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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与合作
 
 
CARD杨万江教授应邀参加
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召开的小城镇建设专家座谈会
为贯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建设部)在村镇建设司司长李兵弟带领下,1月11-13日在杭州组织召开了全国小城镇建设专家座谈会,深入开展“城乡统筹与农村居民点建设调整文件起草(框架)”等专题讨论。在会上,李司长代表国家建设部就2010年拟重点开展小城镇建设推进工作,介绍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中农办副主任陈锡文关于推进小城镇发展的总体要求,传达了国家建设部领导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工作部署,如何结合城乡统筹、以农村居民点建设为基础、推进小城镇快速发展,部里将在2010年年内适当时候出台关于加强农民建房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性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各省市建设厅村镇处处长,CARD杨万江教授作为专家应邀参加会议。在会上,杨万江教授介绍了主持承担“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小城镇建设发展研究”进展情况和已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提出了以中心镇为基础的城镇群落建设发展战略以及如何推进浙江省“十二五”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路,对全国统筹城乡、加强农村居民点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提出了文件起草和与框架修改建议,受到李司长和各省市村镇处处长的好评,并希望下一步能与我们开展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课题合作研究。
 
 
 
CARD黄祖辉院长应邀出席“上发中心交大论坛”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上发中心—交大论坛:国际大都市研究专题(九)——解决新的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内部研讨会于2010年1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
本期论坛主要围绕“解决新的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展开讨论。CARD黄祖辉院长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本次论坛,并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城乡一体发展的前提:破解二元社会结构”的主题发言。
 
 
 
江苏江阴市委赵国权副书记一行访问“CARD
2007年1月19日—20日,江苏江阴市委赵国权副书记、江阴市委副秘书长、农工办唐玉良主任、发展与改革局陆礼平局长等一行8人专程来CARD进行考察访问。CARD黄祖辉院长、顾益康教授、钱文荣教授、旅游管理系主任周玲强教授及浙江省农办、浙江省农科院等研究机构专家等接待了来访客人。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首江苏省江阴市与浙江大学市校合作的重要项目,专家组与江阴市委赵国权副书记一行就“江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战略”研究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顾益康教授、钱文荣教授、周玲强教授等在2009年11月对江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就江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总体战略、江阴澄东片区城乡一体化战略、江阴徐霞客生态旅游示范区发展战略等三个主题进行了发言。赵书记一行高度赞赏专家们给江阴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战略性建议,并一致认为该项研究成果将作为江阴市“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参考。另外,赵书记一行介绍了江阴市发展的最新动态,并就江阴市目前面临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与专家们进行了咨询和深入研讨。
 
 
 
CARD张晓波教授一行赴义乌和湖州调研
2007年1月24日-27日,CARD签约教授、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张晓波博士带领朱允卫老师、叶春辉老师、阮建青博士后赴义乌和湖州两地调研。
调研小组在义乌走访了小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的经营户,考察了物流公司的经营模式,访谈了当地袜业企业老总。在湖州,调研小组深入到织里童装产业集群,与地方政府、行业元老进行了座谈,走访了童装生产的各个环节。
此次调研是张晓波教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项目的研究内容之一,通过此次调研为下阶段大规模问卷调查奠定了基础。
 
 
 
 CARD与浙江在线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2007年3月3日下午,由浙江在线主办的“浙江乡村旅游网”开通仪式新闻发布会在浙江日报新闻大楼会议厅举行。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茅临生到会祝贺并致辞。浙江省委外办、省农办、省旅游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领导出席了发布会。CARD黄祖辉院长应邀出席发布会并做了发言。
黄祖辉院长向与会者们介绍了2009年我国农村发展、浙江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及合作设想,并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旅游需求的多元化,浙江乡村旅游业发展迅猛,乡村休闲旅游正逐步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会上,黄祖辉院长还代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与浙江在线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好浙江在线的三农频道,推进浙江三农发展中的信息化进程。
 
 
 
CARD与萧山供销社就供销社下一步工作创新进行研商
2009年1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0号)。这是自1999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国发[1999]5号文件)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供销社改革发展问题的又一次重大指示,对于供销社下一步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意义。供销合作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今后如何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保持和增进合作经济组织的特性,并通过自身独特的组织优势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与农民社员的增收,成为当前诸多基层供销社同志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全国基层供销社发展典范之一的萧山供销社,亦在考虑进一步创新自己的工作方式与内容。2010年3月6日星期六,CARD黄祖辉教授等与萧山供销社汪吾安副总、孙卫根部长等同志就供销社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服务好所指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合作社开拓农产品销路等主题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详细研商,并初步达成了CARD与萧山供销社在相关方面进行具体项目合作的意向,以推动萧山供销社在国发[2009]40号文件指示下的发展创新,也进一步使CARD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论优势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推广。CARD徐丽安副院长以及徐旭初教授、邵科博士生亦参加了此次会议研商。
 
 
 
 
CARD黄祖辉院长出席“亚洲和拉美
促进增长和降低贫困与饥饿:相互学习的机遇”国际会议
由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IFPRI)和秘鲁太平洋大学(UDP)共同举办的“亚洲和拉美促进增长和降低贫困与饥饿:相互学习的机遇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3月22日至2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就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专题做了“中国的社会保护:成就与挑战(China Social Protection:Progress and Challenges)”的发言。发言受到了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60多位与会者的关注。
 
 
 
新农村建设
 
 
 
