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内容摘要：</P>
<P>通过对安徽省西南部地区潘村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该村近年来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人口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是当前流行的“农业女性化”观点所无法解释的。本文试图分析她们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P>
<P>Abstract: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Pancun,a natural village in the southwest of Anhui province,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married women who go out for work is arising,w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present studies.This paper want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 of motive power about their outg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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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关键词：农村已婚妇女 外出就业 动力机制</P>
<P>Key Words: rural married women;out-for-work;mechanism of motive power</P>
<P>一、问题的提出</P>
<P>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的大量青壮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持续涌向城市，形成引人注目的“流动劳动力大军”。农村居民外出就业作为一种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流入流出地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一直以来都引起相关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在众多的研究中，不乏直接以农村已婚妇女为对象、关注她们在非农化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和行动选择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农业女性化”。该观点认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过程中，女性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滞后于男性，因而最强的劳动力将转移到工业，农业则普遍呈现女性化趋势[1]（金一虹，1990），从而形成“一家两业”、“男工女耕”的格局[2]（左际平，宋一青，2002）。该观点进一步解释道，外出就业相对于种田、做家务而言，是一种更具发展性的选择，当这种选择有限时，总是优先给予男性。不论在婚前还是婚后，男性在流动中的地位基本上是不变的，他总是主体角色。[3]（谭深，1997）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而在获利较少的第一产业中，女性则成为主力军。[4]（周美珍，2004）另一种观点则关注在“农业女性化”之外，农村已婚妇女的另一种行动选择，也就是“离土不离乡式的就地非农化转移”。该观点认为，跨地区流动女性成本大于男性，往往只能由年轻、素质较好的未婚女性构成流动主体；社区内流动、“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成本低，特别有利于已婚妇女，年龄、婚姻、文化对她们不再是制约因素。[5]（金一虹，1998）已婚妇女通过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或村办工厂，得以成为半工半农的特殊身份人群。[6]（许敏敏，2002）上述两种观点主要描述了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已婚妇女的两种生存状态或者说行动选择，那么，已婚妇女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女性非农化转移是否真的普遍滞后于男性？外出就业的优先选择权始终属于男性吗？……这样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P>
<P>本研究的田野调查选在潘村进行，选择的理由正是基于该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殊性：近几年，潘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总体数量稳中有升，趋同于当前劳动力流动的大趋势，但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却正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具体说来，外出就业人口中男性目前虽然仍占多数，但是女性的比例明显上升，特别是已婚妇女的数量更是显著增多。这样的变化是“农业女性化”以及已婚妇女“离土不离乡的就地非农化转移”两种观点所不能解释的，于是分析这些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因成为本研究的焦点。</P>
<P>二、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P>
<P>潘村，全名潘家山村，地处安徽省西南部的大别山区，隶属于霍山县。村内除一家四个合伙人的茶厂外，没有其他村办工厂或企业；农作物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用当地一位村干部的话来说就是，“靠农副业收入是温饱有余、致富不足”。从九十年代开始，打工就逐渐成为该村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P>
<P>潘村是一个自然村，目前共有27户，109人。2001年，该村家有劳力外出就业的共13户，外出就业总人数20，其中男性16人，女性4人，女性中已婚女性2人；2004年，该村家有劳力外出就业的共20户，外出就业总人数32，其中男性19人，女性13人，女性中已婚女性9人。1可见，在该村外出总人口的增加过程中，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外出人口的增加尤为明显。这样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潘村的已婚妇女外出就业是在什么样的结构背景下形成的？个体和家庭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她们的最终选择？为什么在这些家庭中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外出？……带着这样一系列问题，笔者在全面了解了潘村外出就业人口概况的基础上，对其中有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九户家庭进行了深入的个案访谈。访谈和观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进行——2004年春节前后及2004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总共历时一个月左右。2外出就业的已婚妇女一般是年初（春节过后一周左右）外出，年底（过年前一周内）返村，九十月份农忙时节回家一次，大约十天左右。九位外出就业女性的职业分布：5人从事家政服务业（做保姆），2人在酒店做服务员或领班，1人在三合板厂，1人在大型美容院做清洁工。</P>
<P>访谈的具体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妇女本人的访谈（C1—C9），另一部分是对这些妇女的丈夫的访谈（Ch1—Ch9）。</P>
<P>三、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因分析</P>
<P>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它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处处挤压行动者的外部约束，同时也是行动的条件。“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7]（安东尼·吉登斯，1998，P88-90）潘村已婚妇女的外出就业在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这种“行动者与结构的二重性”：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现象的产生既有宏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又不乏个体选择的自主性，二者以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形构的方式组合成特定的动力机制。</P>
