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这个作为本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无论是见诸于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还是游览于学术界的观点热播,时常都能见到，这说明三农问题真正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既是农民之福，也是国家之福。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稳，则国家稳；农业发展，则国家发展；农村现代化，则国家现代化。但作为现实的农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所关注的与国家的大政方争和学术界的恢弘论调仍有很大的差距者。既是农民本身固有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目前的生存状况使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完整的土地权益、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农资产品安全、实用农业技术、农业风险、资金匮乏、文化卫生、贫困救助和行政指导等十大热点问题。
关键词：完整的土地权益、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一、完整的土地权益。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均衡的承包权稳定的利益权和完全的收益权在目前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承包地分配机会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农村常住人口的土地承包权和承包地的落到实处，并真正成为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大多数农民首先关注的问题。绝大部分农民对于国家的农村土地家庭经营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都已十分清楚，并充满信心。但问题是：
如何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或有其承包权，即同区域的所有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何时并且如何得到真正的落实,也就是均衡承包权的落实问题。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二十多年农村改革中，只有第一次土地承包是真正做到按人配地。即只要是当时的农村常住人口，都享有该村按统一标准分得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也第一次成为农民生存和致富的依托和希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温饱问题。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穷，丰衣足食成为大多数农民为之追求的梦想和看得见的现实，土地成为农民养家活口和发家致富的最重手段。但由于农业结构的单一和受农产品品种品质和市场的制约，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农产品总量由过去的长期短缺呈现相对过剩的状态，农业比较效益的开始下滑。加之农民负担的大幅度上扬，土地不仅没有带来预期收益，相反成为农民致富的羁绊。土地也由希望变成包袱，农户为急于甩掉承包的农村土地，在私下转让过程中，既无文字依据，也无转让期限，更无收回约定。跨田垸种地，跨乡村包田成为常态，由此出现账实不符的现状。土地面积的多少，承包户主的易主给谁？许多村干部都不一定十分清楚。大面积的土地抛荒，成为各级政府和乡村干部的一块心病。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土地的二轮延包，也由于土地的贬值，而流于形式。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渐引人瞩目，以及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投入的不断加大，农业的比较效益开始回升土地又再次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土地二轮延包的走过场和转包过程中的不规范，给现在的农村土地冲突埋下了重大隐患的同时，使原有的农村土地均衡承包的方式被打破。面对众多私下转包承包地多年，或因土地抛荒已由村统一发包出去多年，又重新要求返回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民；面对众多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时没有享受到应有承包权，而根据现行政策要求重新确定土地承包权的农户；面对众多在农业效益低下，种田负担最重，同时花了大量的改造资金而现在不愿退回和退回可以，但要求损失赔偿的农户；如何将他们的祈求落到实处对乡村干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面对已经形成多年的土地承包格局，在国家明文规定不允许重新丈量农村土地，不容许重新调整农村土地，而村级又没有多少机动地的前提下，如按政策重新确权、确地，但地土地从何而来？若强行收回，一是在已缺乏行政强制力的今天是更本行不通的，而且现在承包的农户也不同意；二是提前毁约，法律责任谁负？在村级资金积累几乎为零的今天，毁约金谁出？若不执行国家现行的农村确权、确地的政策，农民要上访，各级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要被打破。因此，各级政府如何处理好这些方面的矛盾，说到底政府如何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当今农民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迅速有效地遏制农村土地存量急剧下降的趋势。即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如何得到切实地保护，也就是如何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稳定的收入来源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土地做支撑，其他的就无从谈起。目前农民对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在现在土地承包权的问题，而却还十分关注农村土地存量正在呈逐年递减趋势的问题。农村土地存量的减少，既有自然因素，如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等，造成土壤地力下降的非人为因素和农村土地无节制开发等人为因素。其中，农村土地的无计划、不规范开发，是导致农村土地存量逐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乡村干部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贪大求洋，部分农户的盲目攀比和模仿心态，导致农村土地的有效使用率的不断降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农作物布局，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增收的潜力。