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可塑性”，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农民受外部因素影响所表现出来的自动适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广大农民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可塑性。传统的农民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近代的农民又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当代农民则表现着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的广大农村长期存在着乡土“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实用性、广泛性、普适性和再生性等特点，农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并由此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党和国家对待农民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疏导而不是强制。制定农村政策要从有利于农民的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出发给9亿农民“正名”，让他们享有“国民待遇”；给9亿农民“松绑”，让他们自主地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给9亿农民“援助”，让他们尽快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步伐。
关键词：中国农民；可塑性；地方性知识；自动适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政策含义
我主张，用“农民可塑性”这个新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
农民是什么？从历史发展上看，在中国近代以前，凡长期居住在城镇以外的村落人口都可以看做农民，这是一种地域上的概念；而在近代以后，农民呈现出职业分化明显加速的变化。这是我分析和研究农民可塑性问题的总体框架。
一、正确理解农民的本质特征至关重要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民大国。我国至今仍有60%以上的人口长期居住在农村，仍有4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常年从事着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国农村人口大约占当今世界农民总人数的1/3，而农村劳动力人数则相当于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的总和，但我国农民每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到GDP的15%左右。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大约有9000多万人，占到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1/10。这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一个正确论断。中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如何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力问题。那么，究竟由谁来最终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依靠农民自己。农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认为，蕴藏在中国9亿农民中间的巨大潜力就在于，农民自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的可塑性并没有因为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而失去其光彩。恰恰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像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这些新生事物，都是由我国亿万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伟大成果。正像邓小平多次强调过的那样，“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p382)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1]（p238）。十五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我国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后，明确地指出：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对农民的新创造，对农村的新事物，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及时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改正，把农村改革不断引向深入。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相信农民，始终依靠农民，十分注重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 为广大农民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正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做好农民工作的一大法宝。
党的十六大提出：今后1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阵地是广大农村地区，主力军仍然是广大农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的本质及其特征？如何从政治上理解农民的主体地位并相应做出价值判断？如何从经济上正确对待农民且能够为他们不断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可以说，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已经成为我们党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所面对的重大实践课题。
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当代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特征又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古往今来一直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就当前来说，在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蕴藏着无比巨大的发展潜力，农民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对农民自身素质估计过高、存在着乐观思想。我们空喊了多年的“口号农业”和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对农民实行“无为而治”的消极政策等，实际上都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对新时期农村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新事物不加分析就下结论，把什么事情都归结到农民的首创精神上来，就好像农民是发明家、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源泉。这种观点无视我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淡化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影响着我国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就是“愚、贫、弱、私”的代名词，他们看不到广大农民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人对农民总是抱有某种偏见，认为农民自私、保守、落后、愚昧、因循守旧、胆小怕事，把9亿农民看成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包袱”、甚至看成是农村市场化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障碍。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是极其有害的。
总之，究竟是把9亿农民当做人口负担看待，还是把它转化为一种人力资源优势？这是当前我国理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首先把当代农民的本质及其特征搞清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农民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表现结合起来，从哲学高度把农民最具本质性的东西抽象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03）。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在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还能够表现出积极的可塑性和较强的创造力，其原因就在于9亿农民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人口，而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内部的复杂结构又为他们施展聪明才智和释放潜能，提供了比较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我提出“农民可塑性”这一新概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二、中国农民可塑性发展史略考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只是就我国古代的广大农民生产技能不断地提高和可塑性不断地增强而言的。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所谓“文明时代”，实际上是既不文明、又不自由、也不道德的非常漫长的黑暗时代。尽管如此，中国广大农民的可塑性仍具有十分顽强的再生能力，并能够长期地保持着延续发展、不断进步，从而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古代文明成果。这正是推动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却又能够完整而有序地保存下来、最终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根本动力。
