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农村建设业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有必要对从新乡村建设到新农村建设的各种主张和争论做一梳理和讨论。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性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新农村建设不单单是促进村庄成员的福利和权利，更是要增强村落社区的社区权力，增强村庄的自主发展能力。
关键词：增收；文化建设；村庄本位；新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之前的“新乡村建设”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以研究、讨论和零星的乡村建设试验为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中，新乡村建设开始为学界、政界所广泛关注，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赋予“新农村建设”以实质性的内容，并将之纳入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从而使建设新农村成为党和国家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
当前，新农村建设业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既然已成为一种话语，便有追随话语者、论证话语者也有制造话语者，而这在促进新农村建设蓬勃开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认识上的种种混乱，并不可避免地会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造成损害。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从新乡村建设到新农村建设的各种主张和争论做一梳理和讨论，以澄清认识，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开展。
一、 为什么要建设新农村
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
就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为后人留下了行动上的范例和精神上的宝贵遗产。20世纪上半叶的这次乡村建设运动无疑是特定时代的要求和产物，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乡村手工业纷纷破产，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蚕丝业的破败；另外，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抓壮丁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时间，中国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破败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而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也面临着自身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的问题，而乡村建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它的这一目标，便获得了它的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还以政府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蒋介石本人也表示支持乡村建设运动，并采纳了乡建派的主张实行县政改革，推行所谓的“新县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省，以梁漱溟所在的邹平县为中心，几乎所有的县都推行了新县制。这些构成了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场景，而具体到每一派，每一个具体的提倡者，则又各有不同的理念和想法，以当时最为著名的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例，晏阳初的平教运动主要是针对他所认为的所谓农民的“弱愚穷私”四大顽疾而入手的，提倡博士下乡，旨在运用现代知识对个体农民进行“卫生、文化、生计、公民”四大教育，也就是要塑造出现代新农民出来，在指导思想上过多的依赖于西方文明，且过于注重细节，而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整体关照；而梁漱溟先生则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宏观把握和哲学思考，他所思考的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的新生，他所提倡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选择的，实际上是一条既不同于苏俄，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而乡村建设则是他的这一理想的实践，梁先生先后在广州、河南、山东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努力，但由于梁先生不是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他的关怀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式的关怀，他眼里的农村则是哲学上的农村，这就导致他的关怀与农民的关怀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导致了“我们动而农民不动”。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尤其是日本侵入中国，战火四起，硝烟弥漫中，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得已而中止，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所以，到了20世纪末期，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时候，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则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贺雪峰教授认为，目前的中国农村与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农村在衰败，农民的相对福利在减少，但今天的农村又可以说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在工业化积累已经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工商业而不是农业背景下的农村问题。
就目前来看，国内尤其是知识界比较有影响的新乡村建设的提倡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当推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他们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共同判断，即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9亿农民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转移出去，他们将长期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新乡村建设的主张和理念，他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老年人协会并组织农民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接过梁漱溟、晏阳初等诸先生手中的乡建大旗，掀起了一场同样轰轰烈烈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除此之外，在当今的新乡村建设中，还有各类NGO在一些贫困农村开展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扶贫项目，他们也构成新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行动，他们的理念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即每一个人都应该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经济学家当中也有提倡乡村建设的，茅予轼就在山西农村搞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他还与汤敏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保姆培训学校，专门培训那些农村来的姑娘，茅予轼建设乡村的一个基本思路就用市场的办法扶贫，并积极探索市场化扶贫的道路。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又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农村开展“新村运动”，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开拓农村市场服务，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经济学家们建设乡村的主张都是市场取向的，他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机构开展了旨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试验，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黄梅村治试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天村试验”等。我们把上述这些建设乡村的主张和活动都称之为新乡村建设，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因认识的不同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差异的，有的是村庄本位，有的是农民本位，有的则是国家本位，还有坚持市场本位的，当然，由于新乡村建设还是刚刚起步，一些新乡村建设实践和主张并无清晰的定位，由此，新乡村建设也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加以厘清的问题。
二、 促进农民增收还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
就当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性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经济学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学者主张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有的学者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社，并且进行了试验，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温铁军、何慧丽等人进行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试验，何慧丽等人正在北京帮助试验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卖大米；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通过发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建设农村老年人协会等方式，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之效果，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社会人类学学者，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贺雪峰等人进行的农村老年人协会试验。而就当前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赣南模式”的江西新农村建设，主要就是以“五新一好”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即新村建设，就笔者在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来看，村庄整治的确大大改善了村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新村建设，“赣南模式”很快遭到了质疑，虽然中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但具体的新农村建设如何开展，各地还正在探索之中。