但由于调整时缺乏客观性，规划时缺乏科学性，实施时缺乏合理性，往往一个农业模式和农业品种的出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观念，使一件本来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的好事，变为大多数农民所很难苟同的带有强制性的过激行为和一哄而上的雷同模式。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预期的收入，反而因农业模式的千篇一律和农产品结构的雷同，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农产品的积压。既影响了农民的当年增收，也因农民为利益的受损而讨说法，给地方政府的信用、威性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带来了影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某县市的部分乡镇见珍珠、甲鱼、河蟹等水产养殖很有赚头，于是纷纷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大量的精产粮田改为鱼池，一时间有基础、有技术、有水源条件的乡镇是尽量扩大水产面积；缺技术、缺水源的乡镇是想办法，创造条件搞开发。于是一个个珍珠村、甲鱼、河蟹镇等特色养殖和四大家鱼等常规养殖的乡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了，使粮食面积和其他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作物面积在短时间内锐减，其最终结果是，粮食出现供给危机，水产效益也因面积的无限扩大，导致产品的大量积压和经济效益的急剧下滑。由乡村集中调整的，乡村干部常常会受农户的怨恨与谩骂；由农户自作主张调整的，就要受到老婆、家人的埋怨。如有一个乡镇，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有55%的基本农田被开挖成鱼池，其中有3个村鱼池开挖面积达70%以上。使原本很有经济效益的特色水产养殖，因产量的剧增，带来价格的急剧下滑；因面积的扩大，导致种苗、技术人员工资等投资成本的急剧上涨。原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农作物效益的特色水产养殖，一下子的垮了下来，其比较效益甚至还不敌于常规农业生产效益。同时，巨大的前期投资，使很多农户由此背上了巨大的债务包袱。若重新恢复原貌改种其他作物，又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投入，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户更是难上加难。从此，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就一蹶不振而限于贫困。因此，如何科学的开发和利用现有的农村土地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仍是农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次，工业化、城镇化、交通便利化等方面的建设，使非农业用地量急剧增加，大量的农用土地被逐步蚕食掉，农民的土地权益时常受到不法侵害。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为中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牺牲。尤其是农村的土地，虽然法律规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为农民共同的财产。而然现实情况却相反，农村土地成为一块人人都想要，人人都能拿走肥肉，肆意侵蚀，任意宰割，无偿占有。特别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日益扩大，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批批开发区的出现，一个个科技城的崛起，一座座高级娱乐场所的开业，大面积的农村土地在相互勾结，相互使诈，强权与腐败中被低价甚至无偿的占用，使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占。低廉的补偿和再就业的困惑，使大批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养的地方。农民的合法土地收益权，被官僚、地痞、不法奸商和部分贪婪的的乡村干部相互勾结所剥夺。其三，基层地方政府职能的虚化，农村土地产权所有者界定的模糊，导致土地管理上的失控。农民私下的乱挖、乱占，已成为农村土地存量急剧下降的新问题。随着乡镇机构体制改革的实施，原有的管理方式被打破，村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和权威已随着农村经济的瓦解而消亡，过去农村土地管理上的乡镇政府、乡镇土管所、村级组织三级联动的管理方式也随之不复存。现在在土地的管理上，是乡镇政府被动管，乡镇土管理部门无力管，村干部无权管，导致农村土地所有的虚位权，监督使用权的失控。农民承包的土地，成为农民随意处置的私有财产。一块块基本农田上，建立起了一座座私宅、经销点、加工厂、畜禽栏舍。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和省道、国道的公路两侧的基本农村的圈占和改作它用的情况更为严重。这它不仅带来了农村基本农田面积的大量减少，而且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破坏程度也很大。同时，因房舍的空置率很高，既影响了土地的效益，也因很难恢复原状改为基本农田，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所以，这种危害甚至要超过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它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严重性至今仍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甚至是农村土地监察和管理上的死角。农民何时才能从农村土地中真正获得土地的增值价值。即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的权益如何得到全面保证，也就是农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的收益，不仅体现在土地耕种上取得的效益，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只有取得了土地耕种上的效益和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农民才真正拥有承包土地的完全收益权。农民在其土地的承包权和承包的土地一旦得到确认以后，农民已开始关注的是如何从土地中获得最大利润。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收益权和剩余产品的处置权不在农民手中，农民并不在意土地的收益状况。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收益的处置权，农民也开始关注自己承包地的价值与增值。起初农民只是关注土地的常规价值，即如何从农业收入中获取土地价值。而随着农村土地存量的减少和农业效益不稳定，以及农业效益已接近最大化的现实状况，导致农村土地的多形式流转的出现。这种土地流转的出现，让农民把增收的希望，从单纯的农村土地的产出效益上，转向通过土地的多形式流转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但目前，由于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一种流通手段上市，进行转让、抵押、入股、租赁、拍卖。所以，现在的这种土地流转，一般都只限于少部分机动地和低产田的私下不规范流动。这种流动，既很难体现土地的增值效益，也破坏了土地的运作机制。