（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农民可塑性的发展史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3](p585-588)。首先，从经济发展上看，我国封建经济是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构成的有机系统。农民作为小农生产方式惟一的承担者，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按照西方学者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定义，中国农民在古代落后的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因而“没有一种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利用”。正是靠着我国古代农民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才把中国封建经济推向世界最发达的水平。据有关专家估算，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3.1%，而当时的整个欧洲只占23.3%；到了182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提高到32.4%，整个欧洲却下降到26.6%。这时，“我国工业水平居世界之冠，外贸具有顺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4]（p34）。自明清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浸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p589)。其次，从政治力量对比看，“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p588）。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广大农民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政治力量。再次，从文化积累上看,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积淀型文化。我国古代农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经验积累，逐步把不成文的生产和生活感受、灵感、潜意识等转化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有五点，即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而其精神实质则是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5]（p4）。因此，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3]（p668）。与广大的劳动农民相比，作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官僚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3]（p601）。由此看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由农民直接创造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农民可塑性是一种从未出现过中断且具有自身活力的潜在本能。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就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6]（p353）。所以人们“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二）中国封建制度制约着农民可塑性的发挥
中国自秦统一以后，整个社会就被置于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广大农民毫无民主可言。“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管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3]（p587）。“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秦王朝提出过“竭天下资财奉其政”的苛政重负政策，但实际上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皆奉其旨。土地、政权、赋税交织在一起，勾画出历代封建王朝对农民实行全部统治的基本轮廓。“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3]（p588）。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7]（p39）。而且“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7]（p31）。传统中国最大的人口是农民，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却长期处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地位。这既抑制新型的生产方式成长和壮大，同时又严重地阻碍农民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反创造性”的思维。其特征是：（1）封闭性；（2）实用性；（3）求同性；（4）单一性；（5）直观性；（6）模仿性；（7）安全性。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广大农民遭受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结果。同时，农民在长期封闭的生存环境下，不断地总结、创造、积累乡土“地方性知识”，这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农民支撑和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知识和实用技术。它具有广泛性、普适性、实用性和再生性等特点。我国古代的农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体验性知识”；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固化了传统农民的人格特征，甚至成为现代农民个性化发展的异己力量，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这根红线贯穿农民可塑性发展历史的与逻辑的整个演进过程。
三、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农民的本质特征
对农民本质问题的认识，早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了。在20世纪的整个启蒙时期（1919～1927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对农民双重性格的批判与改造。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揭示出当代农民的基本特征，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认识
我国封建社会的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总是抱着极大的阶级偏见、甚至刻意歪曲和贬低农民，他们把农民说成是“小民”、“刁民”、“贱民”、“贼民”等。这显然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当然，有少数比较开明的封建君主和进步思想家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见解。如孟子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p525）这是《尚书》中流传下来的一贯思想。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p69）唐朝宰相魏征曾引用这句话来规谏皇帝唐太宗，这说明历代农民对社会变革都有巨大的作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10]（p232）这表明，朱元璋对封建社会的农民处境是比较了解和同情的。他经常自称：“朕本农民”、“享我农师”，且“立法多右贫抑富”。正因为这样，“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10]（p325）。
但剥削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都具有欺骗性。譬如，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将农民按照职业分工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并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让他们永久保持职业世袭，使“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使农民世代相传以保证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封建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着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11]（p18-22）。管仲对“四民”分业定居，限制了农民自由流动和职业分工，不利于发展农民的可塑性。这一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未间断地使用，甚至对当代中国农村政策制定也具有潜在的影响。20世纪后半叶，我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把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而失去其自由。这种做法与古代的管仲思想有何区别？此外，我国春秋时期已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勤礼，而小人尽力”的说法。到了儒家那里，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12]（p176）的反动论调。孟子进一步理论化，把它概括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3]（p82）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坏影响。我国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对古代农民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户籍管制，极大地制约着农民可塑性的创造活力。总之，“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7]（p4）。
（二）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农民的认识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演变成半殖民地、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3]（p594）。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对传统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封建旧文化进行反思、批判。他们对传统中国人的特征描述，概括如下[14]（p141）：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勤劳、和平、守旧、恒守古法、不思变通、不敢为主人、凝滞不前等；
·梁启超认为：乏独立之德、乏自由之德、自信与虚心、奴性、愚昧、因袭、缺公德等；
·陈独秀认为：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以及散、贫等；
·鲁迅认为：狭隘、守旧、愚昧、麻木等；
·胡适认为：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愚昧等；
·梁漱溟认为：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等；
·林语堂认为：保守、忍耐、平和消极、知足常乐、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家族意识、家族荣誉感等；
·潘光旦认为：省俭撙节、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安土重迁、财丁两旺等；
·费孝通认为：私德、家观念、小圈子、重人伦、自我主义和缺乏团结道德等。
由于农村人口始终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主体，传统中国人的特性无不在农民身上表现出来。我国现代学者沙莲香教授就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农民的特征是，其一，农民是保守、愚昧、因袭、知足、听天命者；其二，农民的家族观念强烈，人情至上观念强烈；其三，农民的狭隘功利性决定了他们重实际、轻未来的处世哲学。因此农民在人生态度上本能地采取了消极的、听天由命的、自欺自慰的方式，形成了不愿为主，缺乏独立自主的观念，难以形成现代的契约关系并建立起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体系、甚至难以形成正确的利益衡量观。这更加束缚了农民的发展[14]（p141-143）。在我国理论学术界还可以找出很多诸如此类的观点。
