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农村劳动者外流，自古有之。伴随着社会转型，农村劳动者外流现象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者向外流动，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农村合理社会阶层结构，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关键词：劳动者外流；社会分层；社会稳定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浓缩在同一时空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由社会流动加速导致的农民社会地位上升、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分化组合是诱发农村社会不稳的一个重大因素。本文试就农村劳动者外流对农村社会结构及社会稳定的影响作一番初浅的探讨。
农村劳动者外流的历史和现实
所谓外流，即向外流动。农村劳动者外流，主要指的是农村劳动力自主的变动，即离开世居的乡村，到城镇（主要指省内或者省外的城市或大城市）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其中既有临时性的也有季节性的，一年至少外出三个月以上，有的时候甚至还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外出。农村劳动者外流，自古有之。曹文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一般意义的流民，是指这样一类人口：他们的成分有时非常复杂，可能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但始终以农民为主体；由于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重大社会变动的原因，被迫抛离家园，携扶老幼，向自认为可以避难求生的地区流动迁移；对于他们的迁移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官方是不愿接受的，并要进行程度不同的行政干预”[i]。可见，古代农民外流主要是由于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引起的。其一，天灾。从中国古代灾荒的统计研究中[ii]，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灾荒频繁的国度。在历史上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等自然灾害致荒，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使五谷不登，引发大规模的农民外流。其二，人祸。综观我国历代发生的严重灾害，固然与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但是深究其最终成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因素，不难发现人为的社会条件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人为的生态破坏外，主要的就是社会统治阶级疏于管理，甚至于故意破坏（包括战争、匪祸、苛政、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严重等），致使小灾变成大灾，变成重灾，影响甚至摧毁社会生产力，从而导致“灾”与“荒”恶性循环，人们被迫四处逃生。
费孝通先生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认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iii]。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五谷文化的重要特征。应该说，传统社会里的农民，所以背井离乡、亡命异乡，当然是出于无奈。汉代谏议大夫鲍宣曾有“七亡”之说，“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迤，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iv]进入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复杂社会性质，近代农村劳动者外流的诸驱动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同构性。除了浓重的“天灾人祸”之传统性外，农村劳动者外流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逐渐染上了近代色彩，其突出特征在于：在外力的冲击下，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客观上刺激、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一方面使得农民纷纷破产失业，产生了越来越强劲的推力，农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另一方面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城市近代化也在不断加速，产生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引力，加上“墨守乡土之故习”观念的打破，农民可以根据工业、商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位差，采取利益趋高的流向，形成了一股进步的外流浪潮。
在我国现代社会，农村劳动者外流现象依然存在。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内涵和特点等均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农村劳动者外流。我国历史上的农村劳动者外流主要是指：（1）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2）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3）因生活所迫四出求乞的农民；（4）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盲目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v]。我国现代农村劳动者外流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民的流动，形成了以那些在比较利益驱动下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为主的“民工潮”，并且呈现出流量加大、流速加快之势。
改革开放前，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村劳动者外流浪潮出现于1953年。应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是鼓励农村劳动者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随着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城市工业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急需从农村招收工人来补充城市劳动力的不足。在1950-1956年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大约吸纳了4000万以上的农村劳动者。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工业生产地急剧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者离开了土地[vi]。为了遏止这股潮流，政府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它把诸如土地、工作、住房和其他的定量配给之类的权利和居民居住的地方联系起来。但是在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和城市职工生活福利待遇优于农村的背景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可谓是“屡禁不止”。在1958年“大跃进”号角的策动下，全国大炼钢铁，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工程建设，呈现出一派劳动力不足的假象，招工权下放，大量农民再次涌进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农村劳动者向城市流动的高潮。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后果，大约有3000万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村劳动者被要求“暂时地”返回了家乡[vii]。之后，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的“文革”政治运动，在当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特定的政治气候下，伴随着城镇人口的大量精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基本上被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空前发展和城镇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原有严格的户籍、单位和人事管理制度的松动，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成了“自由人”的农民不甘于“乡土”的局限，纷纷涌向城市。他们去无常地，住无常宅，哪里有工可打，哪里有钱可挣，哪里就是栖身之处。他们不带户口、粮食关系，一般情况下也不带家眷。可以说，农村劳动者外流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短暂安静之后，再次潮水般泛起。农民走出家门，外出务工经商，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很快于1989年第一次演变成“民工潮”，势如洪流难以阻挡，并且跨世纪地大规模流动已成定局。仅仅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既已从80年代中后期的三四千万人，发展到2003年的9900万人之众[viii]，至2004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量甚至达到了一亿四千万人之多，其规模之宏大确实惊人[ix]。与改革开放以前主要围绕国家大型工程项目建设以及国家有计划移民而自发流向城市和重工业区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劳动者外流，其流动目的主要是增加收入，流动目标主要是大中城市、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组织性较强，并且流动的走向已不是传统的“闯关东”、“走西口”之类，而是“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