因此，如何尽快建立健全新的农村土地经营体制，全面规范和保障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使农村土地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新形势下农民增收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
二、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硬件设施和政策、技术、信息、资金等软件设施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使用的好坏，是影响农民是否增产增收的关键。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生产设施条件的使用不仅表现在存量和增量的不适应，而且还表现在规模、数量和布局与现行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的不适应。
首先是数量不足，并多带病运行。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大多数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带病运行已成为农业硬件设施的通病。近些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业设施的投入，但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高等级公路建设和工业电网的建设上，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基础硬件设施上的投入并不多。而且往往由于地方配套资金的不能及时到位，半拉子工程比比皆是。因此，总量不足和运行状况不佳，是现行农业生产基础硬件设施中最大的问题。
其次，是规模和布局不合理。现行的硬件设施大都以大集体时土地集中统一耕种为前提设计的，与现行土地分快耕种，家庭经营的方式及不相适应。如：农田水利设施中的泵涵闸，不是因流量太大，农民使用成本太高而被闲置，就是布点太远，田块的隔串，引发过水矛盾和水费计算的矛盾。再如：道路设施，过去人员和产品统一出行，一村民小组一条路，一田垸一条路即可。而现在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过去的道理交通布局显然不能适应，导致农产品不能及时运出。既造成了农产品的大量积压，又因农产品的实效性和保鲜性，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三，现存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面对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全球化大市场的矛盾。(1)缺乏完善的农产品交易的中介组织。由于缺乏完善的农产品交易的中介组织，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在交易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他们大多数面对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中间贩子，他们既没有固定的信息渠道，也很少守信用操守。当农产品俏销时，他们一方面散步多种矛盾的信息，另一方面故意哄抬物价让，一些信息不灵的农户处于观望之中而错过了最佳销售期。当农产品滞销时，他们则故意压级压价，使一些农户的农产品不是积压乱掉，就是低成本抛售，甚至血本无归，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民的增收。(2)缺乏规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过去，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绝大多数依靠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和供销社等国有企业来收购，虽然一段时间里出现过压级压价和打白条现象，但总体来讲是规范的和守信用的。随着粮食、棉花、供销等国有农产品收购企业的改制，这些部门从收购主渠道中退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良莠不齐的各种民间中介组织。由于缺乏规范的市场约束机制和强制性的监督管理，强买强卖，压级压价，坑蒙拐骗现象比比皆是，使农民总处于无奈与怨恨之中。同时，由于大多数地方缺乏规范、便利的农产品集散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使得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法在最短的时间，流经最少的环节，化费最低的成本销售出去，而是因环节梗阻，不是被中间贩子的层层盘剥，利润所剩无几，就是因仓储和保鲜问题，而腐乱变质，使大量的农产品被白白的乱掉。(3)缺乏准确的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信息。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息经济信息，就是时间效益，时间就是金钱。而目前农民最缺乏的就是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这既是农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限，也是农村缺乏传播信息的平台和分析处理信息的公共服务所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乡镇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公共服务的脱节所造成的。
因此，如何加快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面对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建立小型、多点、分散、网状、灵活为特点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布局与结构，是当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点考虑的问题。其中，农田水利、电力、交通和农产品交易的市场体系建设，更是农民增产增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农产品价格的不波动。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增产增收的关键指标，它的走向和发展趋势，直接关系着农民当年的收成好坏和来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农民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首先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价格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波动，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是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地调动。