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义强
内容摘要：作者通过考察发生在一个乡镇选举中村民的日常行动插曲，对于当下村庄生活逻辑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导致的集体行动能力缺位以及乡村社会权力机制的制度性暗示引发的农民自动跟从，是解释村庄行动的重要变量。
关 键 词：离散性生存处境 集体行动 制度性暗示 村庄生活逻辑
Topic: Village’s Life Logic in The Election
Abstract: The author, thought investigating the villagers’ daily action interludes in the election, has carried on initial analysis to life logic in the village instantly. It points ou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variables to explain the village action, which are survive dispersed collective action ability which is short of and the systematic inducement of the social power mechanism.
Key Words: Dispersed living situation Collective action Systematic inducement
Village’s life logic
当乡村选举已经逐步从村庄之内扩展到乡镇一级的时候，探寻选举中村民的日常心态和村庄行为的内在逻辑，就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选举这种政治性公共活动的基础所在。笔者参与了湖北省Y镇的“海推直选”选举乡镇党委和镇长的田野调查，而在调查中发现新的竞争性选举制度都被生活的常规吸纳了，并没有发生新制度引入后我们所期望的变化。 因此研究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逻辑，就成为我们深入认识新制度进入乡村社会时的遭遇的重要路径。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调查中的一些与这次选举相关或无关的插曲，来透视日常生活中的农民行动及其心理状况。
一、 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与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位
谈到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我们一般都会援引小农社会及相关的理论来说明。因此，马克思关于东方专制社会结构特点的论述就十分妥帖：“从远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世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完好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改变。” 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们也从皇权、族权、绅权以及神权等几个纬度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形塑的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治权和被治之间的一种共谋，正是乡村社会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闭以及组织分散，提供了传统的皇权、族权、绅权及神权的效力基础；反之，传统的治权又不断地强化这种社会结构特征，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然而，在经过了二十世纪各种新的政权力量的塑造之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的系统性塑造之后，当下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乡村社会中提取一些插曲，看看在它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启示。这种探讨不是要逻辑地说明当下的乡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全貌，而是努力展示当下农民的生存处境及其集体行动能力，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一些可能的启示。
上访的故事。就其本质而言，上访是一种双向的权力技术，是政治国家既需要下层人民支持其合法性而构成对基层官僚机构的约制，但又缺乏与人民的有效的沟通联结途径而不得不依靠既有官僚机构的双向矛盾的产物，是国家高度科层化的片面发展和与社会之间联结机制存在断裂的一种修补性措施。 在国家的政治安排中，上访既是一种常规化的化解矛盾的方法，又是处理临时性问题的技术。虽然在现实的生活中，各级政府部门都对上访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毕竟也在权力的口子中打开了一条合法的申诉自己利益、控诉侵害的渠道。在本文中，我们将焦点集聚在一个涉及村级财产处理的上访故事的过程。这个紧紧嵌入农民日常生活的行动过程构成了我们对农民生存处境和集体行动能力考察的一个着眼点。
故事发生在Y镇A村。这是一个人口不足600人的小村庄，靠近Y镇政府所在地，村里的基本产业结构以粮食种植为主。近年来在镇政府的倡导下村里搞了一些袋料香菇和蔬菜大棚，农民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在全镇处于中上等。在最近的5－6年内，该村村级债务大幅度增长，一度达到10多万元。据村干部介绍，债务成因主要是部分农户“三提五统”拖欠以及村里为缴纳乡镇税费任务而转借资金造成的。当然，农民对此有着不同的说法，他们怀疑干部们贪污腐败和吃喝招待花了集体的钱，欠下了债务。由于村里基本没有进行过财务公开，而且财务管理制度比较混乱，村民对村里的财务状况十分不满，但是没有人向上反映要求调查。前两年，鉴于巨额的村级债务压力，村干部们努力寻找可以变现的资源用以还债。在A村，还在村集体手里的资源只有村里的山林和土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收取税费的主要载体，自然不能拿出来变现，山林似乎是闲置着。于是，卖山林的决议很快在干部中达成一致。当然，在上报的材料中说是村民代表讨论通过的，但目前村民代表基本上是以村组干部为主体的。卖山林的操作过程是十分有效率的，买主很快找到，经过讨价还价，A村的1000多亩未砍伐的山林30年的使用权换回了17万元人民币。据买主称他付了20万元的费用，另外的3万元就成了A村村民的一个悬疑。这并没有成为促成村民上访的导火索。
然而17万的村级财政收入却吸引了一个叫老王的外村人，因为A村还拖欠他7000元钱，他希望这回可以乘机收回来。毕竟和17万比起来，拖欠自己的那点钱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结果却不是老王想象的这样简单，他多次到A村催要欠债都未能如愿，相关村干部给他的答复始终是没有钱。这使老王十分气愤，他开始关注A村的财务状况，结果，他发现A村不仅存在山林变现后进帐收入比买山人所给价钱少3万的情况，而且在欠债10多万同时进帐17万的情况下，A村依然存在较大数额的欠款。老王认为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为了能够顺利要回属于自己的钱，老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了解。很快，老王发现A村在镇上建了几栋房子，房产是村里的，但是却由几个前任和在任村干部居住。了解到这些问题，老王就开始了上访。镇里起初对老王的上访反应比较冷淡，认为他上访是为了个人目的。后来在老王一再上访并威胁要上访到县里的情况下，镇里派人到A村做了核查，结果是没有财务问题。但是，镇里和村干部与老王协商，为了摆平老王无休止的上访，给老王开出一个优惠条件，即只要老王再加几千块钱，村里就卖给老王数百亩山林30年的使用权。老王的上访本来就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既然自己的利益已经得到满足，便接受条件。这个上访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值得提起的是，在老王上访期间，A村村民对于老王所了解到的本村的情况也是清楚的，但他们没有出来和老王一起上访，甚至一些村民在老王因为上访遭到挫折的时候还幸灾乐祸。他们希望老王的上访能够为他们解决村里的财务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不想做任何努力。而当老王因为得利而停止上访，他们又开始骂老王只为自己得私利，捞到了好处就不顾大家。