郭红东博士应邀参加河南省首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坛
CARD郭红东博士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2009年12月28日在郑州举办的河南省首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坛。河南省九届省政协副主席刘其文、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杨柏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子祥等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此次论坛以“统筹城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创新发展”为主题,参会人员是来自河南全省各县市乡(镇)主要领导、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个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红东博士作为特邀嘉宾,结合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管理与经营做了专题讲座,受到了大会的高度评价。
 
 
CARD徐丽安副院长向松阳县政府授予“松阳银猴”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牌匾
2009年3月26日上午,在松阳县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茶商大会松阳银猴茶叶节开幕式上,CARD徐丽安副院长将“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牌匾授予松阳县政府。这意味着“松阳银猴”茶叶品牌入围全国百强,为松阳县继续做大、做强茶产业奠定了品牌基础。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是由CARD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参考借鉴多个评估模型,并根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特点,历经半年开发研究打造而成,并在2009年12月18日,在由国家农业部信息中心主办,中国品牌农业网、浙江大学CARD农业品牌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论坛”上发布。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报告的发布,对中国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也是CARD对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需求的具体体现。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CARD学生“三农”论坛2009年第九期简报
2009年12月25日下午,2009年度第九期CARD学生“三农”论坛在卡特二楼多媒体教室举行。本次论坛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一、范志敏(CARD 07硕):中小企业板IPO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创业投资的视角
二、尹倩(CARD 07硕):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农户行为研究
三、戚笑愚(CARD 07硕):分工协作制与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浙江省分水镇制笔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四、刘敏(CARD 07硕):浙江省不同农户类型影响因素研究
参与论坛的师生们对上述报告分别进行了点评和讨论。
 
 
走进实验农场 感受现代农业
20101月11日上午,在任课老师杨万江教授的精心安排下,农经07级本科生全体同学前往我校华家池校区参观了浙江大学实验农场,近距离感受到现代高科技农业,享受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农业概论》课。
浙江大学实验农场历年来为我校涉农学院提供户外实验与室内实验室相结合的试验教学、科研服务以及设施多样化的公共平台,同时还致力于开展我校高新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示范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各项工作,为校内外社会各界提供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精品展示,农经专业同学参观学校实验农场还是第一次。
同学们首先被现代农业研究示范中心两个温室供试作物长势一丑一美的形态所深深地吸引。大家在第一温室看到,供试作物长势普遍奇丑,原来这是农业科学家们在开展数百项科学试验,也是农科学生实习的平台。在农生院和实验场老师讲解后,我们明白了原来仅供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水体生物净化实验和转基因水稻与玉米实验等前沿农业科技问题和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对未来产业的可能影响。在第二温室看到的则是无比美丽的栽培蝴蝶兰以及蝴蝶兰推广与应用的巨大商机。
走出温室,我们看到了书本上经常讲到的大田作物和露天养殖。虽然时值隆冬,没能看到绿油油的农作物和活泼可爱的养殖动物,但仍然感受到自然条件下动植物的科学价值。在组织培养实验室和天然产物实验室,同学们看到了中药铁皮枫斗的组织培养过程,从配置培养液到不同阶段的组织培养,都是为田间种植前作准备。在天然产物实验室,同学们接触到了从各种不同天然产物里提取出来的产品,如蛤蟆油、藏红花、铁皮枫斗多糖等等,无不为现代农业的高科技含量和农产品增值前景而惊叹。
这次参观时间虽短,也仅是《农业概论》的一次课程教学活动,但让同学们通过实地见闻,对之前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有了更加形象、深入的感知和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充满信心,对有着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背景的农业经济专业学生来说,我们任重而道远。
 
 
 
CARD学生“三农”论坛2010年第一期简报
2010年1月22日下午,2010年度第一期CARD学生“三农”论坛在卡特二楼多媒体教室举行,本次论坛有五位同学作了报告。
一、彭瑛(CARD 07硕):烟农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贵州省主要烟草种植区的调查
二、吴飞(CARD 07硕):回流劳动力再转移决策因素的分析——以湖北省汉川市为例
三、张仕都(CARD 07硕):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研究——基于批发市场供货商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二维视角
四、阮韦波(CARD 07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影响因素与流转机制分析
五、胡萦(CARD 07硕):基于农民参合意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临海市为例
参与本次论坛的教师和博士生等分别就各个报告进行了评析和讨论。
 
 
 
