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员很有好处，在研制的过程中，或产能准备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参与了研制过程，成了行家里手，新的生产线建立后，能很快投入生产。”
——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农民虽然被刻薄地描述为懒散、善于偷工减料‘磨洋工’的一群人，但‘磨洋工’却磨出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栖’农民（熟练掌握两门技术）：农忙时精耕细作、科学种植、颗粒归仓；农闲时破土开路、开渠筑坝、兴修水库，构筑了中国历史上包括水利在内的最完备的农业基础设施体系。”
——杨华《农村集体化对农业技术技能代际承接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农村集体化对农业
技术技能代际承接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一
（此节标题阙如，初拟为“惊回首”）
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产搞集体，分组分队，出工收工敲锣打鼓，一切计划统一安排，不出工的人就没有工分没有粮食配给。这样的设置，一般认为是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磨洋工的现象严重，每个人都在下地干活当会儿就在心里嘀咕着自家的自留地，盼着及早收工，而收工锣鼓声一响，风一般跑向自留地，只有在那里干活才带劲，才有动力。
但另一面，集体出工，形成集体参与的氛围，有利于劳动技术的传授，通过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老的带少的，熟练的带不熟练的，精通该项目的与其他项目的相互学习交流，优势互补，手把手的在劳动过程中把老中青农民都培训成熟练的农业劳动工人。这样就可使一整套包括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以及现代的科学合理密植、优良种子、化肥、机器的运用流程，在农村中广泛传播。不仅如此，国家和集体还经常性地在农村抽调富余人员或在农闲时组织农民积极参加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程建设，从而使过去只有少量工程师掌握的“上层”技术在实践中直接传授给农民，农村形成了个个都是行家里手的技术局面。所以，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农民虽然被刻薄地描述为懒散、善于偷工减料‘磨洋工’的一群人，但‘磨洋工’却磨出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栖’农民（熟练掌握两门技术）：农忙时精耕细作、科学种植、颗粒归仓；农闲时破土开路、开渠筑坝、兴修水库，构筑了中国历史上包括水利在内的最完备的农业基础设施体系。
分田到户后，这些熟练掌握全套农业生产生活技能的农民把集体时代所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施用于自家的承包地上，全部技术力都释放出来，自然会有增产增收的道理。可以说集体是个大学校。集体时代直接训练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代熟练农民，这一批农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中国农村的财富，成为丰产增收、创造奇迹的担纲者，不仅点燃了改革开放肇端及其合法性的火炬，还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维护了农村的大稳定，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集体培养了农民对生之育之的农村和土地的感情。
但，七十年代以及以后出生的几代农民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们能否继承父辈的农业技能和对土地的一往深情呢？这批农民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长大成人，按理现在应是农村的壮劳动力，挑起建设农村的大梁。但究其实，他们能胜任吗？远不说他们愿不愿意呆在农村，愿不愿意干农活，对农村有没有淳朴的感情；集中于一点，单说他们会不会干农活。传统的农业技术也好，现代的农业科技也好，都需要接受和传授的双方相互配合、形成长期的默契。这一代人远离农村劳动对象和手段，单家单户的生产生活根本无法再实施严格的代际相传。现在的农村青年宁愿南下沿海或周围城镇打工，出卖简单劳动力以获取微薄工资，也不想再呆在农村半会儿；即使留在家里的，也无法再承受繁重的农业劳动，农村充斥着许多自我流放的年轻人，其中相当部分构成了穿梭于村与镇之间的地痞小混混。随着集体时代一辈农民的渐渐丧失劳动能力，年轻的一辈又无力承接下来，农村社会呈现严重的断裂迹象，这个断裂不是由于社会分层带来的结果，而是代际之间的承接出现了不能弥补的裂缝。
农村的生产环境愈来愈糟糕，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原先旱地无一根杂草，地质舒松，如今杂草疯长，盖过庄稼，土地板结得无法再进行垦殖，逐渐又恢复到荒山野岭的原始境地。（生产能力，要补充）
