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外来宗教在农村的发展呢？本文通过对苏北与皖中两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已有的相关的文献研究资料，从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的衰落所导致的基督教对它的社会功能上的替代来阐述基督教的本土化趋势及其在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信仰 农村基督教 社会功能 功能替代 本土化
一、 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
在农村，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在农耕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而对土地的重视又导致了社会的非流动性，于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成了。在这种社会中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族恰好为乡土社会的稳定和整合提供了基础，对祖先的信仰成了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同时由于乡土社会面临的很多不确定性，如长期的缺医少药以及对自然灾害所带来巨大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只有通过求神拜佛等信仰来寻求自身的心理安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对祖先和神仙所形成的信仰是有它的重要的社会功能的，这种传统民间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并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由信仰所产生的仪式也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认同。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农村，人们长期以来就有一种精神寄托，寄托于祖先和神仙。也正是因为对祖先和神仙的信仰所发挥出的巨大的社会功能，让我们能够在传统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村落都能够看到宗族祠堂的存在，能够看到各种拜神的庙宇的存在，能够经常看到个人信仰的一些仪式以及宗族祭祀等一些集体仪式的存在。
甚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会发现人们背主席语录、学习主席著作，他们实际上是将主席当作一个神在崇拜的，张乐天就认为：“人们从农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中可以看到传统民间信仰的特质[2]”，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们也是有精神寄托和信仰的。
二、 改革后传统民间信仰的衰落以及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
改革开放后，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使得个人及家庭独立面对社会的一切风险；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丧失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让人们的心理茫然失衡，精神焦虑疲惫。于是人们需要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来重新给与自身以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并促进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对社会的新的整合。因此，有人希望依赖他们所熟悉的传统信仰去抵御社会生活的新冲击，于是导致了在福建、广东等地的民间普遍重修庙宇、宗祠、坟墓、看风水和祭祖求神拜佛等旧的信仰和仪式的再度盛行。但是，由于在更多的地方，因为文革的破坏和政府的打击以及大量男性人口的外流，传统民间信仰的仪式已经消失，并且恢复的可能性也很小，在我调查的皖中和苏北的两个村庄没有任何宗族和庙宇的痕迹，也没有传统信仰的一些仪式的存在。同时随着对主席的批判，背主席语录被禁止，渐渐的神已离农民远去。因此人们只好寻找新的信仰来为自己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并填补自身的信仰匮乏的空间，于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农村乘虚而入，试图替代传统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在农村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据目前的官方统计，中国现在的基督教徒有1600万左右[3]，但一般学者的估计是将官方数字乘大2—5倍[4]，其中70%左右在农村。同时，目前有3万多处家庭教会和随处可见基督教的教堂， 在我所调查的两个村庄都有好几处家庭教会，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聚会的大教堂，同时有上百人信仰基督教。由此可见，基督教目前在中国农村兴盛的情况。
同时根据中国基督教会1997年的统计，信仰基督教人口最多的几个省份是：安徽（120万）、江苏（120万）、河南（350万）、浙江（140万） ，而这几个省份传统信仰及仪式是破坏的最严重同时也恢复的很少的地方。在广东这样传统信仰及仪式恢复的比较快和完整的地方，我们发现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相对较少（只有16万）。于是，我们可以说，由于传统信仰及仪式在一些地区的缺失，导致了人们所急需的传统信仰及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因为载体的缺失而无法发挥出来。于是基督教传统信仰及仪式缺失的地方开始悄悄盛行起来，并达到对传统信仰及仪式的社会功能的取代。因此，传统信仰及仪式的缺失应该是基督教在农村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利用空闲时间对苏北和皖中的两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这两个村庄具有很多的相似性：每个村庄都大概有3000人，经济上以农业为主，都离当地的县城有20公里左右，交通不是很方便。村里的男劳动力大多出去打工了，所以笔者调查的时候正处于农闲时候，在村子里看到的主要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
