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富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学院教师，
池芳春为宁夏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
2005年3月10日至20日，受《华商报》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助，笔者随同“百名博士访三农”调研组，对陕北榆林地区绥德、府谷、神木等地的农村地区进行调研，行程五千余里。将自己关于农村、农民的思考写下，祈先进赐教。
一.必然之贫穷
笔者在榆林府谷调查时，碛塄乡段乡长的一番话令人深思。四十左右的段乡长文静而不乏学者风度，高中毕业后进入基层政府工作，对农村状况了如指掌。他认为，农村最穷是必然的，如果农村最富，那么城镇和都市的人肯定都跑到农村来了。他的话，初听起来似乎不无牵强，仔细思考，在以三农研究吸引眼球的今天，其冷静与质实的确不无可取。作为中国社会诸阶层的终端和底层，也作为最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农民的贫困和中国农村的现状不容乐观也不必讳言。这种现状的存在肯定不是较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逐步研究此中的进步之道，但是急于求成却大可不必。
二.研究之悖论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研究对象的参与和互动。唯独中国农村研究处于自说自话、不尴不尬的边缘状态之中。要么是如同秦晖一样说了一点真话、尚存对农民的同情之了解，自己却处于清贫与强势压力之下；要么是以学术为学术，看不到农民生存状况，以之为单纯之学术研究对象。即或有学者刊布论文，也不一定有农民能看到。
为外界关注之农民，不一定是正宗意义上能代表最广大农民状况的纯农民。纯粹的农民知道，没人可以救自己，依靠媒体或强势力量的依托而取得某种暂时的利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他们很少把精力投注到与外界（包括学术界或传媒界）的互动上。而引不起外界关注的纯粹农民，就很少得到学者的注意与研究。得到媒体关注或者学界重视的农民，一般都是所谓的非常之人，或者是所谓的非常之农民。比如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传说一度还以讨饭为生、早年做过铁匠并在面粉厂、装修队做过工人、受够了最刻苦铭心的磨难的农民亿万富翁梁希森，乞丐娶了大学生的所谓乞丐之类，曾经是农民但是从本质上又不属于农民，或者说本来即是农民中的异数。就如同历史上的农民刘邦、刘裕、朱元璋一样，用他们为样本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只能牵强附会曰：刘邦与朱元璋背叛了农民起义。不是此中人或已非此中人，用纯粹农民的规范去逼其就范便难称可取。中国农民在任何时候都以相安无事为主流。他们深知世上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
也有研究者反诘：“严肃的学者认真选择后选定村庄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论都不可信吗？”一般而言，除非是随机偶然所选的村庄，有意选定的典型村庄必定是某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推荐的，或者是因为某媒体报道过而觉得有必要调查的，或者是所谓某方面的发展比较好而有意选定的，自然天成、偶然得之的较为少见。推荐、觉得有必要和有意选定，都是有预设条件的，要么是因为某种原因，要么是某媒体报道过，要么是发展比较好。总之，不脱人为意志的痕迹。所谓之典型，在破除历史层面原有的帝王将相家史的写作规范后，中国历史又进入并不十分反映实际状况的以行政或者媒体主导的所谓典型时代。大跃进时期的农村调查结论、天津大邱庄之变迁，曾经是怎么样存在，又似乎不可思议的怎么样在一夜之间变幻的。最红最火的东西最值得警惕。笔者倒偏重于支持研究者随机选择一个并不典型的村庄，只要是比较熟悉的地方，比如说比较了解其历史、现状、风土民情、背景资料的村子。当然这其间有值得警惕之处：万不可带有与生俱来之偏见，要跳出村庄看村庄，即有距离，以陌生的眼光看熟悉的事物。费孝通调查的江村很可能是他最了解的村庄之一。如果一个学者所调查的村落不是其最了解的村庄之一，调查结果就很可怀疑。只剩下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农村的框架而已。随便选择一个村庄，呆上三五年，期待着一定有经典之作问世，这种思路很可能是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后较少有农村调查的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东西产生的原因之一。田野调查很可能胜过呆在书斋里的学者，但能不能触及村庄的脉搏，确实需要艰辛的了解。对一个人而言，熟悉的东西并不会很多，多则不精也是常规，学术方面最擅长的领域与最敏感的题材并不是顺手可拈的，也不是学者可以随便选定的。学者固然不需要如同作家一样有灵感，但对于不熟悉的、不拿手的东西，肯定也象作家一样写不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东西来。农民不信调查者是真正在做调查，每误以为是扶贫办公室人员而客客气气诉苦诉贫，这都是缘由所在。对此，段乡长理性而不无深邃地说：“你们博士肯定理论高深。但是，对基层状况的了解，不是一朝一夕的。”言外之意，不点自明。他值得笔者深思的另一观点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农村的认识隔膜较深。农村政策跟不上农村发展形势，使得农民不觉得政策之恩惠。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里说得清楚：解除其束缚，让其自由自在生长，是最好的园丁，不了解农村、对农民不具同情之了解的管理者，使得本来在贫困中打滚的中国农村难觅出路。