我们对这个上访故事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但故事留给我们的意涵却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对它的解读只从当下农民的离散性生存处境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位两个维度展开。在调查中，我们认识到Y镇地理状况所造成的农户之间交流和互动比较困难的客观条件。每个村庄相隔距离之远以及同一个村庄内农户之间的距离都较大地刺激了研究者心中的村庄想象。这里的村庄可以用吴重庆先生在描述江汉平原农民聚居状态时所用的“湾子”来形容。一两家农户构成一个“湾子”，“湾子”之间相隔甚远。 在入户调查时，村干部要用摩托车带上我们去找人。据一位村干部介绍，在没有使用摩托车之前，由于山路不适合自行车，他们要通知全村开会，得步行走上一天。A村农户居住还相对集中一些，但也不是完全聚村而居。这种相对极端的居住分散状况是我们的思考方向很容易地瞄准当下农民的离散性生存处境。关于农民在一个转变社会中的生存处境的研究，不少研究者从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外界联系的紧密度、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侵入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但是，对于农民在走向现代社会时被日渐分散化、日渐个体化的事实缺乏深入探讨。正如米格代尔所言，由于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外部市场的风险性，农民在失去了村社共同体的保护之后严重分化，大部分农民因为缺乏应付现代社会的资源，在广阔的新天地中成为孤零零的原子。 那么，农民为什么会在社会的急剧转变中不是更多的利用外来资源，包括国家的统一法令以及市场提供的机会等努力提高自己在对村庄共同事务上的发言权，而是日益表现出更趋分散的状态呢？
农民的这种日趋分散的离散性生存处境的形成，至少与三个方面的现实性因素存在紧密联系。一是农民与国家及其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关系紧张。虽然国家已经在乡村社会建立起了现代的官僚体制，但是由于乡村的社会基础依然是分散经营的小农，而且国家也并没有打算为乡村社会提供如城市社会一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甚至需要从乡村社会过量汲取资源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那么，它与农民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十分局促的境况。从总体上来看，国家通过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与农民的联结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其一是征收税费，其二是通过国家的法律和强制力确保农民家户生产的正常进行。由于这种大的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单单是实行村民对村庄中国家代理人的选举（如村民选举）等局部措施来改善这种关系，是比较有限的。在农户分散经营独立核算的制度背景下，农民可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与自己付出的东西相比，自己从国家获得的回报实在太小，这里不可能存在一种双方共同承认的契约关系。既然不能从政治中获益，也不可能控制那个自己不熟悉的权力机器的运作，那么最安全的选择就是逃离它。表现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村民对于国家在村庄的代理人怎样处理村庄共同财产、怎样分配共同财产收益等，表现得十分淡漠。尽管会有大量的怨言，但往往把自己自然地放在一种无权者的地位上，不愿意采取行动。二是村庄的宗族和家族联系的消解。尽管不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宗族和家族力量出现复兴的势头，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家族联系的日渐理性化确实是非常明显的。 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家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家族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市场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这一般要以特定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资源积累为基础。中国东南区一些家族和宗族力量的复兴大体上都是这种情况。在Y这样的中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收入较低，税费负担比较重，大部分农民缺乏在市场中获益的各种资源条件，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好处很难分享。但是，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民不再将家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户的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家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联结机制日渐消解。表现在A村，就是家族和宗族意识十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例如共同养殖和使用一头耕牛等。在较为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社会关联结构的转型，即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转向以业缘关系为主要纽带，从社区到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出现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的社会 。在我们的案例中，伴随着血缘关系的消解，贫困化的农民无力建立新的社会联结机制，变成以完整功能的家户为单位的分散存在。这个分散的家户经济可能是小农社会中经济结合的有效率的载体，但肯定不会是可以自然产生农户之间有机联结的政治结合的有效率的载体。三是农户之间联系的单一性导致难以产生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行为。经济窘迫和传统血缘联结的消解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民的难以产生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行为，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的，来源于农户之间关系的性质的原因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比较低技术的条件下，现有的农业人口大部分尚处于维持生存型，那么在一块块小土地上所进行的都是种类相似的农业生产和劳动，每个农户都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和社会分配单位。因此，农户之间的角色分化和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即使存在着一些简单的社会分工，也都是十分粗糙的和暂时的。在A村这样的村庄，绝大部分农户都是以土地耕种为谋生的基本方式，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以及交通运输等其他产业的都比较少。在这种状态下，要提高家庭收入，就只有扩大土地面积、提高耕种的产量等措施。由于生产技术变化不大，土地面积也十分有限，可选的办法就是只是加大投入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和将剩余劳动力释放出去打工。这两种选择都只能使得农民之间缺乏基于共同利益的持续互动关系，不可能发展出用以聚集和表达自身共同利益的复杂的集体组织。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村庄社区中大量的面对面的紧密互动，但却没有超脱个人化利益的共同利益组织的出现。