就这两个村庄的基督教的情况来看，也具有很多相似性：这两个村庄在历史上就有好几次基督教进入过，但是结果都因为遭到当地村民的激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目前的信信仰基督教的大概都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开始达到发展的高峰期，到现在信教者每个村庄都大概有200—300人左右；目前信教的人主要以老年人和妇女为主，他们一般都采取定期的聚会，苏北村庄聚会的地点在由教徒公共兴建的教堂里面，皖中地区的那个村庄教徒的聚会主要是在几个该地区基督教发起者的家庭里面，农闲的时候一般是每周五和周日两次，农忙和春节的时候一般都不聚会。这两个村庄的基督教徒对基督教都比较热情，苏北村庄的教徒自愿捐钱建了一个中国传统式建筑的教堂，并利用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积极的传教，笔者一次在对教堂做礼拜的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是其他的教徒介绍和鼓励才加入基督教的，同时还了解到教徒在农闲的时候一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去教堂做礼拜；皖中地区的那个村庄两年前曾经因为有个外国人去传教而受到政府的打击，但是这个村庄的教徒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信教，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下来了，笔者的一个本家是该村较早的传教者之一，他为了传教放弃了外出打工，放弃了结婚、减少了做农活的时间，因而几乎弄的是倾家荡产，但是他信教的热情依然不变。
这两个村庄在解放前还是比较传统的，听着两个村庄的一些老人介绍，以前他们的村庄还有宗祠和关公庙，有很多家庭的妇女喜欢烧香拜佛和关旺求大神，村里的婚葬礼、节日都是按照传统的形式进行，但是因为解放和文革的原因，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比较大，因而这些传统的信仰及其仪式基本上都消失了。改革开放后，政府虽然不在严加打击，这两个村庄刚开始这些传统的东还有所恢复，但是后来一方面随着村里的老人不断去世，懂得传统那一套东西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那一套往往都是以男人作为依靠的，现在由于村里的大多数男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村里的那些老人们、妇女以及儿童们是无法将传统的那套信仰、仪式完全搞起来的，久而久之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渐渐的没有了；再加上这两个村庄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都各自顾各自的了，由于没有公共资金，传统的那套信仰和仪式也就很难做起来了。虽然村庄那些传统的信仰及仪式是存在不下去了，但是那些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们还是需要新的信仰来填补传统那一套东西的空白的，而这一套新的信仰及仪式必须是没有男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也不需要一代一代的不断积累，更不需要公共的资金。这两个村庄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让几次进入该地区都失败的基督教卷土重来的，而且还获得比较大的成功。 下面就以这两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基督教通过在农村发挥传统信仰及仪式的社会功能和基督教在农村的本土化来考察它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同时分析一下基督教进入农村后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
三、基督教的社会功能
既然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是对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的社会功能的替代，那么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到底发挥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呢？
1、提供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急剧变迁过程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相当一部分父母不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直接导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行为的减少,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高,寂寞感也越来越强烈。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壮年男子纷纷走出乡土去开创新的生活,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依然守望着古老的家园[5]。在亲人离家的漫长日子里,他们除了企盼和等待,还需要其它一些东西来抚慰或冲淡离别的伤感以及消除对于亲人在外的担忧。于是，在我调查的两个村庄中，很多教徒认为：上帝的爱心很能感化人、很令人感动，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参加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讲经会、唱诗班，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提高、不再感到孤独，同时也为外出打工的家人寻求到了一种平安并减少了自身紧张焦虑的心情。
同时，笔者所调查的两个村庄由于医疗条件的落后和求医的困难，很多人得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就会对生活失去希望，对未来充满绝望，于是人们开始转向基督教。笔者曾经问过一个教徒信仰基督教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他毫不犹豫的说：“基督教可以治病，自从我信了耶稣，我就不再怕疾病了，在参加聚会时其他教友也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我发现我现在不再恐惧了，我的病也好了。我不骗你，耶稣真的能帮助我们治病，只要你经常参加礼拜仪式、经常祷告，耶稣就会让你的病逐渐恢复的。”
因此通过信仰基督教让他们寻求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理的安慰。