<P>（一）、结构背景：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宏观动力机制</P>
<P>1、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农产品的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直接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在这种情况下，死守着“一亩三分地”只会让农民愈加贫穷，为了生存，为了获取较多的经济收入，农民开始寻找其他的致富途径，于是外出就业就成为许多人的选择。</P>
<P>现在这年头，种庄稼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就比如说种稻子，买种子、播种、育苗、插秧、施化肥、打农药、割稻、打稻、晒稻、装仓……哪一样你能不操心？现在粮食价格又那么低，每年的收成除掉买种子、买化肥和请工的钱，还能剩下几个？这还讲的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要是哪一年发大水或是大旱，收成还不得大打折扣？种田辛苦呀，不出去不行呀，不出去就没有活路！你看看我们村，哪一家没人“出门”（外出就业之意）？能出去的都往外跑了。种田辛苦呀！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不像你们读书人，以后可以在大城市工作，钱拿的多、生活水平高又不用出苦力。（C1）</P>
<P>C1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种田辛苦”、“不出去没有活路”，这显然跟她在农村的过往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在外出之前，她在家中也少不了做农活，自己曾亲身体验过种田的辛苦并且目睹别人同样的辛苦，这构成她外出就业的一层心理迫力。C1在谈话中还提到村里其他家基本上都有人“出门”，并且提到读书人“可以在大城市工作”，这是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自己跟身边的人作比较，“别人都出门所以我也得出门”构成了她外出就业的另一层心理迫力。</P>
<P>2、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拉文斯坦等人在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时曾提出著名的“推——拉”理论。如果说前面所述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民生活的艰难是外出就业的“推力”的话，那么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是一种“拉力”。“种田辛苦”、“不出去没有活路”、“别人都出门所以我也得出门”这些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有人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就业，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之前、农民生存压力远大于今天、种田也同样“辛苦”的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显然，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社会结构层面。九十年代之前，虽然农业收益低下，并且农村地区也存在着潜在的劳动力剩余，但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发展，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有限，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存在更大的制度障碍，在这样一种结构背景下，当时的农村居民面临着生存压力却无法选择外出则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中，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迅速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打下基础。”[8]（文军，2002）</P>
<P>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行业的兴盛。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户籍制度松动，这些结构因素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恰恰是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现象，但对于本研究所关注的潘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殊性，上述解释显然是不足的。为什么在潘村外出就业人口中，已婚妇女所占比例近年来逐渐上升？如果不是武断地认定这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话，那么就需要回答：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家庭中的丈夫开始将外出就业的优先权交给了妻子？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妻子开始获得外出就业的优先选择权？潘村“外出就业中的性别转移”在何种结构背景下成为一种“现象”？从宏观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则不能不提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服务行业的兴盛。与农村男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主要在第二产业就业不同，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主要在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内谋职。这种劳动力转移趋向的不同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中连续性和跳跃性的并存。具体说来，一方面，城市工业继续吸收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但其吸收能力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作为朝阳产业在城市中兴盛，并且开始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形式。与工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相伴生的主要是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外出，而与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兴盛相伴生的则主要是农村女性包括已婚女性劳动力的外出。</P>
<P>问：为什么要让孩子他妈出门而不是您自己出门呀？是您不愿意出门吗？</P>
<P>答：不是我不愿意出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年轻小伙子们有的是力气，他们出门可以到工地上干活；但我现在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体力和精力哪还能跟他们年轻人比？我们已经老了，不承认老不行呀！你想想，我这样的人，一来年纪大，不能出苦力，二来又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我到了城里能找到什么活干？哪个老板会要我？……孩子他妈就不一样了！现在城市里的人都很忙，都没时间照顾小孩子，但小孩从出生一直到上小学，六七年时间都要人照顾，怎么办？他们就要找保姆呀！反正城里人有钱，也不在乎那几个。城里人喜欢找保姆，那孩子他妈出门就好找事情了……去城里人家里做保姆，就是带带小孩、打扫打扫卫生，这些孩子他妈在家里也都做过，又不要什么技术，也不累，一个月还有六七百块钱工资。她们拿的可都是纯的，吃住都在老板（意即雇主）家，不要花钱；买菜什么的每天会另外给钱，有时候还会剩一些，他们也不会往回要。你别看村里那些小伙子出门一个个都数能拿一千多（每月），他们说的都是毛的，要是除去房租、水电煤气费，还有吃饭的钱，他们一个月也就剩下不到一千块钱。而且他们多累呀？大热天都要在外面干活，一个个“黄汗淌、黑油滴”的（当地方言，意指干活很苦很累）。（Ch2）</P>
