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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益保护的立法思考

来源: 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唐容桢 时间:2005-10-15 11:50:12 访问次数:101

  不管是“三农”(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还是“四农”(即农村、农民、农业、农民工)问题,都是能影响我国改革和发展程度的最有价值的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民权益的保护和拓展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没有农民权益的巩固和拓展,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政局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持久和谐。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是当代中国继改革开放后又一个值得推崇的政治,它的成功实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农民权益保护之现状

  1、农民的政治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得不到根本的充分保障。

  (1)我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由此可见,我国任何公民(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我国的现行选举法同时又规定:农村每一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每一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即在参与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权方面,4个农民才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这种矛盾性规定从法律的操作层面上削弱了农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特别是管理涉农事务、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

  另外,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和实际人数过分偏低,第一届有农民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注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而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实有农民代表251人、占11.89%。而据权威人士透露,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中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代表不足5%。可见,农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其占全国人口总数80%左右的人口规模极不匹配。

  虽然宪法赋予农民有结社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农民并没有自主性的全国性组织,至于目前的村民自治组织,主要是指村民委员会,它不但不能根本性地维护农民的权益,有时反而成为侵犯农民权益的直接角色。村干部“治”人致死的情况时有发生。

  政治权利的薄弱,直接导致了其它相关权益的缺失。

  (2)农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面临严重的现实威胁和侵害。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当政者动辄以国家暴力机器对付农民,对农民实施殴打、侮辱、关押、拆房扒粮等严重危及农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层出不穷。其诱因目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政府或以政府名义强加给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民不堪重负。如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1995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中提到的“1995年1月6日,江苏省会昌县凤凰东乡白竹村,乡党委宣传委员胡发生和乡武装部长李良金带领清收工作组,向村民催款未果,捆绑殴打村民母子,母亲愤而服毒身亡”和“1995年7月5日,河南省范县陆集乡、村干部因征收集资款,开枪打伤村民,并判村民徒刑”等13起恶性事件就是农民权益特别是生命权遭受实际侵犯的缩影。②形形色色的“圈地”运动和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拆迁,使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遭遇人为野蛮剥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的一份调查显示:征地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占总数的60.1%,其中非法征地或强行征地占总数的33.1%。《中国建设报》曾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地方在圈占农田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农民人身权、财产权缺失之严重可见一斑。

  2、经济权利不时遭到侵犯。

  (1)农民负担始终是损害农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方面。据有关统计,1985—1992年的8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约3.5%,而农民人均支付的国家税金年均增长19.5%,人均集体负担年均增长15%。近年来,尽管农民负担虽然有所缓解,但对比国家经济总体状况,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而随着增负手段和方式的日益诡秘、渠道的日益开阔进一步呈现出新颖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2)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的条款来看,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许多政府部门或被挟制的政府部门出于自身需要特别是扭曲的利益观和政绩观的驱动,据此大打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牌,以各种借口和理由随意征占或强制征占、收回或强制收回农民土地(甚至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剥夺农民土地权益,有些甚至酿成了流血冲突。

  (3)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农民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仅规定了“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在实践中,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之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相反,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则的指导下,农民不仅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反而可能负收入。

  (4)包括市场交易权(如进城卖西瓜难)、生产经营自主权(如以调整结构为由强制农民种这种那,损失的是农民,得益的某些“官员”)、收益自主支配权和社会公共资源享有(受)权在内的其它经济权利的边缘化,使农民可支配的经济权利不但没有巩固和拓展反而日益紧缩。

  3、社会权益得不到起码的事实体现

  (1)劳动权益遭遇漠视。现行宪法“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这就为无偿占有农民劳动提供了宪法依据,事实上在农民沉重的负担中就有相当的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在操作过程中,均将劳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量化为货币,以货币形式向农民收取)项目。另外,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现行劳动法又限制性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这样在农村就业的广大农民的劳动权益(特别是劳动安全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权利)就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这种狭隘的排农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农民劳动权益的漠视和极大的不关心。

  (2)维权维益遭遇不公平对待。维权成本超高,使农民有权难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我们批判过时的、腐朽的官僚制度常用的描述,但现在的某些官场在原来“八字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蜕变成“衙门四面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进来无权靠边站”。在某些地方,公、检、法、武警甚至作为服务公众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个别部门、个别人物掘取农民利益的后盾和工具,形成黑色利益集团,部分地方与农民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