2、交往与认同功能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很多人认为加入教会以后,因基督教的各种宗教活动而使他们的交往机会大大增加;不但他们自己互相走动,而且因这种交往导致他们与其他信徒的家庭成员也不同程度的发生了联系。笔者发现，人们对在教堂或者在家庭举行的聚会都有非常大的兴趣，一般除非暴雨否则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以自然组为单位在某一家聚会为主人或急需祈祷的他人祝福,求神保佑,有时白天也聚会。在聚会前后他们往往会向其他道友倾诉自己的烦恼与喜悦,多数人说自己每次与这些老“姐妹”交谈后都感到内心有一种舒服感,近期的烦恼往往一扫而空。其中有教徒就认为：“信基督比信佛好，信徒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人有事，大家都会来帮忙。而且基督教还有定期的聚会，大家可以就不懂的问题在一起交流谈心，因此让我不再感到孤独。”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威尔•海伯格曾经指出:“美国人建立其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入到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这三个‘民主宗教’之一中去当教徒。[6]”笔者所调查的村庄的教徒也是如此,他们有着相似经济状况和生活境遇,参与教会又使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把他们联结成一个群体并达到群体认同。我们所调查的两县农村信徒,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和辈份一律皆称为“兄弟姐妹”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3、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整合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强调过宗教对道德规范建立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笔者在访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认为：信仰基督以后，我们要遵从基督教的教规，我们不再骂人，也不与他人吵架，也不对抗社会。因此信仰基督教对社会是由好处的，它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宗教社会学学者孙尚扬就认为：宗教也会成为一种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特殊力量。当代中国基督教在一些社区的道德重建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特殊贡献，很多基督教社区的犯罪率相对较低，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7]。
很多被访人认为：原先他们对社会现实很不满，信仰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倾诉自己不满情绪的机会，耶稣教人要学会容忍，因此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对社会不满了。农民中的失落情绪自然难以得到来自政府政策方面的了解和疏导，慢慢积聚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必然另外寻找发泄的途径，宗教应该是一条能够获得精神抚慰的较为平妥的渠道[8]。宗教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四、从基督教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功能替代看其本土化
基督教本土化是指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改造自身，以获得传播和发展。我们通过对基督教在农村多发挥的社会功能可以发现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本土化趋势。
1、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学者侯杰和范丽珠认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有很强的实用意识和功利色彩。在探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实用性时，他们认为：民间诸神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随时随地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和实用心理。人们对神灵的祈盼很实际，为了达到有求必应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它们[9]。在说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时，他们认为：中国民众对宗教的真正要求并不在于其高深的哲理体系、玄妙的彼岸境界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只是希望通过庄严而又随时可行的仪式来满足延年益寿、消灾闭祸的心理[10]。
那么我们从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社会功能我们又能发现什么呢？闭伟宁在对斜桥镇的调查中发现人们信教的主要目的是：由于孤独感的增加而希望寻求精神寄托、为家人保平安和治病保健康。在杜景珍对苏北一村庄的调查中因病而靠主的人占了75%，很多人认为靠主是病愈的根本原因，吃药只是治病的辅助行为[11]。从基督教在农村发挥的社会功能来看，大部分人信教后不再孤独了，有安全感了，精神有寄托了，病也痊愈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秩序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民信仰基督教也是带有极强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正如有学者认为“匮乏的经济生活使得中国普通民众没有闲暇和雅趣去仔细品味宗教的理念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显得有些唯利是图，过分讲求实用[12]。”同样，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种种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匮乏的现实经济生活，使得中国农民对基督教没有闲暇和雅趣去仔细品味它的理念精神，而是为了解决或者缓和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农村的农民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显得有些唯利是图，过分讲求实用。
2、农村基督教与传统民间信仰的融合