我认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传统中国农民特征的认识是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去了”[15]（p798），他们揭露和批判传统中国人的“异态心理”。后来，鲁迅先生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6]（p362-365）鲁迅先生在后期写作中，他毅然改变了早期对农民那种落后、愚昧、麻木、被动的处境所持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观态度，已经不再把传统中国人“劣根性”当成“国民性”的问题，而把批判重点放在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承担者的阶级性问题上进行。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而中国传统农民的空想玄虚心理是“当平静安稳的生产、生活环境惨遭破坏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和哀求。它不是小农意识中的遗传基因，而是作为‘变异基因’，是小农调节求实心理无法对象化的一种手段”[17]（p46-47）。章太炎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18]（p689）。这才是反映农民时代特征的基本方法。我们决不能采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暴露、甚至埋怨农民的弱点。目前我们对待9亿农民仍然“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19]（p828-829）。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首先，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也说过，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始终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离开了农民这个主体的参与和支持，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使我国9亿农民彻底摆脱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人格特征等，这都将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艰巨任务。
其次，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充分肯定农民的主体地位。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曾做过多次的精辟论述。如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等。可以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即使是在新中国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对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也丝毫没有减弱。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20]（p79-80）这一论断经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和毛泽东一样，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p150）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1]（p77）邓小平从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入手，首先从农村开始推动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多次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最根本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多年来，我国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时，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优先考虑农业的发展。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更加突出了时代发展的主题。
最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始终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蕴藏在广大农民中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并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始终把维护农民的利益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的农村政策对头，能够把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注重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实践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当然，就农民的本质问题来说，我们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的教训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土改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们党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严重失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当时，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和政治舆论宣传上，一会儿把农民说得比工人阶级还先进，不顾生产力的状况，随意地变更生产关系，刮“共产风”，搞“穷过渡”；一会儿又把农民经商做生意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处置、鞭挞，对‘包干到户’屡次进行批判、压制[21]。这种由理论指导上引起的混乱直接导致严重的实践失误。究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对当代农民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由于当时我们“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发展规划的失败，规划者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农民的不合作，他们对农民很失望。每天农民都使经济学家叹息、政治家流汗、战略家诅咒”[22]（p320）。今天我们对当代农民的特质进行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尤其对9亿农民的现实活动规律进行深入地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影响农民可塑性最大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问题。
关键词：中国农民；可塑性；地方性知识；自动适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政策含义
我主张，用“农民可塑性”这个新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
农民是什么？从历史发展上看，在中国近代以前，凡长期居住在城镇以外的村落人口都可以看做农民，这是一种地域上的概念；而在近代以后，农民呈现出职业分化明显加速的变化。这是我分析和研究农民可塑性问题的总体框架。
一、正确理解农民的本质特征至关重要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民大国。我国至今仍有60%以上的人口长期居住在农村，仍有4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常年从事着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国农村人口大约占当今世界农民总人数的1/3，而农村劳动力人数则相当于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的总和，但我国农民每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到GDP的15%左右。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大约有9000多万人，占到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1/10。这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一个正确论断。中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如何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力问题。那么，究竟由谁来最终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依靠农民自己。农民的力量从何而来？我认为，蕴藏在中国9亿农民中间的巨大潜力就在于，农民自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的可塑性并没有因为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而失去其光彩。恰恰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像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这些新生事物，都是由我国亿万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伟大成果。正像邓小平多次强调过的那样，“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p382)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1]（p238）。十五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我国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后，明确地指出：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对农民的新创造，对农村的新事物，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及时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改正，把农村改革不断引向深入。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相信农民，始终依靠农民，十分注重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 为广大农民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正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做好农民工作的一大法宝。
党的十六大提出：今后1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阵地是广大农村地区，主力军仍然是广大农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的本质及其特征？如何从政治上理解农民的主体地位并相应做出价值判断？如何从经济上正确对待农民且能够为他们不断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可以说，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已经成为我们党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所面对的重大实践课题。