从1982年开始，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总量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农村改革初期的不足6000亿斤，在不到三年时间超过8000亿斤，以上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上千年以来难以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总量的短期剧增，使农产品供给一下子出现供大于求的过剩状态，首次出现了农民所说的卖粮难的问题，导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和生产模式的直接影响。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没有直接参与农村经济收入的原始分配过程，一切都是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说了算，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农产品的处置权和知情权。从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好坏，与农民利益也只是间接的关系，农民也很少去关注。而家庭承包经营，打破了社队干部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垄断权，农业经营状态的好坏所带来的影响，也由过去的间接关系，变为直接影响，农民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产品价格的走向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因此，随着1984年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的过剩的出现，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农民开始了有生产自主权后的第一次农业结构的调整。以棉花、麻、类油类等为主体的经济作物的面积开始大幅度的增加，粮食面积开始下降。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多、工、副业的兴起，农村产业结构也出现第一次划时代的调整。农业生产再也不是农民生产方式和收入来源的唯一选择，农民开始摆脱对农村集体和土地的人身依附。第二次1992年的农业效益的滑坡。从1990年开始，在这一期间粮食过剩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棉花、麻类等经济类的农产品也因出现滞销而大量的积压，价格急剧下滑，以粮食、棉花为主体的大宗农产品全面出现销售艰难期。压级压价，“打白条”，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个体工商业经济开始取代农业经济，成为人民致富的梦想和手段。第三次1997年开始的农业经济大萧条期。农产价格的持续走低，农民收入的连连7年下挫，加之乡镇企业的关、停、并、转带来的效益滑坡，以及农民负担的年年加码，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离家出走，导致农田面积大量抛荒和农民工的出现，农村产业结构再一次进行了调整。
其次，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从而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这一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显得尤为突出，现在虽然有所改观，但仍不能掉轻心。因为中国是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大事，而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特别是主要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走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农民的观念是最现实的，什么样的农产品值钱，农民就会马上耕种什么，如果这种农产品一旦降价，他们也会马上改种其他作物。加之现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体制。使家庭成为农村经营活动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强制性约束已失去原有的效能。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都是农民自己说了算。在这种背景下，农产品价格的杠杆作用就明显的凸显出来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粮食价格的持续低迷和粮食销售中的“打白条”的现象的出现，导致粮食的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的急剧下降，有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1229.5万吨，后来连续三年下降到2001年降到45262.0万吨，2001年比1998年总量减少5967.5万吨；粮食种植面积1998年为11378.7万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10390万公顷。其后粮食面积和总产量继续下降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2002年粮食种植面积为155836.5万亩，总产量为9141.20亿斤，但2003年粮食种植面积却为149115.15万亩，总产量为8613.88亿斤，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减少6721.35万亩和527.32亿斤。加之近些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水产、畜禽、养殖业等新兴产业的比重在农业产业链中不断加大，非口粮粮食的加工需求量呈上升趋势，致使粮食的总需求量不断扩大，给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其三、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农业的基础地位。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前期（2003年以前）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低价位徘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致使大量的农田面积抛荒，大批有知识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剩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者看守这收入微薄的田块。