浙江省政协主席、CARD董事长周国富在浙大CARD
成立十周年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尊敬的张曦书记,各位董事,各位老师和研究人员,同志们:
下午好!卡特(CARD)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这10年,是探索求发展的10年,是创新上台阶的10年,也是取得丰硕成果、辉煌业绩和卡特品牌在国内外美誉度不断提升的10年。
10年来,卡特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培训了一大批国外官员和国内省内各类干部、经营人员,组织了一大批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体验国情省情、了解“三农”问题,建立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体系,走出了一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路子。
10年来,卡特承担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产出了一系列有国际认可度和政策影响力的优秀研究成果,举办了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的学术研讨活动,构筑了开放式、多维度的“三农”问题科学研究平台,走出了一条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密切结合的科学研究路子。
10年来,卡特承揽了一系列高层次重大决策咨询服务,开展了一系列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的咨询服务,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形成了多领域、高素质的农村改革发展咨询服务智囊,走出了一条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丰富理论密切结合的咨询服务路子。
10年来,卡特创新了一系列研究基地的发展理念和管理制度,建立了一大批校内外、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参与的学科研究队伍,取得了一系列学科建设的重大进展和名列前茅业绩,构建了高效率、规范化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机制,走出了一条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与整合外部优质资源密切结合的学科建设路子。
卡特在过去10年中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教育部和省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是浙江大学党政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卡特董事单位和董事热情支持的结果,更是卡特全体教师和研究人员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结果。在此,我代表董事会,向浙江大学和以黄祖辉教授为院长的卡特表示热烈祝贺,向卡特全体教师和研究人员表示崇高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卡特发展的广大董事和有关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卡特在过去10年中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卡特的领导班子和同仁们要系统总结、深刻提炼、发扬光大。这里,我先提出几条,供大家参考。概括起来,有以下“七本七多”:
1、自主为本、多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卡特自组建以来,一直实行浙江大学与卡特董事会双重领导下的卡特院长(主任)负责制和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核心的卡特学术委员会制度,形成了以研究院自主决策为根本,教育部、省政府、浙江大学、卡特董事会多重领导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有利于卡特在浙江大学党政领导下,整合校内各类教育、研究、人才资源,更好地开展跨学科的交叉教育和研究;有利于卡特在董事会协调和联系下,组合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人才资源和研究资源,更好地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和服务地方工作;有利于卡特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保持科学研究的正确导向,更好地开展适应理论与实践发展需要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有利于卡特在院长(主任)直接领导下,调动团队积极性,更好地开展和落实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和学科建设的各项工作。
2、研究为本、多位一体的发展方式。卡特自组建以来,一直坚持以科学研究引领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式,形成了以科学研究为根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学科建设互促共进、多位一体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有利于卡特按照浙江大学的总体建设目标,为把浙江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作出更大贡献;有利于卡特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引领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和学科建设的水平;有利于卡特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全面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和学科建设。
3、院内为本、多方组合的团队结构。卡特自组建以来,一直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和开放型团队建设,引进和聘请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或兼任分支研究机构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和兼职教授,形成了以院内队伍为根本,校内外、国内外、多学科人才多方组合的研究团队和院内队伍与院外队伍合作交流、互学共进的研究机制。这种团队结构,有利于卡特组合多领域、多方面的优秀研究人才,开展对“三农”问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提高对“三农”问题研究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有利于卡特把握“三农”问题的实际情况和“三农”发展的现实进程,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三农”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提高服务地方的整体实力;有利于卡特推进院内队伍建设,促进院内队伍既不断强化农经学科的优势,又不断拓展理论知识领域、增强融会贯通能力、提高服务社会能力。
4、战略为本、多种维度的科学研究。卡特自组建以来,不断加强战略问题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形成了以战略问题研究为根本,现实问题研究和理论问题研究相互促进、多种维度的科学研究局面。这种科学研究,有利于卡特从历史进程和宏观全局高度,把握“三农”问题的演变规律,促进专题理论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形成战略问题研究指导专题理论研究的格局;有利于卡特从国情省情和所处时代出发,研究“三农”理论的发展变化,促进一般理论研究的本国化、时代化,形成现实问题研究促进一般理论研究的格局;有利于卡特按照发展战略和现实问题,了解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和工作需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决策研究和咨询服务,形成战略问题、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决策政策咨询服务的格局。
5、学生为本、多个层次的人才培养。卡特自组建以来,不断强化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注重对大学生的“三农”知识普及和调研能力锻炼,拓展对各级各类人员的培训,形成了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根本,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人才培养,有利于卡特形成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扩大自身在国内外的影响;有利于卡特培养大学生对国情省情的认识能力,促进大学生形成城乡协调发展、宏观整体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自身全面发展能力;有利于卡特帮助各级各类干部和经营人员提高对经济、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对新时代新形势的适应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扩大浙江经验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的影响。
6、浙江为本、多地拓展的社会服务。卡特自组建以来,不断增强服务社会意识,提高服务社会能力,拓展服务社会范围,形成了以服务浙江当地为根本,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服务社会格局。这种社会服务,有利于卡特将理论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促进浙江“三农”更好更快地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有利于卡特将浙江率先探索的成功经验传播到中西部地区,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卡特更加及时地掌握省情、更为全面地了解国情,促进自身更多地争取全国性研究课题、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
7、农经为本、多科融合的学科建设。卡特自组建以来,不断强化农林经济管理的优势,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了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为根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技术等多学科融合的“三农”学科建设机制。这种学科建设,有利于卡特从更高层面上全面研究“三农”问题,更好地推进理论创新,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有利于卡特从更高水平上系统开展咨询服务,更好地指导实践创新,提高服务社会水平;有利于卡特从更广领域上加快提高研究团队综合素质,更好地培养复合性人才,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当前,我国和我省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生态结构全面转型,整个社会已从“生存型社会”转入了“发展型社会”。这既为我们提升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带来了众多机遇,也为我们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机遇的利用往往取决于挑战的应对。因此,从现阶段来看,“发展型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风险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转换、消费社会形成、人口布局调整、利益格局变化、婚姻家庭变迁、异质文化传播、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污染加剧、发展节奏加快等都会带来众多前所未遇的困难和难以预见的风险。