其实，不光是乡级行政组织干部，即或普通农民，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看法和见解，也往往比较质朴客观，接近生活本原。并不很理解农村者对于农村与农民的关注与研究，在农民眼中除了隔靴搔痒之廉价之同情外，不无作秀炒作之嫌。调查中，甚至有农民戏言，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回归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以前一个保长管理约摸现在多半个乡镇的路子上，负担过重才有可能减下去。一位青年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者要慎言对策研究，从本质上经济学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多大正面作用，从未有过实证研究成果支撑这一论点，倒是有反面的例子——计划经济对于世界国民经济的促退触目惊心，以至于黄有光称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是计划经济的付诸实施，其破坏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其实无用。调查途中，一位来自农村的已非农民的人和我谈到我们蜻蜓点水式的调查时，说我们是在做秀。其不无逆耳的断语和对所谓调查的质疑不无道理。调查，难免只是得其表皮。
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失去话语权，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目前中国农民的遭遇和生存状况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是五千年中国农业史的一个连续片断之一环节。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农民难以逃脱历史上农民之整体命运，盲目的乐观已被证实只是呓语而已。只有渐变，没有巨变可以实践脱胎换骨。暴风骤雨式的王安石变法，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北宋以农业经济与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的根本现状和其积贫积弱的国势。宋史上多有人称王安石为乱国之臣，不是空穴来风。套用时髦词语比附，历史上农民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是社会各阶层诸种力量博奕的结果。任何指望倚仗行政的、文化的措施而使某一群体利益格局和命运得到彻底改变的努力可能是有效的，但不一定持久。持久起作用的也并非某种可以明言的、比较确凿而明朗的规则，很可能是如同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与这些灰色规则相联系，某种似乎难解的东西（如“黄宗羲定律”）也就容易得到解释：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往往试图通过 “并税”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但变法虽然不少，成功的却不多，农民负担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要“自我保存” （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是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如果中央财政给官员以补偿，改革就可进行下去——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财政还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对此，段乡长不无深刻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并未成功，因为机构改革没法措手。”顺着这逻辑，类似的历史循环率的提出，也在情理中。中国历史上自商鞅以后直到张居正的改革家的结局，也便不难得到理解。在研究对象缺位情况下进行的农村研究，往往因为太超脱于农村生活之上，对其缺乏同情之了解，而不觉步入如同美利坚文明欲图同化世界诸文明一样之陷阱。缺乏同情之了解，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相类似的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式感喟，也就不无自然。研究是有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研究对象缺位的农村研究尤其如此。