笔者从2003年开始参加有关机构在湖北农村进行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对新乡村建设逐步有了自己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理解，就农民增收与乡村文化建设两种新乡村建设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笔者参加的湖北洪湖和荆门两地的老年人协会试验，就是从文化入手，以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为目的新乡村建设实践。荆门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都成立了腰鼓队、健美操队以及其他文艺表演小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文艺表演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在表演时显得非常投入，80岁的老太太还能高歌一曲，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另一重意义。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日常性活动有看电视、下棋、打牌等，每月有两天是“法定”的活动日，全村的老年人在这两天都要参加活动，有文艺表演，也可以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全村老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公共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老年人协会建设还激活了当地的文化（文艺）资源，在文艺活动中，一些文艺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贺集村老年人协会负责文艺表演的副会长是毛泽东时代文艺宣传小分队的骨干，能自编自演皮影戏和花鼓戏，他还是荆门市农民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在他的指导下，他们自编自演了很多具有乡土气息的小品、相声和歌曲，他们也从这种参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富有意义，这就会对整个村庄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重建或者强化了村民对村庄未来的预期，使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而这正是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
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即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在老年人协会试验的负责人贺雪峰教授看来，是当前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而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
但在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要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实践，重塑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仅怀疑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且还往往会对提倡者怀有道德上的疑问，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农民为什么就应该过那种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到农村去生活。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式的发问确实是将之过于简单化了。
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是文化建设，而非经济建设，对于这一主张，笔者更愿意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必要与可能。
首先，中国产业大多处在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则大大限制中国发展的空间，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当前新乡村建设的约束性条件；其次，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当今世界的资源总量及其分配问题，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光美国就消费了几乎一半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最后，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表现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核，也就是要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即费孝通所讲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
三、 农民本位还是村庄本位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张各异，新农村建设试验项目更是非常庞杂，但就
其基本取向来看，还是可以辨析出两种基本类型的，即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和村庄本位的新农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较为典型的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以塑造现代新农民为宗旨，而在当前的乡村建设试验中，这种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则占有较大的比重，首先是一些NGO在落后地区开展的扶贫项目，他们显然是持一种人道主义立场的，为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弱势农民的权利而行动，他们的项目设计可能是以社区为对象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农民，也就是为了每一个农民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在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新农村建设中，他们主张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达到建设新乡村的目的，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则是把农民从村落共同体中拉出来、抽象出来，使农民个体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也就说，他们的乡村建设主张显然是农民本位的，虽然林毅夫也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条件，而市场的逻辑是必然要瓦解村庄的；还有一些机构开展的旨在维护农民权利、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试验，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黄梅村治试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天村试验”，也是一种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从总体上来看，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就是要在经济上使农民富起来，在政治上教育农民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一来，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就较为集中地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增收的问题（包括转移农民），一是农民维权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则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对于农民增收，学界曾经对之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为农民增收积极寻找出路，但农民增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有没有这种空间，越来越受到怀疑和否定；农民维权问题近年来则日益上升为一个主流话题，也就是学界主流常讲的农民问题就是权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则又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弱者，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农民代言人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农民，农民自己能代表自己，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当前乡村建设的一个思路，在各地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以维权为宗旨的组织。由建设乡村发展到农民维权，这是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的一个必然逻辑。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失败，“那就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它。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这两者见长，也更无其它”。由此，梁先生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构造乡村组织，梁先生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而这个新组织的构造则要从乡村入手，梁先生认为，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籍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他所构造的乡村组织就“乡学村学”，他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在笔者看来，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就是以村庄为本位的乡村建设，他以村学的形式来维系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充分尊重村庄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当今的新乡村建设中，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人的乡村建设则是这种以村庄为本位的乡村建设，他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老年人协会，积极探索农民组织的新形式，以村庄传统资源为依托，以合作精神而非市场原则为指导思想，而近年来的乡村建设实践也表明，这种以村庄为本位的新乡村建设由于适应了村庄自身的要求，投入不大效果却是非常明显。
在笔者看来，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要建设农村，还是要消灭农村的问题，如果要建设农村的话，那我们的建设者就要明白，外来力量永远都无法替代乡村社会的内部力量，也不要试图去替代或者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建设者，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前提或者保证，就是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和维系，这样一来，新农村建设就不单单是要促进村庄成员的福利和权利，更是要增强村落社区的社区权力，因为农民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之一就是要有一定的资源去维系村落社区权力，从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促成村庄的自主发展，而不是只为农民权利鼓与呼，行与动。