<P>从Ch2的谈话中可概括出这样几条信息：一、“我”不出门是因为年纪大，体力跟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二、“孩子他妈”出门是因为城里人喜欢请保姆，而做保姆不需要什么技术、也不会太累，妇女一般都会，“孩子他妈”出门既能找到工作也能做好工作；三、“孩子他妈”出门不比那些年轻小伙子出门差。第一条和第三条是他在有意无意地拿自己以及妻子跟外出的青年男性分别做比较：自己外出就业的各方面条件都逊于小伙子，但妻子却具备小伙子们没有的就业优势——做保姆，因而“不比那些年轻小伙子出门差”。这种比较呈现给我们的是夫妇双方在共同参照系下各自外出就业的条件对比，丈夫的条件比不上小伙子，但妻子却不比他们差，那么妻子出门自然比丈夫出门要好。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家庭整体利益高于个体自由，当妻子与丈夫相比较而言其外出更能为整个家庭增添福址时，外出就业的优先权自然转移到妻子手中，这其实也是家庭决策中的有限经济理性。关于第二条访谈对象试图在解释妻子外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城里人喜欢请保姆”看似是一种主观偏爱，实则反映了城市中家政服务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对从业人员需求的旺盛，这种旺盛的需求作为一种充足的买方市场，构成了已婚妇女外出的可能性；另外，就现实性而言，家政服务业对从业者的文化水平、知识技能以及外貌体力等方面都没有特殊要求，只有性别和婚姻状态成为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两点恰恰是已婚妇女独有的优势。</P>
<P>（二）、个体因素：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微观动力机制</P>
<P>吉登斯指出：“在考察内在于社会制度中的某种支配结构时，不能把它理解为以某种方式塑造出像机器人一般活动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ies）”[9]（吉登斯，1998,P78）。就是说，结构虽然并不外在于个体，并且始终对个体行动具有约束或推动引导作用，但结构中的个体也并非只是被动地对其做出机械反应。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也是如此，无论宏观的结构性“推力”和“拉力”多么强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取决于个体的主观选择。结构背景是行动的必要条件，个体因素则影响着选择的最终确定。</P>
<P>1、现有关系的运用。对于“关系”的定义有很多种，本文所用的“关系”，仅采取其最为普遍意义上的定义，具体指农村已婚妇女在外出就业过程中可用的人际资源。在潘村的调查中，九位女性访谈对象有六位表示是靠亲戚朋友或熟人帮助的，帮助的方式大体分为几种：直接介绍工作；带到流入城市中较正规的“职业介绍中心”；提供住宿；提供信息等。另外三位表示没通过亲戚朋友或熟人介绍，工作是自己找的。但深入的访谈使笔者了解到，这三位已婚女性在婚前都曾有过外出就业经历，这种经历实际上构成关系性资源的替代资源；而更深入的访谈揭示，三位已婚女性婚前的初次外出就业也或多或少有过他人的帮助。这种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虽然宏观社会结构在各个层面对已婚妇女外出就业施加影响，但并未构成充分条件。具体涉及到每一位妇女的行动选择时，微观层面的各种因素则开始发挥作用，在其中，有没有可以运用的人际关系对于她们的外出特别是初次外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九位女性初次外出就业都少不了关系的运用，但再次外出基本上都不再需要依靠这种关系。一次外出就业经历足以构成以后诸次外出的“资本”，而且这种“资本”会随着外出次数的增加而相应增长。</P>
<P>我前年第一次出门，是跟C4一块去的。她在杭州那边做过六个多月保姆，怎么“找保姆”（意即找做保姆的工作）她比较熟。她那一次回来跟我说正好她老板家所在的小区里有人家也打算找保姆，问我想不想跟她一块去，她可以给我介绍。我心理当然想去了，就跟孩子他爸商量，他也没反对，那我就跟她一块过去了。到了那边，连“保姆介绍所”都不用去，跟老板见了面，他们简单地问了几句，要我暂时把身份证放在他们那……我就这样留在他家了。后来再过去就不用她（C4）帮忙了，我自己对那边情况也熟悉了，自己找就可以了。（C3）</P>
<P>我当时出门是因为我妹妹跟妹婿在杭州那边，我去杭州找事情那半个多月吃住都是在她们那里的，他们还是很不错的。先是小妹带我去了“保姆介绍所”，后来我就天天跑到那去等。那地方基本上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妇女，跟我们一样也都是农村来的，人很多。不过去请保姆的城里人也多，等了一段时间就找到了。（C4）</P>
<P>我出门都好多年了，哪还要人带？结婚之前就跟华子（丈夫）在宁波打工。他在工地上，我在酒店里……最初去一家酒店是跟村里其他出过门的人一块的，后来就一个人也行了……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小孩断了奶，我就又出门了。（C5）</P>
<P>我结婚之前出门就有好几年了。当时华平（丈夫）跟我都在上海，他是学木工的，在那边租了个店面，承包一些木活。在自己的地方做工，时间等各方面都比较自由。我当时跟同村的几个姐妹一块去了一个大酒店，先是做服务员，后来因为做得比较好，升到领班。结了婚之后，我们还一起出门呆了半年。去年生了小孩，现在小孩还小，还没抓周（即满一周岁），奶还没断，我暂时还不能出去，等小孩大点了、断奶了，我可能还是要出去的；现在是华平他在外面，没办法，两个人都在家里不行，挣不到什么钱。（C6）</P>
<P>上述四个个案大体代表了前面所述的两种情况。前面两个个案是婚前没有外出就业经历的，他们初次外出明显依靠或者说动用了一定的社会关系：C3靠的是熟人关系，因为比她先出门的C4跟她是邻居，而且据了解两人平时交往挺深，这也是C4愿意把就业信息传递给她而不是给别人的主要原因；C4靠的是亲戚关系，妹妹、妹婿为她在就业前提供了住宿，并且还带她去了“职业介绍中心”。后面两个个案则是婚前有过外出就业经历的，她们在婚后一个目前继续外出，一个外出半年后，目前因生育而暂时在家，但也准备外出。因为婚前外出经历构成婚后外出的“资本”，她们婚后外出不再依靠或动用人际关系，但追溯她们婚前初次外出就业的情况：C5提到“最初去一家酒店是跟村里其他出过门的人一块的”，C6也说“当时跟同村的几个姐妹一块去了一个大酒店”，这种“跟别人一起出门”实际上也是对“关系”的运用，只是表现的形式不那么明显罢了。</P>
<P>2、示范效应与对关系的主动谋求。有没有可以运用的人际关系对于已婚妇女初次外出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她们能否成功实现外出就业。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缺少关系，但却并非每一个人都拥有“外出就业可资利用的关系”，这就引发一个问题：是否只有那些先赋性地拥有外出就业可用关系的已婚妇女才能选择外出？进一步，那些原本并不拥有这种关系的已婚妇女如何谋求并获得这种关系、从而成功实现外出就业？访谈资料显示，九位女性一开始并非全部具有某种外出就业可以依赖的血缘、姻缘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但是她们最终都成功地实现了外出就业，下面一位受访对象的谈话内容也许能为我们深入理解提供一个契机。</P>
<P>问：您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出门的？</P>
<P>答：当初看到村子里面许多妇女都出门了，每次过年回来都能带好几千块钱。她们出了门之后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花钱不像以前那么省了，以前搬年货只花几百块钱，现在一花就是一两千，眉头都不皱；……穿的衣服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的是老板家里给的，有的是她们自己买的，反正感觉穿得比以前洋气了；有时候跟她们一起拉家常，但是她们说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晓得，而我说的一些东西她们也不关心。……我这样一年到头呆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人家都在外面挣钱，我也得想办法挣钱呀！再说，她们能带保姆，我又不是不会带。</P>
<P>问：那您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出门的，还是跟人一起出门的？</P>
<P>答：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肯定不行呀！像我这样的人以前也没出过门，对城里也不熟，一个人去说不定都不得回来，更不晓得到哪里去找、怎么找了。我当时就想跟她们一块出去，让她们带一次，那以后我一个人出门就行了。但是你想呀，我跟她们几个又不是亲戚，以前交道打得也不多，关系不是特别熟，我总不能就这么直接跑过去让人家带我吧？没办法……C3家跟我家离得比较近，小孩有时到我家来玩，我就拿糖、拿苹果橘子给他吃；有时候我家来客了，我就到她家找人来陪客；她每次回来，我就跑到她家跟她拉拉家常，问问一些她在外面的事情……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后来我们两家就走得近了，去年正月，我就跟她一起出门了。（C7）</P>
<P>C7在谈及外出就业的原因时，实际上提到了三个方面的吸引：一是消费方面，“搬年货一花就是一两千，眉头都不皱”，这样的出手大方让她心生羡慕；二是穿着打扮，“感觉比以前洋气了”表面上是在对评论对象出门前后的对比，实则很可能是谈话者有意无意拿评论对象跟自己做比较，“感觉比以前洋气了”其潜台词可能是“感觉比我们（这些不出门的人）洋气了”；三是谈话内容，“她们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晓得”，城市文明包括生活方式往往对拘于一隅的农村妇女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经过添油加醋则更加令人神往。在某些方面，“出过门”的已婚妇女跟“没出过门”的已婚妇女开始发生分化，前者的优势地位及优势心理客观上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也即前者成为后者效仿的典范，其行为对后者产生影响和引导。示范效应构成一种心理动力，部分已婚妇女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开始谋求有助于外出就业的关系，C7的谈话为我们展示了谋求关系的具体过程。这种通过行动者主动“经营”获得的关系，与那些同血缘、姻缘或其他亲密关系相伴生的某种意义上带有先赋性质的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它是可以选择并建构的，是一种“自致性关系”。</P>