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其实是和其离散性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这里所谓的集体行动能力是指农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稳定持久的联结形式，同侵蚀这一利益的团体和个人抗争以及向负有保护这一利益责任的团体和个人施以监督和压力的能力。简单一点说，就是农民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能力。按照曼库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一个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的大小与集团规模的大小、集团中成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得的好处多少以及集团之中有没有有效的抑制“搭便车”行为的选择性激励机制等因素具有紧密的关系。比较而言，较大规模的集团比较小规模的集团难以进行集体行动，因为需要更大的成本用于内部利益的协调；集团成员从集体行动中获益越多，集体行动越是迅速有力；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会抑制集团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在村庄之中，农民与拥有多种资源的乡村干部集团相比，人数较多，难以达成大家一致的意见；由于农民是在资源持续被剥夺的境况下生存，采取行动后的收益一般不会太大，分到每个人身上的就更少了，个人没有为之积极行动的意愿，只希望“搭便车”，由别人来做，自己坐享其成；农民没有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来对参与行动给予正面激励，并对拒绝或者破坏参与的行为给予负面激励，所以无法抑制农民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这种无集体行动能力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个上访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到。首先，A村的农民都像老王一样，有的甚至比老王知道的村庄的问题还多，但是他们只是在私下里发一发牢骚，骂一骂娘。回答调查者的话是“我一个人又能拿人家干部怎样”或者“谁晓得其他人怎么想，我可不想当傻瓜”等，缺乏组织起来争取共同利益的能力。其次，老王因为自己有7000元钱的债务要解决，也就有了持续上访的动力。如果这个时候，村民和老王相互配合起来，借助老王的出头来向上级政府反映问题，也不失为一个便宜的做法。但是，村民在这个时候却打起了“搭便车”的主意，希望老王的行动能够把事情捅出来，引起上面的关注和解决。并且，村民对老王的个人行动持一种相对否定的心态，认为老王并不是为了公益在做事情。当上访使得老王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老王占了便宜，愤愤不平；而当老王遇到阻碍甚至打击时又表现得幸灾乐祸。最后，村民也很难建立相互协作行动的信任。在村民的记忆中，往往是声称带头去反映问题的人由于受到乡村的“贿赂”，自己一得利就不管大家的利益。这种情势之下，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
二、 制度性暗示与农民的自动跟从
在观察Y镇选举实验的过程中，调查者被一个强烈的感触所缠绕，希望寻找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这就是选举程序和组织中所流露出来的制度性的暗示 为什么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到实现。而农民为什么都会自动跟从这些暗示的方向，做出选择。
这里我们很难使用一个简单的插曲来表述，因为在整个选举的故事中，这种暗示与跟从的合谋都是始终伴随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截取几个片断来看看。这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试点”的比较重大的变革是镇党委和政府班子成员初步候选人由全体选民推选产生。能否被选民推选为镇党委或者政府班子初步候选人，就是一个对所有现有班子成员的一个重大考验。这是一定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予以保证的。
片断⑴：关于推荐票的制作问题。推荐票的制作原本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在特定的结构条件下就可以发挥潜在的作用。在调查我们看到，它将推荐票和对现任镇党委和政府班子成员的民意测评票放在一起的安排方式。尽管这种安排方式可能只是出于方便程序操作的目的而设置的，但是，由于选民缺乏其他候选对象，而且对于推选结果并不关心，往往直接把上面的现任班子成员名字方便地抄到下面的推荐栏中了事。
片断⑵：关于符合条件的被推荐人的介绍。在Y镇，由于信息比较闭塞，大多数选民对符合被推荐条件的人缺乏了解，那么适当的介绍就是十分必要的。Y镇出于阻止个人“违规”拉票的考虑，禁止所有可能的被推荐人私自进行自我宣传，所有的候选人介绍都由镇里统一进行。每个村都接到一个统一的介绍材料。该材料按照惯例从现任书记、镇长顺序排列。另外，同样也符合被推荐条件，但不是现任班子成员的其他人则没有任何介绍。也就是说，选民的推荐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中做出选择，而且对这个范围中的被推荐人的介绍从顺序到内容都有着特定的结构安排。推荐果然很顺利地完成了，选民的划票结果使得暗示的运作得到实现。
片断⑶：村庄党代表的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两个代表组成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是直接选举产生镇党委和政府班子的，对于选举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村里的党代表和人大代表选举采用差额做法，一般一个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各1－2人，有初步候选人2－3人；同时，镇里下到村里的两代会代表候选人1－2人。镇里下到村里的代表候选人一般都是包片干部和管理区干部，同时也是选举的组织者，坐镇村里的两代会代表选举。在所调查的村庄，没有出现镇里下派的候选人落选的案例，有的只是村里自己的差额中掉下一个或两个人。如果说党员或选民对所有的镇里下派候选人都完全满意，这也说不过去，不是我们在调查中所了解到的事实。那么，说明这种安排的制度性暗示效果又一次实现了。此外，村里的惯例都是村党支部书记自然应该是党代会代表、村委会主任自然应该是人代会代表。除非上面有要求在该村一定要有女性代表之类的规定，才会把妇女主任或者其他的女性村官选上。以至于在B村，一位前村支部书记在推荐党代表候选人的村党员会议上提前给其他党员打招呼，希望别人不要选他，要支持现在的村支部书记。在出现推荐自己的票比支部书记多的情况下申明退出，拒绝担任。看来，农民已经在潜意识中认同了一种权力结构安排，尽管他们本身可能对这种权力结构造成的后果怨气冲冲。
片断⑷：在目前的选举中，必须设立秘密划票间而且要求进秘密划票间划票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规范。但是在Y镇的这次选举中，程序制度上要求的秘密划票间很多没有设立，或者设立了但没有要求必须进秘密划票间划票而事实上没有使用。作为具有竞争性的差额选举，爱面子的农民为什么不进划票间划票？可以肯定，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另有原因。因为在一次选举中，代表们因为座位比较拥挤，在划票时不得不用手遮盖。暗示既可以是鼓励促成某种行动也可能是限制阻碍某种行动。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无限制的继续列举这样的片断。在进入写作之前，我也对截取乡村社会生活片断进行乡村社会理解的学术努力比较不满。但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是在日常意义上截取片断来考察，而非选取一些发生在乡村社会但却漂浮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之外的片断，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对片断的理解中求得一种“片面的深刻” 。在上面的几个片段中，我们都想弄清楚那种来自农民之上且并不受农民欢迎的力量所施展的制度性暗示是如何与农民的自动跟从达成共谋，从而顺利完成一场又一场政治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想把问题的方向调校到那种弥漫在乡村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权力机制本身，来认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如何在具体的行动中达成共谋。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作为乡村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在这里，我们仅就这些片断做不多的理解，探讨这种权力机制的性质。
