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讲稿

宋恩荣

必要的说明

本人不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专业人员，只是由于研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与现实的社会改革发生了一定的关联，因而受到媒体的关注，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也促使了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日本地域教育会前会长涩谷忠男先生在日本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社区教育工作。1990年曾来中国参加了 “晏阳初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并积极促成晏阳初思想研究成果在日本出版。我先后陪同他与日本地域教育会等方面的朋友到晏阳初、梁漱溟当年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河北定县、山东邹平访问。日本朋友也十分关心中国农村的改革。两年前，在定州市重建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在地域教育会成立30 周年之际，邀请我来日本介绍一些中国农村改革的有关情况。在汇总、参考了一些资料、数据及观点的基础上，我向各位作一简要汇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的改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期盼的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目标初露端倪。为了早日全面实现较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健全法制体系，实行亲民政治，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努力在各个领域付诸实施。

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近代以来历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终于落伍。改革积弊，促进兴旺，面前还有许多艰难险阻，非短时期内可以彻底解决，需长期奋斗。

一“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应当看到，20多年前农村改革一度曾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先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但在随后的发展中，也逐渐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与现行体制、政策有关，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凸现。“三农”问题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实现，对它的严峻性以及改革的难度人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1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5月28日公布的统计显示，在经济重心早已转移到城市并正在步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情况下，中国仍有58.2％的人口约7.6亿仍滞留乡村。其中18岁－60岁的劳动人口约近4亿多人，还有近1亿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半劳动力。而全国耕地只需1.28亿劳动力，加上从事林、渔、牧业的劳动力，共计需要劳动力1.8亿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约4亿多。目前中国约有1.4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并以每年200－300万的数量增加。但由于城市容纳量有限，全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农民无序涌入城市，势必转化为大批的无业可就的城市游民、城市贫民，以及出现大片的贫民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要特别警惕出现贫富对立导致政局动荡的“拉丁美洲化倾向”。

（拉美化社会指的是类似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拉美化同时也包含政治含义，意味著城市中的富人和特权阶层与贫民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立局面。）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收入水平持续下降。

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8000元，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500元。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可能高达6:1。而且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大大低于城镇居民。连续几年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徘徊在2％至4％左右，远远低于城镇人均纯收入大约8％的增长速度说明，城乡收入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再从消费情况来看，占全国人口70％的乡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只36％，而仅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居民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却占64％。

（参考资料）

邱晓华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五比一

2002年10月21日 14:53



　　中新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日前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三比一。这个差距应该为五比一，甚至达到六比一。

　　邱晓华解释说，去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六千八百六十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二千三百六十六元，表面差距是三比一。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百分之四十。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一千八百多元，平均每月一百五十元左右。这一百五十元中，还有百分之二十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

邱晓华指出，去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六百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





由于二元体制的制约，实行城乡分隔的政策：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从农村汲取资金，取之过度，投入过少，且持续时间过长；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自然经济的土地上。广大农民一次次失去了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机会，自然地就不能平等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其结果就是长期以来，农民承受着低生活质量、低医疗资源、低教育程度、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等不公正、不公平待遇。

3违规征用土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提供的数据， 1997年到2002年，六年间 全国耕地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其中包括非农建设、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四方面)。到2003年底耕地已从19.5亿亩锐减到18.51亿亩。至少有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这个数字仍在增长。近几年发生的又一轮大搞开发区的圈地热，加剧了农民土地的丧失。2004年统计资料显示， 全国有开发区6866个，规划面积已达3.86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的分别只有259个和 1559个占33%。其余67％的开发区是省级以下部门确定的，不被中央与省承认。

最近，国家审计局局长李金华称： 2004年违规征地、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征地补偿款问题仍然严重。审计抽查186个项目，有25个项目违规征地28.7万亩，有9个项目拖欠征地补偿款和农民工工资3.71亿元。一些工程向农民支付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等，明显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一些地方在工程建设中还违规让农民无偿投劳以抵顶地方政府应配套资金。（如淮河干流陈族湾大港口圩区治理工程概算总投资2.12亿元，中央与省级资金全部到位，而市县配套的1070万元，全部让农民无偿出工抵顶。）

耕地损失的后果是：降低了粮食生产能力，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地方政府或政府支持的“公司”强行圈地，个别地方甚至动用警力和农民发生冲突，损害了政府形象，激化了干群关系；由于征地补偿标准低，失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费不足以创业，政府又没有为他们建立合理安置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失地农民大都成了无地可种、无正式工作岗位、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