三.政策之解缚
一般而言，渐变式的改革容易成功。目前中国持续二十余年的变革较少引起反弹，可能与较多在增量而非存量上做文章有关。任何悖离生活逻辑的东西只能昙花一现。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和相对清明的时代，往往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清静无为。事物的发展是渐变的，急于求成适得其反。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暗合了清静无为的逻辑理路：君主不凌驾于百姓生计之上，一切听任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博弈，用市场的力量达到无为而治，激发出生长于民间的自然的调控能力。不注重内在的自发力量而徒事安排干预，都有劳而无功之虞。不会有人能够改变别人的命运。农业政策的作用只是解除束缚。
四.调查之艰苦
研究固然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在不良学术语境之下，学术中人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以学术为谋生工具的职业知识生产者。目下学界的研究毋庸置喙，既或是相对较为清静的佛学研究，上个世纪初也曾遇到过瑕疵。丁福保先生其时在学界享有盛誉，他曾编纂了卷帙浩繁的《佛学大辞典》。但据曾经留学德国、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季羡林先生考察，这不是一本著作，而是一位日本学者的译作。这件事关体大的事也被一位严谨的德国学者发现，季羡林先生倍觉汗颜。对于陈年往事，名利场中人懒得细究。对此，笔者有专文述及。任何浮于草根群体血泪生境之上的所谓隔靴搔痒而非触及本质的观察与了解都只是朝露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查很不容易触及事物本质。这与被调查者的戒备、不配合、不愿意认真对待有关，也与事情的真相往往以某种不无逼真的假象存在有关，更与主体本身的强以己意臆测对象、以己之心度人之意、有意无意以某种规范匡人有关。我们调查中发现，除了山里居民对山外来客感到好奇、渴望得到重视或者某种帮助等原因之外，一般来说，少有被访者对我们的艰苦访谈和诚挚努力持首肯态度。研究者必须具同情之了解，找到事情的本质，居高临下的所谓研究是徒劳的。
五.历史之眼光
农村研究视野有多钟，历史眼光十分必要。中国农村的历史是目前农村发展状况的厚重背景与潜在坐标。我们不敢设想仅仅凭着热情和梦想能否因应残酷的农村现状。走出历史的困惑，推动现实哪怕向前走几步，也得看我们能否将理念之枘与现实之榫接上，看我们对中国农村或者一个村庄的历史底蕴的把握程度。目前的中国农村问题只是历史环节上的一个链条。同时，世界农业是我们的明天，世界农业史的借鉴意义更其重大。中国小到一个村庄，其未来的出路肯定以目前的较为发达国家与地区为指归，但其间要走什么样的路，路要走多长，离不开这个村庄的正面负面的历史积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借鉴外来文化并成功融入华夏文明的例子，亦即所谓的怀柔或怀远。为文化史家津津乐道的唐代吸纳印度佛教文化并全面改造中国文化的例子，自不用提；成吉思汗后裔君临欧亚，却抵不过华夏文明的同化，也是中国文化吃猪肉而不会长出猪尾巴的例子。如何冷静地正视看似停滞的中国农村，而能于静寂中探究出一个村庄与时俱进之道，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真可以通过某项研究达到此一目的，那现实永远不会是现状了。老子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厚朴的大道，只可以屈其心志去体悟，并诚朴以践行，不可以拿来示人。如果可以，那父亲早就私下拿它给自己的儿子，下属早就私下拿它作礼物送给上司。同样，致富经营之道如果能用来言说传授，百万亿万富翁就多得不用也无法排福布斯榜了。郎咸平有一个见解，说中国的企业大都以做大做强为目标，但不幸的是，做大做强必定做死。其中约略与此相类。农业农民农村走出历史的迷圈，有无捷径难以遽下断论。所谓的奇迹，只是泡沫的同义语。目前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免于跟风而上制造泡沫，并不会沦为泡沫之滓，难能可贵。丁文锋先生在一次与博士生座谈时，所说的话儆人深思：“经济学中有种理论认为，物品的稀缺性使得其值昂贵。在目前浮躁不安的语境下，诸位学子如能静下心来，甘坐数年冷板凳，认真读些书，不人云亦云，写出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在经济学界肯定有所作为。”逆锋用笔，书家得其意旨。众人皆浮我们独沉，也许是农村研究者的出路之一。
作者简介：
1.田富强，男，1972年2月生，陕西扶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E-mail地址:
tianfuqiang2004@126.com
详细通信地址:
陕西 西安市鱼化寨丈八北路408号
西安外事学院教务处田富强 邮政编码： 710077
或：
中国 陕西 杨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4级博士班，邮政编码：712100
电话：13572890212 029-88751339