马克斯•韦伯把权力宽泛地理解为“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而统治则是权力关系的一种，是一种双向的权力关系，权力与其对象具有一种隐藏的认同性关系。福柯则进一步指出，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在这个场中，产生了范围广远但却从未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它不仅借助惩罚，而且在现代社会更多的借助对于人的躯体和认同的规训，统治躯体，占有其力量同时又诱使它臣服和顺从。 那么，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村庄社会中，统治的权力技术造成既达到权力意志的目的又使得在运作的过程中取得对象的顺从？我们必须在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中寻找答案。
在上面的片段中，我们不能设想所有的制度安排过程都需要靠暴力或潜在的暴力来完成，那样使用权力的暴力面向不仅不可能顺利达成权力的意志，而且会得到或明或暗的抵抗，是十分不经济的。而且，搞这次试点选举，其目的在于扩大权力的社会认同基础，也就是说，至少在程序技术上，要求的必然是农民的顺从而不是被迫臣服。那么，农民又为什么较好地把握住了安插在选举程序之中的这些制度性暗示呢？
我们打算从一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官民区别观念。这是一次从上面的意志来看要出现竞争的选举，要体现民众在官员的选择中作用的选举。仔细看下来，也没有农民或者其他人跳将出来，利用选举所给予的空间和口子来弄弄潮。除了前一节中讲到的农民的离散性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乏之外，农民已经深入骨髓的官民区别观念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区别观念既有来自历史传统的成份，也有现实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农民在思考问题时的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一位村干部在被问道为什么农民自己推选的干部基本都是原任干部，而没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人时，诧异地说，难道每个人都能当官？我们都是农民，好像也能干好乡镇的事情，但是自己又没有关系，就是当官也肯定不行。更多的村民和村干部则说从没想过自己来竞选这些官位，认为那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涉及到我们的整个官僚体制的官员产生机制缺乏社会透明度和认同度的问题。
二是农民不想认真对待选举。这可以说是制度性暗示得以畅通无阻地达成其目的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从权力机制的意义上讲，是权力的被作用一方主动放弃了是认同还是不认同的选择，采用逃避的手段来应付另一方设定的程序性过程。造成这种主动放弃权利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政治无力和去政治化的乡村社会时空的政治冷漠是重要的解释向度。概略地讲，农民并没有比较明确的通过参与这种权力的建立和运作而实现的政治目标，也缺乏能够集聚农民的政治意见的精英集团，这样，农民由于自己的原子化，根本无力去争取建构国家权力，只会在无力感的推动下潦草行事，回应来自选举安排中的制度性暗示，安全而且轻松地完成任务；另外，在去政治化的乡村社会时空中，无论村庄乃至乡镇的政治如何变动，向农民索费取税是不会变化的，而且索取量也不是通过农民参与可以协商的。 那么，农民没有必要在那个陌生、异质的权力场域中认真游戏，“跟着婆婆是睡、跟着爷爷也是睡”，还不如回去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多转几圈。
三是乡村社会的面子与智慧。为什么在选举中只是设置秘密划票间而不强调必须进秘密划票间会出现基本没有人进去划票的情况？在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暗示的情况下，如果不进秘密划票间显然可以强化暗示的效果。而如果某人执意要进去，那肯定是想搞什么阴谋诡计或者是不想按照暗示的意思来划票。村庄的智慧必定会抑制农民进秘密划票间的冲动。
四是来自权力的适时抑制。很显然，单靠农民的主动顺应暗示要求并不可能都能如愿。因为农民对政府权力的大量不满，都有可能随时被无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对权力意志的挑战。比如，在该镇J村召开村党员大会推举正式镇委书记候选人的时候，由于有人说出要选对本村有利的人为正式候选人，使得制度性暗示的效果大打折扣。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依靠权力对象的自动跟从来达到目的的制度性暗示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极有可能迅速蔓延，从而造成无法控制的结果。这时候，隐藏在暗示背后的权力出现了。在J村的“反抗”发生之后，镇委通过决议认为选举中组织不力，存在发表演说的拉票违规行为，取消该村的投票结果。于是，又一次强化了选择自动跟从暗示的“路径依赖”。从这里来看，制度性暗示与自动跟从并不完全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权力机制的共谋其实是以一方的强势和另一方逃避为基础的。
本文中，我们围绕着平淡无奇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展开了对选举中的Y镇乡村社会背景的探讨。更进一步说，我们在这里探究讨的是外部政策和制度进入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问题，是从底层向上返观乡村社会常态的政治运作背景和基础的一个尝试。这次选举改革有意无意之间把这些事件带给了观察者，使得这些可能堙没的事件获得了表达的机会。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带给进一步的思考以某种方向。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来源: 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容摘要：作者通过考察发生在一个乡镇选举中村民的日常行动插曲，对于当下村庄生活逻辑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导致的集体行动能力缺位以及乡村社会权力机制的制度性暗示引发的农民自动跟从，是解释村庄行动的重要变量。
关 键 词：离散性生存处境 集体行动 制度性暗示 村庄生活逻辑
Topic: Village’s Life Logic in The Election
Abstract: The author, thought investigating the villagers’ daily action interludes in the election, has carried on initial analysis to life logic in the village instantly. It points ou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variables to explain the village action, which are survive dispersed collective action ability which is short of and the systematic inducement of the social power mechanism.