著名宗教学家王治心认为：中华民族不很注重宗教上的限制，纯凭个人的自由信仰；所以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没有教权集中的流弊[13]。我们发现具有很强排他性的基督教在目前的农村是很具有包容性的，它承认了中国传统信仰的合理性并与农村内传统信仰实现了很好的融合。
笔者在对皖中的一个农村调查时发现，一个基督教徒完全按照传统的礼仪参加其父亲的丧礼，如下跪、请道士等。笔者曾经问他：“不是说基督教徒不能参加丧礼这些传统的仪式吗？”他的回答却完全超乎笔者的意料：“我信基督教和我参加丧礼是两回事，我父亲将我养了这么大，我怎么能不给他下跪呢，怎么能不请道士呢，举行传统丧礼也是一种孝的体现。况且基督教并没有规定教徒不可以参加传统丧礼。”笔者在访问过该村庄的教会负责人时，他也给我证实了这一点：基督教并不反对中国传统的信仰。杨宏山在对皖东进行调查时也发现：在皖东农村，有些农民既是基督教徒，又信奉佛教，有的回民也去基督教堂做礼拜。许多农民基督教徒在遵循教经的同时，又确实烧过香、求过佛[14]。
于是，我们可以说由于农村基督教实行的包容性和自由化适应了中国农民多神崇拜的传统习俗，适应了中国国情，赢得了一大批教徒。
3、对基督教仪式的重视
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大多数人参加宗教活动的动机往往不是出自对于宗教的真挚信奉，而是希望通过宗教仪式来获得个人幸福和某些社会效益。中国民众对于宗教及其内在精神的不甚了解，往往只看重仪式[15]。
我们知道农村基督教信仰群体呈现出老年人多、妇女多的特点，而这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消除寂寞和孤独，因此他们往往也表现了对基督教仪式的极大重视。在基督教定期的聚会中，在那种同为姐妹兄弟般的美好气氛里 ，“好街谈巷议”的心里得到了满足，在聚会中经常的交流也消除了教徒的孤独和寂寞[16]。笔者在对苏北一个村庄的访谈中也发现，教徒谈论最多的是聚会时的内容和一些生活化的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他们感到了消除孤独和寂寞带来的幸福；在询问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时，大多数教徒记忆犹新的都是基督教那种需要集体参加的仪式带给他们的快乐、兴趣和娱乐，而很少有人谈论对基督教教义及精神的理解；很多人即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如暴雨、农忙的时候也积极地去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和仪式，这也足以显现他们对仪式的重视。其实，由于农村信仰基督教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因此我们也很难要求他们对基督教本质及精神有多么大的了解，他们更多也只能将兴趣和关注点放在基督教那种具有集体性的聚会及仪式上。
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农村很具有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本土化特色。吕朝阳通过对苏北农村的调查认为：基督教出色的本土化表现了其极强的适应性，这是外来宗教得以扎根苏北农村的根本原因[17]。
五、结语——基督教不是农村教徒生活的全部
通过农村基督教对传统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上的替代以及基督教在农村的本土化趋势，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我们会有这样的发现：即使对于农村的基督教徒来说，基督教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
孙富喜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多神多教的宗教观，因此对于具有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的农民来说，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可以替代传统信仰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传统信仰能够继续发挥社会功能，人们照样也可以继续信奉它。同时也正如我们所说的农村基督教徒更多的是是对基督教的聚会和仪式有更大的兴趣，而对基督教的本质和精神了解的却不是很多，因此他们也无法将基督教信仰作为他们全部的生活。
于是，我们会发现农村的基督教徒除了在参加教徒间的聚会和基督教仪式时表现了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一面，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坚持着乡村社会传统的规则。闭伟宁根据调查发现，农村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在教堂里是人人平等，信徒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但回到家庭、亲友群体、工作群体当中时，他们又会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规范行事[18]。薛恒通过调查认为：基督教徒一些环境和场合下，依然适当地遵守本地传统的风俗习惯。如农村的基督教徒不但过春节，并且把它当作最重大的节日来过，相比圣诞节来说显得更加重视更加热闹[19]。处在日常生活中和中国传统信仰背景下的农民们，他们依然以传统的方式与人交往，依然开心地按照传统的方式中过着传统的节日和婚丧礼活动；农村的基督教徒依然感到孝的重要，依然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倾向；为了达到自身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目的，他们依然是多神崇拜的。刘彼得通过对客家个案的调查认为：信徒群体常按照其独特的处境去拟定其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策略，而中国文化和基督教都可以成为群体使用的社会资源[20]。
总之 ，农村基督教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而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可能对于很多的农民来说也许基督教只是他们自身多元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已是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21]。也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随着基督教的逐渐本土化趋势，基督教将像2000多年前的佛教一样被整合进中国文化当中，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姓名：夏磊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02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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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信仰 农村基督教 社会功能 功能替代 本土化