土地纠纷已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稳定的首要问题。在大规模征地过程中，出现了强行征用集体土地，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安置费、“暗箱操作，低征高卖”等情。由此引发的土地纠纷不断。据报道：2005年6月11日凌晨,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发生一起因土地补偿纠纷而起的严重暴力事件:由于补偿费被克扣，农民拒绝交出被征土地。征地一方雇佣二三百名男青年身手持猎枪、钩刀等凶器,向当地驻守被征农地的村民发动袭击,造成6死、48伤的惨剧。事发之后，河北省省委决定,免去定州市委书记、市长二人的职务,表示要彻查案情, 严惩凶手。这是近年来 因征地引发的恶性事件之一。

二加强农村改革力度，认真构建和谐社会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1978年开始的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历26年艰难的历程。期间中共中央针对不同时期的问题和阻力，先后制定出台了6个新年“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都把“三农”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中央政府也曾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制定相应政策，发布有关文件，决心采取“亲民”“善治”模式，逐步认真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年将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以下几项：
1 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加强耕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纠正随意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要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确保占补平衡（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813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1％，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要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
2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2006年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结束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与此同时，今年中央财政将拿出３９６亿元用于转移支付。要加快推进县乡机构等配套改革。
3 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增加３００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２０％以上。国债投资要重点加强农村“六小工程”和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要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要增加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农民发展生产。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建设。
三动员民间力量，加强乡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晏阳初到温铁军
社会需要“晏阳初”
从2000年起，中央电视台（三个栏目多个频道）、香港凤凰卫视、河北保定电视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相继连续多次播出了介绍“晏阳初”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专题片。反映了当今官方及社会主流意识对“晏阳初”等这类历史人物的认同，显示了社会的进步。
晏阳初（1890－1990）是中国现代教育家与社会改革家，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及乡村建设，曾与爱因斯坦等一起获得“现代世界十大最具革命性贡献人物”称号。他一生的基本信念“三C”（孔子、基督、苦力），其中，儒家的民本主义与“苦力”，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宗旨有着共同之处。以他与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在保持现存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情况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教育的力量与乡村建设运动，来挽救当年已经破产的中国经济与衰落的民族。这种办法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但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是有所补益的。特别是在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的今天，更具有借鉴意义。80多年来晏阳初时时刻刻在重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古训。现在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路，可谓同源同祖。“农村稳则国家稳，农民稳则社会稳”。晏阳初以及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曾经探索过的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不可能简单地拿来直接运用于今天的现实。但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情民瘼，抛却个人荣禄，深入农村，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事的献身精神，是年轻知识分子乃至各级官员应该学习的榜样。他们当年总结、创造的经验、方法，以及他们的有关理论、思路，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今天需要建设一个公平和谐健康的社会。仍需要“改良主义者”，仍需要“晏阳初”！

新时期，温铁军的乡村建设实验
2002年7月，温铁军在晏阳初当年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河北省定县（现改为定州市）翟城村建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开始了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温铁军（1951－），管理学博士，中央电视台“2003年十大经济人物”之一。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农业部农研中心特聘专家等。有多年工农兵生活经历，长期从事农村试验区调研工作；先后赴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被媒体称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等。

温铁军认为今天的乡村建设实质是一个“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使农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实验”。他表示，“我们实际上仍然仅仅是改良主义者，与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我们不会做任何激进的‘斗争’……我们只希望已经形成的大资本，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工商业资本，别太不顾及13亿人的福祉和生计。”他主张政府要退出农村的经济领域；反对农地私有化（建议试行“土地租赁”以形成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促成市场化流转”）；大声疾呼“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他建议： 1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根据小农经济的现实重构乡村上层建筑。 2免除农民税费。3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砍掉现有城市对农民进城的门坎。4 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生产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5改变现有农业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使投资真正到位。6以工代赈，引水治荒，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这些建议，受到了重视与采纳。

他们申明乡村建设学院的性质是： 社会力量办学的公益事业，它遵循非盈利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其宗旨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行动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社会道德规范的前提下，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先进的乡村建设思想，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更多乡村建设经验，以促进中国农村的综合发展。 其工作目标是：努力培养一大批既具备乡村建设技能，自尊自信、又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乡村建设视野的农村能人，并通过组织开展的各项研究、培训、实验等活动，激发参与学员发展自我、建设家园的愿望和热情，动员其组织并带动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到乡村的综合建设发展中，共同创造一种学习型的和谐新乡村；将努力动员更为广泛的各种力量，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进行更为综合的乡村建设，以开创更大的乡村建设空间。