  (3)农民对其它社会权益的享有也基本处于饥渴状态。①受教育权是农民心中的痛。农民九年制义务教育前些年的高收费或趋高收费,使农民望学生畏,农村失学儿童越来越多,有些地方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每遇检查时竟将失学儿童找回来充数,荒(虚)报入学率,检查一完,充数的儿童便又回归失学状态。尽管近来对部分学生免杂费、免学费、免教材费,但真正能享受这些免费待遇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的“脸面人物”和“头头脑脑”的子弟,真正贫困上不起学、没有任何关系的贫困子弟很少能沐浴这一份免费光泽。同时,老师的商业行为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免费”政策。所谓商业行为是指教师介绍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某一指定地点购买教辅用书,同时以在所要求购买的教辅用书上布置作业相威胁,如果不买指定的教辅用书,学生就会因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遭遇各种大大小小的惩罚,书商在老师的协助下卖完书后,再按事先约定给老师一定比例的返利或其它好处,在这一商业行为当中富了教师、穷了学生。事实上,教师要求学生所购买的教辅用书甚至有些是盗版、劣质的。②农村社会救助的不到位,使贫困农民生活得不到根本的保障。目前农村社会救助对象主要停留在“五保户”方面,其它的生活没有来源的人群目前还不能得到全面救助,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③医疗卫生事业的严重落后和医(药)费的虚高,使农民有病无处看、有病看不起。同时,由于操作的不规范、制度的不健全和某些其它人为因素,使农民远离或不愿意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小病抗、大病等死”是农村医疗现状的真实描述。④乡村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零状态,即使有些处于非零状态,大多也是一种摆设,而且这种摆设是以增加农民负担为代价的。⑤国家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投入的严重不足和政府引领的严重缺位,传统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正逐步被纯粹的物质利益所取代,拜金主义、“有奶便是娘”的现象正逐步在农村蔓延扩散。国家的不重视、政府的不投入和某些乡村干部的漠视,使农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平等地拥有利用和分享国家公共资源的事实权利,甚至使农民受到歧视性待遇,但农民通过“以农补工”及其它方式对国家公共资源的积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4、政策不足以保护农民权益。

  政策的载体就是“红头文件”,用“红头文件”解决侵犯农民权益问题存在某些刚性缺陷。首先,应该明确侵害农民权益的主体是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被挟制的政府部门,如果不由外力干预,由他们自行主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解除对农民权益的损害,违背了监督与被监督、猫与老鼠非同一性原则。其次,“红头文件”是政府行为下的一块魔术布,受当政者主观意志的左右,根据其利益需要,经常骑墙于“护农”与“损农”之间,总体上看,真正的“护农”文件远少于“损农”或表面上的“护农”文件。当利益需要作出“护农”姿态时,“红头文件”就是农民的纸上保护神;当利益促使向农民伸手时,“红头文件”就是套取农民利益的尚方宝剑。“红头文件”的如此二面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实质性地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保护农民权益。再次,政策本身的执行力决定了它不能彻底遏制对农民权益的侵犯。政策不具有法律所具有的国家强制力,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不走样变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政策所具有的执行力的评价,同时政策的零散性不利于对农民权益的系统化、规范化保护。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但对农民权益的侵犯却仍然有恃无恐。199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要求凡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收费项目一律先停后清”的紧急通知、1994年中办国办要求加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力度的通知、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等均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落实。

  4、以往的法律法规,虽然有的涉及到了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但由于其不系统、零散、不全面等原因而很少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虽然有的地方人大为农民立有权益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但很大部分都是强调农民的义务和有关部门的既得、期望权利(什么是权利和义务?我叫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叫你怎么为你就怎么为,这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权利,对你来说就是所谓的义务),很少突出农民的权力和利益,表面的东西多于实质性内容。

