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1日下午，“卡特”“三农”问题研究教师论坛在“卡特”报告厅举行。“卡特”主任黄祖辉教授做了“新时期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和途径探讨”的报告，报告由“卡特”副主任林坚教授主持评论。“卡特”师生以及其他院系的师生70余人参与了报告会。
黄教授的报告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的成因和重要性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农”问题的要害在于计划体制下的农产品短缺，而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过剩。它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效率低、经营规模小、农产品的附加值低，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市民化滞后，进城农民的身份与地位没有真正改变等四个方面，并指出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要解决农民问题短期来说受到制度的阻碍，从长期来说会是一个能源问题。
报告的第二部分中，黄教授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非常的紧迫性，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如果能够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收入，扩大农民的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再保持10-20年的8%的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解决“三农”问题也是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接着黄教授从产业结构、城乡差距、土地制度、分配制度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三农”问题的现状。首先以浙江省为例，提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又落后于农业GDP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农民所生产的GDP比重反而下降了，从而导致使得问题更加严重。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还在扩大，表现为四个方面：目前城乡显性差距为3倍左右，且还在拉大；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社会保障、公共事业服务等方面的隐性差距还要翻番；城乡负担差距为4倍，包括经济负担、教育收费、农民建房收费、治安收费等等。关于土地制度，他认为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但是目前只是从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分配制度而言，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是对农民不利的，他谈到，首先从初次分配来说，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以及农产品价格差距，特别是现在土地方面的“剪刀差”比以前的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还要严重，到目前为止，农民在土地这一项的损失到达20000亿元人民币，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整个土地出让金额的10%左右。其次从再次分配来说，目前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是非常有限的。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黄教授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统筹发展，突破城乡的二元结构。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要解决目前收入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实行统筹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同时这也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应对国际竞争与平崛起的战略步骤。
报告的第四部分谈的是统筹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认为统筹的实质是推进经济与体制的进一步转型，尤其是要突破二元社会结构；统筹的前提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的协调；统筹的难点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统筹的重点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从城乡统筹、地区的统筹、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经济与社会协调这五个方面来看，都与解决“三农”问题密切相关。
第五部分中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六大体系，分别是建立城乡协调的利益分配体系；针对目前农村与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提出建立城乡协调的产业体系；针对目前对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的忽视，提出建立城乡协调的社会就业体系；针对目前城市发展的偏差，提出要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建立城乡协调的城市发展体系；针对目前城乡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提出要建立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目前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区域划分方面，黄教授认为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还是计划经济的，而中央、省、市、县、镇这样的行政划分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提出要建立城乡协调的政府管理体系。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当前重点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他提出要明确农民与土地的产权问题，保证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的长期稳定，再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第二要建立党政一把手的科学考核机制；第三要建立政府公共财政体系；第四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具有保护自身的能力；第五要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第六针对浙江的发达地区要构建农业区域化市场；第七要有效保护农村的环境资源。
“卡特”副主任林坚教授对黄教授的报告作了精彩的点评，他对黄教授的报告的意义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接着他提出了三点补充认识：首先他谈了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问题和意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这一提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调整，并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要直接跨越制造业高度发展的过程而直接进入工业化现代化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城市化是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这是错误的，是有很大的偏差的，他认为城市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次，关于如何去研究统筹城乡发展，他认为要研究那些战术安排来解决这个战略问题，要做一些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最后，他阐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这一问题的背后的法理基础，他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公共财政的职能问题，进一步说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归根结底是作为人存在的权利问题。