劳动者外流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勿庸置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历来就是作为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而存在的；同时它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农村劳动者外流对于流入地（主要是大中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这一洪流对于流出地（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巨大的。然而，已有的研究对此主要只是论及农村劳动者外流对农村劳动力、农村家庭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而较少论及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生存有赖于社会分层的存在[x]。社会分层结构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着“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再到大规模涌进大中城市的农村劳动者外流浪潮，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农民是我国改革以来分化最明显的社会群体，农村劳动者的大量外流使得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精英层的缺失。所谓“精英”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社会中的有杰出才能者。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是，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xi]。造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精英层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推拉理论（the push and pull theory），在市场经济、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我国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寻求经济改善的强烈意愿和羡慕城市生活等，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80年代，外出农民不足200万人，1988年逾2000万人，1993年以后增至6000万-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xii]。2001年，中国的人口为12.76亿，农村人口为7.96亿，农村劳动人口为4.91亿（分别占总量的62.34%和67.22%），其中有3.30亿（67%）从事农业生产，其他的或者在当地非农企业工作，或者流动到城市地区。据估计，在1.61亿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者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是流动者，他们每年不在户口所在地的时间为3-6个月或者更长[xiii]。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大致稳定在1.5亿左右。已有的研究表明，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以青壮年为主，其受教育水平高于流出地人口[xiv]，可以说是农村的精英人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政治分层”为主剧变为“经济分层”为主[xv]，致使原有农村精英群体的地位和权威逐渐丧失。其一，农村原有的管理者也纷纷“下海”，有的甚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使自己“暴富”起来，致使村民不满、仇富、敌视；其二，原有的农村劳动技术能手等，也因近年来农业增收缓慢甚至减少，而失去其作为“领头羊”的精英魅力；其三，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农村新富阶层引人注目，对原有农村精英层的权威提出了挑战，然而由于其自身素质、社会环境和观念等多方面的限制，他们也没能成为农村新的精英层。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原有农村精英层逐渐失去其光茫，另一方面尽管农村出现了新的经济分层，然而新富阶层决不能等同于精英阶层，他们未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致使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出现精英层的缺失和权威真空。
2、中间层的模糊与不足。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xvi]。然而若是按国际惯例来看，中间阶层通常是由白领层组成的，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而我国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可以说我国农村是不存在所谓的中间阶层的。但如果针对现阶段我国农村普遍存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现状，把农村中间阶层定义为温饱有余，拥有基本生活电器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住房条件较好，孩子上学有保障，能看得起病等。那么，我们可以将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一些中等收入者（主要是个体工商业者）看作是农村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对社会的满意度较高，人心思安，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就是按照这一定义的农村中间阶层，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即相对于我国农村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层现状而言。李强先生将其称为“类中间阶层”[xvii]。就我国农村整体，特别是西部农村而言，农村“类中间阶层”仍是严重不足，农民上访事件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这一群体中的。此外，改革以来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如果从经济收入水平看，他们基本上属于农村的中上等收入者，然而他们在城市的底层群体地位，使得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心灵漂泊不定，使得他们不具备真正意义上中间阶层稳定的生活方式，不能真正构成农村社会稳定所需的中间阶层。
3、底层群体的过于庞大。农村社会的底层群体主要是指贫困的农民。贫困是一种状态，指人在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源，以至于不能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维持个人或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xviii]。按国际贫困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目前约折合2.5元人民币），大体相当于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低于900元人民币的水平，我国乡村目前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xix]。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其中最底层，即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目前占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4.8%，在城镇阶层结构中此阶层占10.2%，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占1.2%[xx]。按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人口为12.76亿，农村人口为7.96亿，据此推算的话，目前中国农村底层群体的人口为955.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层中，相当部分的人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失地、一时在城镇还找不到合适的生计等而持续数年之久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近几年“农业增产却不增收”的情况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xxi]单纯依靠种植业为生的农民极易沦为底层群体，他们的经济收入单一且低下、生活非常困苦，突出表现为生存需求问题尚未真正得到解决、孩子上学难、有病无钱医等。此外，农村底层群体的贫困又极易诱发诸如安徽埠阳奶粉事件等农村食品、药品、肥料市场假冒伪劣充斥问题，加上外界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构成农村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残缺状的“金字塔型”结构，这与我们所理想的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橄榄形状的，即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相差甚远。之所以称为“残缺状的”，就在于构成塔尖的精英层基本上缺失，权力出现了“真空”状态；而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中间层，不但模糊不清，而且严重不足；而本应占比例较小的底层群体却过于庞大。李强先生用ISEI（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测量农村的社会结构，认为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普遍较低地位者构成的社会。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中产阶级。并且认为这种倒过来的“丁字型”社会结构极易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xxii]。由此观之，当前我国农村这种倒过来的“丁字型”或残缺状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无疑是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原因。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构建问题。