“发展型社会”的到来,既是过去30年中以“三农”改革发展为主线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也将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三农”改革发展带来更加全面、深刻和长远的影响。面对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卡特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卡特要与时俱进、乘势而上,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为“三农”的改革发展、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此,我向大家提几点希望:
1、要进一步加强宏观战略、现实问题、历史经验的研究,争取创造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三农”问题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自然历史现象,它的实质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失衡,它的产生、演变、程度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和模式密切相关,它的解决与否事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农”问题的这些特性告诉我们,只有把“三农”问题放到宏观全局中、历史进程中、战略高度上和特殊背景下,综合运用宏观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和差别思维,才能全面、正确、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特点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浙江发展阶段领先、发展模式特殊,“三农”问题既有超前性,又有特殊性。因此,我们在研究浙江的“三农”问题时,既要研究发达国家在过去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经验,认识一般规律,也要研究我国我省在当今时代和特殊背景下“三农”问题的特殊情况,认识我国我省的时代性、特殊性;既要从全局和长远高度研究“三农”问题的特殊重要地位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宏观战略,认识和把握解决“三农”问题的一般规律,也要从局部和现实出发研究“三农”问题的特殊情况,认识和把握某一地方“三农”问题的阶段性、区域性。我们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研究“三农”问题的方法论,努力创造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
2、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加快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三农”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战略性和长期性,迫切需要我们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研究型、复合型、高层次的人才。我们要改进和完善教育方式,既要调整课程设置、改进课堂教学,努力造就研究生以农经知识为核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各方面知识融会贯通的知识结构;又要鼓励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咨询服务和科学研究,努力提高研究生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加快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要顺应“三农”工作综合化、整体化趋势,重视和加强对非涉农大学生的“三农”知识普及,开展多种形式的“三农”学习交流、学术讲座活动,组织和支持大学生参与农村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努力使更多的大学生了解国情、熟悉“三农”。要把继续各级各类人员培训作为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重要工作来抓,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水平,为提升现有各类“三农”工作人员的素质作出贡献。还要继续办好援外高级研修项目,拓展新的对外合作交流项目,为中国经验、浙江经验走向世界作出努力。
3、要进一步加强决策咨询、政策建议、直接参与的服务,努力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大学教师和学生参与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不是额外负担,更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提升自身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基础。我们要认真总结浙江大学近年来参与湖州等地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提高大学服务社会的水平。要把握发展趋势,以敏锐的眼光,对“三农”发展的重大决策问题进行超前性的研究,并适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决策建议。要结合实际工作,以独到的见解,对“三农”发展中的具体工作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并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要围绕创新实践,以扎实的作风,对“三农”的改革探索开展参与式服务,并努力培育新的典型、提炼新的经验。
4、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服务体系、管理机制的建设,着力构筑第一流的学科平台。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逐步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各方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就农业说农业、就经济说经济,已经很难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作出满意的解释。如现阶段的“农民工”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面很广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所以,现阶段农经学科建设应形成以农经学科为核心、相关学科相互融合的学科体系,甚至可以将其称之为“三农”学。卡特作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不仅要在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上走在前列,而且要在创新学科建设上走在前列。这方面,卡特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下一步,要按照构建第一流的学科平台的要求,继续探索和发展。特别要高度重视高水平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育,不断优化学科队伍。还要完善卡特的服务体系和管理机制,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
为了推动卡特更好更快地发展,这里,我也向董事单位和各位董事提几点要求:
1、要向卡特献大计献好策。我们的董事大多来自省级机关,还有来自市县党委政府、涉农企业和新闻媒体的,大家在各自岗位上对“三农”问题都有相关方面的切身体验,有的还有很高水平的全局性、战略性研究。各位董事要根据所在单位的需要和自身的研究,积极向卡特献计献策,为卡特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实问题研究和社会咨询服务当好参谋。
2、要为卡特提供优质服务。我们的董事大多是所在单位的领导和骨干,联系广、信息灵、资源多。各位董事要充分发挥所在单位和自身的优势,加强与卡特沟通联络,帮助卡特做好联系与协调工作,为卡特更多地开展现实研究、人员培训和社会服务提供优质服务。
3、要与卡特开展广泛合作。我们的董事所在单位都有大量的“三农”方面调查研究、政策研究、决策咨询、规划编制、发展策划等服务需求。各位董事要积极借用卡特外脑,开展与卡特紧密性合作,为卡特更加广泛和直接地参与现实研究和咨询服务提供更多机会。
4、要在卡特直接参与研究。我们不少董事自身也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有的还是卡特开放型研究团队的成员。这些董事要发挥自身的研究专长和所在单位的职能优势,直接参与卡特的项目研究,为卡特更好地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项目研究贡献才智和力量。
最后,结合我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实际需要,就当前的决策需求,我再向卡特提出一些研究课题,供你们参考。
1、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阶段判断和新阶段的任务。我省统筹城乡发展基础好、起步早、力度大,目前已基本完成了以公共资源配置“种类补缺”为特征的阶段,进入了以公共资源配置“水平提升”为特征的阶段。当前,我们应该对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具体特征和“水平提升”阶段的战略思路、主要任务、政策举措进行研究。
2、关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和主要任务。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省相继实施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发展效益农业、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战略举措,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速度不断加快,目前已进入了加速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当前,我们应该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作深入研究,包括:现代农业发展的一般进程、我省特殊进程和我省现阶段特征;我省现阶段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路、重点任务;推进农业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加快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和加速提升精深加工业、现代流通业水平的思路与任务;加快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发展农业中高等职业教育和转变农民素质培训方式、构建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现代农业生产主体培育和发展的对策;拓展专业合作社加工、金融服务功能,带动更多农户在现代农业领域合作创业的政策举措;构建产学研、农科教一体化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体系,围绕农业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增强农业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科技支撑的思路;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循环农业的思路与政策;完善农业政策体系的思路,等等。
3、关于加快发展农村服务业的思路与政策。随着农业分工分业的加速推进和农村人口向中心镇中心村的加速集聚,我省迎来了农业服务业、休闲旅游业、社区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等农村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阶段,也迎来了农民实现充分就业的春天。当前,我们应该对农村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制约因素、农民参与农村服务业创业的形式(尤其是能人带动下的合作创业)、农村服务业发展的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和政策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
4、关于促进农民广泛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思路。去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0007元,成为全国首个农民人均收入超万元的省区。浙江农民收入高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非农收入高,占到了83%;二是农民创业收入多,估计1/3以上农民有资本经营收入;三是农业劳动者收入高,非农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之比不到2︰1,而全国平均大致为2.5︰1。当前,我们应该对农民持续增收的思路进行研究,包括:转变农民创业方式的思路与途径(创业领域拓展、创新主体培育、创业平台搭建、创业服务供给等);推动以创业促就业、促进农民充分就业的机制;有创业愿望、无创业能力的农民进入创业行列的途径,等等。