  二、农民权益丧失的原因

  农民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人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一切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体制的变更均离不开实践中的人。(1)“官员”的原因:邪化的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的驱动,在皇权意识的支配下,部分“官员”利用个人权力特别是集体权力不惜一切盘剥农民、渔肉农民,以牺牲农民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或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式和手段阻碍农民利益的拓展和维护,从中换取自己的升迁或维护自己的既得或期望利益。(2)农民自身的原因:民主意识不强、文化水平低、组织性差、小农意识强、逆来顺受的“奴隶”或“封建下人”思想根深蒂固,这些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竟成了剥夺或限制农民参与权和决策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及其它权利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2、体制的原因。(1)决策方面:农民人大代表人数少、比例超低,使农民言论不畅通,农民的呼声、愿望和农村的现状得不到有效反映,致使涉农决策和法律法规脱离农民、远离农村,不能真正体现和反映农村、农民、农业的本来面目。(2)执行方面:文件贯彻文件、会议贯彻会议、督查局限于档案的形式主义,对农民有利的决策在贯彻过程中被曲解而得不到有效执行。(3)监督方面:政府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和监督落实者,政策的好坏、执行的到位情况均由政府自己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监督部门,所以呈报或公布的情况都是一片大好,但掩盖的问题却不时地涌现。

  3、法律原因。(1)目前,我国并没有系统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一些散见于其它法律法规中的对农民有利的法条,也因政府和其它部门的克扣、截留、扭曲而不能真正落到实处,成为空中花瓶,甚至成为侵犯农民权益的依据。如有些法律规定了农民的部分权利,但在执行时,有些政府或其它机关人员却以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要求农民先履行义务再享受权利,等农民履行了义务,权利却不了了之。(2)《信访条例》实际是一部对农民不利的法规。农民有事,一般都由本级政府或其它国家机关引起;农民上访的事,基本上都是本级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部门不能或不愿意和谐化解的事。如果能和谐化解农民上访的事,在“安贫乐道”意识的支配下,农民没有不愿意安分守己而无故花高昂的代价去告“御状”的。有些地方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维护既得或期望利益,竟把《信访条例》当作一把尚方宝剑对上访农民围、追、堵、截,甚至以越级上访为由将农民判罪下狱。

  三、立法对策与建议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了走出“苦”字定律和克服“官逼民反”的社会规律,就必须采取铁的手腕千方百计确保农民得到和增加实惠,让农民充分享受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维护农民的切身权益。下面仅从农民权益保护的立法方面提出部分建议。

  1、首先必须明确立法宗旨和目的,即:维护宪法尊严,贯彻宪法精神,落实宪法内容,确保农民利益,繁荣农村经济,富裕农民生活,建设和谐农村。

  2、自始至终必须坚持:(1)平等原则,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农民和城市居民户籍平等、身份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社会权益平等、市场准入平等;(2)公平原则,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公平竞争、共同享有国家公共资源,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利益分配体系、国家投资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3)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彻底实现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人身权利、财产权益、知情权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4)“以人为本”原则,确立农民受尊重权,人与人和谐相处;(5)“不取多予”原则,以此来弥补因农业的先天脆弱性所引起的农民收入不足的问题。

  3、解决好农民的身份识别问题:法律必须要界定谁是农民的问题,即哪些人有资格享受《农民权益保障法》的保护、哪些人有资格依据《农民权益保障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明确,那么该法的保护对象就无法谈起,也就失去立法的原始意义。

  4、法律的调整对象问题:该法应该是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权益关系的法律。所谓不平等主体主要包括:农民与国家机关、农民与有国家机关背景的组织(包括个人,下同)、农民与以国家机关名义实施行为的组织。这里所指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机关各部门、被利用的国家机关及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和被利用的政府部门。

  5、法律性质问题:首先,该法不能成为行政法规。如果是行政法,就得归口政府部门,然而许多时候政府就是侵犯农民利益者,由犯法者执法,效果可想而知。其次,该法应涵盖民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内容,确立以个人赔偿为主、国家赔偿为辅的赔偿原则,即由侵犯农民权益的相关行为实施人对农民承担主要或完全赔偿责任,个人赔偿的力度和幅度要苛于民法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要求。再次,惩处侵犯农民权益的力度,要用刑法的措施,甚至要严于刑法。另次,该法是农民法,是“民告官”法,而不是“官告民”法。总之,该法直接产生于宪法,不受任何其它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影响和左右。它既不是行政法,也不是民法和刑法,而是含有行政法规、民法、刑法性质和内容的综合法,是制定其它与农民权益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母法,是上行法(即是“民告官”法而不是“官告民”法)。

