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它指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这些关系包括传统关系和现代关系，现代关系是指建立在利益和契约的基础上的关系；传统关系则指那些基于信任、友谊、亲情和习惯的关系,如亲缘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无论是何种关系，一个村民应对事件时无力调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而若一个村庄中的所有村民都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我们就说这个村庄缺乏社会关联或社会关联度很低。(贺雪峰,2003:6；2003：3-27)
现实社会中，这种村庄缘何而起？马克思曾用“一袋马铃薯”形容过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现状；休谟也曾在著作中描述过“农夫的困境”（指的是农夫为了从对方获得帮助或好处，就必须给予对方同样的回报）；贺雪峰在“乡村社会调查笔记”中披露过很多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我和董磊明在他家乡江苏如皋农村调查，发现了与我家乡（湖北荆门）的诸多共同之处……我讲荆门农村归结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因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民之间的联系较弱，一致行动的能力差，即村庄社会关联度低……”，并指出“造成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20世纪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的冲击，二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村庄共同体意识的被破坏。”（贺雪峰，2003：21-22）
然而，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不仅缘自宏观上的革命运动和社会转型，他在微观层面上还来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深受特定文化、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一个社会关系十分发达的社会，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因此社会资本可以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研究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概念。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尽力创立这种资本，但多数社会资本的出现或消失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1)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他保证了相互信任的维持；（2）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创造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其信仰者，即要求信仰者按照某种既定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自身利益；(4)官方认同的富裕及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其无法更新。总之社会资本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需要不断更新和增值，无法保持期望与义务关系经久不息不衰，没有定期的交流，规范就无法维持。（张文宏，2003；科尔曼，1999:372-376）这种观点为本文社会资本——村庄社会关联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一、网络的封闭性：
科尔曼将关系网络形象地称为“义务与期望”，并作了如下定义“如果A为B做了事，并且相信B在将来会回报他，这就在A身上建立起了期望而在B这一方面建立起了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想象为一张A所持有的要求B兑现的信用卡”，他论证道：如果这种义务能够被转换为社会资本，那么它对于一个可信赖的社会环境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不的，即它创造社会资本必须已经存在着一个最小限度的资本，因为义务的网络只有在个体之间已经存在着最小限度的信任的背景下才能建立和维持。（怀特利，1999:47-48）
从理性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是公共物品，具有供给连带性和排他不可能性。供给连带性意味着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缩减其他创造任何人可利用的数量；排他不可能性意味着一旦该物品被提供出来，就不能阻止个体消费它，因此，这些特性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创造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因为个体具有搭他人劳动之便车的动机。西方学者用囚徒困境模拟这种集体行动问题：在囚徒困境博弈中，每一个行动者利用他人的信任可以得到直接的收益，其困境在于如果每个行动者都这么做，信任就会遭到破坏，社会互动就会非常困难，如果相信他人，每个人的处境都会不错，但在面对可能被利用的前途的时候，首先不相信他人是合乎理性的。（怀特利，1999：49-50）
这种涉及到相互背叛的囚徒困境模型在村庄社会得到愈来愈多的验证。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这种固定在土地上的村民相互间发生可遇见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因此信任不必靠彼此的友情来培养，而可以通过关系(血亲关系为主的差序格局)的稳定来得到(翟学伟，2003)。因此福山(1998,107-114)认为中国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其理由是家族血缘关系上的信任恰恰造成了一般陌生人交往中的不信任。到了当前的村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大形成，使得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杨善华、侯红蕊，2000)，其原因是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而人口流动使农民之间的交往减少了，他们可以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并扩大交往空间，这样信任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于是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不相信他人成了交往的理性算计，长期以往，科尔曼的义务期望模型中的最低限度的资本也消失了，关系网络难以建立。形成了诸如贺雪峰所说的:我在湖北黛村调查，村民宁愿每家喂一头牛，也不愿三家共养一头本来足以满足农耕需要的耕牛，甚至兄弟之间也很难在养牛上进行合作，兄弟关系尚且如此，一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松散，村庄社会关联度自然就低了。(贺雪峰，2003:5)
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科尔曼强调了社会结构中的闭合(closure)作为创造社会资本的机制的重要性，在一个相对闭合的社会网络中，参加者将会不止在一个领域互动，这有助于为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条件，以三角网络为例，如果三个组合中两两建立起联系，那么这个系统就被认为闭合了，我们假定在一个闭合的系统中，任何信息和资源都有可能以最短的路程直接流向网络中的任何一点上，因而闭合系统扩大了系统的互动，从而产生规范、规则和法律条款系统，体验信任的膨胀或紧缩。但是，如果我们切断了这个三角系统中一方的联系，情况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与其他两方都有联系的一方在竞争的条件下就拥有特殊的优势，这就构成了伯特结构空档理论的基础。伯特认为，在较为复杂的网络中通过与分散的、非重复的一组组联结点的联系占据中心位置的结点者，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且本身没有什么成本。与同一组内的并联结点建立的重复联系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维持，仅仅建立与你尚无联系的一组组结点，你会增加你拥有的资源数量而不重复地增加你的维持和交易成本。(布朗，1999:87-89)
在伯特的结构理论中，他主张参与者建立网络只是为了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定位在个人利益激励的理性参与者的力量上面，这与当前农村选举非常相似，许多农民抱怨说: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那些人”就是处于复杂网络中心位置的结点者，大都是一些村中在任或曾任村干部的人，因为村民之间互不熟悉，他们对村中可以替代现任村干部的能人也不熟悉，而无法将那些他们不满意的村干部选下去，于是，处于并联结点位置的村民对选举表现出冷漠；在现行村庄的行政结构安排下，普通村民的理性关系网络越来越少了，他们考虑到成本因素，只与村干部互动，而不去维持彼此之间的联系，长此以往再去调用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许的成本就更大了，以至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普通村民无力调用相互之间的关系去解决困难，只能逆来顺受，对生活越来越缺乏目标和期望，生活质量下降。