5、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中心村建设的战略思路和主要任务。我省正处于城乡一体化加速时期,加快推进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对于引导农村人口布局集聚、节约非农建设用地、节省公共产品投资、促进农民更加全面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应该对中心镇和中心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政策举措以及宅基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管理制度、承包土地和集体资产处置方式等一系列创新进行研究。
6、关于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思路和修改土地管理的建议。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宅基地制度的表述比较零乱、很不完整,并规定不允许在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置换,这种规定已不适应现阶段农村人口布局变化的实际。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农民利益大量流失,矛盾越来越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宅基地使用制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并要求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当前,我们应该对涉及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梳理,分析这些规定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提出推进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思路和修改相关法律的建议。
7、关于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和重点。近年来,我省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取得不少进展,有创办新型金融组织,有扩大抵押担保物,有创新金融产品,有举办政府主导的政策性投融资公司,还有发展政策性农业和农房保险等。当前,我们应该对这些创新之举进行分析和提炼,提出下一步更加积极、规范地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和重点。
8、关于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思路。近十年来,省委、省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是,随着发展海洋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我省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当前,我们应该从更高层面上对区域联动发展、协作发展的思路和政策进行研究。
9、关于现阶段农村贫困的特征和扶贫开发的战略。随着农村贫困状况的演变,我省相继实施了贫困县脱贫、百乡扶贫攻坚、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的扶贫开发战略。当前,我们应该对工业化进程中农村贫困状况变化及扶贫开发战略转变的规律、农村贫困状况的变化趋势和下一阶段扶贫开发战略进行研究。
10、关于构建农村各类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的思路。随着统筹城乡发展的不断推进,我省交通、通信、广电、文化、体育、流通等农村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当前,我们应该对农村各类基础设施的长效管护机制进行研究。
11、关于在“发展型社会”转变乡村治理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思路。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和风险的“发展型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当前,我们应该对“发展型社会”的基本特征、适应“发展型社会”要求的乡村治理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进行研究。
12、关于推进“三农”政策制度化的思路、重点和步骤。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三农”领域是所有党政工作中制度化程度最低的一个领域,“三农”工作主要依靠每年制定出台大大小小的政策来推动。这种局面很容易因为领导人的变化、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导致“三农”投入的随意性和“三农”工作的多变性。从长远来看,“三农”工作应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当前,我们应该研究“三农”工作和政策制度化的总体思路、重点内容和实施步骤。
此外,我们还要根据浙江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工农劳动者收入差距的演变规律”、“构建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投入和公共资源向‘三农’倾斜配置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CARD”举行农经系离退休教师2010年新春茶话会
2010年1月27日上午,农经系离退休教师与“CARD”和农经系班子成员,在华家池校区CARD楼举行新年茶话会。
茶话会上,CARD黄祖辉院长首先向离退休教师表示新年的问候,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全家欢乐。同时,黄祖辉院长向离退休教师介绍了2009年CARD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咨询服务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并回顾了CARD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和下一步的工作设想和展望。
在听取了黄祖辉院长的工作汇报后,离退休教师踊跃发言,一方面为CARD在过去十年所取得成绩感到骄傲,同时也对CARD在2009年所取得的工作成绩表示祝贺,另方面对CARD的今后发展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CARD博士生陈近获评“管理学院最具社会责任学生”
陈近,06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师从CARD 黄祖辉教授。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讲师团成员。柔性挂职浙江省长兴县发展改革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长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奉化市中小企业青年创新创业指导导师;荣获2008年浙江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省级荣誉);荣获“2008年浙江大学暑假社会实践先进个人”;“2008年度浙江大学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06/07年度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同时还获得了“浙江大学2009年度博士研究生培养卓越计划奖”。
作为曾经在企业界担任过多年高级管理职务的他,凭着一种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2006年秋,考进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走进了求是学园,攻读企业博士研究生。三年过去了,但对于他来说,却是人生不同凡响的三年,赋予了他人生丰富的内涵。
由于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感悟,他十分珍惜在学校学习的机会,经常参加各种社会人文论坛讲座和学术报告会,无论大雪纷飞,还是刮风下雨,你都可以大清早在紫金港图书馆看到他的身影,充满激情的学习与生活,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无不感染了身边许多同学。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为服务社会,创造价值!”一直是他的人生价值理念和座右铭。短短的三年是他极为宝贵的时间,他不但认真学习,完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要求和培养计划,还积极投身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三年来,他几乎踏遍了浙江的千山万水,各个城市小镇,充分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多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帮助浙江的中小企业健康地成长。分别与浙江龙泉、温州、台州、上虞、湖州、安吉、长兴,杭州江干区等地方中小企业结对服务,共担任了9家大中小型企业的总裁高级顾问和助理。被浙江奉化市聘为“中小企业青年创新创业指导导师”。
他,始终抱着“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的价值观,走进社会,回馈社会,服务社会。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地方政府,深入基层,挂职锻炼。担任浙江省长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组建专家团队,主持并完成了《浙江长兴经济开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项目,为长兴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描绘了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今年八月,他继续在浙江省长兴县发展改革和经济委员会挂职,担任副主任职务,为推进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年来,作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管理专业学习的他,一直就想着如何去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年来,经常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举办了各种讲座和研讨会。如为上虞市上百名的中小企业家举办企业管理讲座,还为当地企业发展策划,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如为长兴政府举办了大型讲座《行政工作中的有效团队建设与管理》,为长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作《都市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发展思路》的讲座,深受开发区领导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回馈社会,帮助他人。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不时地牵动了这位浙大学子的心,他踊跃参加了浙江大学“情系灾区爱心圆梦行动”,与四川灾区学生母培志同学结对,母培志同学的父亲由于在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留下了哥哥、他和母亲三人。母亲带着悲伤,无力地支撑着这个家,生活极其困难,两个孩子正常的学习也受到影响,为此,陈近同学,经常关心这位同学的学习和成长,鼓励他,心灵上帮助他,学习上给予支持,还经常和他母亲家人打电话,关心她们,与她们度过了心灵上最艰难痛苦的岁月。
他,不仅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投身社会实践,还十分注重体育锻炼,早晨晨跑锻炼,常常可以在紫金港校园的运动大操场上遇见他,每年都踊跃报名参加在杭州举行的马拉松长跑运动;游泳、爬山、打网球都是他喜爱的运动之一。他正努力成为一个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型和创新型管理人才!
 