一、 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
在农村，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在农耕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而对土地的重视又导致了社会的非流动性，于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成了。在这种社会中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族恰好为乡土社会的稳定和整合提供了基础，对祖先的信仰成了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同时由于乡土社会面临的很多不确定性，如长期的缺医少药以及对自然灾害所带来巨大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只有通过求神拜佛等信仰来寻求自身的心理安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对祖先和神仙所形成的信仰是有它的重要的社会功能的，这种传统民间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并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由信仰所产生的仪式也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认同。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农村，人们长期以来就有一种精神寄托，寄托于祖先和神仙。也正是因为对祖先和神仙的信仰所发挥出的巨大的社会功能，让我们能够在传统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村落都能够看到宗族祠堂的存在，能够看到各种拜神的庙宇的存在，能够经常看到个人信仰的一些仪式以及宗族祭祀等一些集体仪式的存在。
甚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会发现人们背主席语录、学习主席著作，他们实际上是将主席当作一个神在崇拜的，张乐天就认为：“人们从农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中可以看到传统民间信仰的特质[2]”，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们也是有精神寄托和信仰的。
二、 改革后传统民间信仰的衰落以及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
改革开放后，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使得个人及家庭独立面对社会的一切风险；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丧失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让人们的心理茫然失衡，精神焦虑疲惫。于是人们需要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来重新给与自身以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并促进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对社会的新的整合。因此，有人希望依赖他们所熟悉的传统信仰去抵御社会生活的新冲击，于是导致了在福建、广东等地的民间普遍重修庙宇、宗祠、坟墓、看风水和祭祖求神拜佛等旧的信仰和仪式的再度盛行。但是，由于在更多的地方，因为文革的破坏和政府的打击以及大量男性人口的外流，传统民间信仰的仪式已经消失，并且恢复的可能性也很小，在我调查的皖中和苏北的两个村庄没有任何宗族和庙宇的痕迹，也没有传统信仰的一些仪式的存在。同时随着对主席的批判，背主席语录被禁止，渐渐的神已离农民远去。因此人们只好寻找新的信仰来为自己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并填补自身的信仰匮乏的空间，于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农村乘虚而入，试图替代传统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在农村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据目前的官方统计，中国现在的基督教徒有1600万左右[3]，但一般学者的估计是将官方数字乘大2—5倍[4]，其中70%左右在农村。同时，目前有3万多处家庭教会和随处可见基督教的教堂， 在我所调查的两个村庄都有好几处家庭教会，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聚会的大教堂，同时有上百人信仰基督教。由此可见，基督教目前在中国农村兴盛的情况。
同时根据中国基督教会1997年的统计，信仰基督教人口最多的几个省份是：安徽（120万）、江苏（120万）、河南（350万）、浙江（140万） ，而这几个省份传统信仰及仪式是破坏的最严重同时也恢复的很少的地方。在广东这样传统信仰及仪式恢复的比较快和完整的地方，我们发现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相对较少（只有16万）。于是，我们可以说，由于传统信仰及仪式在一些地区的缺失，导致了人们所急需的传统信仰及仪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因为载体的缺失而无法发挥出来。于是基督教传统信仰及仪式缺失的地方开始悄悄盛行起来，并达到对传统信仰及仪式的社会功能的取代。因此，传统信仰及仪式的缺失应该是基督教在农村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利用空闲时间对苏北和皖中的两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这两个村庄具有很多的相似性：每个村庄都大概有3000人，经济上以农业为主，都离当地的县城有20公里左右，交通不是很方便。村里的男劳动力大多出去打工了，所以笔者调查的时候正处于农闲时候，在村子里看到的主要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