农业因再次成为弱质产业，而敲响了农业基础地位的警钟，三农问题也由此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因此，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价格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因市场价格的波动带来农民收入增长不确定的风险，也是农民增产增收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关键词：完整的土地权益、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一、完整的土地权益。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均衡的承包权稳定的利益权和完全的收益权在目前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承包地分配机会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将农村常住人口的土地承包权和承包地的落到实处，并真正成为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大多数农民首先关注的问题。绝大部分农民对于国家的农村土地家庭经营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都已十分清楚，并充满信心。但问题是：
如何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或有其承包权，即同区域的所有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何时并且如何得到真正的落实,也就是均衡承包权的落实问题。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二十多年农村改革中，只有第一次土地承包是真正做到按人配地。即只要是当时的农村常住人口，都享有该村按统一标准分得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也第一次成为农民生存和致富的依托和希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随之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温饱问题。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穷，丰衣足食成为大多数农民为之追求的梦想和看得见的现实，土地成为农民养家活口和发家致富的最重手段。但由于农业结构的单一和受农产品品种品质和市场的制约，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农产品总量由过去的长期短缺呈现相对过剩的状态，农业比较效益的开始下滑。加之农民负担的大幅度上扬，土地不仅没有带来预期收益，相反成为农民致富的羁绊。土地也由希望变成包袱，农户为急于甩掉承包的农村土地，在私下转让过程中，既无文字依据，也无转让期限，更无收回约定。跨田垸种地，跨乡村包田成为常态，由此出现账实不符的现状。土地面积的多少，承包户主的易主给谁？许多村干部都不一定十分清楚。大面积的土地抛荒，成为各级政府和乡村干部的一块心病。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土地的二轮延包，也由于土地的贬值，而流于形式。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渐引人瞩目，以及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投入的不断加大，农业的比较效益开始回升土地又再次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土地二轮延包的走过场和转包过程中的不规范，给现在的农村土地冲突埋下了重大隐患的同时，使原有的农村土地均衡承包的方式被打破。面对众多私下转包承包地多年，或因土地抛荒已由村统一发包出去多年，又重新要求返回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民；面对众多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时没有享受到应有承包权，而根据现行政策要求重新确定土地承包权的农户；面对众多在农业效益低下，种田负担最重，同时花了大量的改造资金而现在不愿退回和退回可以，但要求损失赔偿的农户；如何将他们的祈求落到实处对乡村干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面对已经形成多年的土地承包格局，在国家明文规定不允许重新丈量农村土地，不容许重新调整农村土地，而村级又没有多少机动地的前提下，如按政策重新确权、确地，但地土地从何而来？若强行收回，一是在已缺乏行政强制力的今天是更本行不通的，而且现在承包的农户也不同意；二是提前毁约，法律责任谁负？在村级资金积累几乎为零的今天，毁约金谁出？若不执行国家现行的农村确权、确地的政策，农民要上访，各级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要被打破。因此，各级政府如何处理好这些方面的矛盾，说到底政府如何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当今农民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迅速有效地遏制农村土地存量急剧下降的趋势。即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如何得到切实地保护，也就是如何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稳定的收入来源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土地做支撑，其他的就无从谈起。目前农民对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在现在土地承包权的问题，而却还十分关注农村土地存量正在呈逐年递减趋势的问题。农村土地存量的减少，既有自然因素，如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等，造成土壤地力下降的非人为因素和农村土地无节制开发等人为因素。其中，农村土地的无计划、不规范开发，是导致农村土地存量逐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乡村干部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贪大求洋，部分农户的盲目攀比和模仿心态，导致农村土地的有效使用率的不断降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农作物布局，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增收的潜力。但由于调整时缺乏客观性，规划时缺乏科学性，实施时缺乏合理性，往往一个农业模式和农业品种的出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观念，使一件本来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的好事，变为大多数农民所很难苟同的带有强制性的过激行为和一哄而上的雷同模式。