关键词：增收；文化建设；村庄本位；新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之前的“新乡村建设”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以研究、讨论和零星的乡村建设试验为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中，新乡村建设开始为学界、政界所广泛关注，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赋予“新农村建设”以实质性的内容，并将之纳入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从而使建设新农村成为党和国家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
当前，新农村建设业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既然已成为一种话语，便有追随话语者、论证话语者也有制造话语者，而这在促进新农村建设蓬勃开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认识上的种种混乱，并不可避免地会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造成损害。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从新乡村建设到新农村建设的各种主张和争论做一梳理和讨论，以澄清认识，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开展。
一、 为什么要建设新农村
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
就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为后人留下了行动上的范例和精神上的宝贵遗产。20世纪上半叶的这次乡村建设运动无疑是特定时代的要求和产物，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乡村手工业纷纷破产，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蚕丝业的破败；另外，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抓壮丁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时间，中国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破败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而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也面临着自身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的问题，而乡村建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它的这一目标，便获得了它的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还以政府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蒋介石本人也表示支持乡村建设运动，并采纳了乡建派的主张实行县政改革，推行所谓的“新县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省，以梁漱溟所在的邹平县为中心，几乎所有的县都推行了新县制。这些构成了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场景，而具体到每一派，每一个具体的提倡者，则又各有不同的理念和想法，以当时最为著名的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例，晏阳初的平教运动主要是针对他所认为的所谓农民的“弱愚穷私”四大顽疾而入手的，提倡博士下乡，旨在运用现代知识对个体农民进行“卫生、文化、生计、公民”四大教育，也就是要塑造出现代新农民出来，在指导思想上过多的依赖于西方文明，且过于注重细节，而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整体关照；而梁漱溟先生则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宏观把握和哲学思考，他所思考的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的新生，他所提倡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选择的，实际上是一条既不同于苏俄，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而乡村建设则是他的这一理想的实践，梁先生先后在广州、河南、山东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努力，但由于梁先生不是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他的关怀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式的关怀，他眼里的农村则是哲学上的农村，这就导致他的关怀与农民的关怀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导致了“我们动而农民不动”。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尤其是日本侵入中国，战火四起，硝烟弥漫中，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得已而中止，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所以，到了20世纪末期，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时候，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则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贺雪峰教授认为，目前的中国农村与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农村在衰败，农民的相对福利在减少，但今天的农村又可以说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在工业化积累已经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工商业而不是农业背景下的农村问题。
就目前来看，国内尤其是知识界比较有影响的新乡村建设的提倡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当推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他们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共同判断，即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9亿农民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转移出去，他们将长期过着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提出并实践了新乡村建设的主张和理念，他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老年人协会并组织农民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接过梁漱溟、晏阳初等诸先生手中的乡建大旗，掀起了一场同样轰轰烈烈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除此之外，在当今的新乡村建设中，还有各类NGO在一些贫困农村开展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扶贫项目，他们也构成新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行动，他们的理念显然是人道主义的，即每一个人都应该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经济学家当中也有提倡乡村建设的，茅予轼就在山西农村搞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他还与汤敏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保姆培训学校，专门培训那些农村来的姑娘，茅予轼建设乡村的一个基本思路就用市场的办法扶贫，并积极探索市场化扶贫的道路。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又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农村开展“新村运动”，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开拓农村市场服务，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经济学家们建设乡村的主张都是市场取向的，他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机构开展了旨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试验，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黄梅村治试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天村试验”等。我们把上述这些建设乡村的主张和活动都称之为新乡村建设，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因认识的不同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差异的，有的是村庄本位，有的是农民本位，有的则是国家本位，还有坚持市场本位的，当然，由于新乡村建设还是刚刚起步，一些新乡村建设实践和主张并无清晰的定位，由此，新乡村建设也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加以厘清的问题。
二、 促进农民增收还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
就当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有两种主导性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谈判能力，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经济学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学者主张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有的学者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社，并且进行了试验，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温铁军、何慧丽等人进行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试验，何慧丽等人正在北京帮助试验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卖大米；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通过发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建设农村老年人协会等方式，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并在这种交往中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之效果，持这类观点的多是社会人类学学者，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贺雪峰等人进行的农村老年人协会试验。而就当前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赣南模式”的江西新农村建设，主要就是以“五新一好”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即新村建设，就笔者在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来看，村庄整治的确大大改善了村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新村建设，“赣南模式”很快遭到了质疑，虽然中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但具体的新农村建设如何开展，各地还正在探索之中。