就这两个村庄的基督教的情况来看，也具有很多相似性：这两个村庄在历史上就有好几次基督教进入过，但是结果都因为遭到当地村民的激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目前的信信仰基督教的大概都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开始达到发展的高峰期，到现在信教者每个村庄都大概有200—300人左右；目前信教的人主要以老年人和妇女为主，他们一般都采取定期的聚会，苏北村庄聚会的地点在由教徒公共兴建的教堂里面，皖中地区的那个村庄教徒的聚会主要是在几个该地区基督教发起者的家庭里面，农闲的时候一般是每周五和周日两次，农忙和春节的时候一般都不聚会。这两个村庄的基督教徒对基督教都比较热情，苏北村庄的教徒自愿捐钱建了一个中国传统式建筑的教堂，并利用传统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积极的传教，笔者一次在对教堂做礼拜的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是其他的教徒介绍和鼓励才加入基督教的，同时还了解到教徒在农闲的时候一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去教堂做礼拜；皖中地区的那个村庄两年前曾经因为有个外国人去传教而受到政府的打击，但是这个村庄的教徒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信教，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下来了，笔者的一个本家是该村较早的传教者之一，他为了传教放弃了外出打工，放弃了结婚、减少了做农活的时间，因而几乎弄的是倾家荡产，但是他信教的热情依然不变。
这两个村庄在解放前还是比较传统的，听着两个村庄的一些老人介绍，以前他们的村庄还有宗祠和关公庙，有很多家庭的妇女喜欢烧香拜佛和关旺求大神，村里的婚葬礼、节日都是按照传统的形式进行，但是因为解放和文革的原因，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比较大，因而这些传统的信仰及其仪式基本上都消失了。改革开放后，政府虽然不在严加打击，这两个村庄刚开始这些传统的东还有所恢复，但是后来一方面随着村里的老人不断去世，懂得传统那一套东西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那一套往往都是以男人作为依靠的，现在由于村里的大多数男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村里的那些老人们、妇女以及儿童们是无法将传统的那套信仰、仪式完全搞起来的，久而久之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渐渐的没有了；再加上这两个村庄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都各自顾各自的了，由于没有公共资金，传统的那套信仰和仪式也就很难做起来了。虽然村庄那些传统的信仰及仪式是存在不下去了，但是那些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们还是需要新的信仰来填补传统那一套东西的空白的，而这一套新的信仰及仪式必须是没有男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也不需要一代一代的不断积累，更不需要公共的资金。这两个村庄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让几次进入该地区都失败的基督教卷土重来的，而且还获得比较大的成功。 下面就以这两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基督教通过在农村发挥传统信仰及仪式的社会功能和基督教在农村的本土化来考察它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同时分析一下基督教进入农村后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
三、基督教的社会功能
既然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是对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的社会功能的替代，那么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到底发挥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呢？
1、提供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急剧变迁过程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相当一部分父母不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直接导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行为的减少,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高,寂寞感也越来越强烈。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壮年男子纷纷走出乡土去开创新的生活,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依然守望着古老的家园[5]。在亲人离家的漫长日子里,他们除了企盼和等待,还需要其它一些东西来抚慰或冲淡离别的伤感以及消除对于亲人在外的担忧。于是，在我调查的两个村庄中，很多教徒认为：上帝的爱心很能感化人、很令人感动，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参加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讲经会、唱诗班，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提高、不再感到孤独，同时也为外出打工的家人寻求到了一种平安并减少了自身紧张焦虑的心情。
同时，笔者所调查的两个村庄由于医疗条件的落后和求医的困难，很多人得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就会对生活失去希望，对未来充满绝望，于是人们开始转向基督教。笔者曾经问过一个教徒信仰基督教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他毫不犹豫的说：“基督教可以治病，自从我信了耶稣，我就不再怕疾病了，在参加聚会时其他教友也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我发现我现在不再恐惧了，我的病也好了。我不骗你，耶稣真的能帮助我们治病，只要你经常参加礼拜仪式、经常祷告，耶稣就会让你的病逐渐恢复的。”
因此通过信仰基督教让他们寻求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理的安慰。
