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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农民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编辑:hesx 作者: hesx 时间:2018-07-02 15:01:03 访问次数:352

6月29日-30日,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宁波大学以及我校等二十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民工的贡献与发展主题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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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开幕式嘉宾合影

江山舞主任代表城研院向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他从自身的经历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什么,城市为了谁的利益”这个主观的命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三个方面的体会:第一要关注共建也要关注共享;第二要关注原住民或者是杭州人,也要关注新杭州人;第三要努力关注新杭州人,共享民生改善成果。

黄祖辉教授代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向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农民工问题”这个题目,黄老师说:“农民工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也是城乡交融的题目,很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既有很多政策和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希望通过在座各位的研究,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民工的问题进行回顾梳理,更对我国农民工未来发展的研究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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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陈志钢 | 建立城乡统筹的扶贫战略 — 要特别关注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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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扶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赋予农民工专门的应有地位,农民工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陈志钢在主旨发言中表示。

在陈志钢看来,城镇有着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民工贫困在体制和政策层面基本空白,比如难以享受城镇扶贫待遇,难以被列入农村扶贫对象,随迁子女教育难以进入城镇正规教育体系内。

当前,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预计到2020年实现应保尽保、制度全覆盖,但在缺乏全国城乡统筹的扶贫政策的背景下,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仍存在障碍。所以,建立城乡统筹的扶贫战略, 需特别关注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

基于此,陈志钢建议建立城乡统一的贫困测量、识别、瞄准和干预体系;确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战略方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村教育、营养状况,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革扶贫财政体系和创新金融机制。

党国英 | 现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 — 对城乡区划制度作出适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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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城市化水平可能被低估。按照国际上替代城市概念的‘人口稠密区’概念,我国不仅绝大部分建制镇是属于城市范畴,就是一些村庄也属于城市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院党国英认为,现实中我国农村大量的所谓农民,是不真正下地的“地畔农民”。

我国自耕承包地以及租地经营的人口,现在应该在4亿左右,而实际的城市化率估计已经达到65%以上。这意味着,今后每年需要进城的实际人口应该显著小于1500万人,待“城市化”的人口也不是3亿,而不到2.3亿。

党国英表示,如果我国对城乡区划制度作出适当改革,降低城市门槛,城市人口总量就会显著增加。通过改革,一批村庄,特别是建制镇所在地的居民点,应该被划为“县辖市”。将“市管县”制度撤销,再将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做大幅度的合并,例如陕西秦岭以南的25个县区,可以合并至7、8个,全国合并到800个以下,就可以全面推行“省直管县”,并在每个县里发展几个“县辖市”。全国各类城市发展到3500个左右,这样也不需要将每一个建制镇当做“城市”,就是踏踏实实的农村镇,全国这种镇可以有3-5万座。

黄祖辉 | 经济转型震荡期给农民工带来空前挑战 — 农民工的转型与发展的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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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转型升级不仅‘腾笼换鸟’与‘机器换人’,而且要‘电商换市’,可那个‘鸟’如何办,黄祖辉看来,经济转型震荡期,对农民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国际贸易战升级,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不平衡战略的高速发展已不可持续,农民工乃至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就业正面临空前挑战。

一线城市改造中的拆迁与整治,发展新产业、新经济,形成倒逼机制,城市如何善待农民工?乡村振兴究竟应该助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是让农民回流乡村?

要让中国“农民工”这个称呼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要让中国“农民”这个名词不再隐晦难懂!农民工也面临着转型与发展。

对此,黄祖辉认为未来农民工走向应当是:

市民化农民工:坚定破解农民工市民化制度障碍,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与城乡社保一体化的相互协同;拓宽农民工市民化途径,实现农民工就地与异地市民化协同;完善城市治理水平。

创业型农民工: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与就业业态;鼓励自主创业与合作创业;实现农民工进城就业与返乡创业协同;把握劳动力替代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

高素质农民工:加快多种类型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转型期农民工就业适应性和就业能力;提高教育公共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水平。

刘传江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四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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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江就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农民工问题总结了四种视角。

一是状态视角。农民工当前呈现出边缘化状态,这种边缘化状态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工作性质上的边缘化,还体现在继承性、社会心态、以及居住分布上的边缘化。

二是进程视角。从宏观进程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升级、乡村变迁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升级是三条密切相关、平行发展的动态发展主线;而微观进程上则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中国路径——穿越“双重户籍墙”。

三是分化视角。刘传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已分化为不同特征行为的亚群体,具体表现为按年龄划分的农民工的代际分化,以及按照转移特征划分的农民工的转移类型分化。

四是道路视角。中国特色的三条市民化道路:一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主导的政策规制型市民化;二是市场导向型改革时期的市场吸纳型半市民化;三是企业战略推动的统筹发展型就近市民化。

钱文荣 |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趋势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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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荣通过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CRHPS)数据的梳理,从四个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和趋势。

经济融入层面,从就业情况来看,一方面,愈来愈多的农民工开始在城镇自主创业,另一方面农民工家庭正呈现“脱离”农业的趋势。从收入情况来看,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两倍,但比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较大差距。在支出结构上,农民工家庭食品支出占比逐年下降,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却明显增长,农民工的医疗保健意识正在增强。

社会融入层面,主要从社会保障情况来看。有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数量逐年提高,但总体覆盖比例还比较低;社会医疗保险覆盖情况较好,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愿意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文化融入层面,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支出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农民工正逐渐了解并适应一些城市的文化观念和娱乐习惯。另外,以文化接纳的视角来看,从老一代农民工到80后、90后,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和每个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间都呈递减趋势。这可能表明,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单纯地以赚钱谋生为主要目标,而是更关注个人价值与公正待遇的实现。

身份融入层面,以“获得非农户口意愿”作为代理指标分析,发现新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加强烈的城市融合的意愿。

在此基础上,钱文荣认为,首先,贫困依然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障碍。其次,加大对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支持力度,将成为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手段。第三,努力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当务之急。