笔者从2003年开始参加有关机构在湖北农村进行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对新乡村建设逐步有了自己的宏观把握和具体理解，就农民增收与乡村文化建设两种新乡村建设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笔者参加的湖北洪湖和荆门两地的老年人协会试验，就是从文化入手，以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为目的新乡村建设实践。荆门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都成立了腰鼓队、健美操队以及其他文艺表演小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文艺表演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在表演时显得非常投入，80岁的老太太还能高歌一曲，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另一重意义。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日常性活动有看电视、下棋、打牌等，每月有两天是“法定”的活动日，全村的老年人在这两天都要参加活动，有文艺表演，也可以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全村老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公共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老年人协会建设还激活了当地的文化（文艺）资源，在文艺活动中，一些文艺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贺集村老年人协会负责文艺表演的副会长是毛泽东时代文艺宣传小分队的骨干，能自编自演皮影戏和花鼓戏，他还是荆门市农民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在他的指导下，他们自编自演了很多具有乡土气息的小品、相声和歌曲，他们也从这种参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富有意义，这就会对整个村庄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重建或者强化了村民对村庄未来的预期，使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而这正是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
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即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在老年人协会试验的负责人贺雪峰教授看来，是当前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而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
但在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要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实践，重塑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仅怀疑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且还往往会对提倡者怀有道德上的疑问，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农民为什么就应该过那种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到农村去生活。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式的发问确实是将之过于简单化了。
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是文化建设，而非经济建设，对于这一主张，笔者更愿意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必要与可能。
首先，中国产业大多处在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则大大限制中国发展的空间，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当前新乡村建设的约束性条件；其次，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当今世界的资源总量及其分配问题，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光美国就消费了几乎一半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最后，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表现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核，也就是要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即费孝通所讲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
三、 农民本位还是村庄本位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张各异，新农村建设试验项目更是非常庞杂，但就
其基本取向来看，还是可以辨析出两种基本类型的，即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和村庄本位的新农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是较为典型的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以塑造现代新农民为宗旨，而在当前的乡村建设试验中，这种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则占有较大的比重，首先是一些NGO在落后地区开展的扶贫项目，他们显然是持一种人道主义立场的，为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弱势农民的权利而行动，他们的项目设计可能是以社区为对象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农民，也就是为了每一个农民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在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新农村建设中，他们主张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达到建设新乡村的目的，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则是把农民从村落共同体中拉出来、抽象出来，使农民个体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也就说，他们的乡村建设主张显然是农民本位的，虽然林毅夫也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条件，而市场的逻辑是必然要瓦解村庄的；还有一些机构开展的旨在维护农民权利、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试验，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黄梅村治试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天村试验”，也是一种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从总体上来看，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就是要在经济上使农民富起来，在政治上教育农民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一来，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就较为集中地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增收的问题（包括转移农民），一是农民维权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则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对于农民增收，学界曾经对之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为农民增收积极寻找出路，但农民增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有没有这种空间，越来越受到怀疑和否定；农民维权问题近年来则日益上升为一个主流话题，也就是学界主流常讲的农民问题就是权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则又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弱者，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农民代言人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农民，农民自己能代表自己，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当前乡村建设的一个思路，在各地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以维权为宗旨的组织。由建设乡村发展到农民维权，这是农民本位的乡村建设的一个必然逻辑。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失败，“那就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它。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这两者见长，也更无其它”。由此，梁先生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构造乡村组织，梁先生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而这个新组织的构造则要从乡村入手，梁先生认为，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籍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他所构造的乡村组织就“乡学村学”，他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在笔者看来，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就是以村庄为本位的乡村建设，他以村学的形式来维系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充分尊重村庄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当今的新乡村建设中，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人的乡村建设则是这种以村庄为本位的乡村建设，他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立老年人协会，积极探索农民组织的新形式，以村庄传统资源为依托，以合作精神而非市场原则为指导思想，而近年来的乡村建设实践也表明，这种以村庄为本位的新乡村建设由于适应了村庄自身的要求，投入不大效果却是非常明显。
在笔者看来，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要建设农村，还是要消灭农村的问题，如果要建设农村的话，那我们的建设者就要明白，外来力量永远都无法替代乡村社会的内部力量，也不要试图去替代或者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建设者，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前提或者保证，就是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和维系，这样一来，新农村建设就不单单是要促进村庄成员的福利和权利，更是要增强村落社区的社区权力，因为农民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之一就是要有一定的资源去维系村落社区权力，从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促成村庄的自主发展，而不是只为农民权利鼓与呼，行与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