2.池芳春，女，1973年4月生，陕西扶风人, 宁夏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
池芳春为宁夏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
2005年3月10日至20日，受《华商报》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助，笔者随同“百名博士访三农”调研组，对陕北榆林地区绥德、府谷、神木等地的农村地区进行调研，行程五千余里。将自己关于农村、农民的思考写下，祈先进赐教。
一.必然之贫穷
笔者在榆林府谷调查时，碛塄乡段乡长的一番话令人深思。四十左右的段乡长文静而不乏学者风度，高中毕业后进入基层政府工作，对农村状况了如指掌。他认为，农村最穷是必然的，如果农村最富，那么城镇和都市的人肯定都跑到农村来了。他的话，初听起来似乎不无牵强，仔细思考，在以三农研究吸引眼球的今天，其冷静与质实的确不无可取。作为中国社会诸阶层的终端和底层，也作为最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农民的贫困和中国农村的现状不容乐观也不必讳言。这种现状的存在肯定不是较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逐步研究此中的进步之道，但是急于求成却大可不必。
二.研究之悖论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研究对象的参与和互动。唯独中国农村研究处于自说自话、不尴不尬的边缘状态之中。要么是如同秦晖一样说了一点真话、尚存对农民的同情之了解，自己却处于清贫与强势压力之下；要么是以学术为学术，看不到农民生存状况，以之为单纯之学术研究对象。即或有学者刊布论文，也不一定有农民能看到。
为外界关注之农民，不一定是正宗意义上能代表最广大农民状况的纯农民。纯粹的农民知道，没人可以救自己，依靠媒体或强势力量的依托而取得某种暂时的利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他们很少把精力投注到与外界（包括学术界或传媒界）的互动上。而引不起外界关注的纯粹农民，就很少得到学者的注意与研究。得到媒体关注或者学界重视的农民，一般都是所谓的非常之人，或者是所谓的非常之农民。比如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传说一度还以讨饭为生、早年做过铁匠并在面粉厂、装修队做过工人、受够了最刻苦铭心的磨难的农民亿万富翁梁希森，乞丐娶了大学生的所谓乞丐之类，曾经是农民但是从本质上又不属于农民，或者说本来即是农民中的异数。就如同历史上的农民刘邦、刘裕、朱元璋一样，用他们为样本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只能牵强附会曰：刘邦与朱元璋背叛了农民起义。不是此中人或已非此中人，用纯粹农民的规范去逼其就范便难称可取。中国农民在任何时候都以相安无事为主流。他们深知世上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
也有研究者反诘：“严肃的学者认真选择后选定村庄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论都不可信吗？”一般而言，除非是随机偶然所选的村庄，有意选定的典型村庄必定是某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推荐的，或者是因为某媒体报道过而觉得有必要调查的，或者是所谓某方面的发展比较好而有意选定的，自然天成、偶然得之的较为少见。推荐、觉得有必要和有意选定，都是有预设条件的，要么是因为某种原因，要么是某媒体报道过，要么是发展比较好。总之，不脱人为意志的痕迹。所谓之典型，在破除历史层面原有的帝王将相家史的写作规范后，中国历史又进入并不十分反映实际状况的以行政或者媒体主导的所谓典型时代。大跃进时期的农村调查结论、天津大邱庄之变迁，曾经是怎么样存在，又似乎不可思议的怎么样在一夜之间变幻的。最红最火的东西最值得警惕。笔者倒偏重于支持研究者随机选择一个并不典型的村庄，只要是比较熟悉的地方，比如说比较了解其历史、现状、风土民情、背景资料的村子。当然这其间有值得警惕之处：万不可带有与生俱来之偏见，要跳出村庄看村庄，即有距离，以陌生的眼光看熟悉的事物。费孝通调查的江村很可能是他最了解的村庄之一。如果一个学者所调查的村落不是其最了解的村庄之一，调查结果就很可怀疑。只剩下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农村的框架而已。随便选择一个村庄，呆上三五年，期待着一定有经典之作问世，这种思路很可能是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后较少有农村调查的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东西产生的原因之一。田野调查很可能胜过呆在书斋里的学者，但能不能触及村庄的脉搏，确实需要艰辛的了解。对一个人而言，熟悉的东西并不会很多，多则不精也是常规，学术方面最擅长的领域与最敏感的题材并不是顺手可拈的，也不是学者可以随便选定的。学者固然不需要如同作家一样有灵感，但对于不熟悉的、不拿手的东西，肯定也象作家一样写不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东西来。农民不信调查者是真正在做调查，每误以为是扶贫办公室人员而客客气气诉苦诉贫，这都是缘由所在。对此，段乡长理性而不无深邃地说：“你们博士肯定理论高深。但是，对基层状况的了解，不是一朝一夕的。”言外之意，不点自明。他值得笔者深思的另一观点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农村的认识隔膜较深。农村政策跟不上农村发展形势，使得农民不觉得政策之恩惠。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里说得清楚：解除其束缚，让其自由自在生长，是最好的园丁，不了解农村、对农民不具同情之了解的管理者，使得本来在贫困中打滚的中国农村难觅出路。