年轻农民聚在一起不再像父辈那样谈论田地里的庄稼，交流生产经验，或增强自豪感，或学习先进增加劳动知识，而是嬉笑怒骂大城市里的万种风情、豪华的高级商场，望洋兴叹而已。感慨声取代对他人技术能力的称赞声，妒嫉感取代求知欲，物质诱惑的快感取代经验分享的快乐，与整个农村现状极其不相和谐的情绪正在快速地蔓延。
当这些年轻农民终有一天要回归到土地，根本不懂得配种育种、不了解各类农药化肥，不清楚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施肥量度和时间、灌溉水位、耕耙深浅……农村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传统的农业知识需要学徒式的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才能接收内化，现代科技虽然无须长时段地培训，但要初步栽培掌握是需要有基本的文化功底的。相当多的年轻农民很难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他们充其量也就算是粗鄙的农民，熟练的农业劳动力将不会再轻易出现。

二
（此节标题阙如，初拟为“绝非个案”）
举个现在村落里越来越习以为常、俯拾即是的例子，透过一个典型年轻农民的事迹我们可以清楚农村潜伏着什么样的危机。
杨某三十来岁，长着一副做农活的好架势，但其忙乎的水田每年都是全村收成最差的。开始时，看他田里的水稻来势凶猛，株堋粗壮结实，不明世故的人会断定这是老庄稼“把式”种的田，但村里人心里都明白得很，这家的水稻一到“勾头”的时候，与同片人家的相比差距就立即显现出来，收割后大部分是风一吹便到处飞扬、做猪糠都没食用价值的瘪谷或空谷。原因在那里？不会施肥，掌握不好施肥的量度和次数，也控制不了施肥的最佳时间，有经验的农民经常跟他讲了，该施什么肥，什么时候该施肥，施多少肥，都蚊子叮牛角——听（叮）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把人家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村里人笑话他一有钱就买肥往田里追，弄来长势汹汹的禾苗，而不是金灿灿的稻谷。每年复如是，村里人也就懒得跟他论理了，反正他田地里出产的是多是少都是进他自家的仓库，于集体和他人没有任何瓜葛。
不仅如此，杨某还对现代“电”的常识一无所知，过去曾差点因自己的愚昧无知断送了性命。事情是这样子的，去年“双抢”时节正逢天大旱，早稻是没操点心就很快收割进仓了，可田里没水晚稻就下不了田了。水渠早已干涸，只能从一岸之隔的河里抽水以解燃眉救急之需。过去是人工设备抽水，现代化普及农村后就开始使用水泵，或者通电或者柴油机驱动。而杨某家水田旁恰路经变压电线，杨某及许多农户都买来轻便的电水泵直接挂线抽水。但电线有数根，而不是平常见到的两根。有点电理知识的人都知晓，这种情况只能是一根零线，其余的皆为火线。看着这么多线，杨某头大了，眼也花了，不知怎么挂是好——光天化日之下偷电也要犯难，结果同时挂在了两条火线上。头一次把自己家里的水泵给烧了，老久只见冒烟抽不上水，杨某不知何故，以为水泵原先就是坏的。于是又借来人家一个水泵，结果还是没抽上水，连自己身上也通电了，倒在水里动弹不得，要不是十四岁的儿子在场，他的性命也就与他的无知一并乌呼了。过后村里人告诉他如何挂线偷电（分清零线火线）：看到哪根电线上“接口”最多，那它就是零线，这一根必须挂，其他的都是火线，随便挂哪根都行。如此明白得如白开水，杨某的脑袋仍不开窍，再也不敢亲自偷电了，这事已由他老婆代劳。杨某的窝囊成为全村人的笑柄。

三
（此节标题阙如，未拟，急征）
杨某的个案有些极端，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农村的年轻一代已越来越疏远最基本的农业知识甚至是生活常识。偶尔闹出杨某那样的笑话还情有可原，但整个一代人闹出笑话来则是不能再等量齐观，视之如小儿嬉戏了，它将威胁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话。进而，当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充斥着在农业上找不到饭吃（其他地方找不到才退回到农业）、但体格健壮的人，农村会出现怎样一个状况，随即这些饥肠辘辘的饿汉大规模涌向城镇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清晰地得出前文提到过的论断，农村社会的断裂是真实存在、不容否认的，而且随着外出务工的青壮劳动力或游荡队伍不断自我吸纳、扩充，农村社会“空心化”不断加剧，由这种断裂造成的代际之间的裂痕将愈加显著，愈加难以愈合。农村社会的断裂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技术技能失传，年轻农民无力事农。
历代农民从具有劳动能力开始直到丧失这种能力止，一辈子在土地上拼搏滚打，在土地上寻找生存，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生活知识，这些经验通过一代一代的农民传承和丰满，创造了璀璨的中华农业文明，其中不乏领先世界的天文、历法和地理科学。在传递农业技术技能过程中，两类组织功不可抹。一类是单个的家庭。中国是小农经济大国，一家一户自古是最基本是生产单位。在家庭农业生产中，父亲（有时也包括母亲）带领儿子们（有时也包括女儿们）到山上、田间共同劳作，手把手地教会后辈不同农活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注意事项，熟练掌握之后便形成家庭内部的分工合作。这一情形已由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家进行过具体而细致的论述。另一类是集体性的组织如家族（宗族）。家族组织在劳动技术的代际相传中之所以不可或缺，不仅是因为一般家族都有家族地产，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家族成员集体经营，而且还因为家族有规训、惩戒权能，对诸如懒惰、没有劳动技能企图不劳而获的家族成员有惩罚督导的义务，因为这些成员的“罪过”有损家族的荣耀和面子。这样，家族作为一个集体发挥着传授农业技术技能的功能。
