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问题与前行需求再次产生乡村建设土壤，偶断七十多年的实践又重新得以接合。从最初的理论探讨、老话重提、另类经验收集到新近诸多实践的步步推进。它让我们很难分清，乡村建设到底是知识分子的选择，民众的选择，抑或历史的选择？

从第一次在社会学教科书上接触“晏阳初”，到现在踏着前人足迹尝试贴着地面步行，已是四年有余。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迟疑、困惑、矛盾亦常常光顾，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现实的直接影响也为思考增加了更多的变量。更为重要的是，实践与理论颇难兼顾，尤其当所从事的实践为小处着手，而所思考的理论和问题又真与大处相关时。

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想来源与实践脉络既有历史乡建的香火传承，也有全球视野下的思路借鉴。它让我们既看到了世界格局调整、趋势及资源权力的变幻，更让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为追求一个更具包容性社会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一、背景环境与现实选择

与历史乡建对当年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反思与警惕相比，当代乡村建设将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席卷而做出回应。当全球化过程所展现出来的诸多便利因素为社会大众所认识和期待，并逐渐成为一种苦苦寻求的生活方式时。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许多动人图景，欧美的生活方式、香车、美女外加别墅，尤其是当这些图景被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修饰、放大、数字化、无限复制无限粘贴以后，我们看到了前面看似很为宽广但结果未必如此的道路，路口挤满了拥有善良愿望的人们。

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界足够宽广，当我们的大脑足够清醒，我们就不得不感受到这些据说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发展危机。无论时贫富差距的拉大、恐怖主义的盛行、越来越多扭曲人性事件的发生，还是生态危机的频频出现。它都逼着我们从一片欢呼叫好声中跳了出来。好好地重新审视我们的努力方向。

现时代的发展，资本要素已占主要支配地位，无论是新的货币还是老的知识。而当资本地位的巩固、扩张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同时存在时，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将一直存在，尤其当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将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只有遭受排斥的可能，无论它是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工厂的个体劳动力，还是大到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大军。

由于我们的期待与推动，出现了越来越多超几何递增的技术资源，它确实给人类带来了便捷和享受。但在这些感观满足的背后，又有着一个最最共同的基础，这些都将以越来越多的资源为支撑之基础。而很多工业化、高科技类的产品是不可回收，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回收率很低。由此，我们享受越多、生产越多，则周围的垃圾也就越多，我们的实际空间也将越小。

从某个角度说，工业化和现代化中止了这个世界上最为根本的循环。而人类自己也将只是该循环中的一个基本环节。

大多数人眼里心中脚下的发展，目标和模式都是共同的，道路只有一条，可能性也只有一个。置身这样的发展大军，没有资本冲锋在前，也就意味着失语，同时还意味着只能跟跑，无论它是国家社会中的特定群体，还是同样处境下的后发工业国家。然而，在辛苦跟跑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相对位置的不变格局、虽获小利但却丧失大量宝贵资源并产生无法逆转环境危机的不断发生，都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怀疑，这是谁的发展？它就是我们苦苦奋斗的彼岸吗？

以上认识，虽说不能叫众所周知，但也是日益闻者众。而中国当代乡村建设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实践行动。虽然发展和资本的潮流浩浩荡荡，主流话语如海似洋，我们还是希望能从实践、从人以及更多最基本的地方入手，探寻另一种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在浩荡潮流中开出更多的支流或支支流，以减其压力，在被动的卷入中有更多主动参与和另类可能。

当代乡村建设还产生于主流发展危机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之后，无论是国人视野里日益尖锐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还是近年来日益进入知识界热点关注领域的“拉美化”问题，还是从上世纪70年代便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表现出的生态资源危机。越来越多关注中国发展的人们开始了系统化的反思与警醒。并以此支配行动，希望能将这种忧虑与另一种建设性的行动结合起来。而这种努力正日益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与认同。