<P>3、从生存理性→发展理性：城市文明的内化</P>
<P>人的需求是分不同层次的，当低层次的需求获得满足时，就会很自然地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微观层面上看，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作为一种行动选择，其内在需求也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高层次的演化，主要表现为：先是为了生存，因为“种田辛苦”、“不出门就没有活路”；后来则是为了发展，这时，即使不能说“外出”本身已经比“就业”对已婚妇女而言更为重要，但是至少“外出”已经不单纯是已婚妇女实现非农化“就业”的手段，更成为一种目的。在经历了一次或数次外出就业之后，城市文明以其独特的吸引力让已婚妇女不再甘于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她们认同并内化了城市的许多生活方式或者观念。经济追求固然仍旧重要，但她们对全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也开始成为持续外出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从“要我外出”到“我要外出”的嬗变过程。</P>
<P>我就是要出门，不愿意在家里呆。在家里呆不住了，忙的时候累得要命，闲的时候又没有什么玩的，没什么意思。（C8）</P>
<P>“不愿意在家里呆”也许不能代表农村已婚妇女的普遍心理状况，但是确实可以反映一点：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及生存安全保障对于已婚妇女已经不再具有一如既往的约束力，而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则开始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外出”正逐渐作为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被已婚妇女所选择。</P>
<P>四、结论与讨论</P>
<P>本研究以笔者在安徽省西南部地区潘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试图探讨当前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主要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在宏观层面，借助拉文斯坦的“推—拉”理论，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分析：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令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就业的经济需求，而九十年代以来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买方市场，于是造就了大批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外出。在这种流动劳动力大军中，已婚妇女为了家庭经济利益和自身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一支生力军，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获得成长；在微观层面，则着重分析了“关系”对外出就业的重要作用以及已婚妇女外出后对城市文明的内化：已婚妇女初次外出就业一般需要借助某种关系，当这种关系原本并不具有时，可能会通过特定的“关系运作”以获取一种自致性质的关系；此外，成功实现外出就业的已婚妇女，随着其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城市文明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她们，并最终为她们所内化，从而妻子外出就业不再是单纯为了生存或挣钱，更是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原本作为“就业”实现形式之一的“外出”现在成了目的本身。</P>
<P>但是本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不足，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在外出就业的微观动力机制部分，主要分析了人际关系、示范效应以及城市文明的内化和妇女自我发展的需要等几个方面的影响，但这些似乎是不够全面的，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作为一个涉及众多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很可能还应该受到其个人能力与性格、其他家庭成员的能力、性格与态度等诸多微观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受到当地农村社区的村落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因有限的访谈资料难以支撑而没能对上述方面加以深入分析。</P>
<P>此外，行动主体的特殊性往往导致行动后果的特殊性，已婚妇女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特边界的群体，她的外出就业一定会造成某些不同于已婚男性或者未婚青年男女外出就业造成的后果，有关这些后果的分析，笔者将做进一步的跟踪调查，同时也期待着众多社会学爱好者们的比较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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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参考文献：</P>
<P>1 注：2001—2004年，该村总户数没有变化，总人口略有变动。</P>
<P>2 注：2004年春节期间基本完成访谈工作，2004年9月底10月初是对部分家庭作进一步补充或跟踪访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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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金一虹.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滞后性研究. 妇女研究[J]，1990，(3).</P>
<P>[2] 左际平，宋一青. 农业女性化与夫妻平等：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一次本土化尝试及其政策思考. 清华社会学评论[J],2002.</P>
<P>[3] 谭深.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J],1997,(1).</P>
<P>[4] 周美珍. 回家，在妇女无奈选择的背后. 社会[J],2004,(1).</P>
<P>[5] 金一虹. 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 社会学研究[J],1998,(5).</P>
<P>[6] 许敏敏. 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 社会学研究[J],2002,(1).</P>
<P>[7] [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三联书店,1998.</P>
<P>[8]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J],2001,(6).</P>
<P>[9] 同[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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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作者简介：潘振飞（1981－），男，上海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P>
<P>通讯地址：上海市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766信箱 </P>
<P>邮政编码：200444。</P>
<P>联系电话：021-66131157；13818945971</P>
<P>Email: <A href="mailto:panzhenfei81@163.com">panzhenfei81@163.com</A><BR> <BR> <BR> <BR> <BR></P>
