期定居，也有些人只是暂时居住。
[11] 周红云，1996，《贫穷国家人口迁移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国外社会学》第3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1996年6月，《转轨变型期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劳动者收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第12-13页。
[13]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1996年6月，《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外出者与输出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第44页。
[14] Crenshaw, Edward & Ameen, Ansari 1994,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cross National Populations: Testing Multiple Paradigms.”Social-Science-Research 23: 1-22.
[15] 本文参考的其他文献有：
冯仕政，1996，《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国外社会学》第3期。
洪大用，1996，《关于家庭与农民迁移进城之关系的研究》，《国外社会学》第3期。
Kandil, M. & Metwally, M. F.1990,“The Impact of Migrants' Remittances on the Egyptian Economy.”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8: 159-180.
Poirine,-Bernard 1997, “A Theory of Remittances as an Implicit Family Loan Arrangement.”World Development, 25: 589-611.
Stark, Oded & Lucas, Robert E. B. 198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 465-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