相关思考与对策研究
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橄榄形状），是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它既是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因而应该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xxiii]。在当前农村劳动者大规模外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培育形成农村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条件，充分发挥合理社会分层在促进农村社会整合和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一）合理社会分层对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
社会学的分层理论认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具有中间大、两头大的橄榄形状。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首先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是支撑“纺锤型”社会结构的主体。如前所述，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中等收入者，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现存的农村中间阶层/类中间阶层又是严重不足且具有模糊性。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能够促进农村中间阶层的清晰、壮大，则农村稳定的态势将得到持续与发展。如果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仍是一味地片面强调追求经济效益，必然导致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从而可能进一步拉大农村贫富差距，致使已有的农村相对中间阶层的进一步衰弱，构成影响农村稳定问题的长远隐忧。因此，现阶段国家对农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为中心。其次，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还需要有两头。“中间大、两头小”，两头小不等于不要两头，两头的存在有着积极的意义。社会精英群体同时也是社会控制者，其控制的权威地位不一定表现为物质财富上[xxiv]。农村精英层的存在，对于维持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解决农村社会纠纷、维持农村社会秩序，保证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防止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促进农村有序、稳定的发展等意义重大。这里所谈的农村精英，并不是指单纯的经济精英，而是指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协调、领导作用的群体，包括农村管理者（政治精英）和农村社会中有威望的民间精英，应当积极重建和培育。第三，两头小的另一头就是社会底层，这一群体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只是我国农村底层群体过于庞大，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与保障，从而构成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的最大障碍，不可等闲视之！
（二）引导构建农村合理社会阶层结构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对策
1、适度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行政权力控制。改革前的“政治-身份型”控制，如果从政治学的权威理论看，属于威权政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民主政治所代替。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要求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化，要求弱化国家权力的控制、实现基层自治，但在当前我国农村市民社会尚未发育起来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弱化要有一个度的问题，权力的弱化必须以能够维持农村社会的有序为前提，并在农村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基层的民主化进程。因此，适度的国家行政干预是必要的。具体举措包括：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重建政治精英在农村社会的管理权威，比如乡村管理者的工资可以一半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提升农村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比如可以选调研究生、博士生担任乡村领导人等。
2、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阶层关系。已有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对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改革以来，虽然有所式微，但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xxv]。因此，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农村社会，离不开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这首先要求强调突出“城市反哺农村”的理念，加大政策、投入等方面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加大农村反贫困力度，保证农村社会稳定。同时，针对改革以来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以及社会转型期非法暴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对民众心态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政府应该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国民经济二次分配进行科学调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阶层关系。
3、发展农村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度，国家权力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强的张力。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权力逐步回缩，这种政府管理体系的回缩和农村缺乏新的管理机制构成资源配置体系的“真空现象”，带来农村社会一系列“失范”问题，基层的政府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人员构成不健全，基层活动缺乏，内部管理混乱，缺少处理农村公共事物的能力，基层组织的职责模糊，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无人关心等[xxvi]。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民主自治制度逐渐兴起和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并不能很好地应对当前农村家庭单元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物管理混乱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国家、民间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的结构因子，由这三个结构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里所说的民间精英是指身在民间（或者说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外），在公共领域中起到领导、整合、组织管理、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xxvii]。在当前农村社会精英层缺失、权力出现“真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等在农村社区自治方面的作用，对于促进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理顺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确保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等具有重大意义。