他们欢迎更多愿意接受科学教育及家园建设的农民与具备乡村建设理念、精神及能力的个人或单位进行结合。

两年以来，已举办有关“三农”问题的培训班、论坛、研讨会几十次，吸引了全国各地上千人次的农民、乡村干部知识青年志愿者前来学习。还邀请许多经济学界、农学界的知名学者到校讲课。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国际人士来院参观考察。

学院设在定州市翟城村村外的一所停办多年的中学校旧址内，有几十间教室，校内还有空地几十亩。学校占地产权属村委会集体所有。村委会另在校外拨出40余亩土地，连同校产一起交给乡村建设学院，作为共同经营学院的投资。目前双方协力组织了翟城村农民合作社，也曾邀请北京的医务工作者定期来村为农民治病，传授卫生保健知识。学院面向全国的项目还有：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的实验；翟城试验区的综合建设与研究推广；可持续农业的研究、试验与推广；乡村生态建筑的研究、试验与推广等。

乡村建设学院通过互联网招聘了一批有志服务于农村，投身于解决“三农”问题实验、决心改变农村面貌的志愿者。他们中有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乡村干部，有出身于农村的大学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有国外留学经历的科技人员，也有年近七旬的大学退休教授。志愿者来校工作不领取薪金，学校只负责提供食宿。学员来校学习不交纳任何费用，食宿免费，往返旅费自理。学员与志愿者须参加建校与农作物的义务劳动。

我曾几次来到翟城村考察，接触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在谈到来乡村建设学院的初衷时说，是因为通过阅读我编著的有关晏阳初研究的学术著作，以及《全集》、《文集》等后，深深被晏阳初精神所感动，因而激发了献身乡村工作的热情。这使我深感欣慰！我也曾当面向温铁军讨教过当前从事乡村建设，调研、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关见解。他在言谈中表露出的那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信念、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使我深深感动。他深刻的见解，他的大将风度，让我折服。但同时，我也感觉到他的探索改革之路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风险与阻力，9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晏阳初、梁漱溟时代，甚至更为严峻。



从马克思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再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一直是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改革家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我们仍需面对“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中国农民对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没有落实。作为一个“不掌握公共权力、不拥有多少公共资源的知识分子”来说，温铁军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如此复杂的“中国国情”下的“三农”社会，究竟能有多大复制、推广余地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改革壮举是值得人们敬重的！与温铁军一样“行走在时代的前沿”，被称为“中国高层新智囊”、热衷于“三农”研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还有杜润生、党国英、于建嵘、陆学艺、李昌平、林毅夫、秦晖、陈桂棣/春桃等。正是他们以大无畏的勇气，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现实，为农民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奔走呼号，说真话，发议论，实地调查实验，参与改革，使社会意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2005-7-16完稿

2005-7-18修订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农村改革试点中，遇到阻力与排挤。于2000年3月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陈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后人们即习惯地把农村、农民、农业合称为“三农”。李昌平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等。



国家统计局：《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孟雷：《从晏阳初到温铁军》，华夏出版社，2005年。

3盛大林 ：《土地是农民增收的“重中之重” 》， 《青年时报》853期（2003年）

4谌彦辉：《大陆六千万农民失地路线图》，《凤凰周刊》2005年第4期。





李金华：《2004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报告》，2005年6月28日



《石家庄城郊征地调查》、《大陆土地争议具有政治爆炸性》，见《凤凰周刊》2005年1期；陆学艺：《三农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中华工商时报:[2004-11-7 9:01:47，定西农经网。



《新京报》(6月13、14日)、《凤凰周刊》（2005年第19期）、《人民日报》（2005年6月20日）、《新华报业网》（2005年6月18日）、《网易》（2005年6月20－21日）。据报道：国华定州发电公司以每亩33919元的价格征用绳油村1748亩征用土地,建设方支付5929万元,而农民实际到手不过2700万元。（市里有关部门扣除了的各种费用之后，实际折合每亩1．5万元)。农民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在多次上访、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村民在被征土地上搭建了几十个简易窝棚，抗拒征用。最终招致了“来历不明”的暴徒血洗。

8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4年3月15日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公报。
9温铁军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底被停刊。见温铁军：《为中国改革农村版关闭而作》,三农中国,20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