<P>通过对安徽省西南部地区潘村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该村近年来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人口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是当前流行的“农业女性化”观点所无法解释的。本文试图分析她们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P>
<P>Abstract: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Pancun,a natural village in the southwest of Anhui province,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married women who go out for work is arising,w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present studies.This paper want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 of motive power about their outg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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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关键词：农村已婚妇女 外出就业 动力机制</P>
<P>Key Words: rural married women;out-for-work;mechanism of motive power</P>
<P>一、问题的提出</P>
<P>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的大量青壮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持续涌向城市，形成引人注目的“流动劳动力大军”。农村居民外出就业作为一种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流入流出地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一直以来都引起相关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在众多的研究中，不乏直接以农村已婚妇女为对象、关注她们在非农化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和行动选择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农业女性化”。该观点认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过程中，女性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滞后于男性，因而最强的劳动力将转移到工业，农业则普遍呈现女性化趋势[1]（金一虹，1990），从而形成“一家两业”、“男工女耕”的格局[2]（左际平，宋一青，2002）。该观点进一步解释道，外出就业相对于种田、做家务而言，是一种更具发展性的选择，当这种选择有限时，总是优先给予男性。不论在婚前还是婚后，男性在流动中的地位基本上是不变的，他总是主体角色。[3]（谭深，1997）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而在获利较少的第一产业中，女性则成为主力军。[4]（周美珍，2004）另一种观点则关注在“农业女性化”之外，农村已婚妇女的另一种行动选择，也就是“离土不离乡式的就地非农化转移”。该观点认为，跨地区流动女性成本大于男性，往往只能由年轻、素质较好的未婚女性构成流动主体；社区内流动、“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成本低，特别有利于已婚妇女，年龄、婚姻、文化对她们不再是制约因素。[5]（金一虹，1998）已婚妇女通过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或村办工厂，得以成为半工半农的特殊身份人群。[6]（许敏敏，2002）上述两种观点主要描述了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已婚妇女的两种生存状态或者说行动选择，那么，已婚妇女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女性非农化转移是否真的普遍滞后于男性？外出就业的优先选择权始终属于男性吗？……这样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P>
<P>本研究的田野调查选在潘村进行，选择的理由正是基于该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殊性：近几年，潘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总体数量稳中有升，趋同于当前劳动力流动的大趋势，但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却正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具体说来，外出就业人口中男性目前虽然仍占多数，但是女性的比例明显上升，特别是已婚妇女的数量更是显著增多。这样的变化是“农业女性化”以及已婚妇女“离土不离乡的就地非农化转移”两种观点所不能解释的，于是分析这些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因成为本研究的焦点。</P>
<P>二、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P>
<P>潘村，全名潘家山村，地处安徽省西南部的大别山区，隶属于霍山县。村内除一家四个合伙人的茶厂外，没有其他村办工厂或企业；农作物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用当地一位村干部的话来说就是，“靠农副业收入是温饱有余、致富不足”。从九十年代开始，打工就逐渐成为该村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P>
<P>潘村是一个自然村，目前共有27户，109人。2001年，该村家有劳力外出就业的共13户，外出就业总人数20，其中男性16人，女性4人，女性中已婚女性2人；2004年，该村家有劳力外出就业的共20户，外出就业总人数32，其中男性19人，女性13人，女性中已婚女性9人。1可见，在该村外出总人口的增加过程中，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外出人口的增加尤为明显。这样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潘村的已婚妇女外出就业是在什么样的结构背景下形成的？个体和家庭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她们的最终选择？为什么在这些家庭中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外出？……带着这样一系列问题，笔者在全面了解了潘村外出就业人口概况的基础上，对其中有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九户家庭进行了深入的个案访谈。访谈和观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进行——2004年春节前后及2004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总共历时一个月左右。2外出就业的已婚妇女一般是年初（春节过后一周左右）外出，年底（过年前一周内）返村，九十月份农忙时节回家一次，大约十天左右。九位外出就业女性的职业分布：5人从事家政服务业（做保姆），2人在酒店做服务员或领班，1人在三合板厂，1人在大型美容院做清洁工。</P>
<P>访谈的具体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妇女本人的访谈（C1—C9），另一部分是对这些妇女的丈夫的访谈（Ch1—Ch9）。</P>
<P>三、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因分析</P>
<P>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它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处处挤压行动者的外部约束，同时也是行动的条件。“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7]（安东尼·吉登斯，1998，P88-90）潘村已婚妇女的外出就业在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这种“行动者与结构的二重性”：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现象的产生既有宏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又不乏个体选择的自主性，二者以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形构的方式组合成特定的动力机制。</P>