Key Words: Dispersed living situation Collective action Systematic inducement
Village’s life logic
当乡村选举已经逐步从村庄之内扩展到乡镇一级的时候，探寻选举中村民的日常心态和村庄行为的内在逻辑，就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选举这种政治性公共活动的基础所在。笔者参与了湖北省Y镇的“海推直选”选举乡镇党委和镇长的田野调查，而在调查中发现新的竞争性选举制度都被生活的常规吸纳了，并没有发生新制度引入后我们所期望的变化。 因此研究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逻辑，就成为我们深入认识新制度进入乡村社会时的遭遇的重要路径。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调查中的一些与这次选举相关或无关的插曲，来透视日常生活中的农民行动及其心理状况。
一、 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与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位
谈到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我们一般都会援引小农社会及相关的理论来说明。因此，马克思关于东方专制社会结构特点的论述就十分妥帖：“从远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世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完好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改变。” 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们也从皇权、族权、绅权以及神权等几个纬度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形塑的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治权和被治之间的一种共谋，正是乡村社会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闭以及组织分散，提供了传统的皇权、族权、绅权及神权的效力基础；反之，传统的治权又不断地强化这种社会结构特征，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然而，在经过了二十世纪各种新的政权力量的塑造之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的系统性塑造之后，当下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乡村社会中提取一些插曲，看看在它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启示。这种探讨不是要逻辑地说明当下的乡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全貌，而是努力展示当下农民的生存处境及其集体行动能力，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一些可能的启示。
上访的故事。就其本质而言，上访是一种双向的权力技术，是政治国家既需要下层人民支持其合法性而构成对基层官僚机构的约制，但又缺乏与人民的有效的沟通联结途径而不得不依靠既有官僚机构的双向矛盾的产物，是国家高度科层化的片面发展和与社会之间联结机制存在断裂的一种修补性措施。 在国家的政治安排中，上访既是一种常规化的化解矛盾的方法，又是处理临时性问题的技术。虽然在现实的生活中，各级政府部门都对上访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毕竟也在权力的口子中打开了一条合法的申诉自己利益、控诉侵害的渠道。在本文中，我们将焦点集聚在一个涉及村级财产处理的上访故事的过程。这个紧紧嵌入农民日常生活的行动过程构成了我们对农民生存处境和集体行动能力考察的一个着眼点。
故事发生在Y镇A村。这是一个人口不足600人的小村庄，靠近Y镇政府所在地，村里的基本产业结构以粮食种植为主。近年来在镇政府的倡导下村里搞了一些袋料香菇和蔬菜大棚，农民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在全镇处于中上等。在最近的5－6年内，该村村级债务大幅度增长，一度达到10多万元。据村干部介绍，债务成因主要是部分农户“三提五统”拖欠以及村里为缴纳乡镇税费任务而转借资金造成的。当然，农民对此有着不同的说法，他们怀疑干部们贪污腐败和吃喝招待花了集体的钱，欠下了债务。由于村里基本没有进行过财务公开，而且财务管理制度比较混乱，村民对村里的财务状况十分不满，但是没有人向上反映要求调查。前两年，鉴于巨额的村级债务压力，村干部们努力寻找可以变现的资源用以还债。在A村，还在村集体手里的资源只有村里的山林和土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资源，也是收取税费的主要载体，自然不能拿出来变现，山林似乎是闲置着。于是，卖山林的决议很快在干部中达成一致。当然，在上报的材料中说是村民代表讨论通过的，但目前村民代表基本上是以村组干部为主体的。卖山林的操作过程是十分有效率的，买主很快找到，经过讨价还价，A村的1000多亩未砍伐的山林30年的使用权换回了17万元人民币。据买主称他付了20万元的费用，另外的3万元就成了A村村民的一个悬疑。这并没有成为促成村民上访的导火索。
然而17万的村级财政收入却吸引了一个叫老王的外村人，因为A村还拖欠他7000元钱，他希望这回可以乘机收回来。毕竟和17万比起来，拖欠自己的那点钱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结果却不是老王想象的这样简单，他多次到A村催要欠债都未能如愿，相关村干部给他的答复始终是没有钱。这使老王十分气愤，他开始关注A村的财务状况，结果，他发现A村不仅存在山林变现后进帐收入比买山人所给价钱少3万的情况，而且在欠债10多万同时进帐17万的情况下，A村依然存在较大数额的欠款。老王认为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为了能够顺利要回属于自己的钱，老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了解。很快，老王发现A村在镇上建了几栋房子，房产是村里的，但是却由几个前任和在任村干部居住。了解到这些问题，老王就开始了上访。镇里起初对老王的上访反应比较冷淡，认为他上访是为了个人目的。后来在老王一再上访并威胁要上访到县里的情况下，镇里派人到A村做了核查，结果是没有财务问题。但是，镇里和村干部与老王协商，为了摆平老王无休止的上访，给老王开出一个优惠条件，即只要老王再加几千块钱，村里就卖给老王数百亩山林30年的使用权。老王的上访本来就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既然自己的利益已经得到满足，便接受条件。这个上访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值得提起的是，在老王上访期间，A村村民对于老王所了解到的本村的情况也是清楚的，但他们没有出来和老王一起上访，甚至一些村民在老王因为上访遭到挫折的时候还幸灾乐祸。他们希望老王的上访能够为他们解决村里的财务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不想做任何努力。而当老王因为得利而停止上访，他们又开始骂老王只为自己得私利，捞到了好处就不顾大家。