历史乡村建设的宿命与局限，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好像是由于其与国家政权某种理不清关系所致。在当年那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背景下，坚持一种超政治的道路，要么是被指认为舍本逐末，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的最大需求。要么则被认为，这样的做法在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中不能形成自己的力量，而只能在特定被允许的空间中存在，当政治力量变换时，极易处于一种空间丧失的境地。而对于国情及政治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当代中国来说，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统一的国家政权，尤其当新一届中央政府日益朝“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整体转型，国家从宏观上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后土改”、“后税费”时代。历史乡建必须面对但一直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农民的“均田”与“免赋”也日益不成其为问题。就在这样的新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提出，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农村的稳定、农民综合能力提升与平民大众文化的兴起，这些从历史乡建就坚持努力的各项内容日益成了各级政府的现时工作重点，当代乡建则可以为政府推广实施相关计划提供协作与丰富的民间资源，并作为政府领导下深化改革，进行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改良思路而得以存在。这些是否又可以成为当代乡村建设发展新的空间和有利条件？

总之，当代乡村建设是在目前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现实选择。我们需要发展，但是否需要的是一种主流所追求认可的发展，我们有着自己的忧患与警惕，同时也有为探求一种更具包容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实践勇气。



二、限制与挑战

客观的说，历史及现实乡建都在重重的矛盾中前行，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来自自身的限制与冲突。

历史乡村建设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一些观念瓶颈，就如它认识到了“如何评价农民？多少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从未受过教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我们的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晏阳初语）”。

当代乡村建设在承接历史乡建的认识基础上，同时面临许多需要突破的新限制。如果说前辈们当年努力的结果是从观念上突破了各种对农民、对知识和教育的传统理解，并在知行统一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现当代，我们还需面对的则是主流发展下城市化、工业化及为之开道霸权话语所造成的压力，还有来自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及中国社会现存的城乡鸿沟和地区差异。而在诸多限制中，由有限资源所造成的限制将是刚性和最为关键的。

认清我们的实践环境和所需面对的各种矛盾，在复杂不定的实践背后，更应该努力的是一种理论框架和思考方法上的突破。在这么多类同结果、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致的思维逻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它包括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实践的手法、对结果的评判标准等等。诸如，当我们习惯性的提及包括城市－乡村，国家－个人，市场－政府，人类－自然等概念或从事相关领域的实践工作时，有意或者无意，我们很容易将他们对立起来加以理解。但我们希望，是否可以有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中间状态，或者多种中间之可能。就如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所提出并实践的“中间技术”。他认为，我们不排斥技术本身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希望人类通过利用它来进行更好的生活，但基于我们对现实资源限制及异化后技术所存在问题的认识，是否能够探索出一种更好的技术，它将是低能耗、易被普通民众所掌握、同时又不至于因机器的发展而剥夺更多人就业的权力。这些都不仅仅就技术本身而论，重要的则是背后思维方式的突破和创新。

根据这种多元的思维模式，当我们提及乡村建设时，绝非意味着仅是乡村需要建设，城市不需要建设，也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排斥城市。而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过度城市化与高耗能生活方式可能给乡村及城市本身发展所带来的限制。我们也绝不是说因为要乡村建设而将农民栓在土地上，排斥农民进城。而是认识到：单靠农民进城解决不了现在农村中固有的全部问题，即使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农民工进城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发展空间越发萎缩等等）。所以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既需要降低门槛，让农民得以进城并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保障，同时也要调集包括城市在内的各方面资源来建设乡村，让不可能出去，或出去后迟早还要回乡的村民有一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空间，两者将相辅相成、互为交叉、缺一不可。

然而这种中间性、多元化的思维，如何能在主流话语强大的让很多声音过显微弱、二元已成惯性思维的当代中国得以表现和被认知？这将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直接任务之一，而认同并创造更多类似“中间技术”这样调和的产物则是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所应争取的目标成果。

历史以来，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一直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与实践原则。但如何能有一种更深层次的，非工具性和简单的使命与目标定位式的关联，这是我们在处理乡村建设推动者与社会民众关系的努力方向。它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帮助与指点，也不是此一时、彼一时的策略选择，更不是自我解脱式的道德满足。如何能建立一种真正以人为本，将自己全面溶入其中，成为其中一员的基本认识。并在实践中创造一种能让大众自身成为主体，发扬自身优秀文化的现实可能。在这些努力的背后，则是如何能创造并坚持一种民众的文化观、历史观、行动观与话语体系，以此来指导推动更大范围的实践。而作为一种源自民间、定位民间、着眼民间的实践系统，以民众为本，无疑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另一重要原则。