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预期的收入，反而因农业模式的千篇一律和农产品结构的雷同，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农产品的积压。既影响了农民的当年增收，也因农民为利益的受损而讨说法，给地方政府的信用、威性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带来了影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某县市的部分乡镇见珍珠、甲鱼、河蟹等水产养殖很有赚头，于是纷纷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大量的精产粮田改为鱼池，一时间有基础、有技术、有水源条件的乡镇是尽量扩大水产面积；缺技术、缺水源的乡镇是想办法，创造条件搞开发。于是一个个珍珠村、甲鱼、河蟹镇等特色养殖和四大家鱼等常规养殖的乡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了，使粮食面积和其他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经济作物面积在短时间内锐减，其最终结果是，粮食出现供给危机，水产效益也因面积的无限扩大，导致产品的大量积压和经济效益的急剧下滑。由乡村集中调整的，乡村干部常常会受农户的怨恨与谩骂；由农户自作主张调整的，就要受到老婆、家人的埋怨。如有一个乡镇，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有55%的基本农田被开挖成鱼池，其中有3个村鱼池开挖面积达70%以上。使原本很有经济效益的特色水产养殖，因产量的剧增，带来价格的急剧下滑；因面积的扩大，导致种苗、技术人员工资等投资成本的急剧上涨。原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农作物效益的特色水产养殖，一下子的垮了下来，其比较效益甚至还不敌于常规农业生产效益。同时，巨大的前期投资，使很多农户由此背上了巨大的债务包袱。若重新恢复原貌改种其他作物，又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投入，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户更是难上加难。从此，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就一蹶不振而限于贫困。因此，如何科学的开发和利用现有的农村土地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仍是农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次，工业化、城镇化、交通便利化等方面的建设，使非农业用地量急剧增加，大量的农用土地被逐步蚕食掉，农民的土地权益时常受到不法侵害。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为中国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牺牲。尤其是农村的土地，虽然法律规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为农民共同的财产。而然现实情况却相反，农村土地成为一块人人都想要，人人都能拿走肥肉，肆意侵蚀，任意宰割，无偿占有。特别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日益扩大，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批批开发区的出现，一个个科技城的崛起，一座座高级娱乐场所的开业，大面积的农村土地在相互勾结，相互使诈，强权与腐败中被低价甚至无偿的占用，使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占。低廉的补偿和再就业的困惑，使大批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养的地方。农民的合法土地收益权，被官僚、地痞、不法奸商和部分贪婪的的乡村干部相互勾结所剥夺。其三，基层地方政府职能的虚化，农村土地产权所有者界定的模糊，导致土地管理上的失控。农民私下的乱挖、乱占，已成为农村土地存量急剧下降的新问题。随着乡镇机构体制改革的实施，原有的管理方式被打破，村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和权威已随着农村经济的瓦解而消亡，过去农村土地管理上的乡镇政府、乡镇土管所、村级组织三级联动的管理方式也随之不复存。现在在土地的管理上，是乡镇政府被动管，乡镇土管理部门无力管，村干部无权管，导致农村土地所有的虚位权，监督使用权的失控。农民承包的土地，成为农民随意处置的私有财产。一块块基本农田上，建立起了一座座私宅、经销点、加工厂、畜禽栏舍。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和省道、国道的公路两侧的基本农村的圈占和改作它用的情况更为严重。这它不仅带来了农村基本农田面积的大量减少，而且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破坏程度也很大。同时，因房舍的空置率很高，既影响了土地的效益，也因很难恢复原状改为基本农田，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所以，这种危害甚至要超过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它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严重性至今仍未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甚至是农村土地监察和管理上的死角。农民何时才能从农村土地中真正获得土地的增值价值。即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的权益如何得到全面保证，也就是农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的收益，不仅体现在土地耕种上取得的效益，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只有取得了土地耕种上的效益和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农民才真正拥有承包土地的完全收益权。农民在其土地的承包权和承包的土地一旦得到确认以后，农民已开始关注的是如何从土地中获得最大利润。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收益权和剩余产品的处置权不在农民手中，农民并不在意土地的收益状况。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收益的处置权，农民也开始关注自己承包地的价值与增值。起初农民只是关注土地的常规价值，即如何从农业收入中获取土地价值。而随着农村土地存量的减少和农业效益不稳定，以及农业效益已接近最大化的现实状况，导致农村土地的多形式流转的出现。这种土地流转的出现，让农民把增收的希望，从单纯的农村土地的产出效益上，转向通过土地的多形式流转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但目前，由于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一种流通手段上市，进行转让、抵押、入股、租赁、拍卖。所以，现在的这种土地流转，一般都只限于少部分机动地和低产田的私下不规范流动。这种流动，既很难体现土地的增值效益，也破坏了土地的运作机制。