农民的本质是什么？当代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特征又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古往今来一直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就当前来说，在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蕴藏着无比巨大的发展潜力，农民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对农民自身素质估计过高、存在着乐观思想。我们空喊了多年的“口号农业”和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对农民实行“无为而治”的消极政策等，实际上都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对新时期农村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新事物不加分析就下结论，把什么事情都归结到农民的首创精神上来，就好像农民是发明家、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源泉。这种观点无视我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淡化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影响着我国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就是“愚、贫、弱、私”的代名词，他们看不到广大农民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人对农民总是抱有某种偏见，认为农民自私、保守、落后、愚昧、因循守旧、胆小怕事，把9亿农民看成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包袱”、甚至看成是农村市场化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障碍。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是极其有害的。
总之，究竟是把9亿农民当做人口负担看待，还是把它转化为一种人力资源优势？这是当前我国理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首先把当代农民的本质及其特征搞清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农民发展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表现结合起来，从哲学高度把农民最具本质性的东西抽象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03）。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在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还能够表现出积极的可塑性和较强的创造力，其原因就在于9亿农民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人口，而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内部的复杂结构又为他们施展聪明才智和释放潜能，提供了比较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我提出“农民可塑性”这一新概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二、中国农民可塑性发展史略考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只是就我国古代的广大农民生产技能不断地提高和可塑性不断地增强而言的。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所谓“文明时代”，实际上是既不文明、又不自由、也不道德的非常漫长的黑暗时代。尽管如此，中国广大农民的可塑性仍具有十分顽强的再生能力，并能够长期地保持着延续发展、不断进步，从而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古代文明成果。这正是推动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却又能够完整而有序地保存下来、最终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根本动力。
（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农民可塑性的发展史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3](p585-588)。首先，从经济发展上看，我国封建经济是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构成的有机系统。农民作为小农生产方式惟一的承担者，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按照西方学者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定义，中国农民在古代落后的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因而“没有一种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利用”。正是靠着我国古代农民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才把中国封建经济推向世界最发达的水平。据有关专家估算，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3.1%，而当时的整个欧洲只占23.3%；到了182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提高到32.4%，整个欧洲却下降到26.6%。这时，“我国工业水平居世界之冠，外贸具有顺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4]（p34）。自明清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浸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p589)。其次，从政治力量对比看，“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p588）。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广大农民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政治力量。再次，从文化积累上看,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积淀型文化。我国古代农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经验积累，逐步把不成文的生产和生活感受、灵感、潜意识等转化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有五点，即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而其精神实质则是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5]（p4）。因此，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3]（p668）。与广大的劳动农民相比，作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官僚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3]（p601）。由此看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由农民直接创造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农民可塑性是一种从未出现过中断且具有自身活力的潜在本能。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就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6]（p353）。所以人们“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二）中国封建制度制约着农民可塑性的发挥
中国自秦统一以后，整个社会就被置于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广大农民毫无民主可言。“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管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3]（p587）。“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秦王朝提出过“竭天下资财奉其政”的苛政重负政策，但实际上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皆奉其旨。土地、政权、赋税交织在一起，勾画出历代封建王朝对农民实行全部统治的基本轮廓。“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3]（p588）。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7]（p39）。而且“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7]（p31）。传统中国最大的人口是农民，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却长期处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地位。这既抑制新型的生产方式成长和壮大，同时又严重地阻碍农民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反创造性”的思维。其特征是：（1）封闭性；（2）实用性；（3）求同性；（4）单一性；（5）直观性；（6）模仿性；（7）安全性。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广大农民遭受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结果。同时，农民在长期封闭的生存环境下，不断地总结、创造、积累乡土“地方性知识”，这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农民支撑和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知识和实用技术。它具有广泛性、普适性、实用性和再生性等特点。我国古代的农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体验性知识”；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固化了传统农民的人格特征，甚至成为现代农民个性化发展的异己力量，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这根红线贯穿农民可塑性发展历史的与逻辑的整个演进过程。
三、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农民的本质特征
对农民本质问题的认识，早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了。在20世纪的整个启蒙时期（1919～1927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对农民双重性格的批判与改造。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揭示出当代农民的基本特征，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认识
我国封建社会的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总是抱着极大的阶级偏见、甚至刻意歪曲和贬低农民，他们把农民说成是“小民”、“刁民”、“贱民”、“贼民”等。这显然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当然，有少数比较开明的封建君主和进步思想家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见解。如孟子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p525）这是《尚书》中流传下来的一贯思想。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p69）唐朝宰相魏征曾引用这句话来规谏皇帝唐太宗，这说明历代农民对社会变革都有巨大的作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10]（p232）这表明，朱元璋对封建社会的农民处境是比较了解和同情的。他经常自称：“朕本农民”、“享我农师”，且“立法多右贫抑富”。正因为这样，“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10]（p325）。