 
 
 
 CARD博士生邵科赴台湾大学访学
受浙江大学与台湾大学的合作交流项目的资助,CARD博士生邵科于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期间前往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进行以“台湾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对大陆启示”为主题的学术交流访问。
去台前,邵科同学针对该主题做了相关的文献准备,确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与思路。到台大后,依循前期的理论思路,在农经系主任徐世勋教授和其他师生的热情帮助下,邵科同学阅览了台湾合作经济界近些年来主要学术文献,参加了台湾地区2009年合作事业学术年会,拜访了台湾地区合作经济理论界和实业界的杰出人士,如:前台湾省农林厅厅长、台大名誉教授许文富,中国合作学社理事长于跃门,逢甲大学合作经济系主任李桂秋等,认真聆听了他们关于台湾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以及合作经济理论研究的看法和认识,从而进一步形成对于台湾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理论认知。同时,邵科同学还实地参访了台湾优秀的(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产销机构,如:彰化县原斗果菜生产合作社、嘉义县义竹合作农场、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台湾大学员生消费合作社、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县深坑农会等,较为深入地了解了这些组织和机构的运作情况,并对一些合作社农民社员进行了半结构化的问卷访谈,从而进一步验证其对于台湾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理论认知与判断。
通过5个多月的访学,邵科同学初步形成了关于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的系列主题研究报告。其中,介绍台湾消费社发展情况的一篇文章已被《中国合作经济》杂志录用;与黄祖辉教授等合写的介绍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情况的论文也已被台湾合作经济界最权威的《合作经济》杂志录用。此外,在台期间的学习认知也推动了他对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更进一步的认识与研究,并且已有两篇相关的实务性文章分别发表于《农村经营管理》和《中国农民合作社》杂志上。
在台访学期间,邵科同学还修读了《计量经济学》、《生产经济学》等课程,聆听了许多学术专题演讲,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请教了农经系多位老师,从而有助于其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水平的提高。当然,5个多月的台湾访学经历,也让他能够亲身体验我国台湾人民百余年来的奋斗足迹和当下的社会境遇,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当前的两岸问题。
 
