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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发展与转型:回顾、评述与前瞻(精华版)

编辑:admin 作者: 钱文荣 朱嘉晔 时间:2018-10-11 09:37:54 访问次数:73

2018年6月29日至30日,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上,来自二十多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农民工问题的历史演变与研究视角、农民工的流动与城市融入、农民工的转型与未来发展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农民工问题的历史演变与

研究视角


黄祖辉从总体上概括了农民工的形成和轨迹:一是农民的职业转变,从农民到农民工,但身份并没有转变;二是从改革以前乡村单栖人口到城乡两栖人口,形成了农村“三类留守人口”现象;三是农民从80年代的就地转移到后来的异地转移,即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再到现在的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城市化与市民化;四是农民工的代际变化,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2017年“80后”农民工占比已超过一半;五是农民工从外流到回流,从外出创业到返乡创业。


针对农民工流动的路径演变规律,张藕香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农民工流动进程划分为了六个阶段,发现不同年代的农民工流动有着相同的逻辑,即年代初期流动持续向好,年代末期流动面临危机,这种现实境遇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主导的结果,也是政策逻辑的体现。


改革开放至今,对农民工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视角。刘传江对目前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总结了四种视角:状态视角,进程视角,分化视角以及道路视角。


二、农民工的流动与城市融入


(一)农民工的收入、支出与就业

与会者对迁移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基本没有争议。钱文荣通过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简称CRHPS)数据的梳理,发现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两倍。方师乐认为应该意识到低收入农户的流出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和缩小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并关注来自于不同方言区域的农民工的异质性。


在农民工的支出方面,钱文荣研究发现,支出结构中农民工家庭食品支出占比逐年下降,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却明显增长,文化娱乐支出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农民工正逐渐了解并适应一些城市的文化观念和娱乐习惯。另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单纯地以赚钱谋生为主要目标,而是更关注个人价值与公正待遇的实现。


叶俊焘关注了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居住隔离对农民工的职业稳定和工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居住隔离对职业稳定负向影响的缓解需要公共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发挥,而对工资负向影响的缓解则需要依靠个体有效社会网络的形成。因此,城中村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化发展有一定的积极贡献,盲目排斥城中村的政策导向需要被重新审视。


专业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民工的职业表现显得至关重要。沈苏燕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追踪数据,发现专业技术培训显著提高了农民工选择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的概率,而降低了农民工选择自雇和务农的概率;不仅显著提高了选择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的农民工的收入,而且也显著提高了农民工样本的整体收入。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有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数量逐年提高,但总体覆盖比例还比较低;社会医疗保险覆盖情况有所改善,相比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加愿意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支出占农民工支出结构的比例提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健意识正在增强,但钱文荣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工参与的社会保障还是农村地区的,导致一方面“浪费”着已有农村社会保障资源,另一方面负担着城市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开销。温兴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使用新农保时会产生较大的制度成本,城市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更大,农民工更能从城市医疗保险中受益。


(三)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钱文荣的研究发现,年龄、婚姻、代际和兄弟姐妹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另外,公平感知度、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以及主观幸福感等心理资本也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


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同样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付明辉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可及性两个方面构建了公共服务获得感指标,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提高,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意愿显著增强。李东平的研究也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后发现存在着“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城市定居意愿”的逻辑链条。


(四)农民工的回流与创业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也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张贵友通过对安徽省六安市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总结了当地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包括基本生存型、政策引导下的产业带动型以及打工转型回流型。农民工的回流创业,不仅提升了当地农村消费水平,改变了农村生活方式,也带动了家乡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要素整合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在良好的政策支持下,部分回流农民也完全有条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但田北海认为,有条件并不意味着回流农民一定愿意并实际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因为这会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有培训经历和资金来源渠道广的回流农民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对惠农政策、举措感知越充分,回流农民越有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喜爱农民程度越深、土地流出意愿越弱,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


在研究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他们在城市的创业问题。吴磊聚焦文印业的“新化群体扎堆创业现象”,指出创业潮涌效应作为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独特作用机制,已成为农民工同乡同行扎堆创业发展壮大的又一重要因素。


另外,城市的农民工创业者作为最活跃的因素,正推动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操家齐基于快递业“三通一达”案例的考察,认为城市农民工创业者为了扩大生存空间,以低成本而理性的方式针对不合理制度框架的束缚进行反复冲撞,而政府基于使命驱动包容着创业者的冲撞行为。正是这种上下合力推动既有格局的调整,逐步实现相关职能的转变。


三、农民工的转型及对策建议


在历史变革的关键节点上,农民工的诸多问题究竟如何解决,与会专家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陈志钢指出,中国目前已拥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扶贫治理体系,也有较为健全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民工却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陈志钢建议建立城乡统一的贫困测量、识别、瞄准和干预体系;确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战略方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村教育、营养状况,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革扶贫财政体系和创新金融机制。


基于城乡人口布局的角度,党国英认为,如果中国对城乡区划制度作出适当改革,降低城市门槛,城市人口总量就会显著增加。通过改革,一批村庄特别是建制镇所在地的居民点,应该被划为“县辖市”。将“市管县”制度撤销,再将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做大幅度的合并,全国合并到800个以下就可以全面推行“省直管县”,并在每个县里发展几个“县辖市”。全国各类城市发展到3500个左右,这样也不需要将每一个建制镇当做“城市”,就是踏踏实实的农村镇,全国这种镇可以有3~5万座。三产融合、乡村旅游、农业服务以及“逆城市化”人口,都适合落在这样的镇上。


乡村振兴究竟应该助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是让农民回流乡村?对此,黄祖辉主张未来农民工的走向应有三种。一是市民化农民工:坚定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障碍,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与城乡社保一体化的相互协同;拓宽农民工市民化途径,实现农民工就地与异地市民化协同;完善城市治理水平。二是创业型农民工: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与就业业态;鼓励自主创业与合作创业;实现农民工进城就业与返乡创业协同;把握劳动力替代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三是高素质农民工:加快多种类型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转型期农民工就业适应性和就业能力;提高教育公共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水平。


钱文荣认为,人的融合是实现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而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一方面应该意识到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虽然逐年改善,但与城镇居民相比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支持力度,将成为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手段。此外,努力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加快推动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当务之急。


作者:钱文荣   朱嘉晔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