  6、立法的主体内容

  第一,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内容要高度清晰,不能虚化和模糊。①赋予农民享有自主结社权,以维护自身权益。赋予农民和农民维权组织发布与自身利益有关的新闻、言论的现实权利和自由,当然农民和农民维权组织的活动不得违反现行宪法。该维权组织应该是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赞赏的“农会”,名称可别,但其权力、地位和性质不可异。②赋予农民真正的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农民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所占的比例,必须与其人口规模相一致,农民与工人、城市居民有同等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赋予农民参与直选或罢免“组官”、“村官”、“乡官”甚至更高一级官员的现实权利。③赋予农民知情权,农民有知晓国家和各级政府方针、政策特别涉农决策或事项的权利,政府部门应尽相应告知之义务。④赋予农民涉农事务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甚至规划权,政府应协助实现之义务。农民有权直接参与村(组)事务,甚至乡镇涉农事务,享有参与管理本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凡是有关涉农决策和规划必须要有本行政区域内2/3以上的农民支持才可以付诸实施,否则农民有权拒绝或抵制;或者如果有1/3—1/2的农民公开声称反对,那么该决策或规划就必须停止执行。

  第二,经济权利要具体、明确、详实。①完全免除农民负担。农民不须向任何部门缴纳、任何部门不得(或通过第三方,如价格、强买强卖等不公平交易及其它行为,或者有关组织和个人)向农民收取或转嫁任何税费(包括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排灌、生猪屠宰等费用)。,国家免费按需提供农业生产用水。在不违背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自愿捐助、救济、支援贫困农民及贫困学生或进行公共投入,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进行。②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基础上,所有权归农民所有,使用权可以农民自愿的方式进行流转(包括以土地作资入股进行集约化生产);除国防建设外,征占农民土地时,必须按市价实额补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否则,造成农民土地损失的,必须按市价的3倍以上赔偿,甚至动用刑法制裁。③农民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套取农民财产,但农民财产以自愿的方式可以自由进入市场流通。④农民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政府可以引导农民进行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调整,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进行农民不愿意的生产和经营,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以欺诈或变相欺诈的方式引诱农民进行有损农民利益的生产。⑤坚持农民收益自主支配权,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分配农民收益。⑥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加大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力度,对社会公共资源(包括医疗卫生等)或产品,农民拥有平等的享有(受)权,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歧视和限制。⑦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比例。中央和地方给农民的各种补贴,必须在相应一级普及率、覆盖面较高的电视、报刊、广播等大众新闻传媒(如)上予以公布。⑧农民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无偿占有农民劳动(包括货币化、实物化的劳动,下同),农民有权拒绝提供无偿劳动。
  第三,社会权益要惠及所有农民。①确保农民及农民子弟的受教育权,农民及农民子弟平等享有(受)教育资源。实行城乡一体化教育投资,采取城乡一体化教育,农民子弟可以自由选择城市学校就读,城市居民子弟也可以选择农村学校就读。全面无条件实行九年制完全免费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上学费用,贫困农民子弟可以免除或最高从半缴纳。②农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权,任何单位或组织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限制性规定。③农民平等享有(受)社会保障权,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农民实际纯收入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线时,国家应通过政府给予并提高有关补贴或生活补助。④农民享有健康救济权,平等地享有(受)医疗卫生资源。任何医院都必须无条件接诊(治)农民病人,任何医院和个人不得拒接、刁难、歧视农民病人,当本医院确实无力医治时,也必须提供转医(院)协助,农民医疗(药)费用应最高从半收取。⑤消除城乡户籍壁垒。城乡居民只要能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自由流动、迁徙。对进城务工农民实行免费登记制度,只要其持有有效身份证件,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另行索要或强制要求其办理其它任何证件,同时不得向进城务工农民收取任何费用。⑥促进农民平等享有(受)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此外,必须明文规定:①农民与其它自然人(如城市居民、工人)同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包括分享国家和社会建设、发展成果),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部门应尽帮助实现之义务;②农民有要求政府部门给予保护的权利,政府组织应尽保护之义务;③中央拓展的农民权益,地方不得克扣、截留和扭曲,否则必须追究相关行为实施人的政治责任,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④新闻、舆论和其它传媒有监督的权利,涉案部门或个人有提供方便的义务。⑤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整合上,国家应从平等原则出发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差别,给农民以事实上的公平,等等。

  (5)违法责任

  在违法责任部分,法律必须至少要涵盖以下内容:

  第一,非法剥夺或限制农民政治权利的,给予相关行为实施人相应的政纪(如免职)处分,严重的应追究相关行为实施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损毁农民名誉或心理、精神伤害的,该行为实施人必须公开为农民恢复名誉或心理、精神状态,同时向农民进行精神赔偿,并追究其它赔偿甚至刑事责任。