<P>（一）、结构背景：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宏观动力机制</P>
<P>1、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农产品的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直接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在这种情况下，死守着“一亩三分地”只会让农民愈加贫穷，为了生存，为了获取较多的经济收入，农民开始寻找其他的致富途径，于是外出就业就成为许多人的选择。</P>
<P>现在这年头，种庄稼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就比如说种稻子，买种子、播种、育苗、插秧、施化肥、打农药、割稻、打稻、晒稻、装仓……哪一样你能不操心？现在粮食价格又那么低，每年的收成除掉买种子、买化肥和请工的钱，还能剩下几个？这还讲的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要是哪一年发大水或是大旱，收成还不得大打折扣？种田辛苦呀，不出去不行呀，不出去就没有活路！你看看我们村，哪一家没人“出门”（外出就业之意）？能出去的都往外跑了。种田辛苦呀！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不像你们读书人，以后可以在大城市工作，钱拿的多、生活水平高又不用出苦力。（C1）</P>
<P>C1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种田辛苦”、“不出去没有活路”，这显然跟她在农村的过往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在外出之前，她在家中也少不了做农活，自己曾亲身体验过种田的辛苦并且目睹别人同样的辛苦，这构成她外出就业的一层心理迫力。C1在谈话中还提到村里其他家基本上都有人“出门”，并且提到读书人“可以在大城市工作”，这是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自己跟身边的人作比较，“别人都出门所以我也得出门”构成了她外出就业的另一层心理迫力。</P>
<P>2、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拉文斯坦等人在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时曾提出著名的“推——拉”理论。如果说前面所述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民生活的艰难是外出就业的“推力”的话，那么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是一种“拉力”。“种田辛苦”、“不出去没有活路”、“别人都出门所以我也得出门”这些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有人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就业，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之前、农民生存压力远大于今天、种田也同样“辛苦”的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显然，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社会结构层面。九十年代之前，虽然农业收益低下，并且农村地区也存在着潜在的劳动力剩余，但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发展，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有限，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存在更大的制度障碍，在这样一种结构背景下，当时的农村居民面临着生存压力却无法选择外出则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中，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迅速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打下基础。”[8]（文军，2002）</P>
<P>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行业的兴盛。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户籍制度松动，这些结构因素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恰恰是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现象，但对于本研究所关注的潘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殊性，上述解释显然是不足的。为什么在潘村外出就业人口中，已婚妇女所占比例近年来逐渐上升？如果不是武断地认定这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话，那么就需要回答：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家庭中的丈夫开始将外出就业的优先权交给了妻子？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妻子开始获得外出就业的优先选择权？潘村“外出就业中的性别转移”在何种结构背景下成为一种“现象”？从宏观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则不能不提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服务行业的兴盛。与农村男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主要在第二产业就业不同，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主要在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内谋职。这种劳动力转移趋向的不同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中连续性和跳跃性的并存。具体说来，一方面，城市工业继续吸收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但其吸收能力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作为朝阳产业在城市中兴盛，并且开始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形式。与工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相伴生的主要是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外出，而与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兴盛相伴生的则主要是农村女性包括已婚女性劳动力的外出。</P>
<P>问：为什么要让孩子他妈出门而不是您自己出门呀？是您不愿意出门吗？</P>
<P>答：不是我不愿意出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年轻小伙子们有的是力气，他们出门可以到工地上干活；但我现在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体力和精力哪还能跟他们年轻人比？我们已经老了，不承认老不行呀！你想想，我这样的人，一来年纪大，不能出苦力，二来又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我到了城里能找到什么活干？哪个老板会要我？……孩子他妈就不一样了！现在城市里的人都很忙，都没时间照顾小孩子，但小孩从出生一直到上小学，六七年时间都要人照顾，怎么办？他们就要找保姆呀！反正城里人有钱，也不在乎那几个。城里人喜欢找保姆，那孩子他妈出门就好找事情了……去城里人家里做保姆，就是带带小孩、打扫打扫卫生，这些孩子他妈在家里也都做过，又不要什么技术，也不累，一个月还有六七百块钱工资。她们拿的可都是纯的，吃住都在老板（意即雇主）家，不要花钱；买菜什么的每天会另外给钱，有时候还会剩一些，他们也不会往回要。你别看村里那些小伙子出门一个个都数能拿一千多（每月），他们说的都是毛的，要是除去房租、水电煤气费，还有吃饭的钱，他们一个月也就剩下不到一千块钱。而且他们多累呀？大热天都要在外面干活，一个个“黄汗淌、黑油滴”的（当地方言，意指干活很苦很累）。（Ch2）</P>