4、重视农村文化的建设。虽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化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意识形态，但从较短的时期来看，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会极大地影响经济基础的运作。村庄层面的文化现象背后是已经成为村民心理定式和下意识习惯的行为方式，也是构成农民对何种事情值得去做，何种行为值得支持的价值评判基础[xxviii]。文化层面的活动将村民人生价值、喜怒哀乐、心理体验（包括宗教式的神秘的关于人生的体验）综合在一起，构成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对广大农民思想控制的放开，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农村社会意义的失落和信仰危机，致使农村社会生活中人文基础淡薄，对农村的思想文化控制弱化。因此，当前在推进乡村建设中，特别要重视从文化和信仰层面重建农村生活从而重建农民的归属感和提高农民的信任水平。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强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正确对待农村传统文化，尊重农村风俗习惯和农民创新，充分发挥农村宗族文化的正向作用等。这对于理解和构建农村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农村发展的可持续等，无疑起到内生性的作用。
分层和流动永远是交织在一起的。分层是在流动进程中形成和变化的，但前者又会深刻地影响和限制着后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者处流对农村社会分层的影响，更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者合理流动的形成离不开由农村合理社会分层而带来的农村社会稳定，采取积极的措施推进农村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乃至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与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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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曹文柱：《关于两晋之际流民的几个问题》，载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ii] 参见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9-32页。
[iii]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iv] 《汉书·鲍宣传》。
[v] 参见池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vi] 黄平、彭柯：《当今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流动》，载《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2005-07-11）]。
[vii] 黄平、彭柯：《当今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流动》，载《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2005-07-11）]。
[viii]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ix] 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x] 毛寿龙著：《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xi] 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xii] 杜鹰等著：《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xiii] 参见黄平、彭柯：《当今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流动》，载《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2005-07-11）]。
[xiv] 参见白南生、宋洪远等著：《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9页；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313页；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1页。
[xv] 参见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36页。
[xvi] 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xvii] 参见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7页。
[xviii] 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xix] 参见李培林：《合理调整社会结构》，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
[xx]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23页。
[xxi] 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下的底层社会形成》，载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xxii] 参见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13页。
[xxiii]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xxiv] 卢汉龙、边燕杰：《从市民地位观看改革与社会经济不平等》，载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xxv]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xxvi] 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xxvii]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中期趋势与潜在危机》，载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xxviii] 贺雪峰著：《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主要参考文献：
[1]白南生、宋洪远等著：《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2]池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杜鹰等著：《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5]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黄平、彭柯：《当今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流动》，载《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2005-07-11）]。
[7]贺雪峰著：《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8]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李强著：《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1]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2]毛寿龙著：《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Laborer Out-floating and the Rural Social Stability
Lin Jian-Hong
(Sociology Institute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007)
Abstract: The rural laborer out-floating is popular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laborer out-floating is more outstanding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ocial mobility of our country has being strengthened constantly, an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ers between twenty and fifty out-floating, result to the enormous change of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it imposes on the rural social stability enormously. So, how to set up reasonab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in the rural socie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afeguard the rural social stability and to develop a harmonious socialism society.
Key words: laborer out-float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ability
作者简介： 林建鸿（1978—），男，汉族，福建仙游人，硕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350007。
联系电话：13799408171，0591-83147430
E-mail：sociologylin@163.com
通讯地址：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研究所（35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