其实，不光是乡级行政组织干部，即或普通农民，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看法和见解，也往往比较质朴客观，接近生活本原。并不很理解农村者对于农村与农民的关注与研究，在农民眼中除了隔靴搔痒之廉价之同情外，不无作秀炒作之嫌。调查中，甚至有农民戏言，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回归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以前一个保长管理约摸现在多半个乡镇的路子上，负担过重才有可能减下去。一位青年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者要慎言对策研究，从本质上经济学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多大正面作用，从未有过实证研究成果支撑这一论点，倒是有反面的例子——计划经济对于世界国民经济的促退触目惊心，以至于黄有光称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是计划经济的付诸实施，其破坏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其实无用。调查途中，一位来自农村的已非农民的人和我谈到我们蜻蜓点水式的调查时，说我们是在做秀。其不无逆耳的断语和对所谓调查的质疑不无道理。调查，难免只是得其表皮。
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失去话语权，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目前中国农民的遭遇和生存状况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是五千年中国农业史的一个连续片断之一环节。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农民难以逃脱历史上农民之整体命运，盲目的乐观已被证实只是呓语而已。只有渐变，没有巨变可以实践脱胎换骨。暴风骤雨式的王安石变法，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北宋以农业经济与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的根本现状和其积贫积弱的国势。宋史上多有人称王安石为乱国之臣，不是空穴来风。套用时髦词语比附，历史上农民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是社会各阶层诸种力量博奕的结果。任何指望倚仗行政的、文化的措施而使某一群体利益格局和命运得到彻底改变的努力可能是有效的，但不一定持久。持久起作用的也并非某种可以明言的、比较确凿而明朗的规则，很可能是如同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与这些灰色规则相联系，某种似乎难解的东西（如“黄宗羲定律”）也就容易得到解释：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往往试图通过 “并税”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但变法虽然不少，成功的却不多，农民负担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要“自我保存” （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是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如果中央财政给官员以补偿，改革就可进行下去——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财政还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对此，段乡长不无深刻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并未成功，因为机构改革没法措手。”顺着这逻辑，类似的历史循环率的提出，也在情理中。中国历史上自商鞅以后直到张居正的改革家的结局，也便不难得到理解。在研究对象缺位情况下进行的农村研究，往往因为太超脱于农村生活之上，对其缺乏同情之了解，而不觉步入如同美利坚文明欲图同化世界诸文明一样之陷阱。缺乏同情之了解，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相类似的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式感喟，也就不无自然。研究是有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研究对象缺位的农村研究尤其如此。
三.政策之解缚