<P>从Ch2的谈话中可概括出这样几条信息：一、“我”不出门是因为年纪大，体力跟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二、“孩子他妈”出门是因为城里人喜欢请保姆，而做保姆不需要什么技术、也不会太累，妇女一般都会，“孩子他妈”出门既能找到工作也能做好工作；三、“孩子他妈”出门不比那些年轻小伙子出门差。第一条和第三条是他在有意无意地拿自己以及妻子跟外出的青年男性分别做比较：自己外出就业的各方面条件都逊于小伙子，但妻子却具备小伙子们没有的就业优势——做保姆，因而“不比那些年轻小伙子出门差”。这种比较呈现给我们的是夫妇双方在共同参照系下各自外出就业的条件对比，丈夫的条件比不上小伙子，但妻子却不比他们差，那么妻子出门自然比丈夫出门要好。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家庭整体利益高于个体自由，当妻子与丈夫相比较而言其外出更能为整个家庭增添福址时，外出就业的优先权自然转移到妻子手中，这其实也是家庭决策中的有限经济理性。关于第二条访谈对象试图在解释妻子外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城里人喜欢请保姆”看似是一种主观偏爱，实则反映了城市中家政服务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对从业人员需求的旺盛，这种旺盛的需求作为一种充足的买方市场，构成了已婚妇女外出的可能性；另外，就现实性而言，家政服务业对从业者的文化水平、知识技能以及外貌体力等方面都没有特殊要求，只有性别和婚姻状态成为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两点恰恰是已婚妇女独有的优势。</P>
<P>（二）、个体因素：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微观动力机制</P>
<P>吉登斯指出：“在考察内在于社会制度中的某种支配结构时，不能把它理解为以某种方式塑造出像机器人一般活动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ies）”[9]（吉登斯，1998,P78）。就是说，结构虽然并不外在于个体，并且始终对个体行动具有约束或推动引导作用，但结构中的个体也并非只是被动地对其做出机械反应。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也是如此，无论宏观的结构性“推力”和“拉力”多么强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取决于个体的主观选择。结构背景是行动的必要条件，个体因素则影响着选择的最终确定。</P>
<P>1、现有关系的运用。对于“关系”的定义有很多种，本文所用的“关系”，仅采取其最为普遍意义上的定义，具体指农村已婚妇女在外出就业过程中可用的人际资源。在潘村的调查中，九位女性访谈对象有六位表示是靠亲戚朋友或熟人帮助的，帮助的方式大体分为几种：直接介绍工作；带到流入城市中较正规的“职业介绍中心”；提供住宿；提供信息等。另外三位表示没通过亲戚朋友或熟人介绍，工作是自己找的。但深入的访谈使笔者了解到，这三位已婚女性在婚前都曾有过外出就业经历，这种经历实际上构成关系性资源的替代资源；而更深入的访谈揭示，三位已婚女性婚前的初次外出就业也或多或少有过他人的帮助。这种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虽然宏观社会结构在各个层面对已婚妇女外出就业施加影响，但并未构成充分条件。具体涉及到每一位妇女的行动选择时，微观层面的各种因素则开始发挥作用，在其中，有没有可以运用的人际关系对于她们的外出特别是初次外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九位女性初次外出就业都少不了关系的运用，但再次外出基本上都不再需要依靠这种关系。一次外出就业经历足以构成以后诸次外出的“资本”，而且这种“资本”会随着外出次数的增加而相应增长。</P>
<P>我前年第一次出门，是跟C4一块去的。她在杭州那边做过六个多月保姆，怎么“找保姆”（意即找做保姆的工作）她比较熟。她那一次回来跟我说正好她老板家所在的小区里有人家也打算找保姆，问我想不想跟她一块去，她可以给我介绍。我心理当然想去了，就跟孩子他爸商量，他也没反对，那我就跟她一块过去了。到了那边，连“保姆介绍所”都不用去，跟老板见了面，他们简单地问了几句，要我暂时把身份证放在他们那……我就这样留在他家了。后来再过去就不用她（C4）帮忙了，我自己对那边情况也熟悉了，自己找就可以了。（C3）</P>
<P>我当时出门是因为我妹妹跟妹婿在杭州那边，我去杭州找事情那半个多月吃住都是在她们那里的，他们还是很不错的。先是小妹带我去了“保姆介绍所”，后来我就天天跑到那去等。那地方基本上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妇女，跟我们一样也都是农村来的，人很多。不过去请保姆的城里人也多，等了一段时间就找到了。（C4）</P>
<P>我出门都好多年了，哪还要人带？结婚之前就跟华子（丈夫）在宁波打工。他在工地上，我在酒店里……最初去一家酒店是跟村里其他出过门的人一块的，后来就一个人也行了……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小孩断了奶，我就又出门了。（C5）</P>
<P>我结婚之前出门就有好几年了。当时华平（丈夫）跟我都在上海，他是学木工的，在那边租了个店面，承包一些木活。在自己的地方做工，时间等各方面都比较自由。我当时跟同村的几个姐妹一块去了一个大酒店，先是做服务员，后来因为做得比较好，升到领班。结了婚之后，我们还一起出门呆了半年。去年生了小孩，现在小孩还小，还没抓周（即满一周岁），奶还没断，我暂时还不能出去，等小孩大点了、断奶了，我可能还是要出去的；现在是华平他在外面，没办法，两个人都在家里不行，挣不到什么钱。（C6）</P>
<P>上述四个个案大体代表了前面所述的两种情况。前面两个个案是婚前没有外出就业经历的，他们初次外出明显依靠或者说动用了一定的社会关系：C3靠的是熟人关系，因为比她先出门的C4跟她是邻居，而且据了解两人平时交往挺深，这也是C4愿意把就业信息传递给她而不是给别人的主要原因；C4靠的是亲戚关系，妹妹、妹婿为她在就业前提供了住宿，并且还带她去了“职业介绍中心”。后面两个个案则是婚前有过外出就业经历的，她们在婚后一个目前继续外出，一个外出半年后，目前因生育而暂时在家，但也准备外出。因为婚前外出经历构成婚后外出的“资本”，她们婚后外出不再依靠或动用人际关系，但追溯她们婚前初次外出就业的情况：C5提到“最初去一家酒店是跟村里其他出过门的人一块的”，C6也说“当时跟同村的几个姐妹一块去了一个大酒店”，这种“跟别人一起出门”实际上也是对“关系”的运用，只是表现的形式不那么明显罢了。</P>
<P>2、示范效应与对关系的主动谋求。有没有可以运用的人际关系对于已婚妇女初次外出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她们能否成功实现外出就业。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缺少关系，但却并非每一个人都拥有“外出就业可资利用的关系”，这就引发一个问题：是否只有那些先赋性地拥有外出就业可用关系的已婚妇女才能选择外出？进一步，那些原本并不拥有这种关系的已婚妇女如何谋求并获得这种关系、从而成功实现外出就业？访谈资料显示，九位女性一开始并非全部具有某种外出就业可以依赖的血缘、姻缘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但是她们最终都成功地实现了外出就业，下面一位受访对象的谈话内容也许能为我们深入理解提供一个契机。</P>
<P>问：您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出门的？</P>
<P>答：当初看到村子里面许多妇女都出门了，每次过年回来都能带好几千块钱。她们出了门之后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花钱不像以前那么省了，以前搬年货只花几百块钱，现在一花就是一两千，眉头都不皱；……穿的衣服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的是老板家里给的，有的是她们自己买的，反正感觉穿得比以前洋气了；有时候跟她们一起拉家常，但是她们说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晓得，而我说的一些东西她们也不关心。……我这样一年到头呆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人家都在外面挣钱，我也得想办法挣钱呀！再说，她们能带保姆，我又不是不会带。</P>
<P>问：那您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出门的，还是跟人一起出门的？</P>
<P>答：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肯定不行呀！像我这样的人以前也没出过门，对城里也不熟，一个人去说不定都不得回来，更不晓得到哪里去找、怎么找了。我当时就想跟她们一块出去，让她们带一次，那以后我一个人出门就行了。但是你想呀，我跟她们几个又不是亲戚，以前交道打得也不多，关系不是特别熟，我总不能就这么直接跑过去让人家带我吧？没办法……C3家跟我家离得比较近，小孩有时到我家来玩，我就拿糖、拿苹果橘子给他吃；有时候我家来客了，我就到她家找人来陪客；她每次回来，我就跑到她家跟她拉拉家常，问问一些她在外面的事情……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后来我们两家就走得近了，去年正月，我就跟她一起出门了。（C7）</P>
<P>C7在谈及外出就业的原因时，实际上提到了三个方面的吸引：一是消费方面，“搬年货一花就是一两千，眉头都不皱”，这样的出手大方让她心生羡慕；二是穿着打扮，“感觉比以前洋气了”表面上是在对评论对象出门前后的对比，实则很可能是谈话者有意无意拿评论对象跟自己做比较，“感觉比以前洋气了”其潜台词可能是“感觉比我们（这些不出门的人）洋气了”；三是谈话内容，“她们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晓得”，城市文明包括生活方式往往对拘于一隅的农村妇女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经过添油加醋则更加令人神往。在某些方面，“出过门”的已婚妇女跟“没出过门”的已婚妇女开始发生分化，前者的优势地位及优势心理客观上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也即前者成为后者效仿的典范，其行为对后者产生影响和引导。示范效应构成一种心理动力，部分已婚妇女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开始谋求有助于外出就业的关系，C7的谈话为我们展示了谋求关系的具体过程。这种通过行动者主动“经营”获得的关系，与那些同血缘、姻缘或其他亲密关系相伴生的某种意义上带有先赋性质的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它是可以选择并建构的，是一种“自致性关系”。</P>