我们对这个上访故事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但故事留给我们的意涵却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对它的解读只从当下农民的离散性生存处境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位两个维度展开。在调查中，我们认识到Y镇地理状况所造成的农户之间交流和互动比较困难的客观条件。每个村庄相隔距离之远以及同一个村庄内农户之间的距离都较大地刺激了研究者心中的村庄想象。这里的村庄可以用吴重庆先生在描述江汉平原农民聚居状态时所用的“湾子”来形容。一两家农户构成一个“湾子”，“湾子”之间相隔甚远。 在入户调查时，村干部要用摩托车带上我们去找人。据一位村干部介绍，在没有使用摩托车之前，由于山路不适合自行车，他们要通知全村开会，得步行走上一天。A村农户居住还相对集中一些，但也不是完全聚村而居。这种相对极端的居住分散状况是我们的思考方向很容易地瞄准当下农民的离散性生存处境。关于农民在一个转变社会中的生存处境的研究，不少研究者从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外界联系的紧密度、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侵入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但是，对于农民在走向现代社会时被日渐分散化、日渐个体化的事实缺乏深入探讨。正如米格代尔所言，由于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外部市场的风险性，农民在失去了村社共同体的保护之后严重分化，大部分农民因为缺乏应付现代社会的资源，在广阔的新天地中成为孤零零的原子。 那么，农民为什么会在社会的急剧转变中不是更多的利用外来资源，包括国家的统一法令以及市场提供的机会等努力提高自己在对村庄共同事务上的发言权，而是日益表现出更趋分散的状态呢？
农民的这种日趋分散的离散性生存处境的形成，至少与三个方面的现实性因素存在紧密联系。一是农民与国家及其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关系紧张。虽然国家已经在乡村社会建立起了现代的官僚体制，但是由于乡村的社会基础依然是分散经营的小农，而且国家也并没有打算为乡村社会提供如城市社会一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甚至需要从乡村社会过量汲取资源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那么，它与农民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十分局促的境况。从总体上来看，国家通过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与农民的联结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其一是征收税费，其二是通过国家的法律和强制力确保农民家户生产的正常进行。由于这种大的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单单是实行村民对村庄中国家代理人的选举（如村民选举）等局部措施来改善这种关系，是比较有限的。在农户分散经营独立核算的制度背景下，农民可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与自己付出的东西相比，自己从国家获得的回报实在太小，这里不可能存在一种双方共同承认的契约关系。既然不能从政治中获益，也不可能控制那个自己不熟悉的权力机器的运作，那么最安全的选择就是逃离它。表现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村民对于国家在村庄的代理人怎样处理村庄共同财产、怎样分配共同财产收益等，表现得十分淡漠。尽管会有大量的怨言，但往往把自己自然地放在一种无权者的地位上，不愿意采取行动。二是村庄的宗族和家族联系的消解。尽管不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宗族和家族力量出现复兴的势头，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家族联系的日渐理性化确实是非常明显的。 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家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家族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市场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这一般要以特定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资源积累为基础。中国东南区一些家族和宗族力量的复兴大体上都是这种情况。在Y这样的中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收入较低，税费负担比较重，大部分农民缺乏在市场中获益的各种资源条件，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好处很难分享。但是，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民不再将家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户的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家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联结机制日渐消解。表现在A村，就是家族和宗族意识十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例如共同养殖和使用一头耕牛等。在较为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社会关联结构的转型，即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转向以业缘关系为主要纽带，从社区到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出现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的社会 。在我们的案例中，伴随着血缘关系的消解，贫困化的农民无力建立新的社会联结机制，变成以完整功能的家户为单位的分散存在。这个分散的家户经济可能是小农社会中经济结合的有效率的载体，但肯定不会是可以自然产生农户之间有机联结的政治结合的有效率的载体。三是农户之间联系的单一性导致难以产生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行为。经济窘迫和传统血缘联结的消解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民的难以产生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行为，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的，来源于农户之间关系的性质的原因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比较低技术的条件下，现有的农业人口大部分尚处于维持生存型，那么在一块块小土地上所进行的都是种类相似的农业生产和劳动，每个农户都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和社会分配单位。因此，农户之间的角色分化和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即使存在着一些简单的社会分工，也都是十分粗糙的和暂时的。在A村这样的村庄，绝大部分农户都是以土地耕种为谋生的基本方式，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以及交通运输等其他产业的都比较少。在这种状态下，要提高家庭收入，就只有扩大土地面积、提高耕种的产量等措施。由于生产技术变化不大，土地面积也十分有限，可选的办法就是只是加大投入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和将剩余劳动力释放出去打工。这两种选择都只能使得农民之间缺乏基于共同利益的持续互动关系，不可能发展出用以聚集和表达自身共同利益的复杂的集体组织。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村庄社区中大量的面对面的紧密互动，但却没有超脱个人化利益的共同利益组织的出现。