另外，社会流动完全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科尔曼说过，除去以职位为基础建立的正规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在中国的人情、人治的社会中，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科尔曼，1999:375)。例如个人流动将使农民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在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村庄内村民的联系比例就非常小了，并且他们更愿意将资源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中，在农民种地收入所占总收入(包括打工收入)比例趋小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维持那些处于并联结点位置的村民关系。村庄中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舆论道德约束更加乏力。当村庄道德没有了结构上的支撑时，村庄秩序变得愈加混乱，此时村民间的彼此信任发生了变化，如此之恶性循环，使得村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缺乏为获得共同需要而一致行动的能力。
三、意识形态
科尔曼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他认为集体意识形态如宗教的强化作用特别明显，而强调自得其乐信奉个人独立与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则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对于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普特南，1995)，大部分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而目前农村家庭内部凝聚力大为减少的迹象是众所周知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了儒家伦理，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互动关系，人情味变淡了，理性算计成为人际交往的选择尺度，传统的家族联系解体了，血缘关系弱化了，地缘关系被破坏了，归结为普特南所书的“公民性的衰落”: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没有公民精神的地区……用法语的‘无公民心’一词来描述非常恰当……在当地居民看来，公共事务是某些人(例如老板或政治家)的事，不是自己的事……陷在这些相互交织的恶性循环中，每个人几乎都感到无能为力，有被剥夺感和不幸福感”。他认为电视是美国公民性衰落的罪魁祸首(普特南，1993:157)。鲁迅曾总结过中国公民的“国民劣根性”，就是充当看客和奴性，看客意味着不关心别人，对别人的困境置之不理，奴性意味着不具备参加公共事务的主人精神，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入的利益导向机制的竞争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充当看客的趋势；而电视则占据了村民们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来管别人的事，于是出现了“小小向村不足600人，最近10多年，每年都有一两起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发生，善良敦厚、尊敬长者的传统农民消失了，代之已不孝子孙，村庄舆论压力没有了，谁也顾不上他家的子女不孝，谁也没有时间听老人叙说他们的不幸。”于是出现洪大用所说的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都有相同的传宗接代的理念，都有光宗耀祖的思想，为了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劳来应对艰难世事，而今来自西方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正在汹涌进入农村，持续子孙、传宗接代的理念被宣布为一种错误，留下来的，只有农民为现世生活的努力，只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可以平息心中涌动的无根基感。虽然有消费的欲望却没有消费的能力，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念和艰难生活的理由，他们还能有幸福感吗？(贺雪峰，2003:39-40)
四、官方认可的富裕及需要的满足
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互相帮助的人越多，所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数量越大，而富裕的政府资助等因素使人们相互需要的程度降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越少。
作为社会控制类型的社会资本，其消极作用就是排斥圈外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柏尔纳认为“排斥”是作为整体而犯的过错；制度学派认为，社会排斥通常是社会政策的缺陷造成的，而这种缺陷正是源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周长城、陈云，2003)中国农民正处于弱势群体的位置，一方面，不信任关系的形成强化了对圈外人的排斥，甚至随着社会资本趋少的情况下，对自己人也产生排斥，农民作为个体越来越孤立；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反对政策的排斥。结果他们的处境更艰难，正如李昌平所说“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然而，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今天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并不是说今天农民比历史上其他时期农民的生活更苦或更穷。今天农民的苦和穷绝大多数都是温饱已解决后的苦和穷，是有饭吃缺钱花的苦和穷。毕竟吃饭需要已满足了，加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之间需要相互帮助的人少了，他们已可以独立承担起生产的费用及生产带来的风险。再加上农民天生的“小富即安”思想，他们已没有更高的动力刺激他们团结一致为更高目标的实现、更高需要的满足而努力了。特别贫穷的农村地区由于有了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也不必为了温饱而参加诸多“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劳动，他们仍作为“一盘散沙”的状态满足于自身的温饱，自然此种情况下创造不出所需要的社会资本，这也正是某些官员总结扶贫经验得出“越扶越贫”的原因。很难想象，这些地方的村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如何应对？以何应对？
显而易见，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农民逐渐认识到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尽管政府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如“三农政策”等。而“帮助人们”和“参与发展”等模式将逐渐成为民众自助的重要方式(周长城，陈云，2003)，通过建立各类非营利民间组织结构，达到普特南的“繁荣社群”，丰富他们的交往网络，使处于封闭网络之内的村民能够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同时，以职位为基础设计组织结构，以法律规范作保障，防止在运作过程中出现规避变相……这种援助战略着重于通过各种非政府网络组织运作，发动民间力量，调动底层民众的积极性和热情，使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需要相互帮助的人增多，创造出社会资本的数量增多，进而改变农村社会关联度低及发展落后的现状。
参考文献:
1、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贺雪峰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张文宏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 2003-11 人大书报资料中心
4、怀特利 “社会资本的起源” 载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翟学伟“社会流动及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2003-5
6、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 《社会学》2000-8
7、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远方出版社，1998
8、布朗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 载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普特南 “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普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载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周长城、陈云 “贫困:一种社会资本视野的解释” 《社会学》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