在自由提问阶段，有10余位师生提问或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人提出乡镇行政人员是否超编问题，黄教授认为目前政府机构的人员确定超编，建议将一些人员转移到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中去，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负担，又可以加强这些组织的力量。针对教育资金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与中国的财政体制有关，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越落后的地区矛盾越大。要提倡小政府，大服务，基层政府应该强调公共服务，比较好途径是发展非政府组织。
“卡特”陆文聪教授提问“到底什么是统筹城乡发展？具体如何统筹？”黄教授回答，从理论上说统筹是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统筹是要解决那些市场无法解决或者要付出非常大代价的问题。具体统筹需要依靠政府行为，要解决财政框架问题，要对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进行进一步明确的分工。陆教授又提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又哪些不协调？做了统筹以后，城乡间的差异能解决多大的幅度？”黄教授回答，目前的不协调中，差异最大的是地区之间的不协调，其次是城乡之间不协调，另外还有农村农业内部的不协调。对于统筹能解决多大幅度的问题，他认为要看政府的工作力度，目前发达地区可以先做一些工作，但是西部地区可能条件还有些不足，但是如果一下子做太大的变动则风险很大。他还提出可以做一个相关的模型来计量分析这一问题。有人提出我国的城市化还有多大的空间？城市化要达到多大程度是合理的？黄教授回答，从能够解决农民问题的角度来看，城市化的空间还非常大，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能够达到70%以上，“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很容易了。当然城市化应该与产业结构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迁移紧密结合。
“卡特”鲁柏祥老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统筹是属于稳定的范畴，其前提是发展，只有建立再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讲统筹。其次，他认为政府的工作应该重点放在公共问题上。第三，统筹发展应该中国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考虑。第四，小农问题再某种程度上是有优势的，因为它符合“个性化”需求的要求。最后，他认为目前的城市化还使得城市的工薪人口相对贫困化了。
接着有同学提出在短期之内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黄教授回答，通过农业收入、土地收入、农民的减少、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方式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目前政府的转移支付很难做到。
“卡特”张忠根教授认为，统筹发展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另外一个是城乡一体化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不但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还有考虑城乡一体化问题，通盘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
有人提出解决城乡差异不能是单方面的行动，应该是城乡互动的，要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黄教授指出，政府的扶贫工作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从长远来看“三农“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是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得到解决。
关于农村土地的承包制度，有人提出产权是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是作所有权的变革还是使用权的变革？黄教授回答说，目前的问题是个体的产权不明确，但是土地产权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所有权的改革不是很重要，完全私有化是行不通的，要寻找一种界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一种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原定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持续了二个半小时，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黄教授的报告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的成因和重要性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农”问题的要害在于计划体制下的农产品短缺，而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过剩。它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效率低、经营规模小、农产品的附加值低，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市民化滞后，进城农民的身份与地位没有真正改变等四个方面，并指出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要解决农民问题短期来说受到制度的阻碍，从长期来说会是一个能源问题。
报告的第二部分中，黄教授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非常的紧迫性，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如果能够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收入，扩大农民的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再保持10-20年的8%的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解决“三农”问题也是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接着黄教授从产业结构、城乡差距、土地制度、分配制度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三农”问题的现状。首先以浙江省为例，提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变化又落后于农业GDP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农民所生产的GDP比重反而下降了，从而导致使得问题更加严重。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还在扩大，表现为四个方面：目前城乡显性差距为3倍左右，且还在拉大；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社会保障、公共事业服务等方面的隐性差距还要翻番；城乡负担差距为4倍，包括经济负担、教育收费、农民建房收费、治安收费等等。关于土地制度，他认为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但是目前只是从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分配制度而言，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是对农民不利的，他谈到，首先从初次分配来说，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以及农产品价格差距，特别是现在土地方面的“剪刀差”比以前的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还要严重，到目前为止，农民在土地这一项的损失到达20000亿元人民币，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整个土地出让金额的10%左右。其次从再次分配来说，目前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是非常有限的。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黄教授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统筹发展，突破城乡的二元结构。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要解决目前收入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实行统筹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同时这也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应对国际竞争与平崛起的战略步骤。