 
 
CARD学生“三农”论坛2010年第二期简报
2007年3月26日下午,2010年度第二期CARD学生“三农”论坛在CARD二楼多媒体教室举行,20多位同学参加了报告会。本次论坛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一、方辉东(CARD 07硕):在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适应性问题研究——来自浙江城镇的调查
二、吴连翠(CARD 06博):中国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及绩效研究
三、邵科(CARD 07直博):台湾访学漫谈
邵科于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被选派到台湾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访问学习。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邵科从适应、看文献、写报告、上课、走访和游走等方面与大家分享了在台湾半载的学习和体会。通过和大陆兄弟院校同学交流、研读台湾近些年来的合作社文献、学习《计量经济学》、《生产经济学》等课程,以及走访台湾典型合作社,邵科在思想成长、理论研究基础、视野等方面均收益颇多。最后,邵科总结了最为深刻的体会:(1)对自己应有一个合理的定位;(2)要有毅力;(3)对自己研究的领域要尽快聚焦;(4)想法很重要,但更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
参与论坛的老师和同学们就各个报告进行了点评和研讨。
 
 
 
 
 
 
立项资助与成果
 
 
 
CARD丁关良教授等执笔的七份研究报告
获吕祖善省长重要批示
日前,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对我校报送的第二批“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难点问题研究专报”再次作出重要批示:“浙江大学第二期七份报告的研究很有深度也有新意,请有关部门和省领导进一步深化研究形成推进的意见七份经专家论证、张曦书记和杨卫校长亲自把关的决策建议分别是:《浙江省“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史晋川执笔),《关于加快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的建议》(何文炯执笔),《抓好四个环节,构建六大平台,努力实现排污权交易机制的三大效应》(沈满洪、钱水苗执笔),《推进浙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整体综合配套改革制度建议》(丁关良执笔),《推进浙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制度建设与重点措施》(胡税根执笔),《政府培育浙江本土跨国企业的对策与建议》(肖文执笔),《通过省管县体制改革“活县强市”,促进市县协调快速发展》(陈国权执笔)。
此次提交的决策建议源于“十四个问题”。去年8月,吕省长在浙江大学暑期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加快推进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势报告,并提出了希望浙江大学研究事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四个问题”。为此,学校常委会当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吕省长的要求,并拨专款资助研究。第一批项目由副校级领导担任协调人、教授担任组长的“六个专题研究小组”承担,经过三个月的认真调研,多次论证,张曦书记、杨卫校长亲自把关,形成了首期五份研究专报呈送省政府(五份咨询建议分别是:吴晓波执笔的《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若干建议及措施》,黄祖辉执笔的《浙江发展高效生态型现代农业的建议》,杨建军执笔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下的空间战略问题》,沈满洪执笔的《浙江环境容量的支撑保障问题研究》,何文炯执笔的《把握两个适度,降低综合费率,建立资金储备,优化筹资结构》),得到了吕省长“很有分量,很有深度,很有见地”的高度评价。
四校合并以来,为顺利实现我校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学校不断强化以丰富的智力资源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思想库”、
“智囊团”。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思路、方法、模式、机制等方面我校已逐步形成自身的特色,相信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高水准的团队作战能力和国家地方对决策服务的强势需求为基础,学校一定可以为党和政府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CARD“现代农业与农村发展创新团队”
获首批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文化创新类)建设资助
日前,由学校推荐申报,经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遴选工作小组选评,并报请省委、省政府同意,CARD黄祖辉教授为团队带头人的“现代农业与农村发展创新团队”获浙江省首批人文社科类创新团队建设资助。据悉,浙江省首批文化创新团队遴选数量为15个,管理周期为3年,我校共有2个创新团队获得资助。
 
 
 
媒体看CARD
 
 
 
浙江日报头版:周国富在浙大卡特中心成立10周年会议上
指出“努力成为‘三农’研究高地”
本报杭州1月20日讯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大卡特中心)成立10周年会议在杭州举行。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出席会议并讲话。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省咨询委原主任张浚生等出席会议。
周国富肯定了卡特中心所取得的成就。他说,10年来卡特中心成为教育部首批确定与建设的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985”第二期工程人文社会科学A类创新基地,形成了自主为本、多重领导的管理体制,研究为本、多位一体的发展方式,院内为本、多方组合的团队结构,战略为本、多种维度的科学研究,学生为本、多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浙江为本、多地拓展的社会服务,农经为本、多科融合的学科建设,建立了具有高素质、高效率、高品牌的“三农”科学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是我省乃至全国“三农”问题重大决策咨询的服务智囊和研究团队。
周国富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全面转型,整个社会已从“生存型社会”转入了“发展型社会”,这既为提升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带来了众多机遇,也为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三农”问题事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运用宏观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和差别思维。我省发展阶段领先、发展模式特殊,要充分考虑到“三农”问题的超前性和特殊性。他要求浙大卡特中心进一步加强宏观战略、现实问题、历史经验的研究,加强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为社会、为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努力创造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研究“三农”发展的标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研究机构。
来源:《浙江日报》
 
 
 