因此，如何尽快建立健全新的农村土地经营体制，全面规范和保障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使农村土地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新形势下农民增收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
二、农业生产条件的使用。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硬件设施和政策、技术、信息、资金等软件设施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使用的好坏，是影响农民是否增产增收的关键。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生产设施条件的使用不仅表现在存量和增量的不适应，而且还表现在规模、数量和布局与现行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的不适应。
首先是数量不足，并多带病运行。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大多数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带病运行已成为农业硬件设施的通病。近些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业设施的投入，但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高等级公路建设和工业电网的建设上，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基础硬件设施上的投入并不多。而且往往由于地方配套资金的不能及时到位，半拉子工程比比皆是。因此，总量不足和运行状况不佳，是现行农业生产基础硬件设施中最大的问题。
其次，是规模和布局不合理。现行的硬件设施大都以大集体时土地集中统一耕种为前提设计的，与现行土地分快耕种，家庭经营的方式及不相适应。如：农田水利设施中的泵涵闸，不是因流量太大，农民使用成本太高而被闲置，就是布点太远，田块的隔串，引发过水矛盾和水费计算的矛盾。再如：道路设施，过去人员和产品统一出行，一村民小组一条路，一田垸一条路即可。而现在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过去的道理交通布局显然不能适应，导致农产品不能及时运出。既造成了农产品的大量积压，又因农产品的实效性和保鲜性，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三，现存农业生产条件的功能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面对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全球化大市场的矛盾。(1)缺乏完善的农产品交易的中介组织。由于缺乏完善的农产品交易的中介组织，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在交易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他们大多数面对的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中间贩子，他们既没有固定的信息渠道，也很少守信用操守。当农产品俏销时，他们一方面散步多种矛盾的信息，另一方面故意哄抬物价让，一些信息不灵的农户处于观望之中而错过了最佳销售期。当农产品滞销时，他们则故意压级压价，使一些农户的农产品不是积压乱掉，就是低成本抛售，甚至血本无归，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民的增收。(2)缺乏规范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过去，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绝大多数依靠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和供销社等国有企业来收购，虽然一段时间里出现过压级压价和打白条现象，但总体来讲是规范的和守信用的。随着粮食、棉花、供销等国有农产品收购企业的改制，这些部门从收购主渠道中退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良莠不齐的各种民间中介组织。由于缺乏规范的市场约束机制和强制性的监督管理，强买强卖，压级压价，坑蒙拐骗现象比比皆是，使农民总处于无奈与怨恨之中。同时，由于大多数地方缺乏规范、便利的农产品集散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使得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法在最短的时间，流经最少的环节，化费最低的成本销售出去，而是因环节梗阻，不是被中间贩子的层层盘剥，利润所剩无几，就是因仓储和保鲜问题，而腐乱变质，使大量的农产品被白白的乱掉。(3)缺乏准确的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信息。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息经济信息，就是时间效益，时间就是金钱。而目前农民最缺乏的就是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分析信息的能力，这既是农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限，也是农村缺乏传播信息的平台和分析处理信息的公共服务所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乡镇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公共服务的脱节所造成的。
因此，如何加快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面对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建立小型、多点、分散、网状、灵活为特点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布局与结构，是当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点考虑的问题。其中，农田水利、电力、交通和农产品交易的市场体系建设，更是农民增产增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农产品价格的不波动。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增产增收的关键指标，它的走向和发展趋势，直接关系着农民当年的收成好坏和来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农民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首先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价格出现过三次比较大的波动，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是1984年出现的卖粮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地调动。