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其实是和其离散性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这里所谓的集体行动能力是指农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稳定持久的联结形式，同侵蚀这一利益的团体和个人抗争以及向负有保护这一利益责任的团体和个人施以监督和压力的能力。简单一点说，就是农民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能力。按照曼库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一个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的大小与集团规模的大小、集团中成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得的好处多少以及集团之中有没有有效的抑制“搭便车”行为的选择性激励机制等因素具有紧密的关系。比较而言，较大规模的集团比较小规模的集团难以进行集体行动，因为需要更大的成本用于内部利益的协调；集团成员从集体行动中获益越多，集体行动越是迅速有力；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会抑制集团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在村庄之中，农民与拥有多种资源的乡村干部集团相比，人数较多，难以达成大家一致的意见；由于农民是在资源持续被剥夺的境况下生存，采取行动后的收益一般不会太大，分到每个人身上的就更少了，个人没有为之积极行动的意愿，只希望“搭便车”，由别人来做，自己坐享其成；农民没有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来对参与行动给予正面激励，并对拒绝或者破坏参与的行为给予负面激励，所以无法抑制农民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这种无集体行动能力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个上访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到。首先，A村的农民都像老王一样，有的甚至比老王知道的村庄的问题还多，但是他们只是在私下里发一发牢骚，骂一骂娘。回答调查者的话是“我一个人又能拿人家干部怎样”或者“谁晓得其他人怎么想，我可不想当傻瓜”等，缺乏组织起来争取共同利益的能力。其次，老王因为自己有7000元钱的债务要解决，也就有了持续上访的动力。如果这个时候，村民和老王相互配合起来，借助老王的出头来向上级政府反映问题，也不失为一个便宜的做法。但是，村民在这个时候却打起了“搭便车”的主意，希望老王的行动能够把事情捅出来，引起上面的关注和解决。并且，村民对老王的个人行动持一种相对否定的心态，认为老王并不是为了公益在做事情。当上访使得老王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老王占了便宜，愤愤不平；而当老王遇到阻碍甚至打击时又表现得幸灾乐祸。最后，村民也很难建立相互协作行动的信任。在村民的记忆中，往往是声称带头去反映问题的人由于受到乡村的“贿赂”，自己一得利就不管大家的利益。这种情势之下，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的。
二、 制度性暗示与农民的自动跟从
在观察Y镇选举实验的过程中，调查者被一个强烈的感触所缠绕，希望寻找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这就是选举程序和组织中所流露出来的制度性的暗示 为什么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到实现。而农民为什么都会自动跟从这些暗示的方向，做出选择。
这里我们很难使用一个简单的插曲来表述，因为在整个选举的故事中，这种暗示与跟从的合谋都是始终伴随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截取几个片断来看看。这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试点”的比较重大的变革是镇党委和政府班子成员初步候选人由全体选民推选产生。能否被选民推选为镇党委或者政府班子初步候选人，就是一个对所有现有班子成员的一个重大考验。这是一定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予以保证的。
片断⑴：关于推荐票的制作问题。推荐票的制作原本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在特定的结构条件下就可以发挥潜在的作用。在调查我们看到，它将推荐票和对现任镇党委和政府班子成员的民意测评票放在一起的安排方式。尽管这种安排方式可能只是出于方便程序操作的目的而设置的，但是，由于选民缺乏其他候选对象，而且对于推选结果并不关心，往往直接把上面的现任班子成员名字方便地抄到下面的推荐栏中了事。
片断⑵：关于符合条件的被推荐人的介绍。在Y镇，由于信息比较闭塞，大多数选民对符合被推荐条件的人缺乏了解，那么适当的介绍就是十分必要的。Y镇出于阻止个人“违规”拉票的考虑，禁止所有可能的被推荐人私自进行自我宣传，所有的候选人介绍都由镇里统一进行。每个村都接到一个统一的介绍材料。该材料按照惯例从现任书记、镇长顺序排列。另外，同样也符合被推荐条件，但不是现任班子成员的其他人则没有任何介绍。也就是说，选民的推荐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中做出选择，而且对这个范围中的被推荐人的介绍从顺序到内容都有着特定的结构安排。推荐果然很顺利地完成了，选民的划票结果使得暗示的运作得到实现。
片断⑶：村庄党代表的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两个代表组成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是直接选举产生镇党委和政府班子的，对于选举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村里的党代表和人大代表选举采用差额做法，一般一个村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各1－2人，有初步候选人2－3人；同时，镇里下到村里的两代会代表候选人1－2人。镇里下到村里的代表候选人一般都是包片干部和管理区干部，同时也是选举的组织者，坐镇村里的两代会代表选举。在所调查的村庄，没有出现镇里下派的候选人落选的案例，有的只是村里自己的差额中掉下一个或两个人。如果说党员或选民对所有的镇里下派候选人都完全满意，这也说不过去，不是我们在调查中所了解到的事实。那么，说明这种安排的制度性暗示效果又一次实现了。此外，村里的惯例都是村党支部书记自然应该是党代会代表、村委会主任自然应该是人代会代表。除非上面有要求在该村一定要有女性代表之类的规定，才会把妇女主任或者其他的女性村官选上。以至于在B村，一位前村支部书记在推荐党代表候选人的村党员会议上提前给其他党员打招呼，希望别人不要选他，要支持现在的村支部书记。在出现推荐自己的票比支部书记多的情况下申明退出，拒绝担任。看来，农民已经在潜意识中认同了一种权力结构安排，尽管他们本身可能对这种权力结构造成的后果怨气冲冲。