报告的第四部分谈的是统筹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认为统筹的实质是推进经济与体制的进一步转型，尤其是要突破二元社会结构；统筹的前提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的协调；统筹的难点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统筹的重点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从城乡统筹、地区的统筹、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经济与社会协调这五个方面来看，都与解决“三农”问题密切相关。
第五部分中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六大体系，分别是建立城乡协调的利益分配体系；针对目前农村与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提出建立城乡协调的产业体系；针对目前对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的忽视，提出建立城乡协调的社会就业体系；针对目前城市发展的偏差，提出要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建立城乡协调的城市发展体系；针对目前城乡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提出要建立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目前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区域划分方面，黄教授认为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还是计划经济的，而中央、省、市、县、镇这样的行政划分不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提出要建立城乡协调的政府管理体系。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当前重点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他提出要明确农民与土地的产权问题，保证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的长期稳定，再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第二要建立党政一把手的科学考核机制；第三要建立政府公共财政体系；第四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具有保护自身的能力；第五要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第六针对浙江的发达地区要构建农业区域化市场；第七要有效保护农村的环境资源。
“卡特”副主任林坚教授对黄教授的报告作了精彩的点评，他对黄教授的报告的意义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接着他提出了三点补充认识：首先他谈了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问题和意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这一提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调整，并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要直接跨越制造业高度发展的过程而直接进入工业化现代化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城市化是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这是错误的，是有很大的偏差的，他认为城市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次，关于如何去研究统筹城乡发展，他认为要研究那些战术安排来解决这个战略问题，要做一些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最后，他阐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这一问题的背后的法理基础，他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公共财政的职能问题，进一步说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归根结底是作为人存在的权利问题。
在自由提问阶段，有10余位师生提问或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人提出乡镇行政人员是否超编问题，黄教授认为目前政府机构的人员确定超编，建议将一些人员转移到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中去，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负担，又可以加强这些组织的力量。针对教育资金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与中国的财政体制有关，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越落后的地区矛盾越大。要提倡小政府，大服务，基层政府应该强调公共服务，比较好途径是发展非政府组织。
“卡特”陆文聪教授提问“到底什么是统筹城乡发展？具体如何统筹？”黄教授回答，从理论上说统筹是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统筹是要解决那些市场无法解决或者要付出非常大代价的问题。具体统筹需要依靠政府行为，要解决财政框架问题，要对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进行进一步明确的分工。陆教授又提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又哪些不协调？做了统筹以后，城乡间的差异能解决多大的幅度？”黄教授回答，目前的不协调中，差异最大的是地区之间的不协调，其次是城乡之间不协调，另外还有农村农业内部的不协调。对于统筹能解决多大幅度的问题，他认为要看政府的工作力度，目前发达地区可以先做一些工作，但是西部地区可能条件还有些不足，但是如果一下子做太大的变动则风险很大。他还提出可以做一个相关的模型来计量分析这一问题。有人提出我国的城市化还有多大的空间？城市化要达到多大程度是合理的？黄教授回答，从能够解决农民问题的角度来看，城市化的空间还非常大，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能够达到70%以上，“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很容易了。当然城市化应该与产业结构的发展以及人口的迁移紧密结合。
“卡特”鲁柏祥老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统筹是属于稳定的范畴，其前提是发展，只有建立再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讲统筹。其次，他认为政府的工作应该重点放在公共问题上。第三，统筹发展应该中国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考虑。第四，小农问题再某种程度上是有优势的，因为它符合“个性化”需求的要求。最后，他认为目前的城市化还使得城市的工薪人口相对贫困化了。
接着有同学提出在短期之内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黄教授回答，通过农业收入、土地收入、农民的减少、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方式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目前政府的转移支付很难做到。
“卡特”张忠根教授认为，统筹发展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另外一个是城乡一体化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不但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还有考虑城乡一体化问题，通盘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
有人提出解决城乡差异不能是单方面的行动，应该是城乡互动的，要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黄教授指出，政府的扶贫工作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从长远来看“三农“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是在短期之内不可能得到解决。
关于农村土地的承包制度，有人提出产权是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是作所有权的变革还是使用权的变革？黄教授回答说，目前的问题是个体的产权不明确，但是土地产权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所有权的改革不是很重要，完全私有化是行不通的，要寻找一种界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一种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原定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持续了二个半小时，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