2、交往与认同功能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很多人认为加入教会以后,因基督教的各种宗教活动而使他们的交往机会大大增加;不但他们自己互相走动,而且因这种交往导致他们与其他信徒的家庭成员也不同程度的发生了联系。笔者发现，人们对在教堂或者在家庭举行的聚会都有非常大的兴趣，一般除非暴雨否则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以自然组为单位在某一家聚会为主人或急需祈祷的他人祝福,求神保佑,有时白天也聚会。在聚会前后他们往往会向其他道友倾诉自己的烦恼与喜悦,多数人说自己每次与这些老“姐妹”交谈后都感到内心有一种舒服感,近期的烦恼往往一扫而空。其中有教徒就认为：“信基督比信佛好，信徒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人有事，大家都会来帮忙。而且基督教还有定期的聚会，大家可以就不懂的问题在一起交流谈心，因此让我不再感到孤独。”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威尔•海伯格曾经指出:“美国人建立其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入到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这三个‘民主宗教’之一中去当教徒。[6]”笔者所调查的村庄的教徒也是如此,他们有着相似经济状况和生活境遇,参与教会又使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把他们联结成一个群体并达到群体认同。我们所调查的两县农村信徒,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和辈份一律皆称为“兄弟姐妹”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3、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整合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强调过宗教对道德规范建立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笔者在访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认为：信仰基督以后，我们要遵从基督教的教规，我们不再骂人，也不与他人吵架，也不对抗社会。因此信仰基督教对社会是由好处的，它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宗教社会学学者孙尚扬就认为：宗教也会成为一种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特殊力量。当代中国基督教在一些社区的道德重建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特殊贡献，很多基督教社区的犯罪率相对较低，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7]。
很多被访人认为：原先他们对社会现实很不满，信仰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倾诉自己不满情绪的机会，耶稣教人要学会容忍，因此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对社会不满了。农民中的失落情绪自然难以得到来自政府政策方面的了解和疏导，慢慢积聚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必然另外寻找发泄的途径，宗教应该是一条能够获得精神抚慰的较为平妥的渠道[8]。宗教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四、从基督教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功能替代看其本土化
基督教本土化是指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改造自身，以获得传播和发展。我们通过对基督教在农村多发挥的社会功能可以发现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本土化趋势。
1、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学者侯杰和范丽珠认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有很强的实用意识和功利色彩。在探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实用性时，他们认为：民间诸神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随时随地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和实用心理。人们对神灵的祈盼很实际，为了达到有求必应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它们[9]。在说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时，他们认为：中国民众对宗教的真正要求并不在于其高深的哲理体系、玄妙的彼岸境界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只是希望通过庄严而又随时可行的仪式来满足延年益寿、消灾闭祸的心理[10]。
那么我们从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社会功能我们又能发现什么呢？闭伟宁在对斜桥镇的调查中发现人们信教的主要目的是：由于孤独感的增加而希望寻求精神寄托、为家人保平安和治病保健康。在杜景珍对苏北一村庄的调查中因病而靠主的人占了75%，很多人认为靠主是病愈的根本原因，吃药只是治病的辅助行为[11]。从基督教在农村发挥的社会功能来看，大部分人信教后不再孤独了，有安全感了，精神有寄托了，病也痊愈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秩序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民信仰基督教也是带有极强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正如有学者认为“匮乏的经济生活使得中国普通民众没有闲暇和雅趣去仔细品味宗教的理念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显得有些唯利是图，过分讲求实用[12]。”同样，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种种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匮乏的现实经济生活，使得中国农民对基督教没有闲暇和雅趣去仔细品味它的理念精神，而是为了解决或者缓和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农村的农民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显得有些唯利是图，过分讲求实用。
2、农村基督教与传统民间信仰的融合
著名宗教学家王治心认为：中华民族不很注重宗教上的限制，纯凭个人的自由信仰；所以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没有教权集中的流弊[13]。我们发现具有很强排他性的基督教在目前的农村是很具有包容性的，它承认了中国传统信仰的合理性并与农村内传统信仰实现了很好的融合。