当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地渗透向周围的每一个角落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消费、交通的便利，我们还看到了交易、产品流通的便捷。而其背后，我们更看到了资源流动的加速与顺理成章，但所有的这些便捷几乎都是以发达国家、资本集团为终端导向而单向进行着，当然其中，国家计划及政策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也是资源内部流动的重要因素，但无论是全球化、国家积累还是现代化工业化等原因，其所导致各种资源（包括天然资源如水、矿产，非天然资源如人才）的加速“离心”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其导致的直接结果自然是发展的不平衡、差别的拉大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现实问题。

也许我们要说，这可能是发展初期的基本代价，如果是的话，这将是根本性的，就如一个失去血液或空气的人，无论她有多么娇美的面庞，等待她的只有日益的萎缩。而现在，我们不可能等待资本潮流的退却与逆转，但是否可以通过共同的反思，从一个村庄、一个环节的试验性工作开始，挖掘本地中可以为当地社区服务的各种资源，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一种良性健康循环得以发生。然后再总结、推广倡导这种实践及其背后的理念。当然，回到上文的老话，我们绝非闭“村（社区）”自发（展），我们绝不排斥与外部环境进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但我们需要努力的，则是本地资源的利用、保护与循环。

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限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需要的是对当前发展思路及已经凸显问题的忧患，它将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另类反叛，而是基于现实及资源约束下引发的对另类可能的探寻。我们希望未来的发展，将是一种以人为本，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三、基本认识

基于以上限制，结合近年来的具体实践思考，我们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有如下基本认识：

1、人民生计为本 乡村建设关注和工作的对象应为社会基本组成的乡村社区与普通民众，领域应为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方面。从当年乡建前辈们教平民认字、刷牙，一直到现在我们正在推广与农民生活、健康密切相关的生态建筑、卫生厕所、常见病预防、永续农业等。它们都将是一些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同时又都体现了我们不追求宏大叙事和上层建筑，希望能从被主流忽略的小处和日常着手，以谋求一种能够真正提高民众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改善途径。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将结合技术、理念与研究层面，加强总结、推广与宣传。以推动一种以民众可持续生产、生活为导向的人民生计。

2、多元文化为根 放眼望去，现代文化事业可不谓不发达，现代技术已让多少穷乡僻壤知道了“世界杯”与麦当劳，眼花缭乱的商业广告又让多少农民和下岗工人知道自己的周围原来还有多少种据说很好的化妆品和减肥办法，可当他们问起，让这个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什么杯跟自家喝水用的牙缸有何区别，当广告效果产生以后的他们面对的还是河山依旧般的贫困与无奈时，我们要问，这样的一种看似多元、以消费为基本符号特征的主流文化，离中国中下层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到底有多远？或者说即使近了，又有何丰富益处之说？

这种文化虽然发达，但它不会歌颂劳动，不会表现这个最为可贵的创造。这样的文化虽然精美热闹，但它不仅不会走近中国普通乡村的张叔李婶，还有可能在刺激他们各种欲望的情况下打破乡村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一方面，我们看到农村中四、五岁小孩都能熟练演唱当下风靡全国的《两只蝴蝶》和《老鼠爱大米》，另一方面，农村中道德水准的整体性下降、乡村传统文艺形式和公共娱乐活动的逐步枯竭也是明眼人显而易见的现实。

而当代乡村建设所必须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悖论：文化现象看似丰富的背后，是步步为营般文化资源的枯竭和功能的丧失。如何能够倡导一种新的文化，一种真正与大众生活高度相关、活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一种受众、形式和功能都全面多元的文化，而非那种以消费为导向、以社会精英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享受型文化？则是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文化层面上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我们从与农民相关性最高的农耕文化、乡村传统文艺、乡村传统伦理道德入手，配合其它乡建工作，在村民中挖掘文艺骨干和传统优秀的文艺内核，开展乡村文艺队建设，以此为切入点为乡村提供服务并丰富其生活中的多方面内容。与此同时，全面理解乡村已有文化内涵，鼓励乡村社区不同群体的参与和传承，帮助社区建立文化自信及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认同。