片断⑷：在目前的选举中，必须设立秘密划票间而且要求进秘密划票间划票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规范。但是在Y镇的这次选举中，程序制度上要求的秘密划票间很多没有设立，或者设立了但没有要求必须进秘密划票间划票而事实上没有使用。作为具有竞争性的差额选举，爱面子的农民为什么不进划票间划票？可以肯定，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另有原因。因为在一次选举中，代表们因为座位比较拥挤，在划票时不得不用手遮盖。暗示既可以是鼓励促成某种行动也可能是限制阻碍某种行动。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无限制的继续列举这样的片断。在进入写作之前，我也对截取乡村社会生活片断进行乡村社会理解的学术努力比较不满。但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是在日常意义上截取片断来考察，而非选取一些发生在乡村社会但却漂浮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之外的片断，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对片断的理解中求得一种“片面的深刻” 。在上面的几个片段中，我们都想弄清楚那种来自农民之上且并不受农民欢迎的力量所施展的制度性暗示是如何与农民的自动跟从达成共谋，从而顺利完成一场又一场政治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想把问题的方向调校到那种弥漫在乡村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权力机制本身，来认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如何在具体的行动中达成共谋。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作为乡村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在这里，我们仅就这些片断做不多的理解，探讨这种权力机制的性质。
马克斯•韦伯把权力宽泛地理解为“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而统治则是权力关系的一种，是一种双向的权力关系，权力与其对象具有一种隐藏的认同性关系。福柯则进一步指出，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在这个场中，产生了范围广远但却从未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它不仅借助惩罚，而且在现代社会更多的借助对于人的躯体和认同的规训，统治躯体，占有其力量同时又诱使它臣服和顺从。 那么，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村庄社会中，统治的权力技术造成既达到权力意志的目的又使得在运作的过程中取得对象的顺从？我们必须在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中寻找答案。
在上面的片段中，我们不能设想所有的制度安排过程都需要靠暴力或潜在的暴力来完成，那样使用权力的暴力面向不仅不可能顺利达成权力的意志，而且会得到或明或暗的抵抗，是十分不经济的。而且，搞这次试点选举，其目的在于扩大权力的社会认同基础，也就是说，至少在程序技术上，要求的必然是农民的顺从而不是被迫臣服。那么，农民又为什么较好地把握住了安插在选举程序之中的这些制度性暗示呢？
我们打算从一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官民区别观念。这是一次从上面的意志来看要出现竞争的选举，要体现民众在官员的选择中作用的选举。仔细看下来，也没有农民或者其他人跳将出来，利用选举所给予的空间和口子来弄弄潮。除了前一节中讲到的农民的离散性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乏之外，农民已经深入骨髓的官民区别观念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区别观念既有来自历史传统的成份，也有现实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农民在思考问题时的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一位村干部在被问道为什么农民自己推选的干部基本都是原任干部，而没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人时，诧异地说，难道每个人都能当官？我们都是农民，好像也能干好乡镇的事情，但是自己又没有关系，就是当官也肯定不行。更多的村民和村干部则说从没想过自己来竞选这些官位，认为那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涉及到我们的整个官僚体制的官员产生机制缺乏社会透明度和认同度的问题。
二是农民不想认真对待选举。这可以说是制度性暗示得以畅通无阻地达成其目的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从权力机制的意义上讲，是权力的被作用一方主动放弃了是认同还是不认同的选择，采用逃避的手段来应付另一方设定的程序性过程。造成这种主动放弃权利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政治无力和去政治化的乡村社会时空的政治冷漠是重要的解释向度。概略地讲，农民并没有比较明确的通过参与这种权力的建立和运作而实现的政治目标，也缺乏能够集聚农民的政治意见的精英集团，这样，农民由于自己的原子化，根本无力去争取建构国家权力，只会在无力感的推动下潦草行事，回应来自选举安排中的制度性暗示，安全而且轻松地完成任务；另外，在去政治化的乡村社会时空中，无论村庄乃至乡镇的政治如何变动，向农民索费取税是不会变化的，而且索取量也不是通过农民参与可以协商的。 那么，农民没有必要在那个陌生、异质的权力场域中认真游戏，“跟着婆婆是睡、跟着爷爷也是睡”，还不如回去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多转几圈。
三是乡村社会的面子与智慧。为什么在选举中只是设置秘密划票间而不强调必须进秘密划票间会出现基本没有人进去划票的情况？在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暗示的情况下，如果不进秘密划票间显然可以强化暗示的效果。而如果某人执意要进去，那肯定是想搞什么阴谋诡计或者是不想按照暗示的意思来划票。村庄的智慧必定会抑制农民进秘密划票间的冲动。
四是来自权力的适时抑制。很显然，单靠农民的主动顺应暗示要求并不可能都能如愿。因为农民对政府权力的大量不满，都有可能随时被无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对权力意志的挑战。比如，在该镇J村召开村党员大会推举正式镇委书记候选人的时候，由于有人说出要选对本村有利的人为正式候选人，使得制度性暗示的效果大打折扣。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依靠权力对象的自动跟从来达到目的的制度性暗示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极有可能迅速蔓延，从而造成无法控制的结果。这时候，隐藏在暗示背后的权力出现了。在J村的“反抗”发生之后，镇委通过决议认为选举中组织不力，存在发表演说的拉票违规行为，取消该村的投票结果。于是，又一次强化了选择自动跟从暗示的“路径依赖”。从这里来看，制度性暗示与自动跟从并不完全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权力机制的共谋其实是以一方的强势和另一方逃避为基础的。
本文中，我们围绕着平淡无奇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展开了对选举中的Y镇乡村社会背景的探讨。更进一步说，我们在这里探究讨的是外部政策和制度进入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问题，是从底层向上返观乡村社会常态的政治运作背景和基础的一个尝试。这次选举改革有意无意之间把这些事件带给了观察者，使得这些可能堙没的事件获得了表达的机会。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带给进一步的思考以某种方向。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来源: 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