服务“三农”有为有位——
浙大“卡特”成立十周年暨第二届董事会二次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陆兴华)1月20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浙大“卡特”董事长周国富主持召开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大“卡特”)成立10周年暨第二届董事会二次会议,深入总结浙大“卡特”成立十年来的建设经验和成就,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和思路。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卡特”高级顾问张浚生、陈子元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教育部首批启动建设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跻身“985工程”二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行列。十年来,中心以研究“三农”、服务“三农”为已任,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求发展”,积极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研究,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咨询,大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做出了应有贡献。
周国富充分肯定了卡特中心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卡特的10年,是探索求发展的10年,是创新上台阶的10年,也是取得丰硕成果、辉煌业绩和卡特品牌在国内外美誉度不断提升的10年。10年中,卡特形成了自主为本、多重领导的管理体制,研究为本、多位一体的发展方式,院内为本、多方组合的团队结构,战略为本、多种维度的科学研究,学生为本、多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浙江为本、多地拓展的社会服务,农经为本、多科融合的学科建设,建立了具有高素质、高效率、高品牌的“三农”科学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是我省乃至全国“三农”问题重大决策咨询的服务智囊和研究团队。周国富代表董事会,向浙江大学和“卡特”中心表示热烈祝贺,向“卡特”全体教师和研究人员表示崇高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卡特”发展的广大董事和有关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周国富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全面转型,整个社会已从“生存型社会”转入了“发展型社会”,这既为提升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带来了众多机遇,也为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三农”问题事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运用宏观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和差别思维。我省发展阶段领先、发展模式特殊,要充分考虑到“三农”问题的超前性和特殊性。他要求浙大“卡特”中心进一步加强宏观战略、现实问题、历史经验的研究,加强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为社会、为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努力创造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研究“三农”发展的标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研究机构。
张曦在讲话中指出,浙大“卡特”的十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和浙江大学各项事业取得跨越发展的十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进一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当前,要进一步明确浙大“卡特”的发展定位,善于以世界眼光寻找新的发展标杆,谋划新的跨越发展,努力成为推动浙大人文社科崛起的重要“示范”,成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成为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智库”,成为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
会议审议通过了“卡特”第二届董事会新增一名副董事长和三名董事名单,杭州市副市长何关新增补为副董事长。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黄祖辉院长的“卡特”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的工作报告,各位董事围绕报告进行了热烈的发言,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大家表示,“卡特”的10年硕果累累,“卡特”的未来将大有作为。
来源:《浙江大学报》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需先破除制度藩篱
法制日报北京22日讯      来源:法制日报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我是从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在北京一家化工产品公司做业务员的严晓告诉记者,“坦白说,我更关心‘针对性的措施’有哪些?”
3年前,严晓只身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在酒店里,就是端盘子送菜,工作很简单,也很累。”严晓说,从进酒店第一天起,她就知道这不是一份持久的工作,她想学点东西,“最想的是进公司,有自己的办公桌”。
根据“公认”的划分标准,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严晓,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员。
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建介绍,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边,新生代农民工占了60%,大约1个亿。新生代农民工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城市梦”
寻求更好的发展,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坚定的信念
“我不想再回去。”严晓直言,“这么说并不是嫌弃农村,而是想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严晓在高中毕业之后出来打工,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在城市打拼出来,“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业务员,但也有自己的人脉资源,再过两年,我可能会离开北京,到其他城市,自己开一家化工产品店。”
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农村出生长大后才走出去,到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第二类是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长、学习,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
但不管是城市新生代,还是农村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辈们那样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恋土意识”,由于长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观念影响,不愿甚至无法回归农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基本融入城市,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调查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
不久前,记者曾在从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3名农民工。坐在记者对面的那名农民工,大约有四十多岁,上车后用手机打了个电话,便不再多言,靠着座背闭目休息。他身旁的两个人,约摸十八九岁的样子,上车后就一直聊着电脑游戏“魔兽”。
“你们喜欢用兽族?人族也很强啊?”记者插话。
“用人族得到后期才厉害……”
聊了一会儿,记者打断了关于游戏的话题,问他们:“你们会一直在外面打工吗?有没有想过回老家生活?”
“就在城里呆着吧,城里好玩。”两个孩子说。
正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所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
现实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就业、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等等制度性社会排斥
“我也想在城市买房。”严晓说,“但是,这个想法实现起来会很困难,我的工资很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就算有资格购买保障房,也很难。”严晓给记者算了笔账:按北京保障性住房的均价每平方米6000元计算,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得36万元,按首付20%的比例算,首付款得7.2万元。而她的年收入才1万多元,即便不吃不喝,也得用7年的时间才能攒够首付,而且还得在房价不再继续疯涨的前提下。此外,能不能在银行贷到款,也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想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买房只是“进城”路上无数门槛中的一个。以农业政策与农村法制为研究方向的丁关良教授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教育、就业、医保、社保等等问题,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要面临的问题。
“拿教育来说,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全国各个城市做法不一。”丁关良说,在很多地方,农民工子弟入学,要交的费用很高。对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如再加上这笔开支,自然会增加负担。但是不交这笔费用,又影响子女的发展。当然,也有部分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这样的话,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又不容乐观。
丁关良告诉记者,在医疗保险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待遇也不一样。如果农民工在城市生病了,不光是治疗费用高,而且基本上都要自费。另外,社会保险方面,企业缴纳的费用很少,而农民工自己也不会交很多。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作用有多大,也是不容乐观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克庆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就业、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等等制度性社会排斥。不管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流动到城市以后,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而言还是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对于农民工而言,进入城市只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城市公民。各种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满足劳动力市场基本需求的制度安排,有的甚至连起码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需求都不能满足。制度设计上的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不能满足福利需求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强调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同时,不能顾此失彼,要注意处理好保护新生代农民工与保护其他城市边缘群体的关系。”韩克庆说,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时,既要加大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又要防止出现城市化过程中的“蜂窝效应”,即一旦政策缺口打开而没有限制的话,大批农民工及其子女势必蜂拥到城市中来。因此,要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先解决好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问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注意阶段性解决,防止矫枉过正,带来过度城市化等新的社会问题。法制日报记者 余飞
 
 
浙江日报理论版刊登黄祖辉教授文章
《城市化拉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应该从自身产业基础和特点出发,走出一条改革推动、内源驱动、城市拉动的转型升级之路。这是一条适合浙江实际的经济转型升级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实际上走的是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且主要是农村工业化推动浙江经济增长的道路。农村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启动快、门槛低、成本低,就业与收入效应明显。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是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层次低、分散与小规模,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代价比较大,城市化比较滞后。随着产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已越来越显露出来,现已到了由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发展,拉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发展协调,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与转移进城农民市民化“三位一体”的城市化道路。当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因为中小城市发展更符合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和实际,更宜与浙江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特点相对接,更能以较低成本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更有助于实现内生型内源驱动的浙江产业转型与升级。
因此,我们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突出浙江中小城市更好更快发展,实现城市化对浙江经济转型与升级的三个拉动。
拉动一,城市化进程与浙江块状经济发展相衔接,以城市化拉动浙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践表明,浙江的许多集群位于县乡镇,产业和人口都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迫切需要通过城市化来拉动进一步的转型升级。
拉动二,城市化进程与浙江新农村建设相衔接,以城市化拉动浙江中心镇(村)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就是要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以城市化带动新农村建设,将新农村建设置于城市化体系中推进,而不是将两者相互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中小城市、中心镇和中心村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将新农村建设纳入城市化体系,通过城乡统筹、规划引导,村庄整合、人口迁移等措施来推进新农村建设。
拉动三,城市化进程与浙江现代交通与信息网络建设相衔接,以城市化拉动中心城市转型升级和城市集群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和现代交通(轨道)设施的发展使得城市发展不一定要追求单个城市的无限膨胀,城市的集群式发展已是一个趋势与方向。因此,浙江不仅应分别打造杭、宁、温三个大城市集群,而且应同时考虑打造浙中义乌、东阳、金华城市集群以及若干地级市领衔的区域城市集群的发展,这样将会大大改善城市环境和居民生存状况,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浙江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块状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