3、合作互助为纲自分田单干以来，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确实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然而更多问题也接踵而至。一方面是原子化的个体小农根本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及已渐成规模的资本集团的竞争。另一直接后果则是社区凝聚力很难得以建立，乡村公共事业多陷困境，无论是基本农田建设、还是乡村道路等基本设施建设。近年来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也日益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程度。

七十多年前，晏阳初先生就结合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根，并建议用“合作组织”和“公民教育”以克私。七十多年后，无论是农民身上依旧未褪的特征表现，还是环境制约及制度安排下的结果生成，“私”和“个人本位”都在农民群体身上或多或少的得以存在，如何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以求一种乡村公共事业的兴起和农村社区凝聚力的提高？则是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社会层面上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我们结合农民的现实需求，以农民合作经济为切入点，在现有乡村经济—文化的背景基础上，尝试探索一种农民合作的现实空间和互助文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创办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希望能解决单户农民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同时还推动各种形式的妇女协会、社区老年人协会、村民学习小组，希望能创造一个帮助他们自己走向联合的机制与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在他们自己生活的社区中，谋求一些问题的协调解决，如利用妇女协会解决社区内部的家庭纠纷问题，利用老年人协会解决社区养老及道德滑坡问题，利用学习小组解决各种经验（如农业技术、家庭教育等）的交流分享问题。这些工作目前已在不同范围内逐步展开。总之，我们推广和探索的不仅仅只是一种合作化的形式，我们更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文化，它将既存在于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将存在于村庄社区内部。



四、问题与发展

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发展过程，是个不断自我认知、突破各种限制的过程。在近年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并对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有如下建议：

1、虽说“乡村建设”不仅仅只是“建设乡村”，它还应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当代乡村建设不应该割裂开城市与乡村，我们更希望得到的是它们的统一与调和。但当我们所面临的实际乡村工作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农村中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涌入城市，社区中的空巢家庭日益增多，“389961（女人、老人和孩子）”部队成为当前农村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现实时，我们工作对象的构成将出现很大的不完整。它一方面让我们重新定位在乡村中的工作内容、重点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推动我们更深入地考虑新乡村建设在城市、乡村两个领域中的结合与交叉。

2、 虽然乡村建设是由各种存在的问题而引发，但绝非仅为解决问题而存在。我们希望，当代乡村建设不仅只谋求技术层面上问题的解决，它将作为系统思维指导下的产物，不仅有很多包括理念、实践等多层面的工作需要结合，更有着包括宣传、倡导、推广等方面的目标需要得以逐步实现。

就如，我们希望农民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干什么？我们希望发展“永续农业”、“乡土文化”，但我们以何载体来加以实现？如果割裂开这一个个的命题，那将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但如果能尝试着将这些问题和实践结合起来，则很多问题也就互为因果，更好地得以解决。

3、乡村建设将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实践形式，一方面，它是社会普遍存在问题的一种反映，它将作为社会改良及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而非某种机构化了的需求表达。另一方面，它的力量来源于民间社会，也只有定位于民间时才能得以监督与更新。所以，它将向全社会保持开放，搭建便于公众参与的平台网络，以此推动乡村建设的多层面拓展。

4、乡村建设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形式，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对于近年的实践阶段，尚处初期。我们应在此阶段突出实践，加强各地试验区的探索性工作，挖掘更多活的经验和另类实践形式，为进一步的总结与推广打下扎实的基础。

后记：本文因这段时间来一直困扰的问题而作。但因苦于身处乡建实践一线，很难真正跳出自己及这项事业本身的局限，同时真正可供自己思考写作的时间也是非常之紧。所以上文仅为个人非常不成熟的观点与想法，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讨论。

本文仅供小范围交流，文责自负，不代表任何单位的观点，特此说明。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初稿于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