诚如上文所言，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大集体扮演了比以上二者更强有力的角色，它依伴国家政权的强大威慑，更重要的它还垄断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所有资源。“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设计又天衣无缝地阻断了农民进城寻找生计的机会，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生活所需的一切都仰赖于土地，“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民不得不随着集体出工生产，在集体劳动所展示的场面与氛围里，无数次的视觉冲击和头脑撞击，即使再怎么厌农恶农的人，通过耳濡目染也必然学会、领悟农业知识和技术。更何况，集体是个大学校，相互帮扶、促进、监督是道德还是义务。另外国家还经常想地下派科技、管理、文艺宣传对以及组织各种农业技术学习、观摩活动如“农业学大寨”。总之，集体为农民提供了宽裕的时间、免费的机会用来传承、学习、摸索、创造农业技术，锻炼农业技能，培养了差不多两代熟练的农业技术工人。
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农民，则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父辈农业生产的继承。个中缘由，一方面是单个的家户在孩子无法继续升学之后，更愿意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谓之“增加社会阅历”，而且说不定还能在年终岁尾寄回一笔不蜚的人民币。因而一般人家不会强迫子女在家务农，也没有意识到要把自身的“十八般武艺”传授给他们，以期子成父业。即使这些年轻农民不外出务工，家长也不特别期待他们能做些家务农活，因为一般家庭现在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农活上多一双手、少一双手没什么区别，不需要增加劳动力来增加农业收入，因此家长给子女“放羊”即不牵着孩子的鼻子走，一天能见一两回人影就行。于是这些被“放羊”的年轻农民便成为了城乡之间最常见的“纽带”——无业游民。此其一。
另一方面是农村大集体的解散——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使农村失去了培养下一代的最有效率、技术最精湛、设备最齐全、和最全面发展的学校，这是任何一所最优秀的职业技术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失去了集体，除失去集体的强制性劳动和督促外，也失去了方方面面可以进行优势互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的“老师”。农村逐渐原子化，互相封闭自守的农民无法再进行经验、体会、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对话，技术全面、操作熟练的农业技术工人即将成为历史的记忆。我们再回到杨某的个案，针对村民的冷嘲热讽，杨某经常抬出为其辩护的理由是，他“父亲死得早”。这种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时能获得村民的噤口，但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它是极其站不住脚的。且不说当下的家长习惯于“放羊”，即使是在传统年代，家庭（家长）之所以能发挥劳动传承的作用，其背后必然有着强大的家族势力作为基础，失去这个基础，家庭的作用几乎微乎其微。同样的，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失去父亲的杨某如果成长于大集体时代，则可能完全是另一副迥然不同的景光。

（二）优良传统进一步丧失，农村内部控制体系式威
无论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还是黄宗智所说的“现代传统”，在农村的“现场”都很难再找到完整的叙事。农村中许多优良的传统曾经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消失，如今年轻一代还在以愤懑的情绪弃之如敝屣。现代农村传统即大集体——人民公社解散，代之以乡镇和村委会，原来“政社合一”中的“政”是保留下来了，但离农民却越来越远而不是如同西方在完成国家政权建设后，国家政权与民众近在咫尺，国家权力无所不在。而其中的“社”则被取消，农民没有了合作的根基、动力和压力，包产到户又使农民彻底摆脱了现代传统——集体的控制，解放了个性，同时也无情地消灭了某些共性。与此同时，农民在伴随它的百年革命运动和世界自由市场的大潮中，也毫无保留地脱卸了古老传统的束缚，可谓轻装上阵。如此一来，作为农村控制的两大传统——国家政权控制和村庄内部控制都已经在农村式微，其遗留下来的力量远不足以影响到村庄中的每个人。