<P>3、从生存理性→发展理性：城市文明的内化</P>
<P>人的需求是分不同层次的，当低层次的需求获得满足时，就会很自然地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微观层面上看，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作为一种行动选择，其内在需求也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高层次的演化，主要表现为：先是为了生存，因为“种田辛苦”、“不出门就没有活路”；后来则是为了发展，这时，即使不能说“外出”本身已经比“就业”对已婚妇女而言更为重要，但是至少“外出”已经不单纯是已婚妇女实现非农化“就业”的手段，更成为一种目的。在经历了一次或数次外出就业之后，城市文明以其独特的吸引力让已婚妇女不再甘于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她们认同并内化了城市的许多生活方式或者观念。经济追求固然仍旧重要，但她们对全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也开始成为持续外出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从“要我外出”到“我要外出”的嬗变过程。</P>
<P>我就是要出门，不愿意在家里呆。在家里呆不住了，忙的时候累得要命，闲的时候又没有什么玩的，没什么意思。（C8）</P>
<P>“不愿意在家里呆”也许不能代表农村已婚妇女的普遍心理状况，但是确实可以反映一点：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及生存安全保障对于已婚妇女已经不再具有一如既往的约束力，而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则开始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外出”正逐渐作为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被已婚妇女所选择。</P>
<P>四、结论与讨论</P>
<P>本研究以笔者在安徽省西南部地区潘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试图探讨当前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主要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在宏观层面，借助拉文斯坦的“推—拉”理论，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分析：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令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就业的经济需求，而九十年代以来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买方市场，于是造就了大批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外出。在这种流动劳动力大军中，已婚妇女为了家庭经济利益和自身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一支生力军，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获得成长；在微观层面，则着重分析了“关系”对外出就业的重要作用以及已婚妇女外出后对城市文明的内化：已婚妇女初次外出就业一般需要借助某种关系，当这种关系原本并不具有时，可能会通过特定的“关系运作”以获取一种自致性质的关系；此外，成功实现外出就业的已婚妇女，随着其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城市文明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她们，并最终为她们所内化，从而妻子外出就业不再是单纯为了生存或挣钱，更是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原本作为“就业”实现形式之一的“外出”现在成了目的本身。</P>
<P>但是本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不足，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在外出就业的微观动力机制部分，主要分析了人际关系、示范效应以及城市文明的内化和妇女自我发展的需要等几个方面的影响，但这些似乎是不够全面的，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作为一个涉及众多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很可能还应该受到其个人能力与性格、其他家庭成员的能力、性格与态度等诸多微观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受到当地农村社区的村落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因有限的访谈资料难以支撑而没能对上述方面加以深入分析。</P>
<P>此外，行动主体的特殊性往往导致行动后果的特殊性，已婚妇女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特边界的群体，她的外出就业一定会造成某些不同于已婚男性或者未婚青年男女外出就业造成的后果，有关这些后果的分析，笔者将做进一步的跟踪调查，同时也期待着众多社会学爱好者们的比较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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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参考文献：</P>
<P>1 注：2001—2004年，该村总户数没有变化，总人口略有变动。</P>
<P>2 注：2004年春节期间基本完成访谈工作，2004年9月底10月初是对部分家庭作进一步补充或跟踪访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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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金一虹.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滞后性研究. 妇女研究[J]，1990，(3).</P>
<P>[2] 左际平，宋一青. 农业女性化与夫妻平等：性别与发展研究的一次本土化尝试及其政策思考. 清华社会学评论[J],2002.</P>
<P>[3] 谭深.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J],1997,(1).</P>
<P>[4] 周美珍. 回家，在妇女无奈选择的背后. 社会[J],2004,(1).</P>
<P>[5] 金一虹. 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 社会学研究[J],1998,(5).</P>
<P>[6] 许敏敏. 走出私人领域——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 社会学研究[J],2002,(1).</P>
<P>[7] [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三联书店,1998.</P>
<P>[8]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J],2001,(6).</P>
<P>[9] 同[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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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作者简介：潘振飞（1981－），男，上海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P>
<P>通讯地址：上海市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766信箱 </P>
<P>邮政编码：200444。</P>
<P>联系电话：021-66131157；13818945971</P>
<P>Email: <A href="mailto:panzhenfei81@163.com">panzhenfei81@163.com</A><BR> <BR> <BR> <BR> <B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