笔者在对皖中的一个农村调查时发现，一个基督教徒完全按照传统的礼仪参加其父亲的丧礼，如下跪、请道士等。笔者曾经问他：“不是说基督教徒不能参加丧礼这些传统的仪式吗？”他的回答却完全超乎笔者的意料：“我信基督教和我参加丧礼是两回事，我父亲将我养了这么大，我怎么能不给他下跪呢，怎么能不请道士呢，举行传统丧礼也是一种孝的体现。况且基督教并没有规定教徒不可以参加传统丧礼。”笔者在访问过该村庄的教会负责人时，他也给我证实了这一点：基督教并不反对中国传统的信仰。杨宏山在对皖东进行调查时也发现：在皖东农村，有些农民既是基督教徒，又信奉佛教，有的回民也去基督教堂做礼拜。许多农民基督教徒在遵循教经的同时，又确实烧过香、求过佛[14]。
于是，我们可以说由于农村基督教实行的包容性和自由化适应了中国农民多神崇拜的传统习俗，适应了中国国情，赢得了一大批教徒。
3、对基督教仪式的重视
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大多数人参加宗教活动的动机往往不是出自对于宗教的真挚信奉，而是希望通过宗教仪式来获得个人幸福和某些社会效益。中国民众对于宗教及其内在精神的不甚了解，往往只看重仪式[15]。
我们知道农村基督教信仰群体呈现出老年人多、妇女多的特点，而这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消除寂寞和孤独，因此他们往往也表现了对基督教仪式的极大重视。在基督教定期的聚会中，在那种同为姐妹兄弟般的美好气氛里 ，“好街谈巷议”的心里得到了满足，在聚会中经常的交流也消除了教徒的孤独和寂寞[16]。笔者在对苏北一个村庄的访谈中也发现，教徒谈论最多的是聚会时的内容和一些生活化的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他们感到了消除孤独和寂寞带来的幸福；在询问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时，大多数教徒记忆犹新的都是基督教那种需要集体参加的仪式带给他们的快乐、兴趣和娱乐，而很少有人谈论对基督教教义及精神的理解；很多人即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如暴雨、农忙的时候也积极地去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和仪式，这也足以显现他们对仪式的重视。其实，由于农村信仰基督教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因此我们也很难要求他们对基督教本质及精神有多么大的了解，他们更多也只能将兴趣和关注点放在基督教那种具有集体性的聚会及仪式上。
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农村很具有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本土化特色。吕朝阳通过对苏北农村的调查认为：基督教出色的本土化表现了其极强的适应性，这是外来宗教得以扎根苏北农村的根本原因[17]。
五、结语——基督教不是农村教徒生活的全部
通过农村基督教对传统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上的替代以及基督教在农村的本土化趋势，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我们会有这样的发现：即使对于农村的基督教徒来说，基督教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
孙富喜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多神多教的宗教观，因此对于具有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的农民来说，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可以替代传统信仰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传统信仰能够继续发挥社会功能，人们照样也可以继续信奉它。同时也正如我们所说的农村基督教徒更多的是是对基督教的聚会和仪式有更大的兴趣，而对基督教的本质和精神了解的却不是很多，因此他们也无法将基督教信仰作为他们全部的生活。
于是，我们会发现农村的基督教徒除了在参加教徒间的聚会和基督教仪式时表现了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一面，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坚持着乡村社会传统的规则。闭伟宁根据调查发现，农村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在教堂里是人人平等，信徒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但回到家庭、亲友群体、工作群体当中时，他们又会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规范行事[18]。薛恒通过调查认为：基督教徒一些环境和场合下，依然适当地遵守本地传统的风俗习惯。如农村的基督教徒不但过春节，并且把它当作最重大的节日来过，相比圣诞节来说显得更加重视更加热闹[19]。处在日常生活中和中国传统信仰背景下的农民们，他们依然以传统的方式与人交往，依然开心地按照传统的方式中过着传统的节日和婚丧礼活动；农村的基督教徒依然感到孝的重要，依然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倾向；为了达到自身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目的，他们依然是多神崇拜的。刘彼得通过对客家个案的调查认为：信徒群体常按照其独特的处境去拟定其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策略，而中国文化和基督教都可以成为群体使用的社会资源[20]。
总之 ，农村基督教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而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可能对于很多的农民来说也许基督教只是他们自身多元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已是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21]。也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随着基督教的逐渐本土化趋势，基督教将像2000多年前的佛教一样被整合进中国文化当中，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姓名：夏磊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02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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