由此我们已经看到，村庄——村民生活的共同体——既无法像以前的家族、现代的“集体”那样敦促游手好闲的后辈学习劳动技术技能，对各类“罪过”进行村庄惩罚，甚至在有些村落连微薄的“用表情投票”的能力都业已散失怠尽，村庄舆论对违反村庄道德法纪的村民无任何作用，对那些受过现代化（不管是粗俗还是高雅的物质、文化）熏陶的年轻人尤其如是。村庄共同体也像前述家长一样只能信马由缰，对这些年轻人“放养”了。罗兴佐老师在荆门农村实地调查已初步发现，许多农村地区开始出现“灰色化”趋向，来往于城乡的街头地痞、小混混在很大程度上干扰着农村的正常生活。这些在城市不能以一技之长谋生，在农村嫌苦怕累、对农事一无所知的农村青年经常纠集成伙，干起打牌赌博、收取保护费、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营生，给当地公共秩序带来了不小的威胁。徐用勇教授描述过同样的情景，他说，“在这些地方，不安定因素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而消除，反而由于农村人的流动产生了新的不安定因素，破坏了原有的乡村宁静。乡村原有的家庭和睦、秩序井然的景象少有了，原来少见的拦路抢劫、团体犯罪等反社会行为增多了，以至于笔者深入到该地区调查时，不能不时刻堤防人身安全。”
尽管在没有掌握更多材料之前，我们不能确定农村社会“灰色化”这种状况是正在恶化或是会朝着这个趋势发展。但两个传统的式微所带来的初步后果已开始在农村显现。

（三）自我角色认识错位，农村新一代对土地感情减弱
初上大学那会，父亲和伯父送我到长沙，途经衡阳一带，见铁道旁的田间地头杂草蒿长，两位六旬左右的老人不禁感慨：当年这些地方，田埂上都修理得光鲜，放牛只能牵到山上，现在看这土地简直成了“放牛坪”。集体时代，他们作为湖南劳力被抽调到这一带支援湘江堤防建设。两个时代的农业环境的明显对比强烈的冲击着两位老人，使他们常常陷入深深的追忆，“相当年”成了他们辈人的口头禅。农业环境包括土地的规整、地力的等次、水利设施的保养修缮等等。农业环境的好坏是农村社会的外在表征，外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而其内在蕴涵着的是农民对土地的责任、对农村的感情和对自我角色的认识。
在传统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是不独属于个人的，它属于一个先验的、高于个人和家庭的存在。这个抽象“存在”的概念包含了非常广泛的内容，很难言说得清楚，一般首先是远逝的祖先，其次是这些先人直系或旁系后裔，再次是自己和自己的兄弟，最后还是出世、未出世的子孙。总之个人仅仅是土地的暂时保管者，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专断的所有权人。土地除非迫不得以不能随意出卖转让，而且即使出卖也绝非任凭个人自由，要遵循严格的优先等级的原则。家族成员对购买土地拥有最先权，再是邻人以及土地临界人，最后才能自由处理。农民耕种土地、土地保管得如何、年岁土地收成好坏也绝非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添丁加人，主要的还是一种责任、一份道义，为三尺头上的“存在” 尽义务。荒废土地，或者非天灾人祸收成不济或者故意马虎作业是要遭道德谴责和族规惩罚，家族有权为了保护土地正常地力而暂时收回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农民往往对土地呵护备至，爱惜土地甚于自己的生命。神圣的土地和土地上成长的作物不容侵犯，为了保护土地和庄稼，许多村庄都有铸造器械、成立各种组织的传统，如最常见的“看青会”。直到近些年，我还能在村里看到一些经营自留地（与子分家之后自己还保留一小份旱地）的六七十岁的老农，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爬梳、整理，如摆弄精致的艺术品一般，眼里容不得一颗杂草异籽滞留，土地“光鲜得连苍蝇都粘不上”（农民语，说明土地平整无杂草）。自然，庄稼也就像艺术品一样晶莹剔透，人见人爱，赞不绝口。
于是，务农便成为百业之一，而做好一种职业需要倾注毕生精力和感情，需要百折不回的事业心。罗老师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他下乡调查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有一个普遍的感受是，现在多数农民（主要是年轻一代）缺乏事业心。农民对自己籍以为生的农业生产没有职业责任，平静的生活常常为外界不可欲的诱惑打破，焦虑与烦躁不时袭来，内心的紧张萌发种种不良情绪和欲念。在此种背景下，毛泽东时代几近绝迹的“黄毒赌”又卷土重来，在农村社会迅速蔓延。（在这次谈话中，罗老师与许多同学有感于“黄毒赌”对农民心灵的侵蚀，对这类现象作了检讨。其实，我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已对该类现象作过详细论述，把它们抽象地概括为不良社会情绪特别是异向社会情绪所致，是其表征。参见《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p81）（未完待续……）
（初稿写于元月4日晚，增删修改于元月6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