  第三,侵害农民财产(包括土地、宅基地、房屋等动产和不动产)的,应以侵害财产行为相关实施人为主全额赔偿农民财产,并处该财产价值的3倍以上罚款,罚款所得专款专用,其中1/2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1/2全部上交国家财政,用于财政支付农民维权组织的活动经费。罚款所得的来源和去向应定期在当地媒体上予以公布。

  第四,侵犯农民人身权的,从重给予侵权行为人相应的刑事处分,同时,侵权行为实施人应从精神上、心理上、医疗保健等方面承担完全赔偿责任。

  第五,在农民维权或诉讼过程中,干预公正司法或徇私枉法或打击报复或压制农民维权或有法不依的,给予相关行为人刑事处分;给农民带来损失的,相关行为人同时要赔偿农民5倍以上的损失。

  第六,侵犯农民权益的相关政府官员在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的同时必须免职。

  第七,因个人或因个人导致国家机关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消极作为或不尽相关义务,给农民造成损害的,相关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并处相应刑罚;因不可抗力导致国家机关损害农民利益的,国家承担完全赔偿责任。

  第八,凡发生赔偿责任的,如果是职务行为,则由侵权行为实施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或完全刑事责任,如果是个人行为,则由该个人(或个人组合)承担完全赔偿责任和完全刑事责任。个人财产(包括收入)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的,用个人财产(包括收入)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由其家庭财产(包括收入)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连带赔偿责任发生后仍不足以赔偿农民损失的,如果是职务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先由国家赔偿,国家赔偿后必须向侵权行为相关实施人追缴因赔偿的发生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同时给予侵权行为相关实施人相当的刑事处分;如果是个人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则用不足部分的数额比照刑法的相关或类似规定从重惩治侵权行为实施人。

  第九,所谓刑事处分(罚),主要是指最低监禁1天、最高监禁终生且不援引监外执行、取保候审等类似规则的刑罚。或者在现有刑法中直接增加“侵害农民权益罪”,依据侵害农民权益的类型(如加重农民负担、剥夺或限制农民政治权利、侵害农民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权益等)及其影响程度等方面加以细化规定。

  第十,赔偿责任发生后,赔偿基数应是农民的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成正比,比例系数应规定为至小是2的正整数,具体系数的确定以损害给受害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程度为基准。

  第十一,侵犯农民权益应该给予的其它惩罚(制裁)。

  7、值得关注的其它问题

  (1)法律的实施(执行)主体问题:农民的自主性维权组织就是农民权益保护的实施主体,代为农民维权时可以自主介入,也可以受邀介入,不受任何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维权组织的活动经费,由上一级国家财政支付,同时接受社会和有关组织捐赠。维权组织的活动和财务情况定期向农民公布,经费使用情况接受农民和捐赠组织的监督。

  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部门(包括农业部门)不宜作为该法的执行主体,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应尽力协助农民和农民维权组织公正维权。

  必须要做到“有法必依”,如果“有法不依”,那么“有法”比“无法”的危害更大。

  (2)农民权益保护的时效问题:只要农民有寻求权益保护的理由,就不受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时效限制。

  (3)正当防卫问题:不论有关人员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只要侵害农民利益且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农民就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包括集体正当防卫)。

  (4)举证问题:(1)农民可以举证的情况下,可以由农民举证;(2)在农民举证不足或无法举证的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3)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和“正置”相结合的原则。

  (5)法律的实用性问题:为及时、完全保护农民权益,法律必须做到合身、得体、详实、具体、细化、可操作性强。空洞的、笼统的、不以农民为本的法律,“有法”比“无法”更可怕!

  (6)法律的适用问题:凡与本法冲突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或法律条款不再适用,以本法执行。

  “非典”时期的吏治、法治、政治(有令必行、有情必报、政令畅通、违令必责、违法必究等)表现,得到了全社会一致的好评,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许。对农民权益的拓展和保护、对侵犯农民权益的组织特别是相关个人的惩处,也应该采取“非典”时期的整治力度,用铁的手腕辅以国家强制力的震慑狠杀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村)和某些“官员”的霸气,严厉打击损害农民权益的“地头蛇”,以维护“博奕”中的中央和法律的绝对尊严和权威。

  农民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保护农民权益不仅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更是为国家的政治建设和持久稳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