从1982年开始，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总量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农村改革初期的不足6000亿斤，在不到三年时间超过8000亿斤，以上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上千年以来难以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总量的短期剧增，使农产品供给一下子出现供大于求的过剩状态，首次出现了农民所说的卖粮难的问题，导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和生产模式的直接影响。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没有直接参与农村经济收入的原始分配过程，一切都是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说了算，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农产品的处置权和知情权。从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好坏，与农民利益也只是间接的关系，农民也很少去关注。而家庭承包经营，打破了社队干部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垄断权，农业经营状态的好坏所带来的影响，也由过去的间接关系，变为直接影响，农民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产品价格的走向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因此，随着1984年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的过剩的出现，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农民开始了有生产自主权后的第一次农业结构的调整。以棉花、麻、类油类等为主体的经济作物的面积开始大幅度的增加，粮食面积开始下降。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多、工、副业的兴起，农村产业结构也出现第一次划时代的调整。农业生产再也不是农民生产方式和收入来源的唯一选择，农民开始摆脱对农村集体和土地的人身依附。第二次1992年的农业效益的滑坡。从1990年开始，在这一期间粮食过剩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棉花、麻类等经济类的农产品也因出现滞销而大量的积压，价格急剧下滑，以粮食、棉花为主体的大宗农产品全面出现销售艰难期。压级压价，“打白条”，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个体工商业经济开始取代农业经济，成为人民致富的梦想和手段。第三次1997年开始的农业经济大萧条期。农产价格的持续走低，农民收入的连连7年下挫，加之乡镇企业的关、停、并、转带来的效益滑坡，以及农民负担的年年加码，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离家出走，导致农田面积大量抛荒和农民工的出现，农村产业结构再一次进行了调整。
其次，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从而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这一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显得尤为突出，现在虽然有所改观，但仍不能掉轻心。因为中国是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大事，而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特别是主要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走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农民的观念是最现实的，什么样的农产品值钱，农民就会马上耕种什么，如果这种农产品一旦降价，他们也会马上改种其他作物。加之现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体制。使家庭成为农村经营活动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强制性约束已失去原有的效能。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都是农民自己说了算。在这种背景下，农产品价格的杠杆作用就明显的凸显出来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粮食价格的持续低迷和粮食销售中的“打白条”的现象的出现，导致粮食的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的急剧下降，有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1229.5万吨，后来连续三年下降到2001年降到45262.0万吨，2001年比1998年总量减少5967.5万吨；粮食种植面积1998年为11378.7万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10390万公顷。其后粮食面积和总产量继续下降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2002年粮食种植面积为155836.5万亩，总产量为9141.20亿斤，但2003年粮食种植面积却为149115.15万亩，总产量为8613.88亿斤，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减少6721.35万亩和527.32亿斤。加之近些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水产、畜禽、养殖业等新兴产业的比重在农业产业链中不断加大，非口粮粮食的加工需求量呈上升趋势，致使粮食的总需求量不断扩大，给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其三、农产品价格的走向，直接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农业的基础地位。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前期（2003年以前）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低价位徘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致使大量的农田面积抛荒，大批有知识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剩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者看守这收入微薄的田块。农业因再次成为弱质产业，而敲响了农业基础地位的警钟，三农问题也由此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因此，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价格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因市场价格的波动带来农民收入增长不确定的风险，也是农民增产增收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