一般而言，渐变式的改革容易成功。目前中国持续二十余年的变革较少引起反弹，可能与较多在增量而非存量上做文章有关。任何悖离生活逻辑的东西只能昙花一现。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和相对清明的时代，往往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清静无为。事物的发展是渐变的，急于求成适得其反。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暗合了清静无为的逻辑理路：君主不凌驾于百姓生计之上，一切听任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博弈，用市场的力量达到无为而治，激发出生长于民间的自然的调控能力。不注重内在的自发力量而徒事安排干预，都有劳而无功之虞。不会有人能够改变别人的命运。农业政策的作用只是解除束缚。
四.调查之艰苦
研究固然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在不良学术语境之下，学术中人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以学术为谋生工具的职业知识生产者。目下学界的研究毋庸置喙，既或是相对较为清静的佛学研究，上个世纪初也曾遇到过瑕疵。丁福保先生其时在学界享有盛誉，他曾编纂了卷帙浩繁的《佛学大辞典》。但据曾经留学德国、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季羡林先生考察，这不是一本著作，而是一位日本学者的译作。这件事关体大的事也被一位严谨的德国学者发现，季羡林先生倍觉汗颜。对于陈年往事，名利场中人懒得细究。对此，笔者有专文述及。任何浮于草根群体血泪生境之上的所谓隔靴搔痒而非触及本质的观察与了解都只是朝露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查很不容易触及事物本质。这与被调查者的戒备、不配合、不愿意认真对待有关，也与事情的真相往往以某种不无逼真的假象存在有关，更与主体本身的强以己意臆测对象、以己之心度人之意、有意无意以某种规范匡人有关。我们调查中发现，除了山里居民对山外来客感到好奇、渴望得到重视或者某种帮助等原因之外，一般来说，少有被访者对我们的艰苦访谈和诚挚努力持首肯态度。研究者必须具同情之了解，找到事情的本质，居高临下的所谓研究是徒劳的。
五.历史之眼光
农村研究视野有多钟，历史眼光十分必要。中国农村的历史是目前农村发展状况的厚重背景与潜在坐标。我们不敢设想仅仅凭着热情和梦想能否因应残酷的农村现状。走出历史的困惑，推动现实哪怕向前走几步，也得看我们能否将理念之枘与现实之榫接上，看我们对中国农村或者一个村庄的历史底蕴的把握程度。目前的中国农村问题只是历史环节上的一个链条。同时，世界农业是我们的明天，世界农业史的借鉴意义更其重大。中国小到一个村庄，其未来的出路肯定以目前的较为发达国家与地区为指归，但其间要走什么样的路，路要走多长，离不开这个村庄的正面负面的历史积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借鉴外来文化并成功融入华夏文明的例子，亦即所谓的怀柔或怀远。为文化史家津津乐道的唐代吸纳印度佛教文化并全面改造中国文化的例子，自不用提；成吉思汗后裔君临欧亚，却抵不过华夏文明的同化，也是中国文化吃猪肉而不会长出猪尾巴的例子。如何冷静地正视看似停滞的中国农村，而能于静寂中探究出一个村庄与时俱进之道，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真可以通过某项研究达到此一目的，那现实永远不会是现状了。老子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厚朴的大道，只可以屈其心志去体悟，并诚朴以践行，不可以拿来示人。如果可以，那父亲早就私下拿它给自己的儿子，下属早就私下拿它作礼物送给上司。同样，致富经营之道如果能用来言说传授，百万亿万富翁就多得不用也无法排福布斯榜了。郎咸平有一个见解，说中国的企业大都以做大做强为目标，但不幸的是，做大做强必定做死。其中约略与此相类。农业农民农村走出历史的迷圈，有无捷径难以遽下断论。所谓的奇迹，只是泡沫的同义语。目前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免于跟风而上制造泡沫，并不会沦为泡沫之滓，难能可贵。丁文锋先生在一次与博士生座谈时，所说的话儆人深思：“经济学中有种理论认为，物品的稀缺性使得其值昂贵。在目前浮躁不安的语境下，诸位学子如能静下心来，甘坐数年冷板凳，认真读些书，不人云亦云，写出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在经济学界肯定有所作为。”逆锋用笔，书家得其意旨。众人皆浮我们独沉，也许是农村研究者的出路之一。
作者简介：
1.田富强，男，1972年2月生，陕西扶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E-mail地址:
tianfuqiang2004@126.com
详细通信地址:
陕西 西安市鱼化寨丈八北路408号
西安外事学院教务处田富强 邮政编码： 710077
或：
中国 陕西 杨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4级博士班，邮政编码：712100
电话：13572890212 029-88751339
2.池芳春，女，1973年4月生，陕西扶风人, 宁夏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