但剥削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都具有欺骗性。譬如，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将农民按照职业分工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并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让他们永久保持职业世袭，使“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使农民世代相传以保证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封建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着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11]（p18-22）。管仲对“四民”分业定居，限制了农民自由流动和职业分工，不利于发展农民的可塑性。这一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未间断地使用，甚至对当代中国农村政策制定也具有潜在的影响。20世纪后半叶，我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把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而失去其自由。这种做法与古代的管仲思想有何区别？此外，我国春秋时期已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勤礼，而小人尽力”的说法。到了儒家那里，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12]（p176）的反动论调。孟子进一步理论化，把它概括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3]（p82）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坏影响。我国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对古代农民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户籍管制，极大地制约着农民可塑性的创造活力。总之，“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7]（p4）。
（二）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农民的认识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演变成半殖民地、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3]（p594）。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对传统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封建旧文化进行反思、批判。他们对传统中国人的特征描述，概括如下[14]（p141）：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勤劳、和平、守旧、恒守古法、不思变通、不敢为主人、凝滞不前等；
·梁启超认为：乏独立之德、乏自由之德、自信与虚心、奴性、愚昧、因袭、缺公德等；
·陈独秀认为：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以及散、贫等；
·鲁迅认为：狭隘、守旧、愚昧、麻木等；
·胡适认为：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愚昧等；
·梁漱溟认为：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等；
·林语堂认为：保守、忍耐、平和消极、知足常乐、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家族意识、家族荣誉感等；
·潘光旦认为：省俭撙节、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安土重迁、财丁两旺等；
·费孝通认为：私德、家观念、小圈子、重人伦、自我主义和缺乏团结道德等。
由于农村人口始终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主体，传统中国人的特性无不在农民身上表现出来。我国现代学者沙莲香教授就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农民的特征是，其一，农民是保守、愚昧、因袭、知足、听天命者；其二，农民的家族观念强烈，人情至上观念强烈；其三，农民的狭隘功利性决定了他们重实际、轻未来的处世哲学。因此农民在人生态度上本能地采取了消极的、听天由命的、自欺自慰的方式，形成了不愿为主，缺乏独立自主的观念，难以形成现代的契约关系并建立起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体系、甚至难以形成正确的利益衡量观。这更加束缚了农民的发展[14]（p141-143）。在我国理论学术界还可以找出很多诸如此类的观点。
我认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传统中国农民特征的认识是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去了”[15]（p798），他们揭露和批判传统中国人的“异态心理”。后来，鲁迅先生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6]（p362-365）鲁迅先生在后期写作中，他毅然改变了早期对农民那种落后、愚昧、麻木、被动的处境所持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观态度，已经不再把传统中国人“劣根性”当成“国民性”的问题，而把批判重点放在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承担者的阶级性问题上进行。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而中国传统农民的空想玄虚心理是“当平静安稳的生产、生活环境惨遭破坏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和哀求。它不是小农意识中的遗传基因，而是作为‘变异基因’，是小农调节求实心理无法对象化的一种手段”[17]（p46-47）。章太炎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18]（p689）。这才是反映农民时代特征的基本方法。我们决不能采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暴露、甚至埋怨农民的弱点。目前我们对待9亿农民仍然“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19]（p828-829）。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首先，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也说过，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始终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离开了农民这个主体的参与和支持，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使我国9亿农民彻底摆脱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人格特征等，这都将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艰巨任务。
其次，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充分肯定农民的主体地位。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曾做过多次的精辟论述。如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等。可以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即使是在新中国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对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也丝毫没有减弱。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20]（p79-80）这一论断经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和毛泽东一样，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p150）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1]（p77）邓小平从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入手，首先从农村开始推动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多次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最根本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多年来，我国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时，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优先考虑农业的发展。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更加突出了时代发展的主题。
最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始终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蕴藏在广大农民中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并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始终把维护农民的利益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的农村政策对头，能够把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注重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实践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当然，就农民的本质问题来说，我们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的教训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土改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们党在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严重失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当时，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和政治舆论宣传上，一会儿把农民说得比工人阶级还先进，不顾生产力的状况，随意地变更生产关系，刮“共产风”，搞“穷过渡”；一会儿又把农民经商做生意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以处置、鞭挞，对‘包干到户’屡次进行批判、压制[21]。这种由理论指导上引起的混乱直接导致严重的实践失误。究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对当代农民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由于当时我们“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发展规划的失败，规划者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农民的不合作，他们对农民很失望。每天农民都使经济学家叹息、政治家流汗、战略家诅咒”[22]（p320）。今天我们对当代农民的特质进行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尤其对9亿农民的现实活